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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华盛顿,美国的开国总统,他半生戎马倥偬,赢得美国独立,首创民主共和,是全世界民主的典范,成为各国人民千秋仰慕的理想人物。孙中山对华盛顿感佩良深,誓言在中国“革命成功之日,效法美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行共和。”
然而,孙中山与华盛顿最终的革命结果,却殊途异运:华盛顿二任隐退,孙中山三月任终;华盛顿为美国创建的成熟的宪政体系被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争相仿效,孙中山创建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体制却如昙花一现。华盛顿的政治神话,难道真的像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所言那样,“好像能工巧匠创造的一件只能使发明人成名发财,而落
到他人之手就变成一无用处的美丽艺术品”?
壹
1784年8月28日,广州黄埔港,人群欢呼,盛况空前。
一艘小小的美国木帆商船——“中国皇后”号自2月22日从纽约启航,乘风破浪,远涉重洋,历程长达188天,途经佛得角群岛、绕道好望角、跨过印度洋,终于抵达广州,胜利完成美国至中国的首航。“中国皇后”号自豪地鸣炮13响(代表当时美国13个州),向停泊在它周围的船只致敬,其它国家的船只也热情鸣炮回礼致贺。这是轰动全球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刻:美国,这个刚刚建国5个月的年轻国家,开始与一个已有5000年历史的古老国家直接交往。
华盛顿和中国的渊缘,就从这次划时代的首航开始。
千百年来,中华大地内忧外患,战乱频仍,疾掠飞驰的马蹄踏碎了多少帝帜王旗?那数不尽的兵火纷乱、兴衰荣辱,机锋权谋、宫廷血斗,谁不是为了一袭龙袍加身、万世江山独霸?唐宗宋祖也好,成吉思汗也罢,都是有秦皇之威,而无尧舜之德。虽然统一江山,毕竟仍是封建帝王。兔死狗烹,你死我活,乃帝制特色,王朝规律,试问谁曾逃脱过?
所以,当华盛顿这样一位横空出世的“异国尧舜”远涉重洋,进入中国人的视野时,国人对他“举贤禅让”的行为赞叹不已!在中国推翻封建专制的斗争过程中,华盛顿成为一面最好的旗帜,一个最吸引人的口号和标语。1922年《申报》创刊50年庆时,报纸撰文说,回想近50年来,中国若有华盛顿这样的人,人民哪里还会遭受那么多痛苦!邹容在《革命军》中更是激情澎湃地号召“使中国大陆成净土地,黄帝子孙皆华盛顿”!
身受美国教育的孙中山,比普通中国人站得更高,认识更为理智清醒。他认为,华盛顿是一个“公民”而不是“神仙”,他把华盛顿请下“神坛”。从此,为了实现“开通民智、改造中国”的革命理想,孙中山四方奔走,出生入死,挺身举义,鞠躬尽瘁。一直到临死之前仍念念不忘“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二次讨袁失败以后,国民党在东京召开了一次会议,准备通过新的党章,孙中山痛感自民国成立以后,国民党松松垮垮,党员目无纪律。他要恢复高度集中统一的铁血专制,重塑领袖权威。早年效法华盛顿“虽职有等差,而分皆平等”的决心,此时荡然无存。
一生忠实追随孙中山的黄兴愤怒了!这还是那个以平等、博爱、自由为旗帜的共和革命党吗?他严厉地质问道:这样一个让全党效忠一个人的党,把党员分成三六九等的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是古罗马的贵族院吗?这是专制主义!如果我们这样做了,那我们和袁世凯还有什么区别呢?!黄兴这一“攻击”党的领袖的行为,立即遭到一致谴责和孤立,党内民意完全倒向孙中山一边。
为什么这种逆民主潮流的举措,竟然能够得到大多数革命党人认同乃至拥护?也许,当革命屡屡失败,存亡危急之时,孙中山感觉到,民主不能成为一盘散沙,必须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而在黄兴的眼中,这与革命的初衷背道而驰。民主与共和,是任何时候任何人都必须坚守的底线。这一点无存,不管他们两人的感情有多深,他黄兴都不答应!他们产生了严重分歧。会议之后,他与李烈钧竟自出走美国去考察民主了。
临行之前,孙中山无奈而伤感地赠联挽留黄兴:“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
黄兴毅然掉头而去。他深知拥护一个伟大的领导不如拥护一个伟大的制度。一旦“领导地位”被无限“强化”,以后要返归正常,难而又难。孙中山本人不会过于独权,但是谁能保证其继任者也有这种道德觉悟?后来的事实果然被黄兴不幸猜中。
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战国时期庄子就说:“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权谋文化盛行了几千年。“窃国大盗”袁世凯的表演,就是利欲熏心的典型代表。民国肇始,孙中山也曾寄厚望于袁世凯成为“再造共和”的“中国华盛顿”。尽管袁世凯上台后,信誓旦旦地表示:“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但其骨子里却没有一点点民主细胞。他把皇冠从历史的垃圾堆中捡了出来,最终死在了国民的反抗与唾骂声中,皇帝梦只做了83天。
由此,当我们再反观孙中山与黄兴之争,方知黄兴坚持原则的难能可贵。非常时期与伟大领袖,往往是民主的大敌,如果非常时期出现伟大领袖,那更是大敌的大敌。斯时斯际,民主价值是最脆弱的,民主最容易向权力低头,权力最会乘机把民主收编。美国之所以没有产生独裁者,是因为美国人对权力始终保持着警惕,独裁者在他们的国土上没有立锥之地。华盛顿尽管居功至伟,但美国人一直致力于破除对他的个人迷信和崇拜。1775年,约翰·亚当斯促成华盛顿当选大陆军总司令,可历史的经验使亚当斯深感担忧:“凡强者无一不竭力攫取一切他们可能获得的权力。”华盛顿声望高涨,如日中天时,1785年,亚当斯清醒地忠告美国人民:“我为华盛顿的性格感到光荣,因为我知道他不过是美国性格的典型例证而已。”
华盛顿本人心地光明而又谦逊质朴,行事为人处处让人体会到他的谦卑、真诚。在他的第二任总统任期内,党派斗争激烈,批判他的言论甚嚣尘上,甚至到他已卸任时,仍然有不绝于耳的批评声。但他作风平和,踏实认真,总能虚心聆听。他喜欢精神上的淡泊,从不沽名钓誉,炫耀自己,他甚至谢绝了终生挚友克雷克医生代表一位作者为他立传的请求。他说“我希望能悄然无声地融入山川大地,了断与尘世的一切纠葛。”
华盛顿为自由留下的是路标,而不是墓碑,是激励,而不是沮丧;袁世凯给中国留下的不是太平盛世、国富民强,而是“僭窃继起,叛变屡作”的乱象。华盛顿早生于袁世凯137年,在民主与进步的意识上,袁世凯与华盛顿相差何止千万里之遥。孙中山要想在这样一片皇权思想根深蒂固的国土上,实现他的“华盛顿理想”,何其难也!
贰
在近代中国,孙中山实践“华盛顿神话”的悲剧性结局,无疑是最意味深长的一幕。
孙中山和华盛顿均是在中美两国由君主政体转变为共和政体的关键转折点上,被推上了历史舞台。然而,华盛顿取得了成功,美国后来居上;相反,孙中山创建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体制却很快夭折,成果被袁世凯所窃夺。人们不禁要追问,同途何以异归?
文化土壤决定文化传统。由于中美两国所处环境、时局的不同,注定了“华盛顿神话”在中国失败的结局。
美国是一个没有历史包袱的年轻国家。 1620年9月16日,102名英国清教徒乘坐“五月花”号登上北美大陆以前,其中的41位男人就在船上签署了著名的《五月花号公约》:“我们这些签署人,在上帝面前共同庄严立誓签约,自愿结为民众自治团体……”这就是美国精神的先躯,它否定了由来已久的君权神授思想,表明人民可以通过自己的公意实行自治,管理自己的生活。“自由”这个无比神圣的概念,从此根深蒂固地存在于美国人的头脑中。为了追求“生命、自由和幸福”,美国人可以义无反顾地牺牲一切直到生命。
独立战争爆发之前,当英国统治者私自颁布“印花税法”、强行解散纽约议会,侵犯到人民的自由时,大大激怒了北美殖民地人民,也激怒了华盛顿,他挺身而出:“当不可一世的大不列颠老爷们必欲将我们的自由剥夺净尽而后快的时候……为了保卫我们生命的一切息息相关的无限宝贵的天赋自由,我们每一个人都应义无反顾地拿起武器!”
而在中国,实际情形却远非如此。鸦片战争前夕,清朝已进入“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末世,风雨飘摇的中华帝国,是被资本主义的炮舰强行轰开国门,被迫开始变革。从维新派、洋务派,直至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他们对近代中国种种现实困境的探索与分析,更多体现的是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境和理想,即“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辛亥革命不久,孙中山应邀回国,组织临时政府,途经巴黎时他满怀希望地告诉记者:“中国革命之目的,系欲建立共和政府,效法美国,除此之外,无论何项政体都皆不宜于中国。”他忽视了几千年传承的政治结构对于器物更新、制度创新支配的顽强和有力。孙中山革命的结果,虽然颠覆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出台了一些革故鼎新、移风易俗的举措,但从中央到地方的整个社会,却仍旧笼罩在封建主义的大网之下。革命党人背离了中国的现实生活,不管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均没有对广大群众进行过刻意的宣传、发动和组织。忽视民众的力量,如何能够得到广泛支持?
正如陈独秀所言,“我们中国多数国民口里虽然是不反对共和,脑子里实际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欧美社会国家的文明制度,连影儿也没有。所以口一张,手一伸,不知不觉都带出君主专制臭味”。在此种情势下,期冀通过一夜之间的革命来彻底改变中国的社会,无异于天方夜谭。
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华盛顿在关键时刻表现出的高风亮节,使得自由民主的思想成为美国不可抗拒的潮流。那个时代正是全世界盛行君主制的时代,在法国有国王,在俄国有沙皇,在英国有君主,在土耳其有苏丹。随着独立战争的胜利,有人担心华盛顿很快就会成为美国的恺撒。约克镇大捷后,一些有影响的人物也公开倡导起君主制来了。1782年5月,以大陆军上校尼古拉为首的一批军官秘密集合,积极筹划拥戴华盛顿为国王。在那一刻,美国是否成为共和国,华盛顿稍一犹豫,历史有可能就是两样。而华盛顿的抉择是立即痛斥上书的尼古拉上校:“如果我还有一点自知之明的话,可以说你不可能找到一位比我更讨厌你的计划的人了……因此,我恳求你,从你头脑里清除这些思想……如果你重视你的国家,关心你自己或子孙后代,或者尊重我的话。”
华盛顿放弃王权的举动一时间惊世骇俗。当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得知华盛顿拒绝称帝时,他说:“他将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人们这样评价华盛顿:“他是克伦威尔,但没有野心;他是苏拉,但没有恶行。”世界因为多了一位总统,而使王冠从此黯然失色。华盛顿成为美国人心中独一无二的英雄偶象。
反观中国,辛亥革命虽然取得了胜利,中国经历了千年未有之巨变,但 “三个月无君,则惶惶如也”的观念依然如旧,“天无二日,地无二主”的说法依然支配着社会主流和各种政治野心。正是这种传统文化的历史惯性,使天生就对权力贪得无厌的袁世凯,在帝国主义的刺刀支持下,成为最适于接替变种“皇帝”的唯一人选。革命并未结束,而只是开始。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民国建立了,还会出现张勋复辟、洪宪帝制等事件的发生,为什么专制独裁已为世人所不齿,军阀割据还在猖狂盛行。
叁
历史认可了华盛顿的伟大,不止是因为他拒绝当国王这一件事。
“道德是一个民意所归的政府所必需的原动力。”这是华盛顿一生的信条。他以自身的行动,为美国的民主共和蓝图开创了良好的开端。就任总统后,华盛顿如履薄冰,耽精竭虑,对这个职位既感激又惶恐。他说:“我走在尚未踏实的土地上,我的所作所为将可能成为以后历届总统的先例。”
在职期间,他严格执行新宪法,尊重国会、最高法院和州政府的独立地位。尽管美国宪法并未对总统的连任作出限制,但他谢绝各方拥护和要求,坚决地表示不再第三次连任。他不愿给初创民主制度的美国留下一个最高领导人贪恋权位的先例。他耐心地向民众解释说:“你们再继续选我做总统,美国就没有真正的民主制度了。” 华盛顿用自己的行动,为美国开创了总统至今最多只能竞选连任两届的定例。
如果单纯把一种制度的创建归功于一个人的道德自觉,未免过于主观臆断。华盛顿的伟大,是建筑在一种优质文化和先进制度的基础之上的。
美国是在英国的宪政思想影响下建立的。当时的北美大陆既没有西方式的封建传统,也没有东方式的专制传统,美国共和制度的确立有着得天独厚的社会历史土壤。当年在独立大厅参与制宪的55位代表,大多数人是博览政治理论经典著作的理论家,他们对孟德斯鸠、卢梭等先贤的思想驾轻就熟,杰出的经验和才能使他们成功起草出一部指导政府实践的宪章。“近墨者黑,近朱者赤”,华盛顿身边还有一批坚定维护共和政体的精英。他们奋斗的目标不是争取个人富贵尊严,而是要建成一个理想社会。他们认为,为了把持最高权力而处心积虑是可耻下流的。华盛顿的得力助手国务卿杰弗逊就是一个共和政体的坚定维护者,他似乎对君主制度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憎恶。他对华盛顿的另一个有君主政体思想倾向的得力助手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始终充满戒心,深怕汉密尔顿对华盛顿“施加”影响;他还敢于当面批评华盛顿,说他的第一次就职仪式“同共和政体的朴素作风不相符合,仿佛是有意要向欧洲宫廷的仪式看齐”。在如此“严厉”的执政环境和现实政治背景下,华盛顿能选择独裁吗?
而民主宪政这样的“华盛顿神话”,对于古老的中国则是从头到脚都是崭新的“新生儿”。
孙中山和革命党人虽然致力于中国的变革,也搅起了惊天狂涛,但他们对中国制度的选择更多的是出于理论设计,而非出于实践验证。因此,他们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了解还是很模糊、很肤浅的。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国的旗帜虽在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上空升起,但先进的宪政文化并未能在中国大地生根开花。由于缺乏经验和组织准备,孙中山复制的“华盛顿神话”只能模仿和照搬西方政治体制,带有明显的“拿来主义”和理想色彩。他对民主共和的构想,更多是出于一己偏好和理想,并没有进行深入、全面的探究。当时革命党人忙于为革命起义而四处奔波,殊少考虑美国的国家模式与其他模式的异同,以及中国是否适宜此种模式。他们把民主共和在一个国家的建立也未免看得过于简单,以为只要推翻专制政府,制定临时约法,就能确保共和制度的存在,国家就能长治久安,而未曾考虑从专制到民主是需要经历一个长期曲折的过程。孙中山虽然在名义上是革命的领导者,可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不仅中央政府政令难出京门,独立各省各行其是,更为重要的是他不能掌握和控制军队,反而时时受到军队的影响和约束。革命党人提出只要袁世凯承认民国的政体,他们就可以交出政权,殊不知他们向袁世凯交出政权之日,就已经宣告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制度的破产。试想革命党人连政权都保不住,又如何能保住那一纸“宪法”?鲁迅先生曾有过深刻的评论:“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之后,大杀党人,从袁世凯那方面看来,是一点没有杀错的,因为他正是一个假革命的反革命者。错的是革命者受了骗……”
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条件下创造。完全漠视文化传统和时代现实求新变异,其结果必然是南辕北辙。最终沙上筑塔的结果,使“华盛顿神话”在中国成为海市蜃楼,烟消云散。
呜呼,即使中国有华盛顿之风范,也绝无美利坚之土壤!由于贫穷和落后,中国成了贪官污吏、权门弄臣和军人政客登台亮相的舞台。他们的存在,又形成中国更加贫穷的恶性循环。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形成与演变,与地理环境、文化背景、族群心理不无关联。茶余饭后,我们在艳羡美国只用了200多年的时间就成为世界头号强国时,是否想过美国的强大,是一种制度上的强大,并非来自于哪个英雄,而是来自于民主制度下全体国民的参予与创造?“华盛顿神话”并非水土不服。在中国历史的许多重大转折关头,许多专制者任凭历史的机遇擦肩而过。探寻近代中国风云沧桑的成败得失,究竟是医生一时失手的医疗事故,还是病人体质变化的必然结果?这值得我们深思。
然而,孙中山与华盛顿最终的革命结果,却殊途异运:华盛顿二任隐退,孙中山三月任终;华盛顿为美国创建的成熟的宪政体系被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争相仿效,孙中山创建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体制却如昙花一现。华盛顿的政治神话,难道真的像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所言那样,“好像能工巧匠创造的一件只能使发明人成名发财,而落
到他人之手就变成一无用处的美丽艺术品”?
壹
1784年8月28日,广州黄埔港,人群欢呼,盛况空前。
一艘小小的美国木帆商船——“中国皇后”号自2月22日从纽约启航,乘风破浪,远涉重洋,历程长达188天,途经佛得角群岛、绕道好望角、跨过印度洋,终于抵达广州,胜利完成美国至中国的首航。“中国皇后”号自豪地鸣炮13响(代表当时美国13个州),向停泊在它周围的船只致敬,其它国家的船只也热情鸣炮回礼致贺。这是轰动全球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刻:美国,这个刚刚建国5个月的年轻国家,开始与一个已有5000年历史的古老国家直接交往。
华盛顿和中国的渊缘,就从这次划时代的首航开始。
千百年来,中华大地内忧外患,战乱频仍,疾掠飞驰的马蹄踏碎了多少帝帜王旗?那数不尽的兵火纷乱、兴衰荣辱,机锋权谋、宫廷血斗,谁不是为了一袭龙袍加身、万世江山独霸?唐宗宋祖也好,成吉思汗也罢,都是有秦皇之威,而无尧舜之德。虽然统一江山,毕竟仍是封建帝王。兔死狗烹,你死我活,乃帝制特色,王朝规律,试问谁曾逃脱过?
所以,当华盛顿这样一位横空出世的“异国尧舜”远涉重洋,进入中国人的视野时,国人对他“举贤禅让”的行为赞叹不已!在中国推翻封建专制的斗争过程中,华盛顿成为一面最好的旗帜,一个最吸引人的口号和标语。1922年《申报》创刊50年庆时,报纸撰文说,回想近50年来,中国若有华盛顿这样的人,人民哪里还会遭受那么多痛苦!邹容在《革命军》中更是激情澎湃地号召“使中国大陆成净土地,黄帝子孙皆华盛顿”!
身受美国教育的孙中山,比普通中国人站得更高,认识更为理智清醒。他认为,华盛顿是一个“公民”而不是“神仙”,他把华盛顿请下“神坛”。从此,为了实现“开通民智、改造中国”的革命理想,孙中山四方奔走,出生入死,挺身举义,鞠躬尽瘁。一直到临死之前仍念念不忘“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二次讨袁失败以后,国民党在东京召开了一次会议,准备通过新的党章,孙中山痛感自民国成立以后,国民党松松垮垮,党员目无纪律。他要恢复高度集中统一的铁血专制,重塑领袖权威。早年效法华盛顿“虽职有等差,而分皆平等”的决心,此时荡然无存。
一生忠实追随孙中山的黄兴愤怒了!这还是那个以平等、博爱、自由为旗帜的共和革命党吗?他严厉地质问道:这样一个让全党效忠一个人的党,把党员分成三六九等的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是古罗马的贵族院吗?这是专制主义!如果我们这样做了,那我们和袁世凯还有什么区别呢?!黄兴这一“攻击”党的领袖的行为,立即遭到一致谴责和孤立,党内民意完全倒向孙中山一边。
为什么这种逆民主潮流的举措,竟然能够得到大多数革命党人认同乃至拥护?也许,当革命屡屡失败,存亡危急之时,孙中山感觉到,民主不能成为一盘散沙,必须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而在黄兴的眼中,这与革命的初衷背道而驰。民主与共和,是任何时候任何人都必须坚守的底线。这一点无存,不管他们两人的感情有多深,他黄兴都不答应!他们产生了严重分歧。会议之后,他与李烈钧竟自出走美国去考察民主了。
临行之前,孙中山无奈而伤感地赠联挽留黄兴:“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
黄兴毅然掉头而去。他深知拥护一个伟大的领导不如拥护一个伟大的制度。一旦“领导地位”被无限“强化”,以后要返归正常,难而又难。孙中山本人不会过于独权,但是谁能保证其继任者也有这种道德觉悟?后来的事实果然被黄兴不幸猜中。
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战国时期庄子就说:“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权谋文化盛行了几千年。“窃国大盗”袁世凯的表演,就是利欲熏心的典型代表。民国肇始,孙中山也曾寄厚望于袁世凯成为“再造共和”的“中国华盛顿”。尽管袁世凯上台后,信誓旦旦地表示:“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但其骨子里却没有一点点民主细胞。他把皇冠从历史的垃圾堆中捡了出来,最终死在了国民的反抗与唾骂声中,皇帝梦只做了83天。
由此,当我们再反观孙中山与黄兴之争,方知黄兴坚持原则的难能可贵。非常时期与伟大领袖,往往是民主的大敌,如果非常时期出现伟大领袖,那更是大敌的大敌。斯时斯际,民主价值是最脆弱的,民主最容易向权力低头,权力最会乘机把民主收编。美国之所以没有产生独裁者,是因为美国人对权力始终保持着警惕,独裁者在他们的国土上没有立锥之地。华盛顿尽管居功至伟,但美国人一直致力于破除对他的个人迷信和崇拜。1775年,约翰·亚当斯促成华盛顿当选大陆军总司令,可历史的经验使亚当斯深感担忧:“凡强者无一不竭力攫取一切他们可能获得的权力。”华盛顿声望高涨,如日中天时,1785年,亚当斯清醒地忠告美国人民:“我为华盛顿的性格感到光荣,因为我知道他不过是美国性格的典型例证而已。”
华盛顿本人心地光明而又谦逊质朴,行事为人处处让人体会到他的谦卑、真诚。在他的第二任总统任期内,党派斗争激烈,批判他的言论甚嚣尘上,甚至到他已卸任时,仍然有不绝于耳的批评声。但他作风平和,踏实认真,总能虚心聆听。他喜欢精神上的淡泊,从不沽名钓誉,炫耀自己,他甚至谢绝了终生挚友克雷克医生代表一位作者为他立传的请求。他说“我希望能悄然无声地融入山川大地,了断与尘世的一切纠葛。”
华盛顿为自由留下的是路标,而不是墓碑,是激励,而不是沮丧;袁世凯给中国留下的不是太平盛世、国富民强,而是“僭窃继起,叛变屡作”的乱象。华盛顿早生于袁世凯137年,在民主与进步的意识上,袁世凯与华盛顿相差何止千万里之遥。孙中山要想在这样一片皇权思想根深蒂固的国土上,实现他的“华盛顿理想”,何其难也!
贰
在近代中国,孙中山实践“华盛顿神话”的悲剧性结局,无疑是最意味深长的一幕。
孙中山和华盛顿均是在中美两国由君主政体转变为共和政体的关键转折点上,被推上了历史舞台。然而,华盛顿取得了成功,美国后来居上;相反,孙中山创建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体制却很快夭折,成果被袁世凯所窃夺。人们不禁要追问,同途何以异归?
文化土壤决定文化传统。由于中美两国所处环境、时局的不同,注定了“华盛顿神话”在中国失败的结局。
美国是一个没有历史包袱的年轻国家。 1620年9月16日,102名英国清教徒乘坐“五月花”号登上北美大陆以前,其中的41位男人就在船上签署了著名的《五月花号公约》:“我们这些签署人,在上帝面前共同庄严立誓签约,自愿结为民众自治团体……”这就是美国精神的先躯,它否定了由来已久的君权神授思想,表明人民可以通过自己的公意实行自治,管理自己的生活。“自由”这个无比神圣的概念,从此根深蒂固地存在于美国人的头脑中。为了追求“生命、自由和幸福”,美国人可以义无反顾地牺牲一切直到生命。
独立战争爆发之前,当英国统治者私自颁布“印花税法”、强行解散纽约议会,侵犯到人民的自由时,大大激怒了北美殖民地人民,也激怒了华盛顿,他挺身而出:“当不可一世的大不列颠老爷们必欲将我们的自由剥夺净尽而后快的时候……为了保卫我们生命的一切息息相关的无限宝贵的天赋自由,我们每一个人都应义无反顾地拿起武器!”
而在中国,实际情形却远非如此。鸦片战争前夕,清朝已进入“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末世,风雨飘摇的中华帝国,是被资本主义的炮舰强行轰开国门,被迫开始变革。从维新派、洋务派,直至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他们对近代中国种种现实困境的探索与分析,更多体现的是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境和理想,即“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辛亥革命不久,孙中山应邀回国,组织临时政府,途经巴黎时他满怀希望地告诉记者:“中国革命之目的,系欲建立共和政府,效法美国,除此之外,无论何项政体都皆不宜于中国。”他忽视了几千年传承的政治结构对于器物更新、制度创新支配的顽强和有力。孙中山革命的结果,虽然颠覆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出台了一些革故鼎新、移风易俗的举措,但从中央到地方的整个社会,却仍旧笼罩在封建主义的大网之下。革命党人背离了中国的现实生活,不管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均没有对广大群众进行过刻意的宣传、发动和组织。忽视民众的力量,如何能够得到广泛支持?
正如陈独秀所言,“我们中国多数国民口里虽然是不反对共和,脑子里实际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欧美社会国家的文明制度,连影儿也没有。所以口一张,手一伸,不知不觉都带出君主专制臭味”。在此种情势下,期冀通过一夜之间的革命来彻底改变中国的社会,无异于天方夜谭。
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华盛顿在关键时刻表现出的高风亮节,使得自由民主的思想成为美国不可抗拒的潮流。那个时代正是全世界盛行君主制的时代,在法国有国王,在俄国有沙皇,在英国有君主,在土耳其有苏丹。随着独立战争的胜利,有人担心华盛顿很快就会成为美国的恺撒。约克镇大捷后,一些有影响的人物也公开倡导起君主制来了。1782年5月,以大陆军上校尼古拉为首的一批军官秘密集合,积极筹划拥戴华盛顿为国王。在那一刻,美国是否成为共和国,华盛顿稍一犹豫,历史有可能就是两样。而华盛顿的抉择是立即痛斥上书的尼古拉上校:“如果我还有一点自知之明的话,可以说你不可能找到一位比我更讨厌你的计划的人了……因此,我恳求你,从你头脑里清除这些思想……如果你重视你的国家,关心你自己或子孙后代,或者尊重我的话。”
华盛顿放弃王权的举动一时间惊世骇俗。当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得知华盛顿拒绝称帝时,他说:“他将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人们这样评价华盛顿:“他是克伦威尔,但没有野心;他是苏拉,但没有恶行。”世界因为多了一位总统,而使王冠从此黯然失色。华盛顿成为美国人心中独一无二的英雄偶象。
反观中国,辛亥革命虽然取得了胜利,中国经历了千年未有之巨变,但 “三个月无君,则惶惶如也”的观念依然如旧,“天无二日,地无二主”的说法依然支配着社会主流和各种政治野心。正是这种传统文化的历史惯性,使天生就对权力贪得无厌的袁世凯,在帝国主义的刺刀支持下,成为最适于接替变种“皇帝”的唯一人选。革命并未结束,而只是开始。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民国建立了,还会出现张勋复辟、洪宪帝制等事件的发生,为什么专制独裁已为世人所不齿,军阀割据还在猖狂盛行。
叁
历史认可了华盛顿的伟大,不止是因为他拒绝当国王这一件事。
“道德是一个民意所归的政府所必需的原动力。”这是华盛顿一生的信条。他以自身的行动,为美国的民主共和蓝图开创了良好的开端。就任总统后,华盛顿如履薄冰,耽精竭虑,对这个职位既感激又惶恐。他说:“我走在尚未踏实的土地上,我的所作所为将可能成为以后历届总统的先例。”
在职期间,他严格执行新宪法,尊重国会、最高法院和州政府的独立地位。尽管美国宪法并未对总统的连任作出限制,但他谢绝各方拥护和要求,坚决地表示不再第三次连任。他不愿给初创民主制度的美国留下一个最高领导人贪恋权位的先例。他耐心地向民众解释说:“你们再继续选我做总统,美国就没有真正的民主制度了。” 华盛顿用自己的行动,为美国开创了总统至今最多只能竞选连任两届的定例。
如果单纯把一种制度的创建归功于一个人的道德自觉,未免过于主观臆断。华盛顿的伟大,是建筑在一种优质文化和先进制度的基础之上的。
美国是在英国的宪政思想影响下建立的。当时的北美大陆既没有西方式的封建传统,也没有东方式的专制传统,美国共和制度的确立有着得天独厚的社会历史土壤。当年在独立大厅参与制宪的55位代表,大多数人是博览政治理论经典著作的理论家,他们对孟德斯鸠、卢梭等先贤的思想驾轻就熟,杰出的经验和才能使他们成功起草出一部指导政府实践的宪章。“近墨者黑,近朱者赤”,华盛顿身边还有一批坚定维护共和政体的精英。他们奋斗的目标不是争取个人富贵尊严,而是要建成一个理想社会。他们认为,为了把持最高权力而处心积虑是可耻下流的。华盛顿的得力助手国务卿杰弗逊就是一个共和政体的坚定维护者,他似乎对君主制度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憎恶。他对华盛顿的另一个有君主政体思想倾向的得力助手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始终充满戒心,深怕汉密尔顿对华盛顿“施加”影响;他还敢于当面批评华盛顿,说他的第一次就职仪式“同共和政体的朴素作风不相符合,仿佛是有意要向欧洲宫廷的仪式看齐”。在如此“严厉”的执政环境和现实政治背景下,华盛顿能选择独裁吗?
而民主宪政这样的“华盛顿神话”,对于古老的中国则是从头到脚都是崭新的“新生儿”。
孙中山和革命党人虽然致力于中国的变革,也搅起了惊天狂涛,但他们对中国制度的选择更多的是出于理论设计,而非出于实践验证。因此,他们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了解还是很模糊、很肤浅的。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国的旗帜虽在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上空升起,但先进的宪政文化并未能在中国大地生根开花。由于缺乏经验和组织准备,孙中山复制的“华盛顿神话”只能模仿和照搬西方政治体制,带有明显的“拿来主义”和理想色彩。他对民主共和的构想,更多是出于一己偏好和理想,并没有进行深入、全面的探究。当时革命党人忙于为革命起义而四处奔波,殊少考虑美国的国家模式与其他模式的异同,以及中国是否适宜此种模式。他们把民主共和在一个国家的建立也未免看得过于简单,以为只要推翻专制政府,制定临时约法,就能确保共和制度的存在,国家就能长治久安,而未曾考虑从专制到民主是需要经历一个长期曲折的过程。孙中山虽然在名义上是革命的领导者,可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不仅中央政府政令难出京门,独立各省各行其是,更为重要的是他不能掌握和控制军队,反而时时受到军队的影响和约束。革命党人提出只要袁世凯承认民国的政体,他们就可以交出政权,殊不知他们向袁世凯交出政权之日,就已经宣告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制度的破产。试想革命党人连政权都保不住,又如何能保住那一纸“宪法”?鲁迅先生曾有过深刻的评论:“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之后,大杀党人,从袁世凯那方面看来,是一点没有杀错的,因为他正是一个假革命的反革命者。错的是革命者受了骗……”
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条件下创造。完全漠视文化传统和时代现实求新变异,其结果必然是南辕北辙。最终沙上筑塔的结果,使“华盛顿神话”在中国成为海市蜃楼,烟消云散。
呜呼,即使中国有华盛顿之风范,也绝无美利坚之土壤!由于贫穷和落后,中国成了贪官污吏、权门弄臣和军人政客登台亮相的舞台。他们的存在,又形成中国更加贫穷的恶性循环。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形成与演变,与地理环境、文化背景、族群心理不无关联。茶余饭后,我们在艳羡美国只用了200多年的时间就成为世界头号强国时,是否想过美国的强大,是一种制度上的强大,并非来自于哪个英雄,而是来自于民主制度下全体国民的参予与创造?“华盛顿神话”并非水土不服。在中国历史的许多重大转折关头,许多专制者任凭历史的机遇擦肩而过。探寻近代中国风云沧桑的成败得失,究竟是医生一时失手的医疗事故,还是病人体质变化的必然结果?这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