中国古代并没有身份证，倒是有两样与身份证相似的证件，那就是符牌与传信。相较而言，符牌侧重于表明身份，传信侧重于准入通行。从功能层面看，似乎可以得出“符牌+传信=身份证”的等式，但从内涵渊源来看，符牌、传信与身份证只是形式相近，本质却大不相同。
　　符牌：都是有身份的人
　　符牌最早是兵权及君权的象征。《史记·五帝》所记载的“轩辕氏北逐荤粥，合符釜山”里的“符”，其实就是兵符。古人的符牌带有防伪功能，《说文解字》称其“分而相合”，也就是先将一整块符牌一分为二，使用时双方各执一半，合在一起以验真伪——现代汉语中的“符合”一词，也正是渊源于此。
　　秦汉以后，符牌逐渐衍生出节、虎符、竹使符等门类。苏武持节出使匈奴，所持的节也属此类。虎符与竹使符则一主發兵、一主征兵。
　　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种符牌渐渐与官员的身份有了交集。唐朝时，朝廷根据官员不同的品级发放金、银、铜制的鱼符，值得一提的是，五品以上的官员还佩有专门的鱼袋。到了宋朝，鱼符被废除，但鱼袋保留了下来，文豪苏东坡便曾被赐以银色鱼袋，以代表着他朝廷命官的尊贵身份。
　　到了明清时代，符牌渐渐褪去了唐宋的古韵森森，最终演变成牙牌与腰牌。明朝牙牌上除了朝臣的姓名和官职，有时还会刻上使用范围与禁令。清朝腰牌就更为完备，还加上编号、年龄、相貌特征、发牌年代等，在形制上和后世的身份证已经大同小异。
　　即便如此，牙牌与腰牌也不宜被视为中国古代的身份证。符牌所证明的并不是某一个体的身份，而是某一阶层的权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牙牌、腰牌代表了官员的等级地位，而防伪功能只是基于这种等级地位的自然延伸。手握符牌的人，不是“有身份证的人”，而是“有身份的人”。
　　传信：留下凭证才能过
　　再说传信。古代中国的人口流动并不算频繁，但终究不可避免。为了保证这种流动的正常进行，传信便应运而生。
　　传信是古代过关津、宿驿站、乘驿站车马的凭证。与符牌不同，传信一般是普通吏民所使用的一次性证明，上面所记载的信息更详细。传信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韩非子·说林上》中讲述到：“田成子去齐，走而之燕，鸥夷子皮负传而从。”陈奇酞作注道：“传，信也，以增帛为之，出入关合信。”从这两段记载来看，传信有些像是身份证、介绍信、预付卡的混合体，而且其防伪方式与符牌一样都是“两相堪合”。
　　汉朝任选官员使用察举制，受到征召的人持有传信，可以免费乘坐朝廷车马。不过与陈奇酞所说的“以增帛为之”不同，汉朝的传信多以木制，上面记载相关信息再加盖御史大夫的印章。两汉四百年间，不知有多少出身寒门的子弟在这种小木条的指引下成为国家栋梁。
　　与传信相似的还有过所。过所在唐朝最为盛行——唐朝商业兴盛，幅员辽阔，为了有效打击偷漏国税、逃避赋役等活动，过所的申请手续颇为繁复：申请者要将人数、身份、申请理由、携带货物、行经路线等详细说明，必要时还要附交有关证件。吐鲁番曾出土过一份《石染典过所》，上面密密麻麻写了24行文字，加盖了好几个地方印章，可以清晰看出持有者的出行目的、行程路线等信息。
　　传信同样也不能看作身份证的滥觞。传信所针对的重点是“出入”这一事件而非使用者本人，如果没有人口流动，传信便没有了存在的必要，这与身份证的人身属性有着本质区别。
　　户籍：民不迁农不移
　　为什么古代中国诞生了符牌、传信，却没有孕育出身份证制度呢？这个问题，倒是可以在古代户籍制度中找到答案。
　　早在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便费尽心力将户籍制度与土地、赋税制度相结合，以预防人口流失。楚国的户籍册详细记录了居住者的居住地与身份，宋国的户籍册配有相应的地图，秦国更是实现了“国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的精细化管理。
　　可见，在古代君主眼中，人口只是活动的“财产”，所以户籍制度也就成了朝廷管控人口的工具，与公民权利毫无关系。秦朝自商鞅变法后户籍制度愈加严格，每个人的户籍信息中甚至附有由画师所画“照身贴”，人口迁移时不办理“更籍”即为“阑亡”。
　　当人口成为“财产”，三
　　六九等的划分自然也不可避免。秦国的户籍政策已经有了“宗室籍”“爵籍”等“高阶户籍”。西汉《户律》更进一步按资产将民籍划分成了“小家”“大家”等户，人口本身的“财产”属性进一步得到强化。
　　朝廷对人口的管控直到唐朝实施“两税法”才渐渐放松。其后经过明朝的“一条鞭法”、清朝的“摊丁入亩”层层推进，户籍政策与赋税制度愈加渐行渐远，人口的流动也由此摆脱土地的束缚。而只有当户籍政策不再成为朝廷管控人口的工具时，作为公民权标志的身份证制度才有可能逐渐孕育出来。古代中国只有符牌与传信却没有孕育出身份证制度，其原因也在于此。（来源：《法制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