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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乡村文化符号是区域文化的文脉所在，从美学的角度来看乡村文化空间主要包括乡村人、乡村礼、乡村物、乡村景四个方面，在乡村文化建设方面中提炼出具有乡村特色的文化符号，而当下乡村振兴建设不是以村庄为单位类型化的建设，而是以县级为单位的类型化城乡融合发展的建设，要在整体城乡关系中理解乡村振兴发展，大部分学者以村庄为单位进行案列研究，从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社会学的理论角度推演乡村振兴建设，以偏概全。还应该从美学的时域来看当下乡村文化振兴建设，终究其原因是工作统筹不衔接致使乡村原有的文化符号消失殆尽，而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脉在乡村原野，核心是要抓住乡村的魂，一个地方抓魂的前提必须要有主导产业，有劳动力，内外结合才能实现区域发展，基于此，乡村振兴政策的健全和乡民互动参与来发掘乡村内生式的路径着手，在乡村空间构建一种共生共赢的机制，促进乡村振兴建设更加稳妥有序、深入扎实推进下去。
关键词：文化符号;乡村振兴;内生发展;共生共赢
“农村”这个词组，从语言学角度来看，是一种符号。这种符号阐释的是农业生产经济、在乡村空间内乡民以小聚居的生活方式聚合在一起形成农村，同时又受区域历史文化积淀形成共同的集体无意识和判断是非的价值体系。但是“农村”这个符号，并非是空洞的概念。乡村文化符号载体主要通过乡村人、乡村礼、乡村物、乡村景来构成一个多维度空间镶嵌在乡村，故而，乡村人是文化符号传承的主体，呈现的是一种开放式层次结构，乡村人把这种精神文化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融入时代审美风尚，成为维系人与人之间精神纽带，是乡村人价值观、精神理念、民间信仰文化文脉所在，乡村人在观念文化层面的基础上进一步延展。乡村礼属于公共文化层面，是乡村文化的核心所在，是乡村文化体制健全的主体，亦是维系乡民互助关系、宗法体系、民俗风尚的管理机制。乡村物泛指的是生活用品、耕作器具、居家的村落民居等属于产业文化层面，乡村物是产业文化雏形，产业文化的形成源于乡村物。乡村景属于审美文化层面，属于文化服务及文化产业范畴，是乡村观念文化和产业文化的拓展与外溢，乡村民俗工艺品、戏剧表演、乡村研学、乡村康养等，乡村景是借助外生式的外力激发乡村内生式的动力源，因此，乡村景介于产业文化与公共文化之间，既具有产业文化的商业属性和公共文化的服务属性，为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的实施奠定基础。
一、乡村文化符号空间的基本构成
符号学是现代社会科学领域内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它是现代人文社会科学跨学科方法论探讨的重要方向之一 。被视为其他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语义学和逻辑学基础 ， 故被称为人文社会科学的“数学”工具。[1] 符号学作为一种理论工具同样也适用于乡村领域，乡村文化符号是抽象化、概念化的，人们想要深层次的通过符号的形式去探究乡村，基于此，乡村文化符号可以从乡村人、乡村礼、乡村物、乡村景四个维度，乡村文化符号既可以是显性的实体，例如村落民居、民俗工艺品、耕作器具、乡村戏剧等，也可以是隐性的概念，例如生活态度、礼仪风俗、村规村约、社会风气。乡村文化符号的重塑不是一味复古，而是要注重显性文化的表达输出，又要做到隐性文化内涵的传承输入，从而建构一种基层官员和乡村青年对区域文化践行学习的平台，在研学的过程中带着问题意识才能更深入了解文化的核心。可以探析乡村振兴实施的路径的曲折性、复杂性、多元性，以利于基层政府在推行乡村振兴政策针对不同乡村个性文化元素的多維度多角度的探究与实施。
其一为乡村人，是乡村观念文化、公共文化、产业文化、审美文化传承的主体，乡村人口其划分为非农业和农业两大类，非农业包括从事脑力的乡村教师、手工艺人、行政人员等、农业生产包括从事体力的农、林、牧、渔的人员等， 随着改革开放深入推行实施，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一种新的变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而且，许多人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之间流动频繁，人们的职业、身份经常变动。这种变化还会继续下去。”[2]中产阶级在乡村扮演的是新乡贤的角色，进一步成为乡村文化符号新的载体，在政治方面起到了维系乡村稳定器作用，在经济方面对于拉动乡村经济起到了助推器的作用，乡村振兴规划战略的实施离不开对新乡贤这一群体，新乡贤有着先进的生产管理经验，通过创办合作社和企业的形式吸纳劳动力，形成了一定的示范和带动作用，传统文化价值的引向现代价值转换的呈现方式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故此，乡村文化符号载体应注重新乡贤的精神文化内生的需求。
其二为乡村礼，属于公共文化层面，郑玄于《礼序》有云：“礼者，体也，履也。统之心曰体，践而行之曰履。”[3]礼是一种社会价值观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礼潜移默化的贯穿在人际关系、宗法礼仪、乡规民约当中，成为一个地方区域文化的行为标准和范式，礼的传承始终贯穿在丧葬习俗、婚礼嫁娶、儒道释典礼等，具有制衡与调节乡村文化生态的作用，当下乡村振兴建设是政府实践探究的重要课题，在政策贯彻实施的过程中应重点考虑礼仪文化功能区的建设，与生产功能区区、生活功能社区、生态功能区”形成一种四区同频共振的总体区域一体化建设，乡村礼具有复杂性、丰富性、传承性、实践性，礼仪文化功能区是建立在观念文化与精神文化、审美文化之间，乡村礼是区域礼仪文化的源点，当下乡村建设不等于村庄的建设，不少学者把乡村类型化，从文化学、生态学、社会学、人类学的角度去看待乡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们研究案例以村庄的个别案例来探究乡村建设，以偏概全，因此，乡村礼的传承与创新应置身于以城乡区域融合关系当中，以县进行类型化处理，才能充分挖掘区域地方文化资源、在资源的基础上建构乡村礼来培养区域性主导产业，并延伸出主导产业的链条，吸纳乡村劳动力在参与乡村振兴建设的基础上得到乡民的认可，同时，乡村礼也要加大对中小学教育关于礼的文化的输出，加强意识形态的教育。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建设储备人才，随着西方价值观念文化的输出对乡村礼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为此，在以城乡关系融合发展当中政府宣传部门掌握舆论动态，即使对乡民的思维方式、乡规民约有一个管理机制。教育部门应加大对教师群体乡村振兴建设观念的研习，做好乡村礼公共文化层面建设宣传的急先锋，乡村礼作为乡村美学文化空间重要组成部分，在乡村建设社会结构的调整、区域融合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其三为乡村物，属于产业文化层。在海德格尔《作为图像的世界》中说道：新时代最本质的特征就是世界变成了图像。世界在“人”面前成为了表征。在古典时代事情正好相反，“人”是被观看的对象[4] 图像是符号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乡村亦是如此，乡村物是显性的承载体必须要借助一定的物质载体来呈现，在物质载体的概念化的外延下，成为产业文化的实践和理论来源，对当下乡村振兴建设有借鉴式意义，着重扶持区域主导产业，应从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时域角度整体规划布局，打破传统思维的窠臼，在区域乡村文化符号构建的基础上，通过乡村物的不断组合、易位、引借、减舍、虚幻、材质，因地制宜地升级优化主导产业，激活乡村村落自发传承阶段文脉，为区域产业文化源源不断注入新的产业文化动力源，给予产业文化层更多优惠政策空间，商业模块可以让新乡贤出谋划策，激发他们建设家乡的责任意识，生产经营的维稳有基层政府管理，文化交给民间智库管理，形成三位一体的以县级为单位类型化城乡融合发展模式，有主导产业的支撑，才能更好为区域公共文化的现代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文化配套升级提供动力源，以乡村多元文化空间的架构为契合点扩大、培育、创新农村的消费需求极，一切理论创新和实践都要扎实回归到乡村物的基础上。为审美文化的拓展提供了路径研究。
其四为乡村景，属于审美文化层面，在《乡村振兴促进法（草案）》第五章生态保护第三十三条指出“国家加强乡村生态保护，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工程，健全重要的生态系统保护制度和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改善乡村生态环境。”[5]乡村景是实施生态保护机制的前提，城乡融合发展在乡村人的推动下建构一种县级为单位的区域互动式发展，旨在培养探索一种新业态、新模式、新动能的农业农村产业化的新增长极，继而在乡村礼公共文化的层面挖掘出维系区域文化城乡发展的，进一步在乡村物的基础上做大、做强产业文化，最终在乡村景上做出文章。可以尝试探索乡村型教育研学、田园型综合型养老、乡村型民俗文创等具有市场前沿的产业，撬动一个产业更多的来增加乡民的收入，以产业兴旺为支撑、生态宜居为前提、乡风文明为传承、治理有效为安全的乡村振兴样板，均具有丰富的审美文化意味。乡村振兴建设具有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相互渗透为一体。成为乡村文化符号空间结构的中坚的新业态。
在乡村振兴文化建设推进中，乡村人、乡村礼、乡村物、乡村景相互交叉，构成一种特有的乡村文化符号，均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
乡村人是观念文化的传承者、公共文化的维系者、产业文化的创造者、审美文化的认知者，也是乡村文化建设的基石，更是乡村文化空间的建构者，借鉴和与甄别外来文化意识形态的掌控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者，对引领以县为单位和对象的乡村研究的乡村振兴建设发挥者主导性的作用。
乡村礼是公共文化的维系者，是乡村文化建设的核心，在乡村运行管理体制的健全、氏族宗法礼仪的传承、乡规民约建构均是从乡村礼延展而来并成为区域文化乡民价值观判断的标准，在人际关系、伦理关系起着一种沟通与协调枢纽站的作用，当下乡村振兴建设就是要打破城乡二元体制结构的束缚，把具有城市文化元素和乡村文化元素融合在一起，文化元素在碰撞与交流就会凸显一种新业态、新模式，嵌入在乡村振兴文化空间当中，成为具有中国特色乡村振兴建设文化的样板。
乡村物是产业文化的物质载体，产业文化是乡村文化活动空间的升级，是一种动态的空间物质载体的显现，是激活乡村振兴建设的驱动器，又是一种精神引领和文化传承升级的过滤器，也是乡村振兴建设的造血器，在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经济全球化的重新组合下冲击着乡村空间，躬耕劳作的乡民依然坚守土地农业经济的生产模式，依然对乡村有割舍不断的情愫，乡村物具有时光的厚重感和吸引力，渗透在丧葬习俗、婚礼嫁娶、儒道释典礼的仪式活动的程序中成为一种乡村文化符号，并不断地充实这种符号空间，新业态的强势介入必须是循环渐进的，产业文化扎根乡村沃土，不断阐释着文化基因，培育世世代代的乡村工匠、士绅乡贤在乡村空间生产劳作。基于此，积累一定的经济资本就会成为反哺乡村文化空间产业文化的推动着。
乡村景是审美文化的延展，审美文化介于观念文化和公共文化、产业文化之间，审美文化是乡村振兴建设的主战场，审美文化的认知者是乡民。因此，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的设计要有前瞻性，充分尊重乡村景的生态和谐，设计者应是以乡民为主体和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才能深入推进实施，审美文化是城乡融合发展的有效手段，乡村型研学、田园型综合型养老、乡村型民俗文创是变档升级的最佳契机，是乡村发展产业文化的有效范式，超地方力量有政府搭台弥补了乡村自身发展的局限性，两种力量博弈的调和点应该落在乡民为主体的基础上，多元主体通过制度化的框架内进行有效的沟通协商，可以获得互补与整合，因此，乡村景是乡村振兴建设的重要环节。
基于此，不同文化的耦合在乡村文化空间同频共振下，使乡村振兴建设发展有了厚重的历史感，形成一种文化的凝聚力来激活乡村文化的文脉。内生式的发展愈来愈收到人们的重视。对乡村振兴建设具有启发式意义。
二、激活乡村多维度文化符号空间内生发展路径
20世紀70年代末，内生发展思想开始被广泛关注，并被应用于讨论如何扭转农村的颓势，实现乡村振兴和发展的具体实践中[6]，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建设的核心。作为传承者的乡村人其观念文化随着时间的不断发展，不同时代的主流文化嬗变赋予了乡民生活的意义，通过乡村礼公共文化层面维系乡民之间人际关系、伦理关系、宗法关系成为一种乡民共同的价值标准，并隐性地沉淀在乡村空间中为乡村振兴建设提供了基础，乡村物作为一种纽带，在产业文化层面汲取乡村文化的元素并转变为一种可持续价值实践的过程，如何激活乡村内生发展成为乡村振兴建设发展必须要探讨的核心。
内生发展是相对于外生发展而提出，随着人类进入工业化和全球化资本主义的背景下，资本追逐利益本质的最大化席卷全球各个角落。成为掠夺乡村资源的始作俑者，外生式发展是以资本的形式通过产业组织强势介入乡村，只是单一方面的把地方资源转换成商业资本，乡村文化符号空间生态平衡被打破，正如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所说“在物质商品的秩序之中，消费通过盲目的需要的社会强制，而不是通过使用价值的神圣化，发挥着激活生产体系的功能。借助于消费，体系不仅成功地依靠力量来剥削人们，而且成功地让他们参与到体系多样化的生存之中。”[7]外生式商业资本在掠夺地方资源的生产中只是从乡村文化符号空间外部参与到符号层面，并没有深入到乡村文化符号空间内部，也就是所指的内生式发展的层面。内生式发展强调“（资源）本土性、（参与）多元化、（小民）创造力”三个基本元素构成。乡村振兴建设是城乡融合发展的模式，内生式发展旨在打破乡村社会和城乡之间的隔离和失衡，是一个历史性、制度性的长期积累过程及其结果，而要从失衡走向融合，最终走向城乡协同一体化发展，同样是一个历史性、制度性的改革过程，乡村振兴建设不是一蹴而就建成的事，是一个漫长的建设过程。因此在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政府报告中正式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从内生式发展视角为乡村振兴建设实施提供了借鉴意义。基于此，从乡村人、乡村礼、乡村物、乡村景四个维度综合认识乡村振兴建设存在的误区是当务之急。 其一，认为乡村振兴建设应从乡村景所属的审美文化层面着手，加大对文化产业相关设施的投入，从而过多的引入了市场性的因素，政府在搭建平台的过程中一味的注重经济带来的示范效应，过去一味注重从“文化塔台，经济唱戏”的角度鼓励乡村文化资源的开发，短期盈利性无益于饮鸩止渴，并没有激活乡村文化符号空间脉搏，置身转换从“经济搭台，文化唱戏”的角度来激活乡村振兴建设内生式发展，例如山东省微山镇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在中国乡建院的协助下，提出了“旅游+”战略，结合生态游、农业游、田园游等发展内置金融合作社，在中草药基地深化产业链、树立渔家文创品牌、实现了旅游与其他产业的有机统一，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乡村振兴战略样板 ，微山镇始终注重从自身文化精神的引领升级着手，挖掘微山镇内生动力来做大和做强主导产业，使乡村人、乡村礼、乡村物和乡村景相互渗透创造出了富有文化内涵特色的文化景观和艺术活动。
乡村振兴建设的主体应该以地方居民为核心。在此基础上建构一种制度性框架让社会的多元化因素参与建设中，重点放在乡村人的观念文化和乡村精神方面，在乡村空间纵向轴上继承，在横向轴上创新，就会为乡村空间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产业文化脱胎于乡村空间显性的物质载体和隐性的精神文化，尤其是产业文化在当下是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的重要路径，倘若在建设中忽视乡村空间的观念文化和乡村精神的汲取，就会使乡村振兴文化的建设成为无源之水，那么深层次带动区域地方经济的发展就无从说起，乡村振兴建设推进实施就会寸步难行很难落到实处，偏离观念文化和乡村精神就会导致思想认识出现偏差，工作统筹衔接脱节，群众意愿征求不充分，就会在执行层面出现侵害群众利益问题，缺失了“物”与“人”结合资源的供应机制，在感知层面与实践层面共契的协调机制失灵，其主要原因乡村振兴建设精神文化的下滑，乡村振兴建设的根基就会动摇，价值观念文化的重塑要借助乡村礼公共文化层面来剖析儒道释文化空间的层次结构，在构建文化基石方面要重视儒学为主体的文化，对于乡村人的精神信仰的混乱具有溯本清源的意义，同时宗教意识在乡村文化空间的抬头具有抑制作用，有同时对现代文明意识形态的指引具有反省的作用，因此对乡民精神价值的回归和乡村精神文化重塑具有重要的探索意义。
其二，乡村振兴建设在推进过程中忽视乡村礼公共文化層面，导致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文化配套相脱节。尤其在脱贫攻坚进入深水区和乡村振兴链接的重要节点，改革如逆水行舟，爬坡过坎，不进则退，许多制度改革都存在一些列路径的依赖特征，尤其是在关键环节重大问题的决策上不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制度风险就会累积成为乡村振兴建设的绊脚石，城乡二元体制结构的固化模式很难突破，因此公共文化建构应以县级为单位来激发区域互动发展的机制，才能抓好各项工作的动力因子来激活区域内生发展脉搏，在乡村空间重视丧葬习俗、婚礼嫁娶、儒道释等传统礼仪活动。其次，公共文化介于观念文化和产业文化、审美文化之间，忽视任何一个环节的建设就会偏离其轨道，公共文化犹如其轨道成为维系乡村符号空间的纽带。关于公共文化的构建应从三点来深入实施，第一，要构建符合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配套设施。中央明确提出到2020年要“基本建成覆盖城乡、便捷高效、保基本、促公平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其现代性主要体现在“文化领域内基于市场经济结构的制度体系替代计划性制度体系的制度嬗变过程。”[8]乡村振兴建设应重点在公共文化领域内统筹推进实施，与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城乡融合发展。第二，构建重塑乡村文化形态的公共文化社会组织机构，扶持城市公益组织在乡村空间的参与机制，加大培育乡村振兴的中间服务组织，以乡村民众的切身利益紧密相连起来，用现代化的组织方式表达乡村民众亟需解决的难题，在解决问题的路径中培育壮大基层自治民主的制度保障和内生活力，以公共文化作为维系乡村民众的价值操守，让宪法权力在基层群众自治的前提下建立健全来解决乡村民众价值共同体的道德束缚和乡规民约、乡礼乡俗的式微，乡村民众外出务工的流动性日益加剧，熟人社会的乡村结构正在逐步瓦解，传统道德操守的宗法礼仪约束的机制失灵，留守乡村的主要群体是老人和孩子等综合因素，不能担负起乡村振兴建设建设的主力军，外出务工的的年轻人受商业利益趋势不在观众乡村建设的事宜，陷入基层领导与弱势群体的交接，缺少了年轻群体的参与，处于相对传统封闭的乡村空间变成了一个现代开放的流动社会，传统社会的乡规民约、邻里互助等现象被追求现代化金钱利益至上的理念所冲蚀，源于道德约束机制功能的衰减和现代法治的体制不能相辅相成的健全发挥功能。第三，在公共文化层面上加大艺术美育的对乡村孩子的教育，乡村孩子是未来乡村振兴建设的主体，在乡村教育中补齐美育的短板，但是目前，乡村艺术教育的课程设置与经济补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介入、民族文化的精神融入等“一次性”输血式策略是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点。但将经济融入艺术与教育提升经济效益、改变大众观念，在乡村空间中构建“可循环”造血式扶贫策略的研究案例较少，因此在艺术教育方面手加大师资与设备的教育投入，在乡村空间公共文化层面注重乡村优秀的戏剧曲艺、少数民族文化、民间艺术等乡村文化的培育。从“学、研、产”三位一体角度出发，为艺术教育的创新提供内生发展的动力，引用一批乡村民间能工巧匠充实到美育体系当中，对于补齐乡村艺术教育的短板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乡村礼公共文化的建设要敢于突破观念和制度的固化模式，仅从公共文化层面是行不通的。
其三，过分注重片面追求乡村物产业文化层面带来的短期经济效益，改变产业文化单一参与的主体，构建地方居民为核心和多元化主体共同发力的产业文化，诸如山东济南中欧装备制造小镇在新兴产业集聚发展方面发掘内生动力提供了很好的研究案例，小镇结构的运营模式有三点。第一，优化小镇空间布局。第二，企业化主体凸显。第三，开发模式主体多元化。因此，小镇对当下乡村振兴建设提供六点可以借鉴的经验。第一，定位清晰，小镇在建设之初就以国家标准和专业设计和富有山东齐鲁特色统筹纳入小镇规划。第二，小镇载体平台过硬，济南地处环渤海经济区、京沪经济轴上的重要交汇点。第三，小镇整体规划合理形成了“一心两翼一轴一带”的空间结构布局，构筑蓝绿交融的生态产业小镇。第四，利用对欧合作的优势，积极举办中德中小企业高峰论坛等形式成为了对欧合作成功的新高地。第五，地理位置优越，地处临空经济区是济南城乡融合发展的产物、是济南的城乡融合地带，第六，构筑招商引资的营商环境，引入多元化资本，多层次的人才培养体系极大的促进创新成果的权力化、商业化、产业化。因此，在当下乡村振兴协同推进中只注重产业文化层面是行不通的，乡村振兴以观念文化为基础，公共文化为纽带，产业文化为核心，审美文化为延展，还有深化体制的政治决心和高规格高标准的顶层设计理念和功能齐全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 其四，过分注重乡村人的主体能动作用，人类至上为核心的错误观念灌输，致使人类误以为“人是自然的主宰”。一切都要从属于人类，人类如饥似渴的榨取甚至任意拓展发挥资源的广度、改变自然资源的利用方式。从工业文明发展到城市文明以来，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意识淡化，改造自然的主体意识增强，以牺牲自然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了经济高速增长的成绩，但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果这样的发展下去，就会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世界上三大文明古国的教训为我们敲响了警钟，乡村振兴建设的发展要从中国传统的文化汲取经验，尤其是“和合”价值观念对中国古人引导作用，使炎黄子延续不断的生活在这片沃土上。“和合”理念源于乡村，需要回归到乡村空间找到中国古人对道法自然精神的阐释。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驱使下资本追逐利益最大化至上的原则冲击着中国乡村空间，破坏乡村的生态环境空间、自然灾害频发泥石流、洪水等现象频频发生，人类背上了沉重的生态债
道法自然是古人朴素的生态观念，在农业文明中孕育而生，城市高速发展的节奏下，需要深刻反省我们到底建设一个怎样的城市，当下城市利益至上的原则向下延展到乡村空间，与传统的“和合”理念渐行渐远。由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理论。为中国探索生态文明的建设提供了指引的思想总纲，出台了针对生态环境的法律法规，以最严控的惩戒手段保护生态环境，从中央到基层树立责任终身追究制。因此，乡村空间中最重要的职责就是遵循自然规律，在保障生态环境的大前提下深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为乡村振兴建设提供内生发展动力和新的路径探析。
三、多维度文化聚合乡村的资源力量
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首先提出“内卷化”概念， 揭示了一种没有实际发展或停滞不前的变革现象。此后， 黄宗智将“内卷化”概念应用于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研究， 用“经济内卷”和“无发展的增长”来描述和解释中国华北地区和江南农村经济的无效增长模式[9]。在乡村振兴时域下，激活乡村的内生动力，聚合乡村的资源力量在乡村民众认可参与的条件下，建构一个以乡村民众为主体的制度框架作为蓝本，让社会多元化的资本介入乡村空间，来应对当下乡村内卷化、空心化、原子化的问题尤为重要，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制度的壁垒就要注重多维度文化在乡村空间的聚合，疏通乡村空间的外部和内部和合衔接、在乡村空间与城市空间建构一种互动参与模式，探索乡村文化振兴就是对乡村文化的符号的有力诠释。
在观念文化层面聚合中国传统的儒道释文化，宗法礼仪、丧葬礼仪和现在社会主义所倡导的核心价值观存在一定的冲突，在乡村空间形成了一个审美杂糅空间，多维度文化镶嵌在乡村空间内在文化生态上达到了一个平衡点，这种机制是一种动态互动的自我调整而不断交流融合的空间，观念文化的形成的根源是在乡村，观念文化是一种集体无意识渗透在乡村民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并成为一种共同的价值观操守潜移默化的渗透在乡村空间内部。对于乡村振兴建设在观念文化层面如何着手提供了一种参考角度。当下聚合优秀观念文化致力于乡村振兴建设激活乡村空间的内生发展的动力尤为重要，当下乡村民众憧憬于城市文化的繁荣，但又留恋于乡村空间儒道释文化和丧葬礼仪、婚礼嫁娶等传统的宗法礼仪的以氏族宗亲为纽带的遵守。西方的观念文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充斥着乡村空间，中国传统文化以儒道释构筑的“天人合一”生态系统根基出现松动，在这时回归到观念文化层面聚合就有了路径的着力点，乡村振兴建设汲取传统优秀的文化元素用于服务于当下恰逢其势。其次，西方先进文化提供了先进的管理经验的同时，还有一些在意识形态上与社会主义所倡导的意识形态相违背，文化理念和意识形态裹挟着糖衣炮弹外壳源源不断地输入其他国家和地区，文化理念作为先导麻痹人们价值观的操守和扭曲本国观念文化使人们逐渐失去了固有的文化自信。西方工业革命科学技术的催使解放了人们的双手极大的提高了生产效率，为资本家榨取其他国家的资源提供原始的资本积累，强调金钱利益至上的观念充满诱惑性，人们在追逐金钱物质利益上成为了一种商业符号，人们恍然警醒意识到要回归到传统的文化仁义礼智信、忠孝节义建构的观念文化体系中去冲破一道道壁垒，将失去的传统文化载体和传承的文化理念进行重塑。因此，观念文化是一个民族和国家在长期积淀的精神风貌和心智品格凝聚力的感召力，观念文化层面的理念输出取决于乡村空间的人口红利和人才红利、人文红利。乡村振兴建设的着力点也亦是如此，当下乡村振兴建设在观念文化层面的着力点的建构还缺乏有效的激活机制。
在公共文化层面，聚合乡村振兴建设发展的内生动力，务必要重视人们的价值操守、逻辑方式、道德标准等，公共文化介于观念文化和产业文化之间，也是审美文化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公共文化配套整体推进和人们的需求是相关联，从马斯诺的需求层次结构理论来看人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人的精神需求机构从低到高依次分为感官刺激、休闲娱乐、信息获取、学习知识、思想升华、审美追求六个层次，因此，公共文化的推进要满足人们在不同层次差异化的文化需求，乡村振兴建设在公共文化层面的短板就在于此，如何在乡村空间合理有序的推进不同群体的差异化的需要是一个值得探索的路径。尤其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关键时期补足文化精神钙片尤为重要。然而，从乡村发展来看，在公共文化服务有效供给不足的同时，存在农村居民的公共文化需求难以得到满足的情况。研究发现，文化需求会随着人们的年龄、性别、收入、职业等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的需求。[10]乡村振兴建设在公共文化层面可以尝试从三方面入手。第一，转变政府单一决策机制向多元化参与机制推进，在配套设施上与时俱进满足不同群体的文化需求，始终尊重乡民的主体性和不同地区因地势存在的差异性。第二，引入市场多元化的参与力量，科学合理地刺激乡民的文化需求差异化的特性。例如在本土的戏剧更容易得到地方居民的满足，同时也要与时俱进在乡土戏剧继承上加大创新力度，从而创作出符合乡村振兴建设的乡民的文化需求。形成政府“搭台”和文化“唱戏”的局面。但参与在台上唱戏的群体则是多元化的，只有这样才能为乡民提供更完备的公共文化体系，在以市场为主体的基础上提供更高层次的文化服务差异服务。第三，社会组织则可能成为新时代乡村社会的“黏合剂”。正是因为这种“黏合剂”功能，社团组织在享受社区公共文化资源的同时，也成为公共文化产品落实的嫁接者，进而发挥“双向互动式”服务的驱动效应。[11]例如中国乡建院是一家致力于村振兴建设的民间组织，在乡村振兴建设中提供了许多落地成功的案例。在优化乡村公共文化体系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乡村振兴建设在面对乡村空间老中青人口结构比例失调和市场因素的多元化的沖击、乡村传统的宗法礼仪根基的动等一列问题汇聚在乡村空间，为乡村公共文化层面的探索带来了阻力。 在产业文化层面，聚合乡村发展的内生资源力量并致力于乡村振兴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产业文化发端于观念文化层面有受其约束，一个地区的发展必须要有主导产业作为支撑。同时要因地适宜尊重不同地区差异按客观的规律办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首先要按规律办事”。无论是顶层设计、规划编制，还是探索创新、推动发展，推进乡村振兴都必须遵循市场规律、自然规律、乡村建设规律、城乡发展规律同理，产业文化层面也要遵循规律办事。[12]例如山东潍坊市松兴屯原是一个典型落后村，用八年的时间使村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山东地区乡村振兴的一个样板，松兴屯在产业文化层面给予的经验主要三方面。第一，打破原有单一种植结构转向集约化设农业的合作社发展。松兴屯党支部在引进主导产业之前多次召开全体党员和村民代表大会，充分尊重乡村民众的主体，在涉及土地关系乡村民众切身利益时，坚持土地“进退自由”给予乡村民众自由的决策权。结合本村制定了“流转两步走”和“保底加分红”的产业模式，松兴屯村有了自己的主导产业。第二，乡民自觉自愿和分配入户、共同受益的原则。有主导产业作为支撑并进行统一合作管理销售，有了客观经济利润带动了松兴屯村的经济发展。第三，民众拆迁自由，因势利导，产业配套与时俱进，共同致富。在新建社区的各个环节严格把关，充分考虑经济困难家庭以土地流转费用抵押房款。搬迁后土地建冬暖式蔬菜大棚和中荷果园基地，通过发展特色农业，松兴屯经济实现跨越式增长。在当代中国，保持农业的主导地位是关系到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性保障，下大力气在农业上深化产业链条并充分考虑乡村民众的意愿，在产业文化层面找到可以致富的产业是核心 ，也是在探索一条适合农业发展的新业态、新模式。反观当下，中国农业经历了农田水利改造-化肥农药-种子改良的发展阶段，尤其在化肥农药的阶段，涵养水土的植被被人们大量破坏，化肥大量使用导致土地板结、遗弃的塑料薄膜在土壤中随处可见。需要人们停下脚步反省这种自杀式的农业模式，质问这是我们当下人们为之向往的农业生产模式吗？再加上乡村空间年轻群体以“两栖人”的身份游离于城市与乡村之间带来的不固定性导致乡村空间原有的文化积淀和传承的主体被抽离，与当代农业生产“以人为本”的理念存在冲突，人们依依不舍对农业的背弃，在积极的探索适合乡村空间产业文化模式。乡村产业文化的状态与观念文化、公共文化相互交渗在一起，为乡村审美文化空间的开拓积累了内生发展动力源泉。
在审美文化层面，聚合乡村空间的观念文化、公共文化、产业文化的资源力量服务于当下乡村振兴建设是应有之义。从美学角度来说，乡村文化是一种审美文化，是由传统的儒道释文化和近代的西方文化、现代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成的一种动态开放的文化，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以强势的姿态介入乡村空间，打破了中国从东晋开始以士人文化作为乡村田野的审美对象，但是，乡村民众始终没有成为乡村文化的审美主体，乡村民众躬耕劳作的对象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带有浓厚韵味的功利性，而把这种审美体验上升到艺术高度和境界的主体是士人而不是乡村民众，乡村民众更多的是士人眼中的审美对象。因此，乡村振兴建设在审美文化层面如何架构以乡村民众为主体的审美对象，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只有明确了审美主体，其一系列的探索和实践才能找到明确的方向和着力点。在乡村建设问题上，梁漱溟先生致力于乡村民众的主体地位，如果缺失了文化理念和礼俗风尚传承的主体乡村民众参与，其他的一切工作就无法着手实施。如何在乡村振兴建设中把乡村民众的主体地位确立是一个探索的路径。其次，传统文化在乡村空间遭到重创、宗法礼仪、婚礼嫁娶、丧葬文化等礼仪的简化使年轻群体对传统文化产生了隔膜，同时，让人感到欣慰的是新业态、新模式的文化艺术出现在乡村空间呈现的是一种不均衡的形态，主要原因主要取决于乡村民众审美主体的差异化。这种审美主体的差异化更多体现的是乡村空间文化积淀的厚度和生态资源的和谐，是拉开乡村振兴建设审美文化层面建设的主要动因。文化建设项目千篇一律如火如荼的出现在乡村空间，在推进建设过程中失去了乡村的文化的个性。也忽视了不同乡村之间的地势风貌差异、生态资源差异、风俗文化差异、经济财政差异等对文化项目的制约，在项目推进后期对文化项目起决定作用的是经济财政。不少基层领导忽视了乡村民众在审美文化的差异性和乡村精神的差异性，盲目建设田园式综合小镇打破了乡村空间人与自然的生态平衡点，有政府自上而下层层加码的推进最终在建设实施过程中出现了政策的失误，形式大于内容等现象频频在乡村。基于此，在乡村振兴建设审美文化层面把握乡民民众的主体性至关重要，对东西部地区农业发展的机制探索具有启发式的现实意义。多维度文化在乡村空间聚合是探索乡村振兴建设的重要路径和着手点，因此，转变观念与时俱进并确立“和合”的理念，理性的认识到乡村生活的主要构成者和乡村文化的审美主体是乡村民众。正是因为审美文化的差异给乡村振兴建设带来机遇和挑战，愈加重视多维度文化的关联，在差异中找到内生发展的动力是路径也是符合矛盾向前发展的依据。
四、构建乡村振兴共生共赢的模式
在新时代下构建乡村振兴建设发展的路径，就要认识到乡村文化空间聚合的多维度文化所阐释的“内在和合”和“差异化”理念，内在“和合”表达的是“共生”理念，差异化则是不同群体之间的“共赢”理念，尤其在产业文化项目落地实施对接的过程中，秉承“共生共赢”的理念贯穿与乡村文化空间中，对乡村民众的视野的开拓、精神文化的需求、理念的继承与更新等以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是乡村振兴建设的着手实施的基本路径。聚合多维度文化建构依县级为单位的视角来综合探究城乡融合的管理运行机制，时刻要有与时俱进转变观念的学习思维，进行总体规划布局的视域要有前瞻性，要勇于跳出乡村振兴建设以村庄为基本单位的限制，具备局外人看问题意识，又要融进问题意识中做局内人的实践执行者。
其一是在“内在和合”中从共生的角度聚合多维度文化在其内部空间剖析文化的共性。特别注重把握问题意识同一性。在其前提下科学规划实施并逐渐有理论层面渐进到实践层面的可操作性，掌控好工作统筹与衔接的节奏。在同一性中稳扎稳打的深入实施下去。内在“和合”所阐释的“共生”理念贯彻到乡村中去，“共生”在乡村空间中主要存在两个领域。其一是社会规范下人与人之间所倡导的“共生”理念共同的价值观操守。其二是生物世界中生物与生物之间的“共生”理念，与人类社会的“共生”理念相对比，这种“共生”理念具有强烈的严明事实的品格。生物学的“共生”概念， 有被原原本本地应用于社会， 从而被观念化的危险。日本当代著名学者尾关周二强调指出， 与生物系统意义上的以“设定”和谐'、协调为内在特质的均衡的、封闭的共存共荣系统不同”， 现代意义上的“共生”， “在本质上是向异质者开放的社会结合方式。它不是限于内部和睦的共存共荣， 而是相互承认不同生活方式的人们之自由活动和参与的机会， 积极地建立起相互关系的一种社会结合。”[13]惟有如此，“共生”的理念就是在乡村空间内部发掘内生发展动力源泉的着力点，其前提是建立在乡村资源和乡民参与、乡民认同的核心要素的前提下来进而构建一种以内部资源到外部资源、地方与超地方关系的关联作为出发点，目的让更多的人们走出狭隘的私人生活空间的领域，以政府作为平台搭建人与人合作交往的机制，让更多人参与到乡村振兴建设的事业中去，积极践行社会公共事物的责任。“共生”理论本质的目的就是在乡村空间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和谐友爱、稳定和健康的新世界。所谓共生的本质是互依、互惠、协同与合作， 共生体内的各共生单元之互惠互利之间正是在合作中得到优化、进化和发展。“共生”理论揭示了生命世界发展的动力源泉和发展机制。因此， 倡导“共生”理论用于乡村振兴建设中去，就是要有一种自我革新的学习思维，充分尊重乡村民众为主体的利益。以乡村民众作为个体单位在人与人交往中建構自由、平等、公正的人际关系，秉承着互惠合作的理念，乡村振兴建设才能有“共生”的建设层面上升到“差异化”的建设层面。 其二是从“差异化””共赢的角度聚合多维度文化在其外部空间剖析文化的个性。差异化层面更多注重的是把握问题意识的特殊性。了解的前提是共生，互利的前提是共赢。“共赢”所阐释就是一种“和而不同”的理念，是富有东方智慧的价值体系，也是对西方工业革命以来经济全球化和资本追逐利益最大化的价值观念的反省的结果。“和而不同”就是尊重不同主体之间“差异化”的需求，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建设进入深入区的关键阶段就是从“差异化”层面作为着力点去探索。尤其在乡村空间的观念文化层面，乡村民众对传统的儒道释和近代的西方主义、现代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需求存在差异化的矛盾空间，差异化空间的存在是乡村振兴建设必须要面对的课题这关系到乡村空间运营管理机制正常的运转。一个没有群体差别或群体差别过小的社会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然而， 一个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的界限过于分明、甚至严重对峙的社会也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虽然还不能说贫富差距小的社会就一定是一个稳定的社会， 但是， 可以肯定地说， 一个贫富差距过大的社會必定是一个不稳定的社会。[14] 基于此，乡村振兴建设是一种新业态、新模式的探索，如何把握好“差异化”层面的建设，就要着手于科学规划和布局合理充分尊重乡村民众的主体性。乡村振兴建设本身既是造成主观性和客观性相互对立的一种分化世界的活动， 又是消除主观性和客观性各自的片面性， 使二者达到更高的统一的活动。
其三是培育新乡贤为主体的参与意识，建立新乡贤事业编弹性聘用机制。开发多元化社会成员的潜能。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发展最为重要的目标是使每一社会成员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通过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可以为这个社会人力资源的充分开发创造必要的条件，并激发整个社会的活力。新乡贤是乡村建设的主体力量，又是链接乡村与城市的中坚力量，也是乡村振兴建设经济领域的践行者，新乡贤与乡民之间有着天然的纽带关系，对于维护社会秩序起关键作用。因此，重视新乡贤在乡村振兴建设中的推动作用，充分尊重新乡贤的话语权。但是，新乡贤是新生的群体，还存在一定的思维固化模式，缺少传统文化历史语境，对于构建乡村文化自信软实力的唤醒机制还是有待商榷，新乡贤不是传统文化的制定者，也不是现代化的设计者，但是，属于乡村经济生产的引领者，能够在乡村振兴建设中对乡民群体形成一种引领的作用。培育新乡贤成为乡村振兴建设的主体，适当在乡村空间中把权力下移给这一群体，并给予政策上的优惠。例如湖南省花垣县试点村支书“专职化”享受事业编待遇，拓宽了基层党组织书记的职业发展空间，鼓舞了乡村干部参与乡村振兴建设的热情和担当，激活了新乡贤主体力量对不同层次之间的精神需求，从而引导着传统文化进行现代价值转换的呈现方式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其四是构建聚合多维度文化同频共振、同向发力的制度建设。多维度文化相互交渗和支撑是乡村振兴建设不可缺少的关键一环。乡村空间中的观念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关键取决于共生共赢。各种文化间相互交渗形成了一种网格化的力量并深深植根于乡村文化空间中。并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乡村民众的价值观的操守，观念文化在每个时代的发展时期都会融入新的文化元素的充实，积淀在乡村空间形成文化厚度，文化厚度是建立在多维度文化的基础上在乡村空间形成同向共力、同频共振的效应。又因乡村之间的地理位置、地势风貌的差异在多维度文化的侧重点不一，致使观念文化层面在乡村形成独有的乡村符号。其传统的价值观、发展观、世界观都源于观念文化层面。作为公共文化，更需要观念文化源源不断的交渗，公共文化发端于观念文化。因不同乡村民众对公共文化差异化的需求，表现出特有的时代特色。乡村产业文化在观念文化和公共文化的基础上延伸出新的素养，注重共赢的本质，不同群体差异化的空间，为产业文化升级提供了路径。而作为审美文化在乡村振兴建设建构则是一个薄弱的环节，在其乡村空间开拓审美文化，更需要多维度文化的聚合。审美文化主体的丧失在乡村振兴建设的重构是任重而道远的，如何把审美主体建构在乡村民众的视角是一个新的课题。
其五是在乡村空间探索“内置金融”，激活内生发展的路径。“内置金融”概念出自中国乡建院的创建者李昌平。这里的“内置”一词旨在强调这种金融组织在结构上内在于乡村社区，因而与正规的商业性金融机构有很大不同。[15]“内置金融”注重的是多维度文化的相互交渗和支撑，在当下，优化乡村空间结构的公共文化、产业文化是乡村振兴建设推进实施普遍的做法，是激活乡村空间内生发展的路径着力点，“内置金融”面对的对象是以乡村民众为主体的乡村企业的个体户和小微工商户。“内置金融”的内生动力的来源主要有五点。其一资金来源的主体是乡村民众其筹资遵循自主、自愿的原则。其二金融服务对象限定在乡村空间内。其三运营管理依托乡村民众成员自主管理。其四是乡村民众享有其全部的经营利润，共同承担风险。其五针对防控坏账风险，制定了一套防范原则。故此“内置金融”更多的视域是在乡村空间内部延展而来注入内生动力，注重的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共生，在公共文化不断完善的前提下，引导乡村民众参与到产业文化上去并依靠完善的运营管理机制逐步发展成内生式的主导产业具有举足轻重的的作用。为推动乡村振兴建设提供有参考价值的经验。
其六是因地适宜建构以乡民为主的主导产业，来延伸产业链。精准定位乡村空间的主导产业。是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关键。在多维度文化相互交渗和相互支撑聚合后形成产业文化韧性的纽带，是产业文化沿着合理的发展脉络向前发展。主导产业是乡村振兴建设的核心也是经济命脉的牛鼻子，主导产业在乡村空间中呈现的形式主要有其两种，其一是内生式的主导产业。在经历了传统农耕文明和商品经济的冲击后，还能有其顽强的生命力扎根于乡村空间，这种内生式的主导产业要着重的扶持引导，在瓜熟蒂落时发展成为主导产业是应有之义。也是顺利推进乡村振兴建设成功的先决条件。乡村性的主导产业发端于多维度文化内涵中，通过审美文化的开拓间接地提升了产品的文化特质和产品价值。又因为多维度文化之间存在差异化，相应的文化产品因其不同群体的精神需求层次表现出个性化形式，尤其是地方政府在贯彻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的过程中，要充分调研本区域的多维度文化特色，因势利导的发展符合本区域的主导产业，努力打造成带动区域经济的特色品牌，把先进的管理经验技术融合到生产运营当中去。成为引领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地方政府切忌盲目引进、片面追求建设的速度。要在区域内找到适合本区域发展的主导产业，在乡村空间中形成同向发力的运行机制。其二是外置式产业。在多维度文化的聚合中形成以地方为主的主导产业和外置型产业的为辅的共建局面。漂移性是异地外迁而至的外置型产业的典型特征。[16]充分考虑其地势风貌和风土人情的特点、扎根于区域自身发展基础，发展具有产业带动性的产业是重点，在精心遴选和引进待产业的过程中把好适合本区域的质量关，绝不以牺牲环境承接大中城市转型升级中转移出来的产业。外生式产业在乡村空间的发展，实现了城乡产业的互动式发展，近而打破了城乡二元结构的壁垒的隔阂。稳步推进了乡村振兴建设的进程。正是再这样的情势下，只有将主导产业与农民农业相结合，尊重乡村区域发展规律，把握不同乡村所处的发展阶段，从多维度文化的相互交渗和支撑中源源不断的融会其中。才能精准的把握住乡村振兴建设的符号。 结语
综上，乡村振兴建设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综合立体化的架构，需要从乡村文化的符号着手，认清楚出乡村空间的基本构成。才能找到乡村振兴建设的内生路径，聚合多维度文化资源力量形成同频共振和同向合力面对其建设过程中复杂的不平衡的态势，就有了实施的路径 。要求人们尊重自然规律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地在建设过程中建设一切从实际出发，以客观事实为导向，聚合多维度文化资源相互交渗和支持，在共生共赢的理念下乡村振兴建设才会沿着科学合理的路径向前，对于提升区域文化的软实力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也是对审美文化在乡村空间的开拓、审美活动的开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注释：
[1]李幼蒸：《符号学作为跨学科方法论的重要作用》，[J]， 公法评论（网站），2001-03.
[2]李琳：《论新社会阶层与市民社会的共生结构与互动逻辑》，[J]，杂志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
[3]潘忠伟： 唐初《礼记》地位的提升与北朝礼学传统，[J]，中华文化论坛 ，2011-05-25.
[4]杨坤：海德格尔《世界图像的时代》的现代性品格，[J]，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8-25.
[5]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北京6月28日讯 近日，中国人大网公布《乡村振兴促进法（草案）》.
[6]张文明、章志敏：《资源·参与·认同：乡村振兴的内生发展逻辑与路径选择》 ，[J]，社会科学期刊，2018-11-10.
[7] （法）鲍德里亚、夏莹译：《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J]，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09-09-01.
[8]高原丽：《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需要厘清的几个关系》，[J]，奋斗期刊，2016-04-10.
[9]张勇：《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的内在逻辑、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基于农民市民化与乡村振兴协同视角》，[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1-25.
[10]毛伟磊、朱祥：《新时代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体系的优化策略》，[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20-03-10.
[11]毛伟磊、朱祥：《新时代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体系的优化策略》，[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20-03-10.
[12]赵宇：《推进乡村振兴需要按规律办事》，[J]，农民日报，2019-11-11.
[13]袁祖社：“多元共生”理念统合下的“互利共贏”与“价值共享”——现代“公共哲学”的基本人文理念与
[14]韩朝华：《内置金融：启动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J]，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2019-01-29.
[15]韩朝华：《内置金融：启动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J]，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2019-01-29.实践目标诉求 ，[J]，天津社会科学，2004-09-23.
[16]韩朝华.《内置金融：启动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J].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2019-01-29.
作者简介：李丙传，鲁迅美术学院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文化符号;乡村振兴;内生发展;共生共赢
“农村”这个词组，从语言学角度来看，是一种符号。这种符号阐释的是农业生产经济、在乡村空间内乡民以小聚居的生活方式聚合在一起形成农村，同时又受区域历史文化积淀形成共同的集体无意识和判断是非的价值体系。但是“农村”这个符号，并非是空洞的概念。乡村文化符号载体主要通过乡村人、乡村礼、乡村物、乡村景来构成一个多维度空间镶嵌在乡村，故而，乡村人是文化符号传承的主体，呈现的是一种开放式层次结构，乡村人把这种精神文化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融入时代审美风尚，成为维系人与人之间精神纽带，是乡村人价值观、精神理念、民间信仰文化文脉所在，乡村人在观念文化层面的基础上进一步延展。乡村礼属于公共文化层面，是乡村文化的核心所在，是乡村文化体制健全的主体，亦是维系乡民互助关系、宗法体系、民俗风尚的管理机制。乡村物泛指的是生活用品、耕作器具、居家的村落民居等属于产业文化层面，乡村物是产业文化雏形，产业文化的形成源于乡村物。乡村景属于审美文化层面，属于文化服务及文化产业范畴，是乡村观念文化和产业文化的拓展与外溢，乡村民俗工艺品、戏剧表演、乡村研学、乡村康养等，乡村景是借助外生式的外力激发乡村内生式的动力源，因此，乡村景介于产业文化与公共文化之间，既具有产业文化的商业属性和公共文化的服务属性，为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的实施奠定基础。
一、乡村文化符号空间的基本构成
符号学是现代社会科学领域内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它是现代人文社会科学跨学科方法论探讨的重要方向之一 。被视为其他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语义学和逻辑学基础 ， 故被称为人文社会科学的“数学”工具。[1] 符号学作为一种理论工具同样也适用于乡村领域，乡村文化符号是抽象化、概念化的，人们想要深层次的通过符号的形式去探究乡村，基于此，乡村文化符号可以从乡村人、乡村礼、乡村物、乡村景四个维度，乡村文化符号既可以是显性的实体，例如村落民居、民俗工艺品、耕作器具、乡村戏剧等，也可以是隐性的概念，例如生活态度、礼仪风俗、村规村约、社会风气。乡村文化符号的重塑不是一味复古，而是要注重显性文化的表达输出，又要做到隐性文化内涵的传承输入，从而建构一种基层官员和乡村青年对区域文化践行学习的平台，在研学的过程中带着问题意识才能更深入了解文化的核心。可以探析乡村振兴实施的路径的曲折性、复杂性、多元性，以利于基层政府在推行乡村振兴政策针对不同乡村个性文化元素的多維度多角度的探究与实施。
其一为乡村人，是乡村观念文化、公共文化、产业文化、审美文化传承的主体，乡村人口其划分为非农业和农业两大类，非农业包括从事脑力的乡村教师、手工艺人、行政人员等、农业生产包括从事体力的农、林、牧、渔的人员等， 随着改革开放深入推行实施，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一种新的变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而且，许多人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之间流动频繁，人们的职业、身份经常变动。这种变化还会继续下去。”[2]中产阶级在乡村扮演的是新乡贤的角色，进一步成为乡村文化符号新的载体，在政治方面起到了维系乡村稳定器作用，在经济方面对于拉动乡村经济起到了助推器的作用，乡村振兴规划战略的实施离不开对新乡贤这一群体，新乡贤有着先进的生产管理经验，通过创办合作社和企业的形式吸纳劳动力，形成了一定的示范和带动作用，传统文化价值的引向现代价值转换的呈现方式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故此，乡村文化符号载体应注重新乡贤的精神文化内生的需求。
其二为乡村礼，属于公共文化层面，郑玄于《礼序》有云：“礼者，体也，履也。统之心曰体，践而行之曰履。”[3]礼是一种社会价值观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礼潜移默化的贯穿在人际关系、宗法礼仪、乡规民约当中，成为一个地方区域文化的行为标准和范式，礼的传承始终贯穿在丧葬习俗、婚礼嫁娶、儒道释典礼等，具有制衡与调节乡村文化生态的作用，当下乡村振兴建设是政府实践探究的重要课题，在政策贯彻实施的过程中应重点考虑礼仪文化功能区的建设，与生产功能区区、生活功能社区、生态功能区”形成一种四区同频共振的总体区域一体化建设，乡村礼具有复杂性、丰富性、传承性、实践性，礼仪文化功能区是建立在观念文化与精神文化、审美文化之间，乡村礼是区域礼仪文化的源点，当下乡村建设不等于村庄的建设，不少学者把乡村类型化，从文化学、生态学、社会学、人类学的角度去看待乡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们研究案例以村庄的个别案例来探究乡村建设，以偏概全，因此，乡村礼的传承与创新应置身于以城乡区域融合关系当中，以县进行类型化处理，才能充分挖掘区域地方文化资源、在资源的基础上建构乡村礼来培养区域性主导产业，并延伸出主导产业的链条，吸纳乡村劳动力在参与乡村振兴建设的基础上得到乡民的认可，同时，乡村礼也要加大对中小学教育关于礼的文化的输出，加强意识形态的教育。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建设储备人才，随着西方价值观念文化的输出对乡村礼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为此，在以城乡关系融合发展当中政府宣传部门掌握舆论动态，即使对乡民的思维方式、乡规民约有一个管理机制。教育部门应加大对教师群体乡村振兴建设观念的研习，做好乡村礼公共文化层面建设宣传的急先锋，乡村礼作为乡村美学文化空间重要组成部分，在乡村建设社会结构的调整、区域融合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其三为乡村物，属于产业文化层。在海德格尔《作为图像的世界》中说道：新时代最本质的特征就是世界变成了图像。世界在“人”面前成为了表征。在古典时代事情正好相反，“人”是被观看的对象[4] 图像是符号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乡村亦是如此，乡村物是显性的承载体必须要借助一定的物质载体来呈现，在物质载体的概念化的外延下，成为产业文化的实践和理论来源，对当下乡村振兴建设有借鉴式意义，着重扶持区域主导产业，应从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时域角度整体规划布局，打破传统思维的窠臼，在区域乡村文化符号构建的基础上，通过乡村物的不断组合、易位、引借、减舍、虚幻、材质，因地制宜地升级优化主导产业，激活乡村村落自发传承阶段文脉，为区域产业文化源源不断注入新的产业文化动力源，给予产业文化层更多优惠政策空间，商业模块可以让新乡贤出谋划策，激发他们建设家乡的责任意识，生产经营的维稳有基层政府管理，文化交给民间智库管理，形成三位一体的以县级为单位类型化城乡融合发展模式，有主导产业的支撑，才能更好为区域公共文化的现代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文化配套升级提供动力源，以乡村多元文化空间的架构为契合点扩大、培育、创新农村的消费需求极，一切理论创新和实践都要扎实回归到乡村物的基础上。为审美文化的拓展提供了路径研究。
其四为乡村景，属于审美文化层面，在《乡村振兴促进法（草案）》第五章生态保护第三十三条指出“国家加强乡村生态保护，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工程，健全重要的生态系统保护制度和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改善乡村生态环境。”[5]乡村景是实施生态保护机制的前提，城乡融合发展在乡村人的推动下建构一种县级为单位的区域互动式发展，旨在培养探索一种新业态、新模式、新动能的农业农村产业化的新增长极，继而在乡村礼公共文化的层面挖掘出维系区域文化城乡发展的，进一步在乡村物的基础上做大、做强产业文化，最终在乡村景上做出文章。可以尝试探索乡村型教育研学、田园型综合型养老、乡村型民俗文创等具有市场前沿的产业，撬动一个产业更多的来增加乡民的收入，以产业兴旺为支撑、生态宜居为前提、乡风文明为传承、治理有效为安全的乡村振兴样板，均具有丰富的审美文化意味。乡村振兴建设具有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相互渗透为一体。成为乡村文化符号空间结构的中坚的新业态。
在乡村振兴文化建设推进中，乡村人、乡村礼、乡村物、乡村景相互交叉，构成一种特有的乡村文化符号，均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
乡村人是观念文化的传承者、公共文化的维系者、产业文化的创造者、审美文化的认知者，也是乡村文化建设的基石，更是乡村文化空间的建构者，借鉴和与甄别外来文化意识形态的掌控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者，对引领以县为单位和对象的乡村研究的乡村振兴建设发挥者主导性的作用。
乡村礼是公共文化的维系者，是乡村文化建设的核心，在乡村运行管理体制的健全、氏族宗法礼仪的传承、乡规民约建构均是从乡村礼延展而来并成为区域文化乡民价值观判断的标准，在人际关系、伦理关系起着一种沟通与协调枢纽站的作用，当下乡村振兴建设就是要打破城乡二元体制结构的束缚，把具有城市文化元素和乡村文化元素融合在一起，文化元素在碰撞与交流就会凸显一种新业态、新模式，嵌入在乡村振兴文化空间当中，成为具有中国特色乡村振兴建设文化的样板。
乡村物是产业文化的物质载体，产业文化是乡村文化活动空间的升级，是一种动态的空间物质载体的显现，是激活乡村振兴建设的驱动器，又是一种精神引领和文化传承升级的过滤器，也是乡村振兴建设的造血器，在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经济全球化的重新组合下冲击着乡村空间，躬耕劳作的乡民依然坚守土地农业经济的生产模式，依然对乡村有割舍不断的情愫，乡村物具有时光的厚重感和吸引力，渗透在丧葬习俗、婚礼嫁娶、儒道释典礼的仪式活动的程序中成为一种乡村文化符号，并不断地充实这种符号空间，新业态的强势介入必须是循环渐进的，产业文化扎根乡村沃土，不断阐释着文化基因，培育世世代代的乡村工匠、士绅乡贤在乡村空间生产劳作。基于此，积累一定的经济资本就会成为反哺乡村文化空间产业文化的推动着。
乡村景是审美文化的延展，审美文化介于观念文化和公共文化、产业文化之间，审美文化是乡村振兴建设的主战场，审美文化的认知者是乡民。因此，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的设计要有前瞻性，充分尊重乡村景的生态和谐，设计者应是以乡民为主体和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才能深入推进实施，审美文化是城乡融合发展的有效手段，乡村型研学、田园型综合型养老、乡村型民俗文创是变档升级的最佳契机，是乡村发展产业文化的有效范式，超地方力量有政府搭台弥补了乡村自身发展的局限性，两种力量博弈的调和点应该落在乡民为主体的基础上，多元主体通过制度化的框架内进行有效的沟通协商，可以获得互补与整合，因此，乡村景是乡村振兴建设的重要环节。
基于此，不同文化的耦合在乡村文化空间同频共振下，使乡村振兴建设发展有了厚重的历史感，形成一种文化的凝聚力来激活乡村文化的文脉。内生式的发展愈来愈收到人们的重视。对乡村振兴建设具有启发式意义。
二、激活乡村多维度文化符号空间内生发展路径
20世紀70年代末，内生发展思想开始被广泛关注，并被应用于讨论如何扭转农村的颓势，实现乡村振兴和发展的具体实践中[6]，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建设的核心。作为传承者的乡村人其观念文化随着时间的不断发展，不同时代的主流文化嬗变赋予了乡民生活的意义，通过乡村礼公共文化层面维系乡民之间人际关系、伦理关系、宗法关系成为一种乡民共同的价值标准，并隐性地沉淀在乡村空间中为乡村振兴建设提供了基础，乡村物作为一种纽带，在产业文化层面汲取乡村文化的元素并转变为一种可持续价值实践的过程，如何激活乡村内生发展成为乡村振兴建设发展必须要探讨的核心。
内生发展是相对于外生发展而提出，随着人类进入工业化和全球化资本主义的背景下，资本追逐利益本质的最大化席卷全球各个角落。成为掠夺乡村资源的始作俑者，外生式发展是以资本的形式通过产业组织强势介入乡村，只是单一方面的把地方资源转换成商业资本，乡村文化符号空间生态平衡被打破，正如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所说“在物质商品的秩序之中，消费通过盲目的需要的社会强制，而不是通过使用价值的神圣化，发挥着激活生产体系的功能。借助于消费，体系不仅成功地依靠力量来剥削人们，而且成功地让他们参与到体系多样化的生存之中。”[7]外生式商业资本在掠夺地方资源的生产中只是从乡村文化符号空间外部参与到符号层面，并没有深入到乡村文化符号空间内部，也就是所指的内生式发展的层面。内生式发展强调“（资源）本土性、（参与）多元化、（小民）创造力”三个基本元素构成。乡村振兴建设是城乡融合发展的模式，内生式发展旨在打破乡村社会和城乡之间的隔离和失衡，是一个历史性、制度性的长期积累过程及其结果，而要从失衡走向融合，最终走向城乡协同一体化发展，同样是一个历史性、制度性的改革过程，乡村振兴建设不是一蹴而就建成的事，是一个漫长的建设过程。因此在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政府报告中正式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从内生式发展视角为乡村振兴建设实施提供了借鉴意义。基于此，从乡村人、乡村礼、乡村物、乡村景四个维度综合认识乡村振兴建设存在的误区是当务之急。 其一，认为乡村振兴建设应从乡村景所属的审美文化层面着手，加大对文化产业相关设施的投入，从而过多的引入了市场性的因素，政府在搭建平台的过程中一味的注重经济带来的示范效应，过去一味注重从“文化塔台，经济唱戏”的角度鼓励乡村文化资源的开发，短期盈利性无益于饮鸩止渴，并没有激活乡村文化符号空间脉搏，置身转换从“经济搭台，文化唱戏”的角度来激活乡村振兴建设内生式发展，例如山东省微山镇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在中国乡建院的协助下，提出了“旅游+”战略，结合生态游、农业游、田园游等发展内置金融合作社，在中草药基地深化产业链、树立渔家文创品牌、实现了旅游与其他产业的有机统一，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乡村振兴战略样板 ，微山镇始终注重从自身文化精神的引领升级着手，挖掘微山镇内生动力来做大和做强主导产业，使乡村人、乡村礼、乡村物和乡村景相互渗透创造出了富有文化内涵特色的文化景观和艺术活动。
乡村振兴建设的主体应该以地方居民为核心。在此基础上建构一种制度性框架让社会的多元化因素参与建设中，重点放在乡村人的观念文化和乡村精神方面，在乡村空间纵向轴上继承，在横向轴上创新，就会为乡村空间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产业文化脱胎于乡村空间显性的物质载体和隐性的精神文化，尤其是产业文化在当下是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的重要路径，倘若在建设中忽视乡村空间的观念文化和乡村精神的汲取，就会使乡村振兴文化的建设成为无源之水，那么深层次带动区域地方经济的发展就无从说起，乡村振兴建设推进实施就会寸步难行很难落到实处，偏离观念文化和乡村精神就会导致思想认识出现偏差，工作统筹衔接脱节，群众意愿征求不充分，就会在执行层面出现侵害群众利益问题，缺失了“物”与“人”结合资源的供应机制，在感知层面与实践层面共契的协调机制失灵，其主要原因乡村振兴建设精神文化的下滑，乡村振兴建设的根基就会动摇，价值观念文化的重塑要借助乡村礼公共文化层面来剖析儒道释文化空间的层次结构，在构建文化基石方面要重视儒学为主体的文化，对于乡村人的精神信仰的混乱具有溯本清源的意义，同时宗教意识在乡村文化空间的抬头具有抑制作用，有同时对现代文明意识形态的指引具有反省的作用，因此对乡民精神价值的回归和乡村精神文化重塑具有重要的探索意义。
其二，乡村振兴建设在推进过程中忽视乡村礼公共文化層面，导致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文化配套相脱节。尤其在脱贫攻坚进入深水区和乡村振兴链接的重要节点，改革如逆水行舟，爬坡过坎，不进则退，许多制度改革都存在一些列路径的依赖特征，尤其是在关键环节重大问题的决策上不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制度风险就会累积成为乡村振兴建设的绊脚石，城乡二元体制结构的固化模式很难突破，因此公共文化建构应以县级为单位来激发区域互动发展的机制，才能抓好各项工作的动力因子来激活区域内生发展脉搏，在乡村空间重视丧葬习俗、婚礼嫁娶、儒道释等传统礼仪活动。其次，公共文化介于观念文化和产业文化、审美文化之间，忽视任何一个环节的建设就会偏离其轨道，公共文化犹如其轨道成为维系乡村符号空间的纽带。关于公共文化的构建应从三点来深入实施，第一，要构建符合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配套设施。中央明确提出到2020年要“基本建成覆盖城乡、便捷高效、保基本、促公平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其现代性主要体现在“文化领域内基于市场经济结构的制度体系替代计划性制度体系的制度嬗变过程。”[8]乡村振兴建设应重点在公共文化领域内统筹推进实施，与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城乡融合发展。第二，构建重塑乡村文化形态的公共文化社会组织机构，扶持城市公益组织在乡村空间的参与机制，加大培育乡村振兴的中间服务组织，以乡村民众的切身利益紧密相连起来，用现代化的组织方式表达乡村民众亟需解决的难题，在解决问题的路径中培育壮大基层自治民主的制度保障和内生活力，以公共文化作为维系乡村民众的价值操守，让宪法权力在基层群众自治的前提下建立健全来解决乡村民众价值共同体的道德束缚和乡规民约、乡礼乡俗的式微，乡村民众外出务工的流动性日益加剧，熟人社会的乡村结构正在逐步瓦解，传统道德操守的宗法礼仪约束的机制失灵，留守乡村的主要群体是老人和孩子等综合因素，不能担负起乡村振兴建设建设的主力军，外出务工的的年轻人受商业利益趋势不在观众乡村建设的事宜，陷入基层领导与弱势群体的交接，缺少了年轻群体的参与，处于相对传统封闭的乡村空间变成了一个现代开放的流动社会，传统社会的乡规民约、邻里互助等现象被追求现代化金钱利益至上的理念所冲蚀，源于道德约束机制功能的衰减和现代法治的体制不能相辅相成的健全发挥功能。第三，在公共文化层面上加大艺术美育的对乡村孩子的教育，乡村孩子是未来乡村振兴建设的主体，在乡村教育中补齐美育的短板，但是目前，乡村艺术教育的课程设置与经济补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介入、民族文化的精神融入等“一次性”输血式策略是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点。但将经济融入艺术与教育提升经济效益、改变大众观念，在乡村空间中构建“可循环”造血式扶贫策略的研究案例较少，因此在艺术教育方面手加大师资与设备的教育投入，在乡村空间公共文化层面注重乡村优秀的戏剧曲艺、少数民族文化、民间艺术等乡村文化的培育。从“学、研、产”三位一体角度出发，为艺术教育的创新提供内生发展的动力，引用一批乡村民间能工巧匠充实到美育体系当中，对于补齐乡村艺术教育的短板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乡村礼公共文化的建设要敢于突破观念和制度的固化模式，仅从公共文化层面是行不通的。
其三，过分注重片面追求乡村物产业文化层面带来的短期经济效益，改变产业文化单一参与的主体，构建地方居民为核心和多元化主体共同发力的产业文化，诸如山东济南中欧装备制造小镇在新兴产业集聚发展方面发掘内生动力提供了很好的研究案例，小镇结构的运营模式有三点。第一，优化小镇空间布局。第二，企业化主体凸显。第三，开发模式主体多元化。因此，小镇对当下乡村振兴建设提供六点可以借鉴的经验。第一，定位清晰，小镇在建设之初就以国家标准和专业设计和富有山东齐鲁特色统筹纳入小镇规划。第二，小镇载体平台过硬，济南地处环渤海经济区、京沪经济轴上的重要交汇点。第三，小镇整体规划合理形成了“一心两翼一轴一带”的空间结构布局，构筑蓝绿交融的生态产业小镇。第四，利用对欧合作的优势，积极举办中德中小企业高峰论坛等形式成为了对欧合作成功的新高地。第五，地理位置优越，地处临空经济区是济南城乡融合发展的产物、是济南的城乡融合地带，第六，构筑招商引资的营商环境，引入多元化资本，多层次的人才培养体系极大的促进创新成果的权力化、商业化、产业化。因此，在当下乡村振兴协同推进中只注重产业文化层面是行不通的，乡村振兴以观念文化为基础，公共文化为纽带，产业文化为核心，审美文化为延展，还有深化体制的政治决心和高规格高标准的顶层设计理念和功能齐全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 其四，过分注重乡村人的主体能动作用，人类至上为核心的错误观念灌输，致使人类误以为“人是自然的主宰”。一切都要从属于人类，人类如饥似渴的榨取甚至任意拓展发挥资源的广度、改变自然资源的利用方式。从工业文明发展到城市文明以来，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意识淡化，改造自然的主体意识增强，以牺牲自然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了经济高速增长的成绩，但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果这样的发展下去，就会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世界上三大文明古国的教训为我们敲响了警钟，乡村振兴建设的发展要从中国传统的文化汲取经验，尤其是“和合”价值观念对中国古人引导作用，使炎黄子延续不断的生活在这片沃土上。“和合”理念源于乡村，需要回归到乡村空间找到中国古人对道法自然精神的阐释。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驱使下资本追逐利益最大化至上的原则冲击着中国乡村空间，破坏乡村的生态环境空间、自然灾害频发泥石流、洪水等现象频频发生，人类背上了沉重的生态债
道法自然是古人朴素的生态观念，在农业文明中孕育而生，城市高速发展的节奏下，需要深刻反省我们到底建设一个怎样的城市，当下城市利益至上的原则向下延展到乡村空间，与传统的“和合”理念渐行渐远。由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理论。为中国探索生态文明的建设提供了指引的思想总纲，出台了针对生态环境的法律法规，以最严控的惩戒手段保护生态环境，从中央到基层树立责任终身追究制。因此，乡村空间中最重要的职责就是遵循自然规律，在保障生态环境的大前提下深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为乡村振兴建设提供内生发展动力和新的路径探析。
三、多维度文化聚合乡村的资源力量
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首先提出“内卷化”概念， 揭示了一种没有实际发展或停滞不前的变革现象。此后， 黄宗智将“内卷化”概念应用于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研究， 用“经济内卷”和“无发展的增长”来描述和解释中国华北地区和江南农村经济的无效增长模式[9]。在乡村振兴时域下，激活乡村的内生动力，聚合乡村的资源力量在乡村民众认可参与的条件下，建构一个以乡村民众为主体的制度框架作为蓝本，让社会多元化的资本介入乡村空间，来应对当下乡村内卷化、空心化、原子化的问题尤为重要，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制度的壁垒就要注重多维度文化在乡村空间的聚合，疏通乡村空间的外部和内部和合衔接、在乡村空间与城市空间建构一种互动参与模式，探索乡村文化振兴就是对乡村文化的符号的有力诠释。
在观念文化层面聚合中国传统的儒道释文化，宗法礼仪、丧葬礼仪和现在社会主义所倡导的核心价值观存在一定的冲突，在乡村空间形成了一个审美杂糅空间，多维度文化镶嵌在乡村空间内在文化生态上达到了一个平衡点，这种机制是一种动态互动的自我调整而不断交流融合的空间，观念文化的形成的根源是在乡村，观念文化是一种集体无意识渗透在乡村民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并成为一种共同的价值观操守潜移默化的渗透在乡村空间内部。对于乡村振兴建设在观念文化层面如何着手提供了一种参考角度。当下聚合优秀观念文化致力于乡村振兴建设激活乡村空间的内生发展的动力尤为重要，当下乡村民众憧憬于城市文化的繁荣，但又留恋于乡村空间儒道释文化和丧葬礼仪、婚礼嫁娶等传统的宗法礼仪的以氏族宗亲为纽带的遵守。西方的观念文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充斥着乡村空间，中国传统文化以儒道释构筑的“天人合一”生态系统根基出现松动，在这时回归到观念文化层面聚合就有了路径的着力点，乡村振兴建设汲取传统优秀的文化元素用于服务于当下恰逢其势。其次，西方先进文化提供了先进的管理经验的同时，还有一些在意识形态上与社会主义所倡导的意识形态相违背，文化理念和意识形态裹挟着糖衣炮弹外壳源源不断地输入其他国家和地区，文化理念作为先导麻痹人们价值观的操守和扭曲本国观念文化使人们逐渐失去了固有的文化自信。西方工业革命科学技术的催使解放了人们的双手极大的提高了生产效率，为资本家榨取其他国家的资源提供原始的资本积累，强调金钱利益至上的观念充满诱惑性，人们在追逐金钱物质利益上成为了一种商业符号，人们恍然警醒意识到要回归到传统的文化仁义礼智信、忠孝节义建构的观念文化体系中去冲破一道道壁垒，将失去的传统文化载体和传承的文化理念进行重塑。因此，观念文化是一个民族和国家在长期积淀的精神风貌和心智品格凝聚力的感召力，观念文化层面的理念输出取决于乡村空间的人口红利和人才红利、人文红利。乡村振兴建设的着力点也亦是如此，当下乡村振兴建设在观念文化层面的着力点的建构还缺乏有效的激活机制。
在公共文化层面，聚合乡村振兴建设发展的内生动力，务必要重视人们的价值操守、逻辑方式、道德标准等，公共文化介于观念文化和产业文化之间，也是审美文化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公共文化配套整体推进和人们的需求是相关联，从马斯诺的需求层次结构理论来看人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人的精神需求机构从低到高依次分为感官刺激、休闲娱乐、信息获取、学习知识、思想升华、审美追求六个层次，因此，公共文化的推进要满足人们在不同层次差异化的文化需求，乡村振兴建设在公共文化层面的短板就在于此，如何在乡村空间合理有序的推进不同群体的差异化的需要是一个值得探索的路径。尤其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关键时期补足文化精神钙片尤为重要。然而，从乡村发展来看，在公共文化服务有效供给不足的同时，存在农村居民的公共文化需求难以得到满足的情况。研究发现，文化需求会随着人们的年龄、性别、收入、职业等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的需求。[10]乡村振兴建设在公共文化层面可以尝试从三方面入手。第一，转变政府单一决策机制向多元化参与机制推进，在配套设施上与时俱进满足不同群体的文化需求，始终尊重乡民的主体性和不同地区因地势存在的差异性。第二，引入市场多元化的参与力量，科学合理地刺激乡民的文化需求差异化的特性。例如在本土的戏剧更容易得到地方居民的满足，同时也要与时俱进在乡土戏剧继承上加大创新力度，从而创作出符合乡村振兴建设的乡民的文化需求。形成政府“搭台”和文化“唱戏”的局面。但参与在台上唱戏的群体则是多元化的，只有这样才能为乡民提供更完备的公共文化体系，在以市场为主体的基础上提供更高层次的文化服务差异服务。第三，社会组织则可能成为新时代乡村社会的“黏合剂”。正是因为这种“黏合剂”功能，社团组织在享受社区公共文化资源的同时，也成为公共文化产品落实的嫁接者，进而发挥“双向互动式”服务的驱动效应。[11]例如中国乡建院是一家致力于村振兴建设的民间组织，在乡村振兴建设中提供了许多落地成功的案例。在优化乡村公共文化体系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乡村振兴建设在面对乡村空间老中青人口结构比例失调和市场因素的多元化的沖击、乡村传统的宗法礼仪根基的动等一列问题汇聚在乡村空间，为乡村公共文化层面的探索带来了阻力。 在产业文化层面，聚合乡村发展的内生资源力量并致力于乡村振兴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产业文化发端于观念文化层面有受其约束，一个地区的发展必须要有主导产业作为支撑。同时要因地适宜尊重不同地区差异按客观的规律办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首先要按规律办事”。无论是顶层设计、规划编制，还是探索创新、推动发展，推进乡村振兴都必须遵循市场规律、自然规律、乡村建设规律、城乡发展规律同理，产业文化层面也要遵循规律办事。[12]例如山东潍坊市松兴屯原是一个典型落后村，用八年的时间使村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山东地区乡村振兴的一个样板，松兴屯在产业文化层面给予的经验主要三方面。第一，打破原有单一种植结构转向集约化设农业的合作社发展。松兴屯党支部在引进主导产业之前多次召开全体党员和村民代表大会，充分尊重乡村民众的主体，在涉及土地关系乡村民众切身利益时，坚持土地“进退自由”给予乡村民众自由的决策权。结合本村制定了“流转两步走”和“保底加分红”的产业模式，松兴屯村有了自己的主导产业。第二，乡民自觉自愿和分配入户、共同受益的原则。有主导产业作为支撑并进行统一合作管理销售，有了客观经济利润带动了松兴屯村的经济发展。第三，民众拆迁自由，因势利导，产业配套与时俱进，共同致富。在新建社区的各个环节严格把关，充分考虑经济困难家庭以土地流转费用抵押房款。搬迁后土地建冬暖式蔬菜大棚和中荷果园基地，通过发展特色农业，松兴屯经济实现跨越式增长。在当代中国，保持农业的主导地位是关系到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性保障，下大力气在农业上深化产业链条并充分考虑乡村民众的意愿，在产业文化层面找到可以致富的产业是核心 ，也是在探索一条适合农业发展的新业态、新模式。反观当下，中国农业经历了农田水利改造-化肥农药-种子改良的发展阶段，尤其在化肥农药的阶段，涵养水土的植被被人们大量破坏，化肥大量使用导致土地板结、遗弃的塑料薄膜在土壤中随处可见。需要人们停下脚步反省这种自杀式的农业模式，质问这是我们当下人们为之向往的农业生产模式吗？再加上乡村空间年轻群体以“两栖人”的身份游离于城市与乡村之间带来的不固定性导致乡村空间原有的文化积淀和传承的主体被抽离，与当代农业生产“以人为本”的理念存在冲突，人们依依不舍对农业的背弃，在积极的探索适合乡村空间产业文化模式。乡村产业文化的状态与观念文化、公共文化相互交渗在一起，为乡村审美文化空间的开拓积累了内生发展动力源泉。
在审美文化层面，聚合乡村空间的观念文化、公共文化、产业文化的资源力量服务于当下乡村振兴建设是应有之义。从美学角度来说，乡村文化是一种审美文化，是由传统的儒道释文化和近代的西方文化、现代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成的一种动态开放的文化，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以强势的姿态介入乡村空间，打破了中国从东晋开始以士人文化作为乡村田野的审美对象，但是，乡村民众始终没有成为乡村文化的审美主体，乡村民众躬耕劳作的对象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带有浓厚韵味的功利性，而把这种审美体验上升到艺术高度和境界的主体是士人而不是乡村民众，乡村民众更多的是士人眼中的审美对象。因此，乡村振兴建设在审美文化层面如何架构以乡村民众为主体的审美对象，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只有明确了审美主体，其一系列的探索和实践才能找到明确的方向和着力点。在乡村建设问题上，梁漱溟先生致力于乡村民众的主体地位，如果缺失了文化理念和礼俗风尚传承的主体乡村民众参与，其他的一切工作就无法着手实施。如何在乡村振兴建设中把乡村民众的主体地位确立是一个探索的路径。其次，传统文化在乡村空间遭到重创、宗法礼仪、婚礼嫁娶、丧葬文化等礼仪的简化使年轻群体对传统文化产生了隔膜，同时，让人感到欣慰的是新业态、新模式的文化艺术出现在乡村空间呈现的是一种不均衡的形态，主要原因主要取决于乡村民众审美主体的差异化。这种审美主体的差异化更多体现的是乡村空间文化积淀的厚度和生态资源的和谐，是拉开乡村振兴建设审美文化层面建设的主要动因。文化建设项目千篇一律如火如荼的出现在乡村空间，在推进建设过程中失去了乡村的文化的个性。也忽视了不同乡村之间的地势风貌差异、生态资源差异、风俗文化差异、经济财政差异等对文化项目的制约，在项目推进后期对文化项目起决定作用的是经济财政。不少基层领导忽视了乡村民众在审美文化的差异性和乡村精神的差异性，盲目建设田园式综合小镇打破了乡村空间人与自然的生态平衡点，有政府自上而下层层加码的推进最终在建设实施过程中出现了政策的失误，形式大于内容等现象频频在乡村。基于此，在乡村振兴建设审美文化层面把握乡民民众的主体性至关重要，对东西部地区农业发展的机制探索具有启发式的现实意义。多维度文化在乡村空间聚合是探索乡村振兴建设的重要路径和着手点，因此，转变观念与时俱进并确立“和合”的理念，理性的认识到乡村生活的主要构成者和乡村文化的审美主体是乡村民众。正是因为审美文化的差异给乡村振兴建设带来机遇和挑战，愈加重视多维度文化的关联，在差异中找到内生发展的动力是路径也是符合矛盾向前发展的依据。
四、构建乡村振兴共生共赢的模式
在新时代下构建乡村振兴建设发展的路径，就要认识到乡村文化空间聚合的多维度文化所阐释的“内在和合”和“差异化”理念，内在“和合”表达的是“共生”理念，差异化则是不同群体之间的“共赢”理念，尤其在产业文化项目落地实施对接的过程中，秉承“共生共赢”的理念贯穿与乡村文化空间中，对乡村民众的视野的开拓、精神文化的需求、理念的继承与更新等以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是乡村振兴建设的着手实施的基本路径。聚合多维度文化建构依县级为单位的视角来综合探究城乡融合的管理运行机制，时刻要有与时俱进转变观念的学习思维，进行总体规划布局的视域要有前瞻性，要勇于跳出乡村振兴建设以村庄为基本单位的限制，具备局外人看问题意识，又要融进问题意识中做局内人的实践执行者。
其一是在“内在和合”中从共生的角度聚合多维度文化在其内部空间剖析文化的共性。特别注重把握问题意识同一性。在其前提下科学规划实施并逐渐有理论层面渐进到实践层面的可操作性，掌控好工作统筹与衔接的节奏。在同一性中稳扎稳打的深入实施下去。内在“和合”所阐释的“共生”理念贯彻到乡村中去，“共生”在乡村空间中主要存在两个领域。其一是社会规范下人与人之间所倡导的“共生”理念共同的价值观操守。其二是生物世界中生物与生物之间的“共生”理念，与人类社会的“共生”理念相对比，这种“共生”理念具有强烈的严明事实的品格。生物学的“共生”概念， 有被原原本本地应用于社会， 从而被观念化的危险。日本当代著名学者尾关周二强调指出， 与生物系统意义上的以“设定”和谐'、协调为内在特质的均衡的、封闭的共存共荣系统不同”， 现代意义上的“共生”， “在本质上是向异质者开放的社会结合方式。它不是限于内部和睦的共存共荣， 而是相互承认不同生活方式的人们之自由活动和参与的机会， 积极地建立起相互关系的一种社会结合。”[13]惟有如此，“共生”的理念就是在乡村空间内部发掘内生发展动力源泉的着力点，其前提是建立在乡村资源和乡民参与、乡民认同的核心要素的前提下来进而构建一种以内部资源到外部资源、地方与超地方关系的关联作为出发点，目的让更多的人们走出狭隘的私人生活空间的领域，以政府作为平台搭建人与人合作交往的机制，让更多人参与到乡村振兴建设的事业中去，积极践行社会公共事物的责任。“共生”理论本质的目的就是在乡村空间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和谐友爱、稳定和健康的新世界。所谓共生的本质是互依、互惠、协同与合作， 共生体内的各共生单元之互惠互利之间正是在合作中得到优化、进化和发展。“共生”理论揭示了生命世界发展的动力源泉和发展机制。因此， 倡导“共生”理论用于乡村振兴建设中去，就是要有一种自我革新的学习思维，充分尊重乡村民众为主体的利益。以乡村民众作为个体单位在人与人交往中建構自由、平等、公正的人际关系，秉承着互惠合作的理念，乡村振兴建设才能有“共生”的建设层面上升到“差异化”的建设层面。 其二是从“差异化””共赢的角度聚合多维度文化在其外部空间剖析文化的个性。差异化层面更多注重的是把握问题意识的特殊性。了解的前提是共生，互利的前提是共赢。“共赢”所阐释就是一种“和而不同”的理念，是富有东方智慧的价值体系，也是对西方工业革命以来经济全球化和资本追逐利益最大化的价值观念的反省的结果。“和而不同”就是尊重不同主体之间“差异化”的需求，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建设进入深入区的关键阶段就是从“差异化”层面作为着力点去探索。尤其在乡村空间的观念文化层面，乡村民众对传统的儒道释和近代的西方主义、现代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需求存在差异化的矛盾空间，差异化空间的存在是乡村振兴建设必须要面对的课题这关系到乡村空间运营管理机制正常的运转。一个没有群体差别或群体差别过小的社会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然而， 一个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的界限过于分明、甚至严重对峙的社会也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虽然还不能说贫富差距小的社会就一定是一个稳定的社会， 但是， 可以肯定地说， 一个贫富差距过大的社會必定是一个不稳定的社会。[14] 基于此，乡村振兴建设是一种新业态、新模式的探索，如何把握好“差异化”层面的建设，就要着手于科学规划和布局合理充分尊重乡村民众的主体性。乡村振兴建设本身既是造成主观性和客观性相互对立的一种分化世界的活动， 又是消除主观性和客观性各自的片面性， 使二者达到更高的统一的活动。
其三是培育新乡贤为主体的参与意识，建立新乡贤事业编弹性聘用机制。开发多元化社会成员的潜能。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发展最为重要的目标是使每一社会成员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通过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可以为这个社会人力资源的充分开发创造必要的条件，并激发整个社会的活力。新乡贤是乡村建设的主体力量，又是链接乡村与城市的中坚力量，也是乡村振兴建设经济领域的践行者，新乡贤与乡民之间有着天然的纽带关系，对于维护社会秩序起关键作用。因此，重视新乡贤在乡村振兴建设中的推动作用，充分尊重新乡贤的话语权。但是，新乡贤是新生的群体，还存在一定的思维固化模式，缺少传统文化历史语境，对于构建乡村文化自信软实力的唤醒机制还是有待商榷，新乡贤不是传统文化的制定者，也不是现代化的设计者，但是，属于乡村经济生产的引领者，能够在乡村振兴建设中对乡民群体形成一种引领的作用。培育新乡贤成为乡村振兴建设的主体，适当在乡村空间中把权力下移给这一群体，并给予政策上的优惠。例如湖南省花垣县试点村支书“专职化”享受事业编待遇，拓宽了基层党组织书记的职业发展空间，鼓舞了乡村干部参与乡村振兴建设的热情和担当，激活了新乡贤主体力量对不同层次之间的精神需求，从而引导着传统文化进行现代价值转换的呈现方式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其四是构建聚合多维度文化同频共振、同向发力的制度建设。多维度文化相互交渗和支撑是乡村振兴建设不可缺少的关键一环。乡村空间中的观念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关键取决于共生共赢。各种文化间相互交渗形成了一种网格化的力量并深深植根于乡村文化空间中。并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乡村民众的价值观的操守，观念文化在每个时代的发展时期都会融入新的文化元素的充实，积淀在乡村空间形成文化厚度，文化厚度是建立在多维度文化的基础上在乡村空间形成同向共力、同频共振的效应。又因乡村之间的地理位置、地势风貌的差异在多维度文化的侧重点不一，致使观念文化层面在乡村形成独有的乡村符号。其传统的价值观、发展观、世界观都源于观念文化层面。作为公共文化，更需要观念文化源源不断的交渗，公共文化发端于观念文化。因不同乡村民众对公共文化差异化的需求，表现出特有的时代特色。乡村产业文化在观念文化和公共文化的基础上延伸出新的素养，注重共赢的本质，不同群体差异化的空间，为产业文化升级提供了路径。而作为审美文化在乡村振兴建设建构则是一个薄弱的环节，在其乡村空间开拓审美文化，更需要多维度文化的聚合。审美文化主体的丧失在乡村振兴建设的重构是任重而道远的，如何把审美主体建构在乡村民众的视角是一个新的课题。
其五是在乡村空间探索“内置金融”，激活内生发展的路径。“内置金融”概念出自中国乡建院的创建者李昌平。这里的“内置”一词旨在强调这种金融组织在结构上内在于乡村社区，因而与正规的商业性金融机构有很大不同。[15]“内置金融”注重的是多维度文化的相互交渗和支撑，在当下，优化乡村空间结构的公共文化、产业文化是乡村振兴建设推进实施普遍的做法，是激活乡村空间内生发展的路径着力点，“内置金融”面对的对象是以乡村民众为主体的乡村企业的个体户和小微工商户。“内置金融”的内生动力的来源主要有五点。其一资金来源的主体是乡村民众其筹资遵循自主、自愿的原则。其二金融服务对象限定在乡村空间内。其三运营管理依托乡村民众成员自主管理。其四是乡村民众享有其全部的经营利润，共同承担风险。其五针对防控坏账风险，制定了一套防范原则。故此“内置金融”更多的视域是在乡村空间内部延展而来注入内生动力，注重的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共生，在公共文化不断完善的前提下，引导乡村民众参与到产业文化上去并依靠完善的运营管理机制逐步发展成内生式的主导产业具有举足轻重的的作用。为推动乡村振兴建设提供有参考价值的经验。
其六是因地适宜建构以乡民为主的主导产业，来延伸产业链。精准定位乡村空间的主导产业。是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关键。在多维度文化相互交渗和相互支撑聚合后形成产业文化韧性的纽带，是产业文化沿着合理的发展脉络向前发展。主导产业是乡村振兴建设的核心也是经济命脉的牛鼻子，主导产业在乡村空间中呈现的形式主要有其两种，其一是内生式的主导产业。在经历了传统农耕文明和商品经济的冲击后，还能有其顽强的生命力扎根于乡村空间，这种内生式的主导产业要着重的扶持引导，在瓜熟蒂落时发展成为主导产业是应有之义。也是顺利推进乡村振兴建设成功的先决条件。乡村性的主导产业发端于多维度文化内涵中，通过审美文化的开拓间接地提升了产品的文化特质和产品价值。又因为多维度文化之间存在差异化，相应的文化产品因其不同群体的精神需求层次表现出个性化形式，尤其是地方政府在贯彻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的过程中，要充分调研本区域的多维度文化特色，因势利导的发展符合本区域的主导产业，努力打造成带动区域经济的特色品牌，把先进的管理经验技术融合到生产运营当中去。成为引领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地方政府切忌盲目引进、片面追求建设的速度。要在区域内找到适合本区域发展的主导产业，在乡村空间中形成同向发力的运行机制。其二是外置式产业。在多维度文化的聚合中形成以地方为主的主导产业和外置型产业的为辅的共建局面。漂移性是异地外迁而至的外置型产业的典型特征。[16]充分考虑其地势风貌和风土人情的特点、扎根于区域自身发展基础，发展具有产业带动性的产业是重点，在精心遴选和引进待产业的过程中把好适合本区域的质量关，绝不以牺牲环境承接大中城市转型升级中转移出来的产业。外生式产业在乡村空间的发展，实现了城乡产业的互动式发展，近而打破了城乡二元结构的壁垒的隔阂。稳步推进了乡村振兴建设的进程。正是再这样的情势下，只有将主导产业与农民农业相结合，尊重乡村区域发展规律，把握不同乡村所处的发展阶段，从多维度文化的相互交渗和支撑中源源不断的融会其中。才能精准的把握住乡村振兴建设的符号。 结语
综上，乡村振兴建设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综合立体化的架构，需要从乡村文化的符号着手，认清楚出乡村空间的基本构成。才能找到乡村振兴建设的内生路径，聚合多维度文化资源力量形成同频共振和同向合力面对其建设过程中复杂的不平衡的态势，就有了实施的路径 。要求人们尊重自然规律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地在建设过程中建设一切从实际出发，以客观事实为导向，聚合多维度文化资源相互交渗和支持，在共生共赢的理念下乡村振兴建设才会沿着科学合理的路径向前，对于提升区域文化的软实力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也是对审美文化在乡村空间的开拓、审美活动的开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注释：
[1]李幼蒸：《符号学作为跨学科方法论的重要作用》，[J]， 公法评论（网站），2001-03.
[2]李琳：《论新社会阶层与市民社会的共生结构与互动逻辑》，[J]，杂志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
[3]潘忠伟： 唐初《礼记》地位的提升与北朝礼学传统，[J]，中华文化论坛 ，2011-05-25.
[4]杨坤：海德格尔《世界图像的时代》的现代性品格，[J]，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8-25.
[5]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北京6月28日讯 近日，中国人大网公布《乡村振兴促进法（草案）》.
[6]张文明、章志敏：《资源·参与·认同：乡村振兴的内生发展逻辑与路径选择》 ，[J]，社会科学期刊，2018-11-10.
[7] （法）鲍德里亚、夏莹译：《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J]，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09-09-01.
[8]高原丽：《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需要厘清的几个关系》，[J]，奋斗期刊，2016-04-10.
[9]张勇：《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的内在逻辑、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基于农民市民化与乡村振兴协同视角》，[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1-25.
[10]毛伟磊、朱祥：《新时代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体系的优化策略》，[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20-03-10.
[11]毛伟磊、朱祥：《新时代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体系的优化策略》，[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20-03-10.
[12]赵宇：《推进乡村振兴需要按规律办事》，[J]，农民日报，2019-11-11.
[13]袁祖社：“多元共生”理念统合下的“互利共贏”与“价值共享”——现代“公共哲学”的基本人文理念与
[14]韩朝华：《内置金融：启动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J]，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2019-01-29.
[15]韩朝华：《内置金融：启动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J]，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2019-01-29.实践目标诉求 ，[J]，天津社会科学，2004-09-23.
[16]韩朝华.《内置金融：启动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J].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2019-01-29.
作者简介：李丙传，鲁迅美术学院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