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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妻子陷入昏迷、靠呼吸机维持生命的第七天，文裕章做出了一个外人觉得不可理喻的举动，强行拔去妻子的氧气管，致其身亡。拔管使文裕章背负上“杀妻”的罪名。这是一个怎样的男人，为什么做出“杀妻”之举？“杀妻”事件又给他的人生与家族带来什么改变？
人家说本命年要么很旺，要么很衰。
向来信神的文母，打算按规矩过了正月就去给本命年的小儿子文裕章求庇佑。2009年2月9日晚，正是牛年的元宵节，她跟亲家肖桂莲在大儿子家里打麻将，还体贴地包了封2000元的利市给亲家当麻将本，而儿媳胡菁这晚却突然在家里晕倒。
从来只跪过祖先和过世亲人的文裕章，和母亲一起跪倒在医生面前，哭着求医生救回胡菁这条命。
连着7天，文裕章每天都在ICU里跟毫无反应的妻子说上20多分钟，说“你想吃什么海鲜我做给你啊，孩子们很想妈妈快点醒啊，我们一起去日本啊”，他不甘心地一次次去问医生情况如何，然后又一次次听到医生抱歉地说“连植物人的情况都不如”。
医生决定给胡菁做切喉手术，手术的副作用是可能引起肺部感染并导致多器官衰竭。2009年2月16日下午3点多，文裕章在手术前去看望胡菁，见她全身插满管子，他说，他当时想，“为什么还让她受这个苦呢？为什么不能让她的身体保持完整呢？”一刹那间，文裕章像发了狂般拔掉了胡菁的呼吸机管，他紧紧抱住她的头，任凭身边的医护人员拉扯自己也不放开。
4时左右，胡菁被宣告死亡，文裕章呆滞地送胡菁到太平间。
学法律的文裕章被以涉嫌故意杀人罪逮捕，从此，他的名字前多了个“拔管杀妻丈夫”的前缀。
在度过一年又10个月的看守所生涯后，2010年12月9日，因涉及“安乐死”争议话题广受瞩目的文裕章等来了“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的一审判决，家人帮他办理了取保候审后，这天下午，37岁的文裕章“自由”了。
小两口
2010年12月9日下午3时45分，深圳市第二看守所内的路上，佝偻着背走出来的文裕章看到记者的镜头，马上用手中的杂志遮住脸。
门口，寒风吹起哥哥文裕斌和母亲的衣角。
文裕章人生的日历永远跳不过2009年2月16日这天，不然，他也许仍然像大多数广东已婚男人一样，返工、放工、饮茶、食饭。
在那天之前，哥哥文裕斌觉得，这个“大事听父母、小事听老婆”的弟弟有什么烦恼呢？可能都是些“明天到哪饮茶、放假跟孩子去哪玩”之类的琐碎事。弟弟命好，人生太顺利。老大文裕斌高中毕业就去香港做了三年“泥水工”，而老幺文裕章高中毕业后被家人安排自费读了中南政法学院，回来进了深圳岗厦股份有限公司工作，父亲2000年去世前就是这家公司的副董事长。
在对钱的态度上，“没挨过”的文裕章和“挨过”的文裕斌相差挺大，当年文裕斌在香港打工一年挣400块钱时，还要交一半给母亲帮着存起来。一次文裕章买了一个GUCCI包被问多少钱时，他轻松地答：“才3000多，随便拿来买菜用啦。”文裕斌反应很大：“3000多耶，他说才！”
住着大型小区里的联排别墅，哥哥是邻居，姐姐在附近，出门有宝马轿车，妻子赋闲在家，有儿有女，一笔写不出第二个“好”字，日子富足平淡，他不需要自己去“搏”（奋斗），每月能从母亲那里领到1万5千元左右的生活费，如果有什么大笔支出，还会向母亲另外申请。
原本一条平淡的生活路，却全部因他持续数分钟的冲动改变了。如果能扒开大脑看，那一刻他脑子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文裕章在法庭上，以及面对反复追问的记者解释自己拔管的原因，说他因为经历过昏迷的父亲在开喉手术第二天就器官衰竭而去的痛苦，“想让她有尊严地离开。”
爱一个人怎么会是让她死，而不是陪她生呢？更何况这份爱还是他坚持争取来的呢。话不多的文裕章只说,“如果你不相信的话，我说什么你都不会相信。一件事发生在不同人身上，每个人想法不同，做的肯定不同。”
在文母看来，拔管时的文裕章“看上去怪怪的”，不像自己熟悉的儿子。“他是很宠老婆的人哦，家里装修全都听老婆的话，老婆当着我面数落他，他也无所谓！”
文裕章和胡菁十几年的感情从大学开始，中南政法学院的同学们都见证了他俩的恋情。那时大学校规严，男女生不准随便进入宿舍，这个同学们口中的“大广”，每晚到女生宿舍楼下大声喊着胡菁的名字，然后胡菁就满脸甜蜜地跑着下来，小情侣亲密的背影就逐渐走远。
帮文裕章搭线来学校读书的一位学校负责人打电话给文父，明白地提醒：“你们广东人跟武汉姑娘能过到一起吗？”
文裕章形容自己性格“比较随和”，不喜欢和人起争执。知道父母不赞成，他闷闷不乐，开摩托车还受了伤。见他这样，父亲把他叫来，一字一句宣布：既然你们决定在一起，以后无论贫穷富贵，都自己承担，我再也不理！
文裕章结婚两年，文父撒手而去，但他这句掷地有声的话，反复响在文母的脑子里。文裕章在看守所的时候，文母做梦梦见老公，她哭着喊，你帮帮我管下儿子啊。梦里文父没有说话，扭头而去。
红颜知己
文裕章跟着胡菁，管岳母肖桂莲叫“老娘”（武汉话）。
肖桂莲不原谅文裕章，她甚至怀疑，胡菁是因为发现文裕章有“小三”而气得发病，而文裕章与第三者关系暧昧，拔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不是一时冲动。
肖桂莲知道文的存在时，二女儿胡菁和文已经谈了两年恋爱，“感情好得不得了”。肖对文裕章的第一印象就是，“连话都不怎么会说”。对于一个妈妈来说，心里很不希望女儿远嫁，“我年纪大了，远了连照顾都不方便是吧？”可是女儿喜欢，妈妈没办法，只好由她。
胡菁有了孩子后就做了全职太太，家里没有请保姆。她每天的生活除了管家里的事，就是逛街、购物、美容，她很少读书看报，更少碰电脑上网，她的圈子很小。2007年10月，胡菁的同班同学回武汉10年聚会，负责华南片区联系的同学打电话找到了胡菁，她高兴地说“好啊好啊”，但是临成行前又以孩子小为由拒绝了。
文裕章回忆起胡菁曾问过自己，老公你怎么也没什么应酬啊？
不过，在公诉机关向法庭提交的证据里，文裕章在胡菁昏倒前的三个月，有一位短信和通话频繁的“红颜知己”。这名24岁的张姓女孩，是一家地产公司的职员，因和文裕章公司合作拆迁工作而被派驻来，工作组里只有张一个女性，同事们记得一拿她开玩笑就脸红。文裕章说，两人只是关系较好的朋友，“一间办公室里两个人最年轻，又坐对面，也比较聊得来。”
因这段关系，公诉人在庭上指责文张二人之间短信内容“极其暧昧”。拆迁办的其他工作人员则认为文张二人不可能，因为两个人都很老实，而且张已经有男朋友了，“也是深圳本地人，家里有两栋楼。”
胡菁住院那几天，两人的通话时间有两天都一次聊了2、3个小时，在法庭上回应公诉人时，文裕章未否认：“我当时很痛苦压力很大，那是她一直在安慰我，说实话我很感激她。”
文裕斌以自己对弟弟的了解，觉得这个“第三者”的怀疑是无稽之谈：“大家都是成年人，一个是只认识了三个多月的人，一个是在一起十几年的老婆，他怎么会为了一个没什么感情基础的人，在大庭广众之下去杀自己的老婆呢？他有那么蠢吗？”
文裕章出事后，张也辞职了。现在别人一提起张，文就变得有点敏感：“再也没有联系过！”
亲家变冤家
文裕章拔管后，胡菁的姐姐胡蓓打通了报警电话。肖桂莲在派出所录下的第一份口供里也提到，“他们夫妻感情很好”。那个时候她还想不明白，女婿为什么要这么做。
文裕章关押在看守所期间，肖桂莲仍然住在女婿名下的屋里，照顾女儿的两个孩子，她本来只是来深圳过春节的，却一呆就是两年，她向“杀了女儿”的女婿提出民事诉讼赔偿，并开打一场遗产继承官司。
在胡菁去世近3个月后，文裕斌录下了一段“谈判”录音，这段后来被胡蓓承认的录音里，文家提出先处理胡菁的身后事，而肖桂莲和大女儿胡蓓坚持，文裕章名下物业，属于胡菁夫妻共同财产，肖桂莲可以继承部分，她们算出可继承的数据，觉得应得1000万元，包括文家一栋拆迁楼的补偿。
“人家说破财消灾，只要我们承担得起，大家都能谈。但那栋楼是我们的祖业啊！”文裕斌不忿地说。
两个孩子和外婆住在一起，但也时常到奶奶和大伯家。文家那边听到两个孩子说，外婆跟他们说“爸爸杀了妈妈”。而肖桂莲则听两个孩子问自己，是不是想要文家的钱。
住在隔壁的文母负担两个孩子的学费和生活费，每个月固定交给肖桂莲2000元，文母心疼孙儿，时不时买些菜啊鱼呀、油呀米啊之类的，但肖桂莲不准她进屋，每次只能按下门铃放在门口。不过有次肖桂莲见文母肩背着米送来，跟亲家说：“你也这么大年纪了，这么重，怎么不用个小车子拉着呀？”文母说：“我不习惯！”
看守所里，文裕章在写给家人的第一封信里，特意向岳母道歉。
因为成了知名人物，不时有新进来的犯人跟文裕章通报他的新闻动向，“你前几天又上了好几个报纸头版！”“电视又报道你了！”而当律师转达岳母对他的民事诉讼要求后，文裕章的内疚之情开始越来越复杂。
肖桂莲觉得文家并没有赔偿的诚意，她也不觉得文裕章是真心悔罪，因为她听说在文裕章后来的信里，写自己这个岳母“想钱想疯了”。
肖桂莲提起的1000万遗产官司还没有结果，不过文家已同意支付128.5万民事诉讼赔偿（包括胡菁丧葬费、两个孩子生活抚养费和精神损失费在内的赔偿），在法院的调解下，文裕章取保候审那天，文家将钱转给了肖桂莲。
补过的父亲
文裕章成了全职爸爸。未来他可能是继续缓刑，也可能有新的刑期。“我做错了，也受到了惩罚。”因为自己的错给家人带来的影响，他说他深深地内疚。
文母又养起了这个儿子的全家。
文裕章每天接送孩子，周末带他们出去玩，还参加了幼儿园的亲子活动。儿子的班主任施老师明显感觉到，那个以前没有安全感、常躲在角落里的沉默小男孩，现在开心多了。
很自然地，文裕章把更多注意力放在胆小软弱的儿子身上，“他比较小嘛。”一天，他看见儿子坐在沙发上默默流眼泪，立刻问：“怎么了？姐姐欺负你了？”然后劈头盖脸批评了女儿：“弟弟还小，你要照顾他，怎么能欺负他！”10岁的女儿太硬颈（犟），文裕章觉得两年没见，她变得没什么规矩，“别人送东西也不说谢谢！”但是他又想想，女孩10岁了，马上要进入生理发育期，“我也不太懂她那些少女心事。”
1月4日，文裕章在全家人的陪同下，走进了自己名下的房子，这次还出动了年近90的爷爷。
文家跟肖桂莲说，毕竟文裕章作为爸爸，应该承担起更多照顾两个孩子的责任，如果她愿意，就和文裕章一起生活。肖桂莲收拾行李离开，跟文裕章住一个屋檐下？“不可能！我没有这个欲望，我搞不懂他这个人。”
文家人开始清点物品，发现胡菁的名牌包包、手表包括比较好的衣服，都已不在房内，于是，文裕斌打电话报警，报称损失30万元。
女儿放学回到家，发现住进来了爸爸和奶奶，而那个从出生就照顾她的外婆已不知去了哪，她什么都没说，只在找水壶煲水时发现只有个底座时，生气地喊了句：“不是吧？连水壶都偷！”
文裕章第一晚和儿子睡一张床。胡菁昏倒的主人房还没收拾，会不会住进去，文裕章“听老人家的”，“经过了这次，我以后什么事都会跟家里人倾（商量）下先。”
每天下午五时，文裕章习惯地佝偻着背，走路去接孩子们放学。
一家三口回家的路上，女儿一直快步走在前面。爸爸亲密地抱起儿子，过一会儿又喘息着放下，拍拍儿子肚皮说：“你太胖啦，要减肥啊！”儿子无声笑着。旁边人说：“你算瘦的，你儿子是块头大。”文裕章自然地接话：“他像妈妈啊。”
除此之外，没有人提起孩子们的妈妈。女孩生日的时候曾看见一只黑色的蝴蝶，她跟外婆肖桂莲说：“看，妈妈飞回来看我了！”
而事实上，他们的妈妈仍然躺在殡仪馆的冰柜里。
人家说本命年要么很旺，要么很衰。
向来信神的文母，打算按规矩过了正月就去给本命年的小儿子文裕章求庇佑。2009年2月9日晚，正是牛年的元宵节，她跟亲家肖桂莲在大儿子家里打麻将，还体贴地包了封2000元的利市给亲家当麻将本，而儿媳胡菁这晚却突然在家里晕倒。
从来只跪过祖先和过世亲人的文裕章，和母亲一起跪倒在医生面前，哭着求医生救回胡菁这条命。
连着7天，文裕章每天都在ICU里跟毫无反应的妻子说上20多分钟，说“你想吃什么海鲜我做给你啊，孩子们很想妈妈快点醒啊，我们一起去日本啊”，他不甘心地一次次去问医生情况如何，然后又一次次听到医生抱歉地说“连植物人的情况都不如”。
医生决定给胡菁做切喉手术，手术的副作用是可能引起肺部感染并导致多器官衰竭。2009年2月16日下午3点多，文裕章在手术前去看望胡菁，见她全身插满管子，他说，他当时想，“为什么还让她受这个苦呢？为什么不能让她的身体保持完整呢？”一刹那间，文裕章像发了狂般拔掉了胡菁的呼吸机管，他紧紧抱住她的头，任凭身边的医护人员拉扯自己也不放开。
4时左右，胡菁被宣告死亡，文裕章呆滞地送胡菁到太平间。
学法律的文裕章被以涉嫌故意杀人罪逮捕，从此，他的名字前多了个“拔管杀妻丈夫”的前缀。
在度过一年又10个月的看守所生涯后，2010年12月9日，因涉及“安乐死”争议话题广受瞩目的文裕章等来了“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的一审判决，家人帮他办理了取保候审后，这天下午，37岁的文裕章“自由”了。
小两口
2010年12月9日下午3时45分，深圳市第二看守所内的路上，佝偻着背走出来的文裕章看到记者的镜头，马上用手中的杂志遮住脸。
门口，寒风吹起哥哥文裕斌和母亲的衣角。
文裕章人生的日历永远跳不过2009年2月16日这天，不然，他也许仍然像大多数广东已婚男人一样，返工、放工、饮茶、食饭。
在那天之前，哥哥文裕斌觉得，这个“大事听父母、小事听老婆”的弟弟有什么烦恼呢？可能都是些“明天到哪饮茶、放假跟孩子去哪玩”之类的琐碎事。弟弟命好，人生太顺利。老大文裕斌高中毕业就去香港做了三年“泥水工”，而老幺文裕章高中毕业后被家人安排自费读了中南政法学院，回来进了深圳岗厦股份有限公司工作，父亲2000年去世前就是这家公司的副董事长。
在对钱的态度上，“没挨过”的文裕章和“挨过”的文裕斌相差挺大，当年文裕斌在香港打工一年挣400块钱时，还要交一半给母亲帮着存起来。一次文裕章买了一个GUCCI包被问多少钱时，他轻松地答：“才3000多，随便拿来买菜用啦。”文裕斌反应很大：“3000多耶，他说才！”
住着大型小区里的联排别墅，哥哥是邻居，姐姐在附近，出门有宝马轿车，妻子赋闲在家，有儿有女，一笔写不出第二个“好”字，日子富足平淡，他不需要自己去“搏”（奋斗），每月能从母亲那里领到1万5千元左右的生活费，如果有什么大笔支出，还会向母亲另外申请。
原本一条平淡的生活路，却全部因他持续数分钟的冲动改变了。如果能扒开大脑看，那一刻他脑子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文裕章在法庭上，以及面对反复追问的记者解释自己拔管的原因，说他因为经历过昏迷的父亲在开喉手术第二天就器官衰竭而去的痛苦，“想让她有尊严地离开。”
爱一个人怎么会是让她死，而不是陪她生呢？更何况这份爱还是他坚持争取来的呢。话不多的文裕章只说,“如果你不相信的话，我说什么你都不会相信。一件事发生在不同人身上，每个人想法不同，做的肯定不同。”
在文母看来，拔管时的文裕章“看上去怪怪的”，不像自己熟悉的儿子。“他是很宠老婆的人哦，家里装修全都听老婆的话，老婆当着我面数落他，他也无所谓！”
文裕章和胡菁十几年的感情从大学开始，中南政法学院的同学们都见证了他俩的恋情。那时大学校规严，男女生不准随便进入宿舍，这个同学们口中的“大广”，每晚到女生宿舍楼下大声喊着胡菁的名字，然后胡菁就满脸甜蜜地跑着下来，小情侣亲密的背影就逐渐走远。
帮文裕章搭线来学校读书的一位学校负责人打电话给文父，明白地提醒：“你们广东人跟武汉姑娘能过到一起吗？”
文裕章形容自己性格“比较随和”，不喜欢和人起争执。知道父母不赞成，他闷闷不乐，开摩托车还受了伤。见他这样，父亲把他叫来，一字一句宣布：既然你们决定在一起，以后无论贫穷富贵，都自己承担，我再也不理！
文裕章结婚两年，文父撒手而去，但他这句掷地有声的话，反复响在文母的脑子里。文裕章在看守所的时候，文母做梦梦见老公，她哭着喊，你帮帮我管下儿子啊。梦里文父没有说话，扭头而去。
红颜知己
文裕章跟着胡菁，管岳母肖桂莲叫“老娘”（武汉话）。
肖桂莲不原谅文裕章，她甚至怀疑，胡菁是因为发现文裕章有“小三”而气得发病，而文裕章与第三者关系暧昧，拔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不是一时冲动。
肖桂莲知道文的存在时，二女儿胡菁和文已经谈了两年恋爱，“感情好得不得了”。肖对文裕章的第一印象就是，“连话都不怎么会说”。对于一个妈妈来说，心里很不希望女儿远嫁，“我年纪大了，远了连照顾都不方便是吧？”可是女儿喜欢，妈妈没办法，只好由她。
胡菁有了孩子后就做了全职太太，家里没有请保姆。她每天的生活除了管家里的事，就是逛街、购物、美容，她很少读书看报，更少碰电脑上网，她的圈子很小。2007年10月，胡菁的同班同学回武汉10年聚会，负责华南片区联系的同学打电话找到了胡菁，她高兴地说“好啊好啊”，但是临成行前又以孩子小为由拒绝了。
文裕章回忆起胡菁曾问过自己，老公你怎么也没什么应酬啊？
不过，在公诉机关向法庭提交的证据里，文裕章在胡菁昏倒前的三个月，有一位短信和通话频繁的“红颜知己”。这名24岁的张姓女孩，是一家地产公司的职员，因和文裕章公司合作拆迁工作而被派驻来，工作组里只有张一个女性，同事们记得一拿她开玩笑就脸红。文裕章说，两人只是关系较好的朋友，“一间办公室里两个人最年轻，又坐对面，也比较聊得来。”
因这段关系，公诉人在庭上指责文张二人之间短信内容“极其暧昧”。拆迁办的其他工作人员则认为文张二人不可能，因为两个人都很老实，而且张已经有男朋友了，“也是深圳本地人，家里有两栋楼。”
胡菁住院那几天，两人的通话时间有两天都一次聊了2、3个小时，在法庭上回应公诉人时，文裕章未否认：“我当时很痛苦压力很大，那是她一直在安慰我，说实话我很感激她。”
文裕斌以自己对弟弟的了解，觉得这个“第三者”的怀疑是无稽之谈：“大家都是成年人，一个是只认识了三个多月的人，一个是在一起十几年的老婆，他怎么会为了一个没什么感情基础的人，在大庭广众之下去杀自己的老婆呢？他有那么蠢吗？”
文裕章出事后，张也辞职了。现在别人一提起张，文就变得有点敏感：“再也没有联系过！”
亲家变冤家
文裕章拔管后，胡菁的姐姐胡蓓打通了报警电话。肖桂莲在派出所录下的第一份口供里也提到，“他们夫妻感情很好”。那个时候她还想不明白，女婿为什么要这么做。
文裕章关押在看守所期间，肖桂莲仍然住在女婿名下的屋里，照顾女儿的两个孩子，她本来只是来深圳过春节的，却一呆就是两年，她向“杀了女儿”的女婿提出民事诉讼赔偿，并开打一场遗产继承官司。
在胡菁去世近3个月后，文裕斌录下了一段“谈判”录音，这段后来被胡蓓承认的录音里，文家提出先处理胡菁的身后事，而肖桂莲和大女儿胡蓓坚持，文裕章名下物业，属于胡菁夫妻共同财产，肖桂莲可以继承部分，她们算出可继承的数据，觉得应得1000万元，包括文家一栋拆迁楼的补偿。
“人家说破财消灾，只要我们承担得起，大家都能谈。但那栋楼是我们的祖业啊！”文裕斌不忿地说。
两个孩子和外婆住在一起，但也时常到奶奶和大伯家。文家那边听到两个孩子说，外婆跟他们说“爸爸杀了妈妈”。而肖桂莲则听两个孩子问自己，是不是想要文家的钱。
住在隔壁的文母负担两个孩子的学费和生活费，每个月固定交给肖桂莲2000元，文母心疼孙儿，时不时买些菜啊鱼呀、油呀米啊之类的，但肖桂莲不准她进屋，每次只能按下门铃放在门口。不过有次肖桂莲见文母肩背着米送来，跟亲家说：“你也这么大年纪了，这么重，怎么不用个小车子拉着呀？”文母说：“我不习惯！”
看守所里，文裕章在写给家人的第一封信里，特意向岳母道歉。
因为成了知名人物，不时有新进来的犯人跟文裕章通报他的新闻动向，“你前几天又上了好几个报纸头版！”“电视又报道你了！”而当律师转达岳母对他的民事诉讼要求后，文裕章的内疚之情开始越来越复杂。
肖桂莲觉得文家并没有赔偿的诚意，她也不觉得文裕章是真心悔罪，因为她听说在文裕章后来的信里，写自己这个岳母“想钱想疯了”。
肖桂莲提起的1000万遗产官司还没有结果，不过文家已同意支付128.5万民事诉讼赔偿（包括胡菁丧葬费、两个孩子生活抚养费和精神损失费在内的赔偿），在法院的调解下，文裕章取保候审那天，文家将钱转给了肖桂莲。
补过的父亲
文裕章成了全职爸爸。未来他可能是继续缓刑，也可能有新的刑期。“我做错了，也受到了惩罚。”因为自己的错给家人带来的影响，他说他深深地内疚。
文母又养起了这个儿子的全家。
文裕章每天接送孩子，周末带他们出去玩，还参加了幼儿园的亲子活动。儿子的班主任施老师明显感觉到，那个以前没有安全感、常躲在角落里的沉默小男孩，现在开心多了。
很自然地，文裕章把更多注意力放在胆小软弱的儿子身上，“他比较小嘛。”一天，他看见儿子坐在沙发上默默流眼泪，立刻问：“怎么了？姐姐欺负你了？”然后劈头盖脸批评了女儿：“弟弟还小，你要照顾他，怎么能欺负他！”10岁的女儿太硬颈（犟），文裕章觉得两年没见，她变得没什么规矩，“别人送东西也不说谢谢！”但是他又想想，女孩10岁了，马上要进入生理发育期，“我也不太懂她那些少女心事。”
1月4日，文裕章在全家人的陪同下，走进了自己名下的房子，这次还出动了年近90的爷爷。
文家跟肖桂莲说，毕竟文裕章作为爸爸，应该承担起更多照顾两个孩子的责任，如果她愿意，就和文裕章一起生活。肖桂莲收拾行李离开，跟文裕章住一个屋檐下？“不可能！我没有这个欲望，我搞不懂他这个人。”
文家人开始清点物品，发现胡菁的名牌包包、手表包括比较好的衣服，都已不在房内，于是，文裕斌打电话报警，报称损失30万元。
女儿放学回到家，发现住进来了爸爸和奶奶，而那个从出生就照顾她的外婆已不知去了哪，她什么都没说，只在找水壶煲水时发现只有个底座时，生气地喊了句：“不是吧？连水壶都偷！”
文裕章第一晚和儿子睡一张床。胡菁昏倒的主人房还没收拾，会不会住进去，文裕章“听老人家的”，“经过了这次，我以后什么事都会跟家里人倾（商量）下先。”
每天下午五时，文裕章习惯地佝偻着背，走路去接孩子们放学。
一家三口回家的路上，女儿一直快步走在前面。爸爸亲密地抱起儿子，过一会儿又喘息着放下，拍拍儿子肚皮说：“你太胖啦，要减肥啊！”儿子无声笑着。旁边人说：“你算瘦的，你儿子是块头大。”文裕章自然地接话：“他像妈妈啊。”
除此之外，没有人提起孩子们的妈妈。女孩生日的时候曾看见一只黑色的蝴蝶，她跟外婆肖桂莲说：“看，妈妈飞回来看我了！”
而事实上，他们的妈妈仍然躺在殡仪馆的冰柜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