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孔子学院在世界许多国家的相继设立，在人类文化舞台上曾经璀璨、却在近代几乎处于“失语”地位的中华传统文化，再次焕发出奇妙的生命力，受到世界包括国人在内的热切关注。古老的东方文明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在国学热持续升温的大背景下，如何在传统文化中提炼出适应时代需求的“精神食粮”，已是一个关系民族文化前途的现实问题。
　　3月26日，由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精心编撰的大型学术丛书《国学新知文库》举行了首发式。据悉，这一最新研究成果是该校国学院复办以来的一项重大成果。这套国学文库因凸显了时代特色而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为此，本刊对此套丛书的主编詹石窗教授进行了特约采访。
　　
　　记者：詹教授，您好！《国学新知文库》已经正式出版发行，请您介绍一下这套文库的特点。从文库的第一辑看，主要涉及的领域是道家与道教文化，请您谈谈这种创作定位的缘由好吗？
　　詹教授：本《文库》所谓“国学”指的是以传统经学为主干的中国固有经典学术文化，而“新知”指的是该领域通过新的开拓和研究而取得的新认知、新成果。按照规划，《国学新知文库》拟用3~5年时间出版20~30部，其内容选题涵盖文、史、哲以及艺术的诸多领域。
　　这部《文库》基于《周易》“天地之大德曰新”的精神，以“经、史、子、集”为主要研究对象，力图站在当代学科发展高度，对传统文化中的诸多专题进行考察和透析，强调开辟新视野、收集新资料、研究新课题、借鉴新方法、注重新突破的时代创新意识。
　　的确如你所看到的，《国学新知文库》第一辑的选题主要侧重于道家与道教文化，像《道教与中国养生智慧》、《道教生态伦理思想研究》、《先秦两汉道家科技思想研究》、《内丹生命哲学研究》，都属于这方面的成果。这种选择是有意识的。大家知道，以往讲起国学，往往就想起“四书五经”，想起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这当然也应该大力研究，其中有很多精华需要我们发扬光大；然而，在传统国学中，除了儒家文化，还有道家、墨家、法家、兵家、阴阳家、农家等众多流派创造的学术文化以及书法、绘画、音乐、建筑等存在样式，还有从印度传来的佛教，经过近两千年的演变，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这也应该纳入国学视野之中。尤其应该看到的是，道家与道教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以及现实生活中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对此我们需要重新加以认识。以往学术界在这方面研究相对较少。有鉴于此，我们有目的地寻找在这方面有专长的一批青年学者，组织他们攻关，所以本《文库》第一辑选题也就突出了道家与道教文化研究的主题，这也可以看作是本《文库》在内容上的一种特点吧。
　　
　　记者：您在两年前出版的专著《道教科技与文化养生》中，首次提出了“道教科技”的概念，而在此次出版的《先秦两汉道家科技思想研究》一书中，对“道家科技思想”也有大量的文字阐述。请您讲一讲道家与科技思想的内在关联；在当今时代，您认为研究“道家科技思想”的现实意义是什么？
　　詹教授：从广义上看，道家包括以老庄为代表的先秦道家和汉代以来崇尚延年益寿的道教。以往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国学术界对道家的评价是缺乏公允的，常常认为道家“消极”、“避世”，甚至给道家戴上“反动”的帽子；但许多西方学者对道家评价却比较高，例如英国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不仅指出道家在科学史上的突出贡献，而且预测未来的世界或许是属于道家的，其言外之意是道家思想可以成为未来世界的生活指导。李约瑟的评论无疑是发人深省的，因为道家的确在中国古代科技史上做出了独特贡献，他们在天文、历法、医学等领域都颇有建树，这方面有很多资料可以证明。我在《道教科技与文化养生》以及《先秦两汉道家科技思想研究》两部作品里都针对这一历史事实列举了大量实例。值得认真思考的是，道家为什么可以在科技史上做出贡献？我认为这与其开放的视野有很大的关系。道家把人置于宏观宇宙中予以思考，从而确立了“道法自然”的基本原则；此外，道家破除固守心态，敢于怀疑和打破陈规，这可能是他们能够做出贡献的一大原因。这种宏观视野和大胆探索精神在提倡创新的当今社会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记者：您在著述中曾经言及自己是因为健康问题才开始投身道家文化研究的，如今您在道教养生文化的研究领域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结合多年的研究体会，您认为道家对您影响最深，同时对当代人类也有重要借鉴价值的文化有哪些？
　　詹教授：我在大学一、二年级的时候身体一直不好，被慢性肠炎、神经衰弱等毛病困扰着，严重影响了学习。为了治病，我当然也看医生吃药，但没有明显效果；后来因为读了卿希泰教授的《中国道教思想史纲》，慢慢进入道家与道教之门。一次偶然机会，我在厦门大学图书馆古籍部查到金丹派南宗祖师白玉蟾的《修道真言》，被书中描述的看山看水的心灵调节法所吸引，于是如法修养，调理了情绪，放松了精神，最终治愈了多年的痼疾。从学习与研究中，我体会到，道家的天人合一思维方式、知足常乐的人生态度、上善若水的行事风格、大音希声的精神境界，对于当今人们的健康生活来说应该是可以借鉴的。
　　
　　记者：作为根植于中华本土的道教，对“道”有充满东方智慧的诠释，而对西方文明影响深远的《圣经》，对“道”也有相关的表述。以您对东西方文明的理解，能否谈一谈“东西论道”的相通或不同之处？
　　詹教授：在《圣经》新约的约翰福音一章，开头就说“太初有道”，这种表达其实与道家典籍颇为类似。道家经典《列子·天瑞篇》在叙述宇宙化生历程时说：“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按照《列子》的看法，作为宇宙化生的初始阶段之一，“太初”是“气之始”。从这种叙述语气看，我认为《圣经》的翻译其实采用了许多中国人比较容易接受的道家语言。有趣的是，作为中华本土的宗教，道教也接受了先秦道家关于“道”的理论，以“道”作为宇宙化生的根本。早期道教认为，“道”聚形为“太上老君”，这与《约翰福音》所谓“道就是上帝”的提法具有相似的思路。从伦理道德角度看，以《圣经》为源头的基督教文化和以《道德经》为准则的道教文化都有劝人为善的思想资源，这也是二者相通的地方。
　　当然，东西方文化是存在很大差异的，无论是思维方式还是人生态度都各有特点。《圣经》强调对“灵魂的审判“，并在此基础上指明“悔改、重生得救”对生命的重要性。道教讲“我命在我不在天”，强调个人通过后天努力可以改变自身命运，这些对塑造健康、美好的人性都富有积极的启发意义。要理解《圣经》和《道德经》之类东西方经典，最为重要的是必须将之置于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加以解读，这才是历史主义的基本态度。
　　
　　记者：《国学新知文库》是否有进一步充实的计划？
　　詹教授：就《国学新知文库》的编纂来说，下一步会从文献学、艺术学、生态伦理学、政治哲学等不同维度解读国学经典，组织新的选题，例如《朱熹与宋代政治哲学》、《<朱子语类>经学思想研究》、《闽南四书学研究》等。你可能注意到，这些选题其实是围绕“朱子学”展开的。所谓“朱子学”也就是以朱熹为代表的一种儒家学说。作为南宋以来一位杰出的儒家代表人物和很有影响的思想家，朱熹的学问乃是儒、释、道三教融通，并且深深影响于后世。因此，我们未来拟抓住朱子学，组织一批有开拓意义的选题，借以拓展国学研究的空间。
　　
　　记者：谢谢您接受采访。
　　詹教授：谢谢贵刊的热心支持。
　　
　　【采访手记】
　　早在两年前，就得知詹石窗教授正在筹备、编撰《国学新知文库》这套丛书。于是，在心中就对詹石窗先生的书充满了期待。无论是著述内容的丰富，资料的翔实，还是论证的视角，詹教授的书总有一种平实且周全的说服力。长期以来，詹教授坚定地把全部精力投身到道学研究中，其执着的追求足以表明他对民族文化的痴迷与热爱。
　　2007年，研究异域文明的犹太文化研究所在南京大学成立，詹石窗教授应本刊之邀为其撰写了题词。让人感慨的不仅是其题词文字功力的深厚，其中蕴涵的思想深度更令人赞叹。他的题词表达了一个挚爱民族本土文化的学者对其他文明所持有的同样的尊重，而这种尊重与包容也许正是中华文化的魅力所在。温家宝总理曾说“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而关注天空的人，最重要的是尊重真理的客观态度和广博、无私的胸怀。由于具备了这样的心灵特质，詹教授在立足本土文化时，也能站在世界的高度审视先人的成果。这种高瞻远瞩引发的责任感促使他在幽深又孤寂的道学世界里不断地求索、探寻。他用埋头实干的精神，披荆斩棘，一路走来，在超越自己的同时，其人生足迹也在激励、温暖他人的生命。作为当代知识分子，或许，这才是他最宝贵的生命启示！
　　
　　詹石窗教授简介：
　　詹石窗，厦门同安人。现任厦门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评审专家。詹石窗教授长期致力于道教文化与传统科技、中国哲学等方面的研究与教学工作，他在易学与道教文化相关研究领域已达到国内外先进水平，其成果颇受学术界好评，其执行主编的《透视中国东南：文化经济的整合研究》获“中国图书优秀奖”，个人专著《道教科技与文化养生》获福建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责任编辑 石 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