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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论的研究，在日本素来比较活跃，因而形成了众多的学派。所谓技术论，研究的是技术发展本身的规律性，以及技术和社会环境的广泛关系。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主任研究员森谷正规的这本书(副标题《国际技术比较研究论》)，在技术论的研究上，又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
森谷正规认为，各个产业领域的技术都各有其内在的“性格”，而不同的国家又具有不同的“技术风土”。在一个国家中，产业的技术性格是否与该国的技术风土相适应，是决定这个产业的适应力、竞争力和扩张力的重要因素。不同国家的技术实力，在不同的产业领域各有千秋。这种鲜明的技术特色，除去研究开发投资的差异外，都可用技术性格和技术风土的差异以及两者是否相适应来说明。作者从这个独特的观点出发，创立了以社会要素为基础对各国技术进行比较研究——即所谓“比较技术研究论”的方法，针对日美欧各国在钢铁、化工、汽车、家用电器、机床、成套设备、航空航天、原子能、电子技术等产业领域的技术实力、发展动向、技术特色及存在的问题进行详细的对比研究，深入分析了这些国家尤其是日本的国情特点对技术实力的影响。由此，作者从一个新颖的角度打开了一扇窗户，使我们得以窥见日本技术实力迅速提高的某些奥秘。我们东邻的这些奥秘，对正处于体制改革和世界新技术革命双重浪潮冲击下的我国，应当说是不无启发的。
这里要解释一下，什么是技术性格，什么是技术风土。所谓“技术性格”，指的是技术应用到生产过程时本身所具有的特点，如技术成果是体现在产品中还是体现在工艺中，技术发展是突变性的还是渐变性的，工艺过程是单一的还是多样的，可分的还是连续的，可见的还是不可见的，等等。技术风土则与技术发展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包括国民性、社会风俗习惯、企业行为等广泛的重要因素。它是指开发与生产的结合是强还是弱，进行新的尝试和追求独特性的倾向有多强，企业间竞争的激烈程度如何，消费者的特点如何等等。技术性格在各个国家都一样，而技术风土则随民族的不同而特色各异。从森谷正规的论述看，技术风土既有包括传统和习惯在内的社会因素，又有经济、科研和教育三者综合一体的体制因素，而且后者的作用似乎更大。
我国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能够不断激励技术进步的有活力的经济体制。因此在这方面，从别国的技术风土中，不难吸取到很多有益的东西。
一
纵观日本在世界上占据优势的产业领域，如钢铁、电子、电机、钟表等等，可以发现一些明显的共同点。第一，在这些领域中，技术的发展不是飞跃式的，而是阶段性积累式的。第二，生产的产品大多为批量产品。第三，在这些领域内努力提高生产现场技术可获得明显的效果。相反，在不具备这些特点的领域内，如化学工业，成套设备制造业，日本的技术实力则比较弱。而且这样的共同点在欧美等国占优势的产业领域也找不到。可见，这些共同点如实地反映了与欧美截然不同的日本式技术特色。森谷正规认为，它们是产业的技术性格与日本的技术风土互相适应互相作用的产物。
那么，日本的技术风土究竟是怎样的呢？
日本技术风土的构成十分复杂，可以一下子举出好几十个因素来，如“现场优先主义”传统，注重商品性更甚于革新性的技术趣味，研究设计、生产和质量管理一体化的开发体制，研究人员的终生雇佣制和缺少流动性，企业之间的过度竞争，“随大流”的消费者性格，民族的集体习性，较弱的个人主义倾向，联合对外的整体意识，政府的协调作用，战败国的独特处境等等。这些因素都对日本技术特色的形成发生了很大影响。由于一篇短文不可能面面俱到，在这里笔者想选择与经济体制关系密切的两个因素——企业间竞争和开发生产的一体化，就它们与技术进步的关系，谈谈自己的体会。
在日本，企业间的竞争有着不同于欧美的特点，往往是五到十个大企业在同一产品上进行着激烈的竞争，由此便形成了某种聚集型的过度竞争格局。而在欧洲，企业间的竞争则呈现出另一种不太激烈的分化型竞争格局，即各个企业倾向于划分专门领域，努力使自己的产品具有别家所无的独特专长，避免在同样的产品上进行激烈的竞争。这两种形式的竞争，随产业的不同而对技术进步产生不同的效应。
一般说来，在商品经济中竞争是技术进步的强大推进器。它推动企业去不断地发展新技术，开拓新领域，开发新产品。竞争愈激烈，通过革新求得生存的趋势就越强。但是另一方面，竞争也使整个产业分割为多个企业，彼此分散地独立地从事开发革新。如果技术成果不能及时转移扩散到其它企业，并在整个产业中集聚起来，那么，就有可能导致在开发研究上盲目重复，浪费资源，降低效率，从而抵销掉竞争对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因此，一个产业技术的不断进步从而导致产业的不断发展，有赖于在竞争和技术转移二者之中保持良好的平衡。
对于在日本拥有很大实力的电子、电机和汽车工业来说，产业的技术性格大多有利于技术在企业间的转移。这些产业的技术一般存在于产品自身之中，只要对产品进行分解即可掌握。由于技术一旦形成产品，就会立即转移到竞争对手的企业中，从而可以相互在对手技术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提高和积累。因此，在这些产业中，即使十数个企业竞相进行研究开发，效率不一定不高。从而日本式的过度竞争就会有利，表现出很高的活力。它造成了产业技术迅速提高和积累的巨大压力，加速了新机型的增加和生产量的扩大。随着市场的开拓和扩展，过度竞争产生了相当高的正反馈加速效应，使日本在这些产业内的技术很快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另一方面，欧洲企业处在分工深化的分化型竞争环境下，没有象日本那么烈强的竞争压力，从而也没有象日本那样对开发运用新技术的强烈关心。因此不难理解，它们为什么很快被日本甩到了后面。
另一种情况是产业的技术性格不利于技术的转移和扩散，如化工、一般机械等工业。这些产业的技术成果往往存在于多种多样的工艺过程之中，只有依靠各企业之间的技术交流才能扩散，或依靠各个企业各专一门的专业化分工进行积累。这时，日本式竞争的威力不仅无法发挥出来，相反还使激烈竞争着的企业难以在技术上进行交流和协调，使整个产业的技术进步受到阻碍。加之这些产业的产品大多为生产资料，市场不易迅速扩大，过度竞争往往导致经营恶化，企业无力进行技术开发。所以，尽管日本在化学工业上投入了与美、英、法相当的研究开发经费，但收效不大，根源就在过度竞争。而对这些产业，欧洲的分化型竞争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在欧洲，各大企业都有自己擅长的专门领域，拥有与企业规模相称的最新设备以及优秀的专门人才，不断制造出适销对路的高级产品。由于开发力量集中使用，技术易于积累，所以欧洲在这些领域一直拥有较强的技术实力。
可见，依据产业技术性格的不同而组织不同形式的竞争，力图在竞争和技术转移之间保持成功的平衡，是提高产业的技术开发实力的关键性因素之一。笔者认为，，正是在这方面，我国现行的体制仍存在不少弊病。它们表现在国家对拥有很大技术开发能力的大企业仍统得过死，竞争机制无法发挥作用。强调国家的统一管理，强调企业间的专业化协作是必要的，但是，由于没有竞争，大企业很难产生强烈的开发革新要求；技术交流因之也会由于缺乏推动力而很难取得大的成效。这种状况对技术进步无疑是十分不利的，应当及早改变。除去大企业必须放权搞活——这是没有疑问的——以外，另一方面，在大企业放权的同时，建议国家从日美欧各发达国家的成败得失中吸取经验教训，根据各产业的具体实际而组织好企业间的合理竞争。从而使我国的技术开发活动，不仅充满活力，而且井然有序，保证技术创造力的迅速提高。
三
当代是“应用”具有重要意义的时代。在世界技术开发的角逐中，技术能不能及时应用到产品中，能否生产出新型商品，已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日本人士在这场角逐中信心十足。与欧美企业相比，日本企业的长处，正在于它们极为擅长把技术成果高质量高速度地转化为大批量的商品。
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日本企业界的技术开发体制是以“研究开发如何在最终产品上发挥作用”作为指导思想而建立起来的。五十年代前半叶，日本建立了以中央研究所为核心的研究体制。在这种体制下，科研与生产、技术与产品还没有紧密联系起来。进入六十年代后，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日本的研究开发体制有了一个大的改变。许多应用和开发研究所相继改变了以中央研究所为核心的研究地位，变成了与产品直接挂钩的研究所。这时虽然研究本身并没发生根本的变化，研究工作也与以往相类似，但指导思想已根本不同于过去了。指导思想的这种改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使得企业的研究开发与生产、质量管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日本技术实力的迅速提高奠定了基础。
日本的技术开发体制的优点，在于它把研究开发与企业的需要自然地联系在一起，一同经受着竞争规律的考验和制约。由于日本企业大多是从比较低的技术水平上起步，开初经济实力也比较薄弱，又处在激烈竞争的环境中，企业为了在市场上取得竞争力，不得不在海外先进技术的消化、吸收、改良、提高和商品性上狠下功夫。这个要求反映到开发体制上，就是研究设计与生产、质量管理的一体化。设计人员、制造人员、质量管理人员、销售采购人员彼此都站在对等的立场上，协调地进行工作。因此，新产品从开发初期到实现大批量生产，故障很少，不仅节省了资金，而且大大缩短了开发周期，从而使日本企业赢得了为欧美企业所望尘莫及的开发速度。例如，在汽车行业，尽管美国投入了为日本四倍的研究开发经费，但最终还是被日本赶了上来，这不能不归功于日本研究开发体制的巨大活力。
可以说，日本技术开发实力的迅速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开发体制使然。虽然在过去几十年，日本的研究开发活动是以开发新产品为中心的，故而对基础研究不能不有所削弱，但是，笔者认为这正是一种有眼光的战略选择。日本技术的发展可以分成一首二部曲。第一部，赶超时期。采取注重改良性技术的资源分配型式，集中力量，迅速吸收消化外国先进技术并加以改良提高重新组合，一方面避开了开发革新性技术可能冒的风险，另一方面又使本国技术实力得以迅速提高。第二步，向“科技大国”挺进。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已有的技术实力和经济实力的基础上，日本制定了“科技立国”的国策，逐步加强基础研究和革新性技术的开发，力图为未来技术打下良好的基础。在这整个过程中，技术开发表现出很强的时序经济性。对此，日本式的开发体制一直具有比较强的适应性，为技术进步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不难看出，研究开发与生产在激烈竞争的环境下实现了一体化，是日本体制之所以具有活力的关键。在这一点上，日本体制的长处恰巧是我国体制的欠缺之处。我国技术开发体制缺乏活力的重要原因，就在于从事应用和开发研究的科研所与实际生产单位互相分离，彼此没有经济联系，而且两者都缺乏竞争的压力。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不仅要改革科研体制，给企业以经营自主权，更为重要的，是要解决在科研机构与企业之间建立什么联系，如何建立联系的问题。在这一方面，日本的体制值得我们借鉴。
(《日美欧技术开发之战——国际技术比较研究论》，〔日〕森谷正规著，吴永顺、陶建明译，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十一月第一版，0.68元)
森谷正规认为，各个产业领域的技术都各有其内在的“性格”，而不同的国家又具有不同的“技术风土”。在一个国家中，产业的技术性格是否与该国的技术风土相适应，是决定这个产业的适应力、竞争力和扩张力的重要因素。不同国家的技术实力，在不同的产业领域各有千秋。这种鲜明的技术特色，除去研究开发投资的差异外，都可用技术性格和技术风土的差异以及两者是否相适应来说明。作者从这个独特的观点出发，创立了以社会要素为基础对各国技术进行比较研究——即所谓“比较技术研究论”的方法，针对日美欧各国在钢铁、化工、汽车、家用电器、机床、成套设备、航空航天、原子能、电子技术等产业领域的技术实力、发展动向、技术特色及存在的问题进行详细的对比研究，深入分析了这些国家尤其是日本的国情特点对技术实力的影响。由此，作者从一个新颖的角度打开了一扇窗户，使我们得以窥见日本技术实力迅速提高的某些奥秘。我们东邻的这些奥秘，对正处于体制改革和世界新技术革命双重浪潮冲击下的我国，应当说是不无启发的。
这里要解释一下，什么是技术性格，什么是技术风土。所谓“技术性格”，指的是技术应用到生产过程时本身所具有的特点，如技术成果是体现在产品中还是体现在工艺中，技术发展是突变性的还是渐变性的，工艺过程是单一的还是多样的，可分的还是连续的，可见的还是不可见的，等等。技术风土则与技术发展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包括国民性、社会风俗习惯、企业行为等广泛的重要因素。它是指开发与生产的结合是强还是弱，进行新的尝试和追求独特性的倾向有多强，企业间竞争的激烈程度如何，消费者的特点如何等等。技术性格在各个国家都一样，而技术风土则随民族的不同而特色各异。从森谷正规的论述看，技术风土既有包括传统和习惯在内的社会因素，又有经济、科研和教育三者综合一体的体制因素，而且后者的作用似乎更大。
我国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能够不断激励技术进步的有活力的经济体制。因此在这方面，从别国的技术风土中，不难吸取到很多有益的东西。
一
纵观日本在世界上占据优势的产业领域，如钢铁、电子、电机、钟表等等，可以发现一些明显的共同点。第一，在这些领域中，技术的发展不是飞跃式的，而是阶段性积累式的。第二，生产的产品大多为批量产品。第三，在这些领域内努力提高生产现场技术可获得明显的效果。相反，在不具备这些特点的领域内，如化学工业，成套设备制造业，日本的技术实力则比较弱。而且这样的共同点在欧美等国占优势的产业领域也找不到。可见，这些共同点如实地反映了与欧美截然不同的日本式技术特色。森谷正规认为，它们是产业的技术性格与日本的技术风土互相适应互相作用的产物。
那么，日本的技术风土究竟是怎样的呢？
日本技术风土的构成十分复杂，可以一下子举出好几十个因素来，如“现场优先主义”传统，注重商品性更甚于革新性的技术趣味，研究设计、生产和质量管理一体化的开发体制，研究人员的终生雇佣制和缺少流动性，企业之间的过度竞争，“随大流”的消费者性格，民族的集体习性，较弱的个人主义倾向，联合对外的整体意识，政府的协调作用，战败国的独特处境等等。这些因素都对日本技术特色的形成发生了很大影响。由于一篇短文不可能面面俱到，在这里笔者想选择与经济体制关系密切的两个因素——企业间竞争和开发生产的一体化，就它们与技术进步的关系，谈谈自己的体会。
在日本，企业间的竞争有着不同于欧美的特点，往往是五到十个大企业在同一产品上进行着激烈的竞争，由此便形成了某种聚集型的过度竞争格局。而在欧洲，企业间的竞争则呈现出另一种不太激烈的分化型竞争格局，即各个企业倾向于划分专门领域，努力使自己的产品具有别家所无的独特专长，避免在同样的产品上进行激烈的竞争。这两种形式的竞争，随产业的不同而对技术进步产生不同的效应。
一般说来，在商品经济中竞争是技术进步的强大推进器。它推动企业去不断地发展新技术，开拓新领域，开发新产品。竞争愈激烈，通过革新求得生存的趋势就越强。但是另一方面，竞争也使整个产业分割为多个企业，彼此分散地独立地从事开发革新。如果技术成果不能及时转移扩散到其它企业，并在整个产业中集聚起来，那么，就有可能导致在开发研究上盲目重复，浪费资源，降低效率，从而抵销掉竞争对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因此，一个产业技术的不断进步从而导致产业的不断发展，有赖于在竞争和技术转移二者之中保持良好的平衡。
对于在日本拥有很大实力的电子、电机和汽车工业来说，产业的技术性格大多有利于技术在企业间的转移。这些产业的技术一般存在于产品自身之中，只要对产品进行分解即可掌握。由于技术一旦形成产品，就会立即转移到竞争对手的企业中，从而可以相互在对手技术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提高和积累。因此，在这些产业中，即使十数个企业竞相进行研究开发，效率不一定不高。从而日本式的过度竞争就会有利，表现出很高的活力。它造成了产业技术迅速提高和积累的巨大压力，加速了新机型的增加和生产量的扩大。随着市场的开拓和扩展，过度竞争产生了相当高的正反馈加速效应，使日本在这些产业内的技术很快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另一方面，欧洲企业处在分工深化的分化型竞争环境下，没有象日本那么烈强的竞争压力，从而也没有象日本那样对开发运用新技术的强烈关心。因此不难理解，它们为什么很快被日本甩到了后面。
另一种情况是产业的技术性格不利于技术的转移和扩散，如化工、一般机械等工业。这些产业的技术成果往往存在于多种多样的工艺过程之中，只有依靠各企业之间的技术交流才能扩散，或依靠各个企业各专一门的专业化分工进行积累。这时，日本式竞争的威力不仅无法发挥出来，相反还使激烈竞争着的企业难以在技术上进行交流和协调，使整个产业的技术进步受到阻碍。加之这些产业的产品大多为生产资料，市场不易迅速扩大，过度竞争往往导致经营恶化，企业无力进行技术开发。所以，尽管日本在化学工业上投入了与美、英、法相当的研究开发经费，但收效不大，根源就在过度竞争。而对这些产业，欧洲的分化型竞争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在欧洲，各大企业都有自己擅长的专门领域，拥有与企业规模相称的最新设备以及优秀的专门人才，不断制造出适销对路的高级产品。由于开发力量集中使用，技术易于积累，所以欧洲在这些领域一直拥有较强的技术实力。
可见，依据产业技术性格的不同而组织不同形式的竞争，力图在竞争和技术转移之间保持成功的平衡，是提高产业的技术开发实力的关键性因素之一。笔者认为，，正是在这方面，我国现行的体制仍存在不少弊病。它们表现在国家对拥有很大技术开发能力的大企业仍统得过死，竞争机制无法发挥作用。强调国家的统一管理，强调企业间的专业化协作是必要的，但是，由于没有竞争，大企业很难产生强烈的开发革新要求；技术交流因之也会由于缺乏推动力而很难取得大的成效。这种状况对技术进步无疑是十分不利的，应当及早改变。除去大企业必须放权搞活——这是没有疑问的——以外，另一方面，在大企业放权的同时，建议国家从日美欧各发达国家的成败得失中吸取经验教训，根据各产业的具体实际而组织好企业间的合理竞争。从而使我国的技术开发活动，不仅充满活力，而且井然有序，保证技术创造力的迅速提高。
三
当代是“应用”具有重要意义的时代。在世界技术开发的角逐中，技术能不能及时应用到产品中，能否生产出新型商品，已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日本人士在这场角逐中信心十足。与欧美企业相比，日本企业的长处，正在于它们极为擅长把技术成果高质量高速度地转化为大批量的商品。
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日本企业界的技术开发体制是以“研究开发如何在最终产品上发挥作用”作为指导思想而建立起来的。五十年代前半叶，日本建立了以中央研究所为核心的研究体制。在这种体制下，科研与生产、技术与产品还没有紧密联系起来。进入六十年代后，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日本的研究开发体制有了一个大的改变。许多应用和开发研究所相继改变了以中央研究所为核心的研究地位，变成了与产品直接挂钩的研究所。这时虽然研究本身并没发生根本的变化，研究工作也与以往相类似，但指导思想已根本不同于过去了。指导思想的这种改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使得企业的研究开发与生产、质量管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日本技术实力的迅速提高奠定了基础。
日本的技术开发体制的优点，在于它把研究开发与企业的需要自然地联系在一起，一同经受着竞争规律的考验和制约。由于日本企业大多是从比较低的技术水平上起步，开初经济实力也比较薄弱，又处在激烈竞争的环境中，企业为了在市场上取得竞争力，不得不在海外先进技术的消化、吸收、改良、提高和商品性上狠下功夫。这个要求反映到开发体制上，就是研究设计与生产、质量管理的一体化。设计人员、制造人员、质量管理人员、销售采购人员彼此都站在对等的立场上，协调地进行工作。因此，新产品从开发初期到实现大批量生产，故障很少，不仅节省了资金，而且大大缩短了开发周期，从而使日本企业赢得了为欧美企业所望尘莫及的开发速度。例如，在汽车行业，尽管美国投入了为日本四倍的研究开发经费，但最终还是被日本赶了上来，这不能不归功于日本研究开发体制的巨大活力。
可以说，日本技术开发实力的迅速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开发体制使然。虽然在过去几十年，日本的研究开发活动是以开发新产品为中心的，故而对基础研究不能不有所削弱，但是，笔者认为这正是一种有眼光的战略选择。日本技术的发展可以分成一首二部曲。第一部，赶超时期。采取注重改良性技术的资源分配型式，集中力量，迅速吸收消化外国先进技术并加以改良提高重新组合，一方面避开了开发革新性技术可能冒的风险，另一方面又使本国技术实力得以迅速提高。第二步，向“科技大国”挺进。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已有的技术实力和经济实力的基础上，日本制定了“科技立国”的国策，逐步加强基础研究和革新性技术的开发，力图为未来技术打下良好的基础。在这整个过程中，技术开发表现出很强的时序经济性。对此，日本式的开发体制一直具有比较强的适应性，为技术进步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不难看出，研究开发与生产在激烈竞争的环境下实现了一体化，是日本体制之所以具有活力的关键。在这一点上，日本体制的长处恰巧是我国体制的欠缺之处。我国技术开发体制缺乏活力的重要原因，就在于从事应用和开发研究的科研所与实际生产单位互相分离，彼此没有经济联系，而且两者都缺乏竞争的压力。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不仅要改革科研体制，给企业以经营自主权，更为重要的，是要解决在科研机构与企业之间建立什么联系，如何建立联系的问题。在这一方面，日本的体制值得我们借鉴。
(《日美欧技术开发之战——国际技术比较研究论》，〔日〕森谷正规著，吴永顺、陶建明译，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十一月第一版，0.6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