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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战（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我国封建社会从春秋战国算起，到清朝结束，历时两千多年。在这漫长的年代里，我国的高等教育随着经济、政治和科学文化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一个颇具特色的系统，为封建社会的繁荣和发展贡献了大量人才。其中，中央官学，也就是汉代太学的正式建立，在我国古代，甚至世界古代高等教育史上都有其重要意义，而董仲舒正是这一制度的首倡者。
一、中国古代大学的起源与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奴隶制度的瓦解，原来掌握在奴隶主手中的官学也日趋没落，形成“天子失官，学在四夷”[1]的局面。在官学废弛的过程中，典籍扩散，流落到平民手中，于是一种新兴的高等学校——私学便在各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私学的教师和学生并非都来自贵族阶级，学生可以选择老师，老师也可以选择学生。学习年限不固定，愿意学多久就学多久，各种学术思想可以自由发表、自由争论。私学不分国界，学成之后，分散到各国去做官或当教师。私学造就了一批新兴统治者，推动并发展了春秋战国时期学术上的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在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书同文”、“行同伦”，统一文字，融合各民族的风俗习惯，还统一度量衡等等，这一切对后世文化教育的发展都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他接受李斯的建议，为了建立专制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实行法家的严刑峻法，以法家的思想为政治指导思想。对其他学派的思想，采取排斥态度，颁挟书令、焚书坑儒，置儒家于死地，“禁私者，以吏为师”，又不设官学，忽视学校教育，这是秦朝一大错误，也是它失败的原因之一。
汉初统治者为适合与民休息，实行无为政治的需要，而以黄老之学为指导思想，但也给百家复兴提供了良好条件，因而又出现了“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2]的局面。汉武帝继位时，经过先祖几代人的惨淡经营，国力逐渐强大，具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已不能再满足于“无为而治”了，他要变无为为有为，他为了寻求新的政治指导思想来统一中国和重定国策，于公元前140年召集全国一百多位贤良文士到朝廷参加对策，董仲舒则是其中之一。汉武帝策问三次，他对策三次，史称“天人三策”或“举贤良对策”。在对策中，董仲舒表现了超群的政治卓识和高深的学术造诣，博得了汉武帝的赞赏，被称赞为“已著大道之极，陈治乱之端”，董仲舒在应诏的文士中名列第一，为群儒之首。
二、董仲舒在封建大学教育发展史上的贡献
独尊儒术，兴太学养士和选举贤士，在董仲舒以前也有人进行过论述，如汉初的陆贾、叔孙通、贾谊等，但把这三者系统化、制度化、理论化，并被当权者付之实施，应该说董仲舒立了头功。
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援引“春秋一统”的理论，提出独尊儒家学说，罢黜诸子百家的建议。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子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3]董仲舒在这里把“春秋一统”理论看作是天地不变的常理，是古今共通的原则。他认为由于当今人们所学的道理不同，议论各异；诸子百家学说不同，旨意异样，所以上面不能坚持、遵循统一的标准，法制屡次改变，使下面不知应如何遵守。他的意见是，凡不属“六艺”（六经）的，都应废止，邪辟之说消灭了，然后学术的系统可以统一，法度就可以明白，人民这就有所适从了。汉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不久便置五经博士，罢黜秦朝所立的各家博士，定儒学为一尊被纳为国策。董仲舒“独尊儒术”的思想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结果使儒学成为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儒学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干，儒学精神几乎全面地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们的行为都必须遵循儒学的原理。
为了实现“独尊儒术”，以儒治国这一基本国策，董仲舒在对策中提出兴太学以养士的建议。他认为要养士，莫过于兴办太学，太学既是培养人才的摇篮，也是教化的最主要阵地。只有办太学，请名师来教授从全国各地选拔而来的学员，再经过各种方式的考试，这样就可以培养出英俊之人才了。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汉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置博士弟学员，这就是我国古代创立正式大学的纪元。
三、太学创立的意义及其影响
我国商周时代虽然已经有了大学的初步形式，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以传授知识，研究专门学问为主要内容的大学，是从汉武帝创立太学开始的。战国时期齐国的稷下学宫也可以说是创造了一个出色的教育典范，但稷下学宫的制度却尚不完备，而由董仲舒倡议创建的太学，不但对教育内容、方法、考核做了相当完整的规定，而且太学制度及其尊孔读经的指导思想被历代封建统治者所接受，其影响也远非稷下学宫所能比拟。
太学的教学内容主要是今文经，董仲舒从“独尊儒术”的思想出发，确定以“六艺”（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为教材，并提出六藝各有独具的特点和培养任务。他说“六学皆大而有所长，《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乐》咏德故长于风；《书》著功故长于事；《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4]他特别重视《春秋》的教学及其教育意义，他说：“《春秋》记天下之得失，而见其所以然之故。”[5]即学习《春秋》可以知天下之得失，并知其所故。他还说：“至于弑君亡国，奔走不得保社稷，其所必然，是皆不明于道，不览于《春秋》也。”[6]他认为学习《春秋》可以知诸往明未来，“《春秋》之为学也，道往而明来者也”。[7]从此以后，中国学校教育中把尊孔与读经联系起来了，尊孔就必须读经，而依靠读书作为进身之阶的人，就只有攻习五经一途了。太学是儒学化的大学，教官是五经博士，教学内容是经董仲舒改了的儒学。自汉以后，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无不是以尊崇儒术来装饰门面的。太学促进了儒学与仕途的结合，从汉代开始，明确规定当官必须学儒，以文学礼义为升官的标准。“通一艺以上”、“先用诵多者”为补官的条件。自此以后，孔子的“学而优则仕”的主张便作为正式的文官制度确定下来。
太学第一期有“博士学子员”（太学学生）五十人，五经博士（教师）七人。后来逐渐增加，到元帝时，已有教师十五人，太学学生由开创时的五十人发展到三万。由十几个博士教授这么多学生，博士们在教学过程中也创造了一种新的教学形式，一面采取大班上课，一面由高年级学生教低年级学生，“至一师能教数千百人，必由高足弟子传教”。汉代太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很注重考试，其直接原因，是因为学生多，教师少，课程教学要求不太严格，平日又难于检查，所以只好用考试这个办法来督促和检查学生的学习成绩。
考试在我国起源很早，甲骨文中就有考的字形，但把考和试二字联系起来组成复合词却出自董仲舒之手，《春秋繁露》中有专章来讲述《考功名》，最早提出“考试之法”。因此，“考试”也属董仲舒的首创之功。
董仲舒非常重视考试方法，在对策中他就向汉武帝建议“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他认为考试的目的在于“考其所积”[8]，在于改变“古所谓功者以任官称职为差”，实现“累日以取贵”，“积聚众善以为功”。[9]考试的作用在于“有功者赏，有罪者罚，功盛者赏显，罪多者罚重”，[10]也在于“有功者进，无功者退，所以赏罚也。”[11]他认为，“考试之法，大者缓，小者急，贵者舒而贱者促”。具体可以分为“诸侯目试其国”、“州伯时试其部”、“天子岁试天下”三大类，对于考绩的计算方法又可以分为上、中、下三等九级，“以一为最，五为中，九为殿”[12]，还对加减考绩规定了具体的办法，董仲舒这套考试办法虽然还不是学校制度下的学历考试或求职考试，只是荐茂材、举孝廉的一个补充，但它对于改变“有选无试，到即拜官”的弊端，对于促进太学考试制度的完善，尤其是对于以后学校考试制度的改革，都有借鉴作用。汉太学没有规定学生学习年限，只要通过了考试就可以毕业，并按成绩的高低授予一定的官职。汉代太学既是最高学府，又是国家考试机关，开始时是每年考一次，叫“岁试”，后来是两年考一次。考试的办法是“设科射策”，类似今天的抽笺考试，这也是汉太学在考试方法上的创举。
中国封建社会的大学教育从汉代太学正式建立起来，在以后的两千多年时间里，虽然经历了朝代的不断更替，却始终沿着尊孔读经儒学化的道路发展着，太学始建时的七位老师中是否有董仲舒，史书上并无记载，但是从董仲舒“少治《春秋》，考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育，教授弟子，学士皆师尊之的情况看，说明他很早就开始了教师生涯。作为大教育家，他提出了一套独具特色且意义深远的教育理论，其中，兴太学、置明师更是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大学教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左传·昭公十七年》
[2][3]《汉书·董仲舒传》
[4]《春秋繁露·王杯》
[5]《春秋繁露·竹林》
[6]《春秋繁露·俞序》
[7]《春秋繁露·精化》
[8][10]《春秋繁露·考功名》
[9][11][12]《春秋繁露·考功名》
我国封建社会从春秋战国算起，到清朝结束，历时两千多年。在这漫长的年代里，我国的高等教育随着经济、政治和科学文化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一个颇具特色的系统，为封建社会的繁荣和发展贡献了大量人才。其中，中央官学，也就是汉代太学的正式建立，在我国古代，甚至世界古代高等教育史上都有其重要意义，而董仲舒正是这一制度的首倡者。
一、中国古代大学的起源与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奴隶制度的瓦解，原来掌握在奴隶主手中的官学也日趋没落，形成“天子失官，学在四夷”[1]的局面。在官学废弛的过程中，典籍扩散，流落到平民手中，于是一种新兴的高等学校——私学便在各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私学的教师和学生并非都来自贵族阶级，学生可以选择老师，老师也可以选择学生。学习年限不固定，愿意学多久就学多久，各种学术思想可以自由发表、自由争论。私学不分国界，学成之后，分散到各国去做官或当教师。私学造就了一批新兴统治者，推动并发展了春秋战国时期学术上的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在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书同文”、“行同伦”，统一文字，融合各民族的风俗习惯，还统一度量衡等等，这一切对后世文化教育的发展都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他接受李斯的建议，为了建立专制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实行法家的严刑峻法，以法家的思想为政治指导思想。对其他学派的思想，采取排斥态度，颁挟书令、焚书坑儒，置儒家于死地，“禁私者，以吏为师”，又不设官学，忽视学校教育，这是秦朝一大错误，也是它失败的原因之一。
汉初统治者为适合与民休息，实行无为政治的需要，而以黄老之学为指导思想，但也给百家复兴提供了良好条件，因而又出现了“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2]的局面。汉武帝继位时，经过先祖几代人的惨淡经营，国力逐渐强大，具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已不能再满足于“无为而治”了，他要变无为为有为，他为了寻求新的政治指导思想来统一中国和重定国策，于公元前140年召集全国一百多位贤良文士到朝廷参加对策，董仲舒则是其中之一。汉武帝策问三次，他对策三次，史称“天人三策”或“举贤良对策”。在对策中，董仲舒表现了超群的政治卓识和高深的学术造诣，博得了汉武帝的赞赏，被称赞为“已著大道之极，陈治乱之端”，董仲舒在应诏的文士中名列第一，为群儒之首。
二、董仲舒在封建大学教育发展史上的贡献
独尊儒术，兴太学养士和选举贤士，在董仲舒以前也有人进行过论述，如汉初的陆贾、叔孙通、贾谊等，但把这三者系统化、制度化、理论化，并被当权者付之实施，应该说董仲舒立了头功。
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援引“春秋一统”的理论，提出独尊儒家学说，罢黜诸子百家的建议。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子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3]董仲舒在这里把“春秋一统”理论看作是天地不变的常理，是古今共通的原则。他认为由于当今人们所学的道理不同，议论各异；诸子百家学说不同，旨意异样，所以上面不能坚持、遵循统一的标准，法制屡次改变，使下面不知应如何遵守。他的意见是，凡不属“六艺”（六经）的，都应废止，邪辟之说消灭了，然后学术的系统可以统一，法度就可以明白，人民这就有所适从了。汉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不久便置五经博士，罢黜秦朝所立的各家博士，定儒学为一尊被纳为国策。董仲舒“独尊儒术”的思想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结果使儒学成为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儒学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干，儒学精神几乎全面地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们的行为都必须遵循儒学的原理。
为了实现“独尊儒术”，以儒治国这一基本国策，董仲舒在对策中提出兴太学以养士的建议。他认为要养士，莫过于兴办太学，太学既是培养人才的摇篮，也是教化的最主要阵地。只有办太学，请名师来教授从全国各地选拔而来的学员，再经过各种方式的考试，这样就可以培养出英俊之人才了。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汉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置博士弟学员，这就是我国古代创立正式大学的纪元。
三、太学创立的意义及其影响
我国商周时代虽然已经有了大学的初步形式，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以传授知识，研究专门学问为主要内容的大学，是从汉武帝创立太学开始的。战国时期齐国的稷下学宫也可以说是创造了一个出色的教育典范，但稷下学宫的制度却尚不完备，而由董仲舒倡议创建的太学，不但对教育内容、方法、考核做了相当完整的规定，而且太学制度及其尊孔读经的指导思想被历代封建统治者所接受，其影响也远非稷下学宫所能比拟。
太学的教学内容主要是今文经，董仲舒从“独尊儒术”的思想出发，确定以“六艺”（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为教材，并提出六藝各有独具的特点和培养任务。他说“六学皆大而有所长，《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乐》咏德故长于风；《书》著功故长于事；《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4]他特别重视《春秋》的教学及其教育意义，他说：“《春秋》记天下之得失，而见其所以然之故。”[5]即学习《春秋》可以知天下之得失，并知其所故。他还说：“至于弑君亡国，奔走不得保社稷，其所必然，是皆不明于道，不览于《春秋》也。”[6]他认为学习《春秋》可以知诸往明未来，“《春秋》之为学也，道往而明来者也”。[7]从此以后，中国学校教育中把尊孔与读经联系起来了，尊孔就必须读经，而依靠读书作为进身之阶的人，就只有攻习五经一途了。太学是儒学化的大学，教官是五经博士，教学内容是经董仲舒改了的儒学。自汉以后，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无不是以尊崇儒术来装饰门面的。太学促进了儒学与仕途的结合，从汉代开始，明确规定当官必须学儒，以文学礼义为升官的标准。“通一艺以上”、“先用诵多者”为补官的条件。自此以后，孔子的“学而优则仕”的主张便作为正式的文官制度确定下来。
太学第一期有“博士学子员”（太学学生）五十人，五经博士（教师）七人。后来逐渐增加，到元帝时，已有教师十五人，太学学生由开创时的五十人发展到三万。由十几个博士教授这么多学生，博士们在教学过程中也创造了一种新的教学形式，一面采取大班上课，一面由高年级学生教低年级学生，“至一师能教数千百人，必由高足弟子传教”。汉代太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很注重考试，其直接原因，是因为学生多，教师少，课程教学要求不太严格，平日又难于检查，所以只好用考试这个办法来督促和检查学生的学习成绩。
考试在我国起源很早，甲骨文中就有考的字形，但把考和试二字联系起来组成复合词却出自董仲舒之手，《春秋繁露》中有专章来讲述《考功名》，最早提出“考试之法”。因此，“考试”也属董仲舒的首创之功。
董仲舒非常重视考试方法，在对策中他就向汉武帝建议“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他认为考试的目的在于“考其所积”[8]，在于改变“古所谓功者以任官称职为差”，实现“累日以取贵”，“积聚众善以为功”。[9]考试的作用在于“有功者赏，有罪者罚，功盛者赏显，罪多者罚重”，[10]也在于“有功者进，无功者退，所以赏罚也。”[11]他认为，“考试之法，大者缓，小者急，贵者舒而贱者促”。具体可以分为“诸侯目试其国”、“州伯时试其部”、“天子岁试天下”三大类，对于考绩的计算方法又可以分为上、中、下三等九级，“以一为最，五为中，九为殿”[12]，还对加减考绩规定了具体的办法，董仲舒这套考试办法虽然还不是学校制度下的学历考试或求职考试，只是荐茂材、举孝廉的一个补充，但它对于改变“有选无试，到即拜官”的弊端，对于促进太学考试制度的完善，尤其是对于以后学校考试制度的改革，都有借鉴作用。汉太学没有规定学生学习年限，只要通过了考试就可以毕业，并按成绩的高低授予一定的官职。汉代太学既是最高学府，又是国家考试机关，开始时是每年考一次，叫“岁试”，后来是两年考一次。考试的办法是“设科射策”，类似今天的抽笺考试，这也是汉太学在考试方法上的创举。
中国封建社会的大学教育从汉代太学正式建立起来，在以后的两千多年时间里，虽然经历了朝代的不断更替，却始终沿着尊孔读经儒学化的道路发展着，太学始建时的七位老师中是否有董仲舒，史书上并无记载，但是从董仲舒“少治《春秋》，考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育，教授弟子，学士皆师尊之的情况看，说明他很早就开始了教师生涯。作为大教育家，他提出了一套独具特色且意义深远的教育理论，其中，兴太学、置明师更是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大学教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左传·昭公十七年》
[2][3]《汉书·董仲舒传》
[4]《春秋繁露·王杯》
[5]《春秋繁露·竹林》
[6]《春秋繁露·俞序》
[7]《春秋繁露·精化》
[8][10]《春秋繁露·考功名》
[9][11][12]《春秋繁露·考功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