朵渔
　　1973年出生于山东，1994年毕业于北师大中文系，现居天津，独立写作。主要作品有诗集《暗街》、《高原上》、《非常爱》等；文史随笔集《史间道》、《禅机》、《十张脸》等。

稀薄

　　—朵渔
　　自由，以及自由所允诺的东西，在将生命
　　腾空，如一只死鸟翅膀下夹带的风
　　宁静，又非内心的宁静。一个虚无的小人
　　一直在耳边叫喊，宁静拥有自己的长舌妇
　　一朵野花，从没要求过阳光雨露，它也开了
　　一只蜘蛛，守着一张尺蠖之网，也就是一生
　　我渐渐爱上了这反射着大海的闪光的一碗
　　稀粥，稀薄也是一种教育啊，它让我知足
　　自由在冒险中。爱在丰饶里。人生在稀薄中。
　　一种真实的喜悦，类似于在梦中痛哭。
　　何谓“为人生的写作”？瓦雷里在评论雨果时说，雨果不仅长寿，更令人难忘的是他身上所迸发出的蓬勃的生命力。“在长达六十多年的时间里，这位奇人每天从五点钟工作到中午！他不停地进行语言组合，期待它们，倾听它们对他的回答。他写了十万或二十万行诗，并且从这种不间断的练习中获得了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波德莱尔则是与雨果正好相反的例子。这位短命的天才比雨果的寿命几乎短了一半，他只有二十年左右的时间来达到自己的完美，来认识个人的领域，来确定个人的风格，因此他不能像雨果那样在漫长的生命实践中自我调适，慢慢成长。他必须抄近道，少重复，迅速找到自己的风格路径并一条道走到黑。
　　这两个人的写作，差可区别为两类写作：天才式写作、为人生的写作。
　　为人生的写作，是以生活为底子、在漫长的生命实践中慢慢成长的写作。生活作为底子，意思是生活是写作的基础、大地，写作必须低于这个基础，深入大地，因此这种写作常常是低沉的，有重力感的，而非飞翔的。顾随讲诗，提出过“世法”与“诗法”的说法，一切“世法”皆“诗法”，“诗法”更离不开“世法”。也就是说，诗人不摸爬滚打在真实人世是不成的。钱穆亦认为，中国古人是“使语言文学化，文学人情化，一切皆以人生之真情感为主，此即是中国文化精神”。真正伟大的诗人是能调和“世法”与“诗法”的诗人，是与“世法”不隔的，比如陶渊明，“常人只认为看花饮酒是诗，岂不大错！世上困苦、艰难、丑陋、甚至卑污，皆是诗。”老杜虽不能完全调和“世法”与“诗法”，他有纠结，有怨气，但他又能将这种不调和写成诗，于是又消解了这种不调和。而王渔洋所谓“神韵说”，就是排除了“世法”，只剩“诗法”了，因此成为屋上架屋，空中楼阁。
　　为人生的写作，是一种慢慢成长、逐渐成熟、不断变化的写作。他不会一下子就找到自己的风格，总是体现为不断变换、自我调适、离中道不远的叛离与回归。这种写作有非常明显的岁月痕迹，个体生命如雪泥鸿爪般拓印在诗里。因此，这种写作总能给人以信任感，里面不仅有一个真实的第一人称，更为关键的是，不掩饰，连缺点和错误都会原样呈现。这样的写作，大多是向内的，独语式的，不期待更多的读者。但也不封闭，柴门闲开着，避闹市而不避邻人。如顾随最为推崇的陶潜，陶是既不出世也不入世，是“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有人情味，有寂寞心，将入世与出世打成一片。陶写田园诗，不是旁观者的田园诗，而是真的躬耕，真的将自己摆进去，因此，王、孟、韦、柳诸辈，只是写田园之美，而陶写田园是述农桑之事。
　　为人生的写作，其最终并非为安慰一个小我，如果只为小我而写作抒情一辈子，实在是酸腐可笑。顾随讲，伟大的作品不只有小我，更应有“圣佛不度众生誓不成佛，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精神”，这也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所强调的，“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作诗有三重境界。写诗不是诗，就像唱歌老跑调，是为酸；写诗只是诗，一招一式四平八稳，不跑调也不出彩，是为腐；“写”这个动作与诗合一，诗与这个写的“人”合一，最终“不写”也是诗，活着便是诗，这才是为人生的写作。得此境界者，诗入化境，就不会差。而诗之于人，可形而下为日用起居，交游唱和，慰藉平生；亦可形而上为终极信仰，尤其是在艺术界限日渐模糊的今天，为人生的写作也可以成为一种终极化写作。
　　顾随认为，“一切伟大的诗篇，与其说是写出来的，毋宁说是活出来的”，因此他特别推崇辛弃疾，他认为这位山东大兵有力，健，能直面生活，不逃避现实，能“在诗的字句上看出作者人格”。有宋一代词人，除了辛稼轩，顾随对冯正中也颇中意，因为他沉着，有担荷，“中国人独缺此精神，而多是逃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