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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究竟是什么?”是一本书的书名,2008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了这本书,书名就是《教育究竟是什么?100位思想家论教育》。不过你若想通过阅读这本书来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恐怕一定会失望而去。因为虽然本书介绍了从孔子、苏格拉底到当代的加德纳、古鲁等100位思想家或教育家的观点(对于书中若干现当代的教育学者而言,似乎称呼为教育家比称之为思想家要妥帖一些,因为比起那些古典哲学大师来,“思想家”的桂冠对他们似乎稍大一点,尽管他们在教育问题上也确有“思想”),然而这些学者对“教育究竟是什么”的看法却莫衷一是,相距甚远,并没有统一的答案。由于本书并不是选编这些学者的论著,而是请研究者对这些代表人物的生平和学术主张进行鸟瞰式的介绍,所以尽管介绍者已经尽心尽力,但对于读者来说依然有语焉不详的感觉。我们很难系统了解这些代表人士的主张,以至在他们的主张发生冲突时,也难以判定是非对错,妄加取舍,甚至会产生越读越不明白教育究竟是什么的感觉。当然,对一部以概括介绍各家学术主张为宗旨的著作而言,这并不一定是缺点。因为只要把各家主张的要点说清楚了,想穷究底蕴者,自然可以找原著去研读分析,而对我们这些一般读者来说,只要有了对教育认识复杂性的基本理解,也算完成了对教育研究的启蒙。做事之前先有畏难情绪固然不好,然而对那些把教育研究看得太容易,动不动就阐明本质、发现规律的人,翻翻本书是有好处的,至少它会让我们对教育研究保持一点敬畏之心,让我们批评教育时有一点分寸,别把复杂的事情说简单了。
时代与社会背景的不同,个人生活与工作经历的区别,都是教育认识差异的理由。巴西当代教育学家弗莱雷把教育视为政治行动(毛泽东也赞成教育为政治服务),主张“被压迫者教育学(是)与被压迫者(他们作为个人或作为全体人民)一起锻造出来的教育学,而不是为压迫者而建立的,是在为重获自己的人性的不间断的斗争中产生的”。作为20世纪批判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他和阿普尔、古鲁等当代批判教育理论家一起,帮助我们重新认识教育的价值,促使我们思考“传承文化”,特别是传承所谓的“主流文化”——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这就意味着传承压迫者的文化,传承“保持现有的社会范式以及权势与从属关系”的文化,有没有正当性,是否真正合理?另一方面,古鲁等人又主张学校应该是文化生产和改造的场所,而不是文化再生产的场所。这一论断究竟是否适合全部教育实践,还是只对阶级压迫下的高等教育才有价值?在当代西方,后现代色彩的教育理论是显学,但在社会的教育实践中却未必有太大影响,当然这也不会影响探究者的探究热情,说起来这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实际上,几千年来,有人企图在教育中找到“完美”,找到“希望”(康德),有人要求学校“让每个学生掌握数量有限的基本技能和知识领域”,主张“少就是多”(赛泽),也有人要求“每个学校都成为雏形的社会生活”(杜威),还有人认为“教育意味着培养创造者,即使创造者不会很多,一個人的创造与其他人的创造相比较是有局限的”(皮亚杰),这些议论指向不同,要求各异,然而却都抓住了教育实践的不同侧面,强调了教育实践的某个重要特点,最终形成本书对教育究竟是什么的五花八门的解答。假如有人汇总古今100位物理学家对“力”或“能量”的看法,无疑也会有区别、有变化,但总体认识是在沿着大体相同的方向不断深化中,而决不会像本书这样,100位学者,却有几十种不同的教育主张。千百年来,人们对教育究竟是什么的问题,一直无法达成比较接近的共识,这看来是坏事,其实也许是好事。因为,教育实践太复杂、太多样了,它拒绝一切简单化定义,而也许正因为人们对教育始终没有统一的认识,这才会吸引更多的人去研究它、实践它。
《教育究竟是什么?》是本好书,因为它为读者开启了研究和思考的大门。当然,不论是100位思想家中中国只有孔子一位,还是选了若干位并不那么重要的教育家,却遗漏了马克思和苏霍姆林斯基等等,都可视为本书的可议论之处。不过,如果你对书中涉及的论者重要性的定位有异议,那却不是原书编者的问题。人家本来编的是两本书:一本是《50位重要思想家论教育——从孔子到杜威》,一本是《50位当代思想家论教育——从皮亚杰到当代》,两书名称不同,人物取舍标准当然会有差异,中文版将它们合成一本书,自然会让人产生古代过严当代过宽的感觉。
责任编辑/赵煦
时代与社会背景的不同,个人生活与工作经历的区别,都是教育认识差异的理由。巴西当代教育学家弗莱雷把教育视为政治行动(毛泽东也赞成教育为政治服务),主张“被压迫者教育学(是)与被压迫者(他们作为个人或作为全体人民)一起锻造出来的教育学,而不是为压迫者而建立的,是在为重获自己的人性的不间断的斗争中产生的”。作为20世纪批判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他和阿普尔、古鲁等当代批判教育理论家一起,帮助我们重新认识教育的价值,促使我们思考“传承文化”,特别是传承所谓的“主流文化”——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这就意味着传承压迫者的文化,传承“保持现有的社会范式以及权势与从属关系”的文化,有没有正当性,是否真正合理?另一方面,古鲁等人又主张学校应该是文化生产和改造的场所,而不是文化再生产的场所。这一论断究竟是否适合全部教育实践,还是只对阶级压迫下的高等教育才有价值?在当代西方,后现代色彩的教育理论是显学,但在社会的教育实践中却未必有太大影响,当然这也不会影响探究者的探究热情,说起来这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实际上,几千年来,有人企图在教育中找到“完美”,找到“希望”(康德),有人要求学校“让每个学生掌握数量有限的基本技能和知识领域”,主张“少就是多”(赛泽),也有人要求“每个学校都成为雏形的社会生活”(杜威),还有人认为“教育意味着培养创造者,即使创造者不会很多,一個人的创造与其他人的创造相比较是有局限的”(皮亚杰),这些议论指向不同,要求各异,然而却都抓住了教育实践的不同侧面,强调了教育实践的某个重要特点,最终形成本书对教育究竟是什么的五花八门的解答。假如有人汇总古今100位物理学家对“力”或“能量”的看法,无疑也会有区别、有变化,但总体认识是在沿着大体相同的方向不断深化中,而决不会像本书这样,100位学者,却有几十种不同的教育主张。千百年来,人们对教育究竟是什么的问题,一直无法达成比较接近的共识,这看来是坏事,其实也许是好事。因为,教育实践太复杂、太多样了,它拒绝一切简单化定义,而也许正因为人们对教育始终没有统一的认识,这才会吸引更多的人去研究它、实践它。
《教育究竟是什么?》是本好书,因为它为读者开启了研究和思考的大门。当然,不论是100位思想家中中国只有孔子一位,还是选了若干位并不那么重要的教育家,却遗漏了马克思和苏霍姆林斯基等等,都可视为本书的可议论之处。不过,如果你对书中涉及的论者重要性的定位有异议,那却不是原书编者的问题。人家本来编的是两本书:一本是《50位重要思想家论教育——从孔子到杜威》,一本是《50位当代思想家论教育——从皮亚杰到当代》,两书名称不同,人物取舍标准当然会有差异,中文版将它们合成一本书,自然会让人产生古代过严当代过宽的感觉。
责任编辑/赵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