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阅读，每年花在实体或网络的阅读时数和作品数，在台湾总人口或华语地区总人口，应该可以挤进前面百分之一行列。但在数字世界中，我还不够快；或者，更精确地说，我还被“嫌”不够快。
　　奥多比（Adobe Systems ，一家总部位于美国加州圣何塞的电脑软件公司）台湾分公司销售技术顾问夏荣庆，在一篇博文中说：“科技产业走向倍数发展不仅是这两年的事，主流关键技术的变革、市场趋势的改变，往往以季甚至月作单位。这种节奏对于出版社、杂志社等传统产业来说，却是无法想象的快。”
　　“当时代走向数字出版，脚步仅会越来越快，等待时机成熟，想要后来居上的可能也只会越来越小。出版业者若是改变不了节奏，或许未来数字出版机制成熟时也难以翻盘，因为它们所面对的不会是过去纸本出版的竞争者，而是另一批具有数字基因的内容产出者。”
　　我当然知道他在提醒、警示的是传统出版业者。站在科技这一端，肯定觉得上游的内容供货商食古不化，作者裹足不前，律师和版权专家专门找麻烦；而读者，使用行为跟不上市场技术可以达到的境界；数字付费阅读的市场组态，远远够不上商人的预期。尤其，在华人地区，在汉字生活圈，所谓的付费数字阅读依然是个谜。而只要不属于科技业阵营，都被视为是远远追不上科技变化的一群。
　　尽管不算任一阵营的“从业人员”，但我完全可以体会两拨人马的各自心结，或者说，信奉的主张。值得注意的是，科技人或科技乐观主义者不断强调商机（尽管在传统业者听来简直更像“威胁”）之外，他们近来喜欢从“认知”与“心理”等思考与行为模式，与批评者更深一层交手。那篇颇为轰动的《谷歌把我们变笨了吗？》文章中，引述心理发展学专家玛莉安·沃夫（Maryanne Wolf）的话：“人类的大脑并非由我们读了什么，而是由我们如何阅读来形塑。”无疑是相当具代表性的亮点事件。
　　任何内容的数字化，真的不只是方便，还形塑我们的大脑？人类若一旦被科技改变了大脑，所谓“商机”，在我眼中已经变得次要，我们不该更关心网络科技如何影响我们的教育、社会、政治、文化？
　　现在讨论数字产业，除了少数教育专家、科技哲学家或其它人文学者，有过一些对人性、心灵、思考习惯的担忧与抨击，几乎少有人关心“媒体形塑大脑”这一块，就算以上这些寥若晨星的异议，通常也会被科技产业界、科技创投界、科技媒体界重磅反轰回去。
　　是啊，数字就是王道，谁能出言阻止？多数业者，谁敢自曝“老古板”心态？就算跟不上或决定不跟，也很少会公开表态。
　　回想苏格拉底曾担心书写文字会伤害真正的思考与记忆，“他们将停止运用记忆而变得健忘”、“他们会被视为博学多闻，其实在多数领域仍相当无知”、“他们将充满自负的假聪明，而不是真智慧。”多么古典（但未必正确）的悲叹；现在的学者则担心人类受到新一波数字化媒介的损伤。
　　老化问题专家盖瑞·斯穆尔（Gary Small）提出：“高科技革命让我们陷入‘持续性局部关注’（continuous partial attention）状态。”并强调这“不能与‘同时处理多重任务’（multitasking）混为一谈。”索妮雅·鲁比安（Sonia Lupien）研究发现，自尊心与脑内“海马回”的大小成正比。盖瑞·斯穆尔进而指出，“人们一旦习惯这种‘时时刻刻上网’状态，就会热衷于永不间断的联线，这样可以满足他们的自尊心和自我价值感。”所以，我们保持联线，知道一堆朋友动态，猛刷屏（当然不是看长篇大论深度文章而只是看新闻或脸书、微博），增大了我们的海马回，却未必发展出真正的多任务，更不要说长智慧？
　　毕竟，某个年纪以上的人还经过纸本阅读与书写的年代，不管看报纸杂志书籍，甚至自己手写日记、记事本，我们再怎么数字化，但仍保有之前大脑神经元在实体文化阶段习得的记忆和技巧。真正的实验（与考验），要在更后面一代中才能看出长期影响。那些从出生就被计算机和网络包围的世代，从稚龄就拿着爸妈手机与平板计算机打游戏的一群（他们一旦看到传统童书，会不自觉用手指戳着、挥着，疑惑页面怎么不动）。他们才真正自然而然形成现在科技乐观主义者呼吁的“数字阅读脑”；还不只是“数字阅读脑”，还变成“数字创作脑”、“数字表达脑”。
　　但那时，他们还能与我们传统脑比对吗？他们的认知空间里，还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吗？对于不存在的东西，已经质变的脑要如何“羡慕嫉妒恨”？我很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