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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定义支付谈支付，首先要明白支付的初心，支付不只是“搬运工”，不是简单地将资金安全地从一个地方交付到另外一个地方。支付来源于交易，交易又为生活服务，支付的初心是让交易变得更加安全、便捷和高效。
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我们要与时俱进，重新定义支付。可从以下五个方面重新理解支付的本意。
第一，支付作为中立的平台，解决交易过程中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日常交易过程中可能有很多信息不对称的情况。比如，北京某商场曾经有很多A货，看起来与正品无二，但是一件标价500元的风衣进价可能只有60元，你费劲讲价砍到250元， 其实对方很可能150元就愿意卖给你，结果你做了“二百五”还很高兴，这就叫做信息不对称，是销售中的大问题，网络支付平台往往面对海量商家和用户，信息多，技术能力强，有助于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第二，支付平台聚合用户需求。将每一个用户的小需求聚合成大的需求，与大商家谈判时，得以提高谈判砝码。
第三，基于数据，支付平台有助于提供个性化的交易服务。比如，用户在订机票时，可以选择是否购买保险。
第四，支付平台的数据很真实，因为收多了钱用户不愿意，收少了钱商家不同意。这些海量实时的数据能帮助我们建立更诚信、更高效的社会。可以利用交易数据建立信息数据库，再结合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等数据，建立一套有效的系统去辨别不诚信行为。
第五，推动公益事业。网络购物和网络捐赠是孪生兄弟。除了物质享受，支付还可以满足人们爱心捐赠的需要。在这之前，远程慈善捐助非常不便利，也存在一定的不透明。
谈到第三方支付，一定离不开互联网。因此，我们先回顾一下互联网的发展简史。
萌芽期。从1969年到1993年，历经二十四年。
消费互联时期。形成第一波互联网浪潮，从1993年到2013年，历经二十年，产生了虚拟经济和屏内经济，聚焦眼球，突出了营销至上，流量为王。
产业互联时期。形成第二波移动互联网浪潮，从2013年预计到2023年，将历经十年，基于大数据、云计算技术，互联网从虚拟经济走到了实体经济。产业互联网经济的重心不再是营销，而是实体经济，对跨屏经济进行全流程改造，比如，工作重心是服務供应链，强化CRM（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客户关系管理），开展数据的再次挖掘，此时已经是场景为王，真正做到以客户为中心。当然，在此阶段我们必须正视出现的两个问题，一是传统行业在行业转型升级大潮的裹挟中处于尴尬地位，不懂得以场景为中心改造组织，也不懂得从一个金字塔的权力等级结构，变成以客户为中心、与客户高效互动的组织;二是传统行业已经习惯了支付行业的传统概念，即支付是“搬运工”，但是支付已经被重新定义，信息的流动增值和支付已经合二为一。
价值互联时期。预计从2023年开始，基于生物识别、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开始形成第三波价值互联浪潮，从信息的互联网走向信任的互联网，聚焦个性化、以信任为中心的互联网，不是说越多越好，而是越专注、越开放、越个性化越好。
一部互联网史，实际上是从信息的互通和与人的互联，到万物互联和到信任互联的演变史，同时也是平台效应、网络效应与科技力量的多轮驱动。其中数字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围绕网络和终端两条主线，以基于移动互联、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技术，有力地推动着移动互联网浪潮不断前进。
挑战与机遇 2003年“非典”疫情发生，互联网还在早期，中国的网络支付刚起步，不过从此互联网开始走出“冬天”。消费者作为发力者，互联网迎来了电子商务的时代，从此，电子商务走入快车道，支付宝、易宝支付等非银行支付机构诞生。十七年后，另外一场疫情发生，此时，中国移动支付行业已引领全球、异军突起。
在后疫情时期，支付行业面临的挑战不容乐观。
首先看到，商业场景和金融的双重挤压，导致通道利润微薄;其次，互联网头部企业在C端发力，通过发卡端，再到收单端，形成了闭合的竞争格局;再次，监管方面，支付行业经过“野蛮”生长，现在逐渐对其加大监管力度，进入一个全新的监管周期，在这个周期，监管没有最严，只有更严;最后，全球化改变市场格局，国外头部企业进入中国，带来了新的竞争局面。
在互联网下半场支付行业将何去何从？我认为应当从五个方面入手：一是传统行业借此进行数字化转型，正如2003年“非典”推动电子商务的发展;二是产业互联网推向深入，十几年前是消费互联网，以电商、广告、娱乐游戏等粗放模式为代表。现在是产业互联网，改造行业的营销端、供应链和制造商，针对CRM，深入推进企业和客户之间的交互活动;三是金融走向开放和普惠，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大力支持和推动中小微企业贷款，如此大的力度就是为了避免因中小微企业倒闭而带来的经济社会问题;四是新技术的兴起推动互联网进一步发展;五是数字货币对支付行业产生重大影响，基于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和区块链对商业环境已经带来巨大改变。
在后疫情时期，具体到机遇方面，我们进一步看到，互联网下半场有三股力量都需要新的支付方式。
首先，互联网本身要进入产业互联网，甚至价值互联网，整个互联网本身要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要有“新打法”。
其次，传统产业，尤其在疫情之后要加速转型和升级，这对以To B为主的支付公司带来了巨大的机会。就拿易宝支付来说，之所以能够“活”下来，是因为“抓住”了一些行业客户，如教育，航空等。反过来说，如果只是“抓”To C的客户，那么易宝支付可能早就不存在了。
再次，金融作为经济的血脉，是中国最庞大、最传统的力量。一方面，科技公司、互联网公司对其进行渗透，但是这几年因为渗透太快，从金融互联网到互联网金融，金融科技遭遇到了不少“反弹”。但是，现在需要这些金融机构加速走向开放、走向普惠，不然企业如果没有金融的高效支持，就很难支撑日后的发展。 我们看到，这三股力量都需要新的支付方式，需要支付从单纯的交换工具，深入到具体的商业场景中去，并结合金融科技，成为推动传统商业升级的工具，而不是单纯的信用工具。我称之为“支付+企业服务”。
互联网下半场推演“支付+”如何迎接挑战，把目光放长远。我个人认为，互联网下半场新机会，是从“支付”到“支付+”。
首先，“支付+”使得传统支付升级为经营数据的公司。我们看到，移动化、聚合化和智能化特征得以加强。如，基于人工智能、大数据做风控。又如，基于区块链做数字性的货币和针对性的营销。同时，随着角色的转变，支付成为从信用中介到推动传统行业数字化升级的工具，也成为企业服务的工具。并作为产业互联时代的新力量，推动传统企业基于实时交易数据升级，从而提升竞争力。
其次，“支付+”融合了资金流和信息流。过去，信息流主要是科技公司来做，它解决了信息交互的问题，却没有解决资金流的问题。因此，非银行支付机构以前更多地聚焦于资金流。今天，信息流和资金流变得难以分开，比如在线教育中信息流、资金流和服务流都是分不开的。作为非银行支付机构，一方面要考虑怎么能够结合传统金融机构的资金端，另一方面，怎么与商户紧密合作，是把资金流、信息流，甚至和服务流全部打通。
这样，非银行支付机构会从简单的“搬运工”变成一个整合者。在整合的过程中，聚集了信息流、服务流、资金流的资源，再基于交易数据，帮助商户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服务。比如，基于交易数据，能够更好地帮助商家获得融资资金，对商户做针对性的营销和风控等服务。
再次，融合金融和科技升级服务。前面已经提到，支付行业被商业场景和传统金融及科技公司所挤压，因此，我们不如换个视角，变“被动挤压”为“主动拥抱”。对于传统金融机构，科技不是它的强项;对于大型商业机构，我们可以渗透到它的商业场景中去，运用数据创造和推进能力，帮助商业机构更好地做CRM、获得资金支持和开展针对性的营销。这个时候，支付行业要以支付为入口，抓住疫情后传统行业转型黄金期，与银行和科技公司合作，深入行业、融入场景和沉淀数据，提供金融营销等增值服务。
服务中小微零售客户案例场景方面以疫情冲击下的中小微零售客户为例。
第一，我们看到这些企业面临的困难极为艰巨。
营销方面，手段不力直接导致失去客户流。一些中小微企业客流量减少一半以上，有的基本断流。分析具体原因，一是营销手段乏力，只能采取打折扣、发购物卡等方式，而不能很好地依靠技术手段引导客流;二是营销成本增加，因为中小微企业数据的可信度、资金需求量和营销成本三个方面很难跨越银行的门槛。
融资方面，因为中小微企业的三表（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和利润表）不具有公信力，商业银行不愿意提供资金支持，中小微企业就面临倒闭的风险。如果这样的企业倒闭，那么整个社会的就业率和经济将大受影响。
第二，在“支付+中小微零售业”方面。对于前端，也就是用户端，我们有一套支付系统把控，通过聚合方式解决支付问题。末端有两块，一是营销，帮助传统中小微企业做会员管理;二是基于交易数据，中小银行帮助中小微企业引来如网关流水贷、POS流水贷、信用卡分期等低成本的和可靠的资金支持。
第三，非银行支付机构与银行形成竞合关系。事实上，双方机构存在互补关系：一是银行有大量的金融资源、人才、品牌和政策。但是，银行体量过大、对科技的运用滞后。反之，非银行支付机构反应较灵敏，可以在大数据挖掘、营销引流等方面，提供一整套基于网络、非常便捷的支付解决方案。
第四，面向中小微商户信用贷款输出数据能力。帮助大量小微商户基于交易数据和银行实现信用互通，获得资金支持。以易宝支付为例，在客户数据方面，经客户授权，易宝支付向银行提供商户相关审核资料信息及收单的交易信息;在银行预审核方面，银行根据易宝支付提供的商户信息及交易流水进行审核，并反馈一个预授信额度;在商户销售方面，易宝支付与商户进行沟通，撮合贷款意向，并将有合作意向的商户推荐给银行;在审核放款方面，银行调查商户征信，给出授信额度，让银行人员介入开卡放款;在易宝支付监控方面，易宝支付在贷中进行监控，监控交易情况及还款情况，并向银行提供数据，预防不良贷款的出现;在银行监控方面，银行通过自己的监控措施及易宝支付提供交易数据进行监控，预防不良贷款的出现。
第五，输出账户能力与银行开展II类账户合作。传统金融机构的客户数量相对少于有着互联网背景的非银行支付机构。因此，银行希望它的账户与非银行支付机构的用户做些关联。举例来说，商户让易宝支付联合银行为其用户体系搭建资金账户，为用户提供更多金融增值服务，加强用户黏性。实际上，用户账户由资金账户与会员账户这两部分组成。易宝支付的支付账户与银行的II类账户进行绑定，从而扩大账户的应用范围。
第六，科技助力风险管理。互联网进入深水区，科技是最关键的生产力。这两年，易宝支付在风险管理方面，充分利用A（AI，人工智能）B（Big Data，大数据）C（Customer Oriented，以客户为中心） 并配合监管的R（RegTech，监管科技）开展风控。运用数字科技，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我们知道，To B支付时，商户可能更换不同“马甲”，以前的人工监控防不胜防，现在基于交易数据，利用大数据，定期对商户进行扫描、识别和判断，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此外，在监管方面，也在运用技术，驱除劣币，让良币更好地发展。
支付风控产生巨大的价值。在这里，我还是举易宝支付的例子。安全方面，基于准确的检测欺诈订单，使得风险欺诈率降低到0.03BP;体验方面，为客户提供极致的支付体验，交易通过率高于99.9%;商户净化方面，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识别风险商户，智能识别率超过90%;在風控效率方面，支付风控提高效率，风控工作系统化、智能化，持续降低风险运营投入，相较四年前，人工核查数量降低超过90%。 变中求进
第一，全球化。从支付的角度看，全球化是加速的。我个人认为，有期望，也有失望。因为中国的移动支付规模和应用技术已经领先全球，但市场却不成比例。比如美国上市的支付企业只有十几家，市值却是我们的十几倍。以2018年为例，中国移动支付的交易规模约40万亿美元，而美国不到2000亿美元，差距近200倍。但是，支付公司的布局方面恰好相反，尤其是To B支付方面。中国移动支付普及率全球领先，但是基本没有进入国外市场，缺乏全球网络效应。中国的支付行业一定要走向国际化，这是大势所趋。经过十几年的磨练和沉淀之后，可以预见，我们在东南亚、中东和非洲市场具有一定的先发优势。走出去是必然之路。其一，这是因为客户的需要，中国有一些大客户，如国航、南航、东航等企业都在向全球化布局，我们必须跟着他们走出国门，以更好地支持其全球支付的需求;其二，以支付行业为代表的很多金融科技项目，在运营模式和经验方面全球领先，因此，在这方面我们要发挥先行者红利，为我们在全球竞争力方面打造基础;其三，建立全球网络效应。利用竞争力和利用市值都是非常重要的，尤其不能局限于国内客户，还要考虑对欧洲、美国以及中东大客户的吸引力，必须要具有全球网络，才能和PayPal等大公司站在一个平台上竞争。
第二，不忘初心，支付为交易服务。实际上就是让交易更加安全、便捷和高效，交易又为生活服务，支付不是简单的搬运工具。同时，关于支付的思想和技术要与时俱进。
第三，支付不能拘泥于传统的价值链。比如，银行在支付宝诞生之前就可以做支付，但还停留在“搬运工”的层面上。现在看来，基于互联网浪潮和“非典”带来的电子商务的快车道，市场需要更高效的、以客户为中心的新的价值链，这就是网络支付，这批“物种”就叫第三方支付。
第四，非银行支付机构与银行关系要有融合的视角。二者的关系不是简单的竞争关系，而是竞合关系，合作为主。因为银行，尤其是当下在中国人民银行监管的视角下，银行、清算机构和非银行支付机构，既要定位清晰，井水不犯河水，但是又不能缺乏深度合作，而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起联手起来更好地为商家和用户提供服务。比如，非银支付机构和中小银行展开合作，为其客户提供服务要用好技术，尤其是在风控方面和流量方面，要达到“1+1>2”的效果。
最后，做支付要有长远的心态。持牌的非银行支付机构，接受监管和加强风控最为重要，做支付要有长远的心态，不能苟且眼前。也许未来非银行支付机构可能只会剩下一、二十家。因此，在新冠肺炎疫情推动传统行业数字化转型之际，金融在利用大数据、数字货币、区块链等技术走向开放和普惠的情况下，非银行支付机构一定要立足现在，放眼未来，行稳致远，行远致胜！
问题一：您从美国回来后，创立了易宝支付，从零开始到今天，作为中国最早一批获得《支付业务许可证》的机构，易宝支付走过了十七年的历程，请问在创业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难题，又是怎么走过艰难时刻的？
唐彬：支付行业作为基础金融服务，在没有品牌效应，没有大量资源情况下，早期工作开展起来非常艰难，尤其在面对大客户时，像航空、保险和教育等行业客户。在这里，我分享两个重要时刻。
第一个时刻是创业初期与钱相关的。2003年底至2004年初的前三个月为创业初期，到2003年底资金基本花光，盈利模式还没有探索出来。在资金匮乏的时候，2004年春节前我做了两件事：第一件是打电话到美国给我曾经的上级，希望获得支持，借到一笔资金;第二件是中高管们决定暂时不拿工资，作出牺牲。同时，我们决定，从移动支付走向互联网支付，因为当时移动支付基于短信，不安全，电信运营商也很保守。当时，第一个大的商业单子是深圳航空。坚持了三个月后，企业拿到了新的投资，逐步走向了良性发展。
第二个时刻是与监管相关的。2016年因为业务管理不到位，线下管理失控，造成业务方面的问题，受到中国人民银行的处罚。这一次让我真正意识到，我们做的是金融服务业务而不是纯互联网业务;做的是有外部性、滞后性和隐蔽性的交易服务，而不是内部业务。目前支付行业正从“野蛮”增长走向可持续发展，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支付行业只有遇到越来越严厉的监管，才会走出劣币驱除良币的尴尬处境。
问题二：第一个商业危机其实帮助您凝聚了团队，打造了新的商业模式，第二个让您意识到风险管理的重要性。今年春节期间发生的疫情，可谓百年之未有的“黑天鹅”，对企业经营带来巨大挑战，您作为公司引领者，怎样带领易宝应对这次挑战？
唐彬：新冠肺炎疫情给航空旅游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好在疫情是阶段性的，不会太长久。疫情是有冲击力的，会带来一系列影响，我看到的是传统行业加速向数字化升级，这将为易宝支付这样的行业支付模式提供一个有巨大需求的大环境。为此，我们应对挑战做了三件事情：第一，加强培训，在部门之间信息共享、教学相长;第二，回归支付的初心，以客户为中心，围绕客户提供相关交易服务，看支付本身有什么可以提高的，如风控能力、效益和成本等，还能基于数据衍生一些风控服务、供应链金融服务和营销服务等;第三，提升执行力和降低成本，我们没有因为疫情本身去减员，从某种程度上讲，疫情反而让团队凝聚力变强。
问题三：您分享了很多数字化转型的趋势和预判，您认为在整个行业创新和发展的部分，需要坚守什么，改变什么？
唐彬：坚守支付的初心，支付为交易服务，交易为生活服务。同时每个时代都在改變，这次疫情使得支付面临着新的挑战，To C大局已定，To B 有了不同的模式和新发展空间，监管和执法更加严厉。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提出，第一，反思支付的定义和模式，支付可以从信用中介升级为企业交易服务的工具，基于数据更多地开放与融合，帮助企业数字化转型;第二，支付之间要更多地合作，最近支付行业出现了很多问题，如黑客和网络安全方面，造成巨大损失，支付行业可以尝试信息共享;第三，用好数控技术，尤其在风控方面，与银行形成开放式深入合作。
问题四：央行数字货币正在试点，您怎么看待数字货币的未来？对非银行支付机构来讲，机会在哪里？
唐彬：作为价值互联的先锋队，我国央行数字货币对未来世界数字货币的影响毫无疑问会极为深远。因为在数字货币支付当中，信息和信任已经分不开了。目前的数字货币功能有限，更多地是对于现金的替代，以数字钱包的形式，对于To C的支付影响会大一点，让To C变得更开放、更扁平，但是对于大部分支付企业，尤其To B的公司影响相对比较小。我们作为To B的企业，抓住两个B：一个是Business，要结合具体的商业场景去渗透;另外一个是Bank，以银行为主的金融机构。我们的目的就是在两个B之间成为桥梁去渗透它们的业务。
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我们要与时俱进，重新定义支付。可从以下五个方面重新理解支付的本意。
第一，支付作为中立的平台，解决交易过程中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日常交易过程中可能有很多信息不对称的情况。比如，北京某商场曾经有很多A货，看起来与正品无二，但是一件标价500元的风衣进价可能只有60元，你费劲讲价砍到250元， 其实对方很可能150元就愿意卖给你，结果你做了“二百五”还很高兴，这就叫做信息不对称，是销售中的大问题，网络支付平台往往面对海量商家和用户，信息多，技术能力强，有助于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第二，支付平台聚合用户需求。将每一个用户的小需求聚合成大的需求，与大商家谈判时，得以提高谈判砝码。
第三，基于数据，支付平台有助于提供个性化的交易服务。比如，用户在订机票时，可以选择是否购买保险。
第四，支付平台的数据很真实，因为收多了钱用户不愿意，收少了钱商家不同意。这些海量实时的数据能帮助我们建立更诚信、更高效的社会。可以利用交易数据建立信息数据库，再结合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等数据，建立一套有效的系统去辨别不诚信行为。
第五，推动公益事业。网络购物和网络捐赠是孪生兄弟。除了物质享受，支付还可以满足人们爱心捐赠的需要。在这之前，远程慈善捐助非常不便利，也存在一定的不透明。
谈到第三方支付，一定离不开互联网。因此，我们先回顾一下互联网的发展简史。
萌芽期。从1969年到1993年，历经二十四年。
消费互联时期。形成第一波互联网浪潮，从1993年到2013年，历经二十年，产生了虚拟经济和屏内经济，聚焦眼球，突出了营销至上，流量为王。
产业互联时期。形成第二波移动互联网浪潮，从2013年预计到2023年，将历经十年，基于大数据、云计算技术，互联网从虚拟经济走到了实体经济。产业互联网经济的重心不再是营销，而是实体经济，对跨屏经济进行全流程改造，比如，工作重心是服務供应链，强化CRM（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客户关系管理），开展数据的再次挖掘，此时已经是场景为王，真正做到以客户为中心。当然，在此阶段我们必须正视出现的两个问题，一是传统行业在行业转型升级大潮的裹挟中处于尴尬地位，不懂得以场景为中心改造组织，也不懂得从一个金字塔的权力等级结构，变成以客户为中心、与客户高效互动的组织;二是传统行业已经习惯了支付行业的传统概念，即支付是“搬运工”，但是支付已经被重新定义，信息的流动增值和支付已经合二为一。
价值互联时期。预计从2023年开始，基于生物识别、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开始形成第三波价值互联浪潮，从信息的互联网走向信任的互联网，聚焦个性化、以信任为中心的互联网，不是说越多越好，而是越专注、越开放、越个性化越好。
一部互联网史，实际上是从信息的互通和与人的互联，到万物互联和到信任互联的演变史，同时也是平台效应、网络效应与科技力量的多轮驱动。其中数字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围绕网络和终端两条主线，以基于移动互联、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技术，有力地推动着移动互联网浪潮不断前进。
挑战与机遇 2003年“非典”疫情发生，互联网还在早期，中国的网络支付刚起步，不过从此互联网开始走出“冬天”。消费者作为发力者，互联网迎来了电子商务的时代，从此，电子商务走入快车道，支付宝、易宝支付等非银行支付机构诞生。十七年后，另外一场疫情发生，此时，中国移动支付行业已引领全球、异军突起。
在后疫情时期，支付行业面临的挑战不容乐观。
首先看到，商业场景和金融的双重挤压，导致通道利润微薄;其次，互联网头部企业在C端发力，通过发卡端，再到收单端，形成了闭合的竞争格局;再次，监管方面，支付行业经过“野蛮”生长，现在逐渐对其加大监管力度，进入一个全新的监管周期，在这个周期，监管没有最严，只有更严;最后，全球化改变市场格局，国外头部企业进入中国，带来了新的竞争局面。
在互联网下半场支付行业将何去何从？我认为应当从五个方面入手：一是传统行业借此进行数字化转型，正如2003年“非典”推动电子商务的发展;二是产业互联网推向深入，十几年前是消费互联网，以电商、广告、娱乐游戏等粗放模式为代表。现在是产业互联网，改造行业的营销端、供应链和制造商，针对CRM，深入推进企业和客户之间的交互活动;三是金融走向开放和普惠，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大力支持和推动中小微企业贷款，如此大的力度就是为了避免因中小微企业倒闭而带来的经济社会问题;四是新技术的兴起推动互联网进一步发展;五是数字货币对支付行业产生重大影响，基于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和区块链对商业环境已经带来巨大改变。
在后疫情时期，具体到机遇方面，我们进一步看到，互联网下半场有三股力量都需要新的支付方式。
首先，互联网本身要进入产业互联网，甚至价值互联网，整个互联网本身要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要有“新打法”。
其次，传统产业，尤其在疫情之后要加速转型和升级，这对以To B为主的支付公司带来了巨大的机会。就拿易宝支付来说，之所以能够“活”下来，是因为“抓住”了一些行业客户，如教育，航空等。反过来说，如果只是“抓”To C的客户，那么易宝支付可能早就不存在了。
再次，金融作为经济的血脉，是中国最庞大、最传统的力量。一方面，科技公司、互联网公司对其进行渗透，但是这几年因为渗透太快，从金融互联网到互联网金融，金融科技遭遇到了不少“反弹”。但是，现在需要这些金融机构加速走向开放、走向普惠，不然企业如果没有金融的高效支持，就很难支撑日后的发展。 我们看到，这三股力量都需要新的支付方式，需要支付从单纯的交换工具，深入到具体的商业场景中去，并结合金融科技，成为推动传统商业升级的工具，而不是单纯的信用工具。我称之为“支付+企业服务”。
互联网下半场推演“支付+”如何迎接挑战，把目光放长远。我个人认为，互联网下半场新机会，是从“支付”到“支付+”。
首先，“支付+”使得传统支付升级为经营数据的公司。我们看到，移动化、聚合化和智能化特征得以加强。如，基于人工智能、大数据做风控。又如，基于区块链做数字性的货币和针对性的营销。同时，随着角色的转变，支付成为从信用中介到推动传统行业数字化升级的工具，也成为企业服务的工具。并作为产业互联时代的新力量，推动传统企业基于实时交易数据升级，从而提升竞争力。
其次，“支付+”融合了资金流和信息流。过去，信息流主要是科技公司来做，它解决了信息交互的问题，却没有解决资金流的问题。因此，非银行支付机构以前更多地聚焦于资金流。今天，信息流和资金流变得难以分开，比如在线教育中信息流、资金流和服务流都是分不开的。作为非银行支付机构，一方面要考虑怎么能够结合传统金融机构的资金端，另一方面，怎么与商户紧密合作，是把资金流、信息流，甚至和服务流全部打通。
这样，非银行支付机构会从简单的“搬运工”变成一个整合者。在整合的过程中，聚集了信息流、服务流、资金流的资源，再基于交易数据，帮助商户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服务。比如，基于交易数据，能够更好地帮助商家获得融资资金，对商户做针对性的营销和风控等服务。
再次，融合金融和科技升级服务。前面已经提到，支付行业被商业场景和传统金融及科技公司所挤压，因此，我们不如换个视角，变“被动挤压”为“主动拥抱”。对于传统金融机构，科技不是它的强项;对于大型商业机构，我们可以渗透到它的商业场景中去，运用数据创造和推进能力，帮助商业机构更好地做CRM、获得资金支持和开展针对性的营销。这个时候，支付行业要以支付为入口，抓住疫情后传统行业转型黄金期，与银行和科技公司合作，深入行业、融入场景和沉淀数据，提供金融营销等增值服务。
服务中小微零售客户案例场景方面以疫情冲击下的中小微零售客户为例。
第一，我们看到这些企业面临的困难极为艰巨。
营销方面，手段不力直接导致失去客户流。一些中小微企业客流量减少一半以上，有的基本断流。分析具体原因，一是营销手段乏力，只能采取打折扣、发购物卡等方式，而不能很好地依靠技术手段引导客流;二是营销成本增加，因为中小微企业数据的可信度、资金需求量和营销成本三个方面很难跨越银行的门槛。
融资方面，因为中小微企业的三表（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和利润表）不具有公信力，商业银行不愿意提供资金支持，中小微企业就面临倒闭的风险。如果这样的企业倒闭，那么整个社会的就业率和经济将大受影响。
第二，在“支付+中小微零售业”方面。对于前端，也就是用户端，我们有一套支付系统把控，通过聚合方式解决支付问题。末端有两块，一是营销，帮助传统中小微企业做会员管理;二是基于交易数据，中小银行帮助中小微企业引来如网关流水贷、POS流水贷、信用卡分期等低成本的和可靠的资金支持。
第三，非银行支付机构与银行形成竞合关系。事实上，双方机构存在互补关系：一是银行有大量的金融资源、人才、品牌和政策。但是，银行体量过大、对科技的运用滞后。反之，非银行支付机构反应较灵敏，可以在大数据挖掘、营销引流等方面，提供一整套基于网络、非常便捷的支付解决方案。
第四，面向中小微商户信用贷款输出数据能力。帮助大量小微商户基于交易数据和银行实现信用互通，获得资金支持。以易宝支付为例，在客户数据方面，经客户授权，易宝支付向银行提供商户相关审核资料信息及收单的交易信息;在银行预审核方面，银行根据易宝支付提供的商户信息及交易流水进行审核，并反馈一个预授信额度;在商户销售方面，易宝支付与商户进行沟通，撮合贷款意向，并将有合作意向的商户推荐给银行;在审核放款方面，银行调查商户征信，给出授信额度，让银行人员介入开卡放款;在易宝支付监控方面，易宝支付在贷中进行监控，监控交易情况及还款情况，并向银行提供数据，预防不良贷款的出现;在银行监控方面，银行通过自己的监控措施及易宝支付提供交易数据进行监控，预防不良贷款的出现。
第五，输出账户能力与银行开展II类账户合作。传统金融机构的客户数量相对少于有着互联网背景的非银行支付机构。因此，银行希望它的账户与非银行支付机构的用户做些关联。举例来说，商户让易宝支付联合银行为其用户体系搭建资金账户，为用户提供更多金融增值服务，加强用户黏性。实际上，用户账户由资金账户与会员账户这两部分组成。易宝支付的支付账户与银行的II类账户进行绑定，从而扩大账户的应用范围。
第六，科技助力风险管理。互联网进入深水区，科技是最关键的生产力。这两年，易宝支付在风险管理方面，充分利用A（AI，人工智能）B（Big Data，大数据）C（Customer Oriented，以客户为中心） 并配合监管的R（RegTech，监管科技）开展风控。运用数字科技，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我们知道，To B支付时，商户可能更换不同“马甲”，以前的人工监控防不胜防，现在基于交易数据，利用大数据，定期对商户进行扫描、识别和判断，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此外，在监管方面，也在运用技术，驱除劣币，让良币更好地发展。
支付风控产生巨大的价值。在这里，我还是举易宝支付的例子。安全方面，基于准确的检测欺诈订单，使得风险欺诈率降低到0.03BP;体验方面，为客户提供极致的支付体验，交易通过率高于99.9%;商户净化方面，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识别风险商户，智能识别率超过90%;在風控效率方面，支付风控提高效率，风控工作系统化、智能化，持续降低风险运营投入，相较四年前，人工核查数量降低超过90%。 变中求进
第一，全球化。从支付的角度看，全球化是加速的。我个人认为，有期望，也有失望。因为中国的移动支付规模和应用技术已经领先全球，但市场却不成比例。比如美国上市的支付企业只有十几家，市值却是我们的十几倍。以2018年为例，中国移动支付的交易规模约40万亿美元，而美国不到2000亿美元，差距近200倍。但是，支付公司的布局方面恰好相反，尤其是To B支付方面。中国移动支付普及率全球领先，但是基本没有进入国外市场，缺乏全球网络效应。中国的支付行业一定要走向国际化，这是大势所趋。经过十几年的磨练和沉淀之后，可以预见，我们在东南亚、中东和非洲市场具有一定的先发优势。走出去是必然之路。其一，这是因为客户的需要，中国有一些大客户，如国航、南航、东航等企业都在向全球化布局，我们必须跟着他们走出国门，以更好地支持其全球支付的需求;其二，以支付行业为代表的很多金融科技项目，在运营模式和经验方面全球领先，因此，在这方面我们要发挥先行者红利，为我们在全球竞争力方面打造基础;其三，建立全球网络效应。利用竞争力和利用市值都是非常重要的，尤其不能局限于国内客户，还要考虑对欧洲、美国以及中东大客户的吸引力，必须要具有全球网络，才能和PayPal等大公司站在一个平台上竞争。
第二，不忘初心，支付为交易服务。实际上就是让交易更加安全、便捷和高效，交易又为生活服务，支付不是简单的搬运工具。同时，关于支付的思想和技术要与时俱进。
第三，支付不能拘泥于传统的价值链。比如，银行在支付宝诞生之前就可以做支付，但还停留在“搬运工”的层面上。现在看来，基于互联网浪潮和“非典”带来的电子商务的快车道，市场需要更高效的、以客户为中心的新的价值链，这就是网络支付，这批“物种”就叫第三方支付。
第四，非银行支付机构与银行关系要有融合的视角。二者的关系不是简单的竞争关系，而是竞合关系，合作为主。因为银行，尤其是当下在中国人民银行监管的视角下，银行、清算机构和非银行支付机构，既要定位清晰，井水不犯河水，但是又不能缺乏深度合作，而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起联手起来更好地为商家和用户提供服务。比如，非银支付机构和中小银行展开合作，为其客户提供服务要用好技术，尤其是在风控方面和流量方面，要达到“1+1>2”的效果。
最后，做支付要有长远的心态。持牌的非银行支付机构，接受监管和加强风控最为重要，做支付要有长远的心态，不能苟且眼前。也许未来非银行支付机构可能只会剩下一、二十家。因此，在新冠肺炎疫情推动传统行业数字化转型之际，金融在利用大数据、数字货币、区块链等技术走向开放和普惠的情况下，非银行支付机构一定要立足现在，放眼未来，行稳致远，行远致胜！
问题一：您从美国回来后，创立了易宝支付，从零开始到今天，作为中国最早一批获得《支付业务许可证》的机构，易宝支付走过了十七年的历程，请问在创业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难题，又是怎么走过艰难时刻的？
唐彬：支付行业作为基础金融服务，在没有品牌效应，没有大量资源情况下，早期工作开展起来非常艰难，尤其在面对大客户时，像航空、保险和教育等行业客户。在这里，我分享两个重要时刻。
第一个时刻是创业初期与钱相关的。2003年底至2004年初的前三个月为创业初期，到2003年底资金基本花光，盈利模式还没有探索出来。在资金匮乏的时候，2004年春节前我做了两件事：第一件是打电话到美国给我曾经的上级，希望获得支持，借到一笔资金;第二件是中高管们决定暂时不拿工资，作出牺牲。同时，我们决定，从移动支付走向互联网支付，因为当时移动支付基于短信，不安全，电信运营商也很保守。当时，第一个大的商业单子是深圳航空。坚持了三个月后，企业拿到了新的投资，逐步走向了良性发展。
第二个时刻是与监管相关的。2016年因为业务管理不到位，线下管理失控，造成业务方面的问题，受到中国人民银行的处罚。这一次让我真正意识到，我们做的是金融服务业务而不是纯互联网业务;做的是有外部性、滞后性和隐蔽性的交易服务，而不是内部业务。目前支付行业正从“野蛮”增长走向可持续发展，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支付行业只有遇到越来越严厉的监管，才会走出劣币驱除良币的尴尬处境。
问题二：第一个商业危机其实帮助您凝聚了团队，打造了新的商业模式，第二个让您意识到风险管理的重要性。今年春节期间发生的疫情，可谓百年之未有的“黑天鹅”，对企业经营带来巨大挑战，您作为公司引领者，怎样带领易宝应对这次挑战？
唐彬：新冠肺炎疫情给航空旅游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好在疫情是阶段性的，不会太长久。疫情是有冲击力的，会带来一系列影响，我看到的是传统行业加速向数字化升级，这将为易宝支付这样的行业支付模式提供一个有巨大需求的大环境。为此，我们应对挑战做了三件事情：第一，加强培训，在部门之间信息共享、教学相长;第二，回归支付的初心，以客户为中心，围绕客户提供相关交易服务，看支付本身有什么可以提高的，如风控能力、效益和成本等，还能基于数据衍生一些风控服务、供应链金融服务和营销服务等;第三，提升执行力和降低成本，我们没有因为疫情本身去减员，从某种程度上讲，疫情反而让团队凝聚力变强。
问题三：您分享了很多数字化转型的趋势和预判，您认为在整个行业创新和发展的部分，需要坚守什么，改变什么？
唐彬：坚守支付的初心，支付为交易服务，交易为生活服务。同时每个时代都在改變，这次疫情使得支付面临着新的挑战，To C大局已定，To B 有了不同的模式和新发展空间，监管和执法更加严厉。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提出，第一，反思支付的定义和模式，支付可以从信用中介升级为企业交易服务的工具，基于数据更多地开放与融合，帮助企业数字化转型;第二，支付之间要更多地合作，最近支付行业出现了很多问题，如黑客和网络安全方面，造成巨大损失，支付行业可以尝试信息共享;第三，用好数控技术，尤其在风控方面，与银行形成开放式深入合作。
问题四：央行数字货币正在试点，您怎么看待数字货币的未来？对非银行支付机构来讲，机会在哪里？
唐彬：作为价值互联的先锋队，我国央行数字货币对未来世界数字货币的影响毫无疑问会极为深远。因为在数字货币支付当中，信息和信任已经分不开了。目前的数字货币功能有限，更多地是对于现金的替代，以数字钱包的形式，对于To C的支付影响会大一点，让To C变得更开放、更扁平，但是对于大部分支付企业，尤其To B的公司影响相对比较小。我们作为To B的企业，抓住两个B：一个是Business，要结合具体的商业场景去渗透;另外一个是Bank，以银行为主的金融机构。我们的目的就是在两个B之间成为桥梁去渗透它们的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