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的农民工有1.7亿人，并且还在以每年1500万人的速度递增。有些行业中农业户口的从业人员已占相当高的比重。
　　从新疆广阔的棉花地,到出口美国的服装、家具,都有农民工辛勤劳作的身影。农民工打工带回的收入被当地政府标榜为政绩,据不完全统计,农民工每年带回的收入达13000亿元。
　　虽然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民工兄弟对城市发展的贡献不可或缺，但是在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民工易受社会歧视，成为处境艰难的城市“边缘人”。城市人用上帝的目光注视着在城里找饭吃的农民工。
　　北京某机关的李女士说，农民工就是从工地走出的一群衣着肮脏，脸色黝黑，营养不良，操着方言，走路都写“累”字的一群人。
　　国有企业退休干部王大爷说，农民工就是卖菜卖早点的，踏三轮车的，收旧家具的，擦皮鞋的，在饭店洗盘洗碗的，站在大街小巷拿着牌子等活干的一群人。
　　做铁艺的小牛认为，农民工干的是他们不愿干的，或太脏太累太低眉下眼的活的一群人。
　　近日,笔者走访了北京的部分农民工劳动工地，深深地感受到了他们生活的艰辛。
　　
　　弃家进城为哪般？
　　
　　在一家建筑工地，笔者见到了忙碌劳动的河南民工老牛。他今年49岁，在一起干活的民工中，他的年龄最大，但他干起活来很卖力。
　　女儿四岁的时候，老牛的老婆去世了，从此父女俩相依为命。说到这里，他流下了眼泪。这些年，孩子长大了，他在家境非常拮据的情况下供女儿上学。今年，女儿已经初中毕业，考进了县城一中，为了给孩子筹学费，无奈之际，他又一次来京打工。
　　已是正午12点，老牛要吃饭了，他把粗糙的大手拍了拍，然后从一个黑乎乎的布包里掏出馒头，大口嚼了起来，旁边的矿泉水瓶子里装有凉开水。
　　进城打工是没办法的事,家里穷。老牛说，在家种地根本就不挣钱。并不是乡亲们懒惰,而是地少人多,粮价太低,没有挣钱的门路。也并不是只有他穷，村里的2000多人基本上都一样穷，他去过的其他几个县的村庄都穷。来城里打工，只要能挣钱，累、苦都不怕，城里人瞧不起也不怕，就怕拿不到血汗钱。在农村种地,辛辛苦苦一年,到头来也就是一千多元的收入,娶媳妇、盖房子、孩子上学等等，不够啊。进城打工，每月能拿900元的固定收入，“死也值了”。
　　老牛家到底有多穷？老牛说，他家的房子不值500元，一件衣服穿了15年，家里唯一值钱的“固定资产”是39只老母鸡。
　　2004年，按年人均纯收入低于668元的标准，年末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仍有2610万。按年人均收入669～924元的标准，年末农村低收入人口为4977万。
　　近8000万贫困人口在农村挣不到钱，到城里来寻找一口饭吃，同时，我国正在成为“世界工厂”，需要大批的廉价劳动力，二者结合，民工潮便应运而生了。
　　
　　农民工的衣食住行
　　
　　为了挣钱，同时又为了省钱，在衣食住行方面，农民工大做“节约”文章。
　　来自河南的老赵在北京海淀区一家报社当投递员，他穿的一双破旧皮鞋是拣来的。四川巴中的小吴在北京一家建筑工地当泥瓦工，今年年初早早就添置了一件新衣,春节临回家之前才穿在身上。一位关注“三农”问题的经济学家撰文说，农民工可以穿的很破、很脏，宁可拣一双破皮鞋，在工作时磨的脚上起泡、淌血、流脓，也要等到春节回家，才添置新衣。
　　吃的方面，尤其是从事基建工程的农民工最差。在北京海淀区西四环路小煤厂一家住宅楼建筑工地，19岁的农民工小刘告诉我，菜吃的是最便宜的堆堆菜（从菜市场拣回来的菜），雇主还会故意把馒头做酸，因为这样一来，会让民工少吃些。
　　关于住宿，集体大通铺只考虑两个因素：一个是防潮，再就是基本平坦。至于防寒、通风、安全、卫生，那是谁都无暇顾及的。劳累一天后，他们和着汗臭、脚臭，将身上的泥浆、泥土带上通铺。这对极度疲劳的民工已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要抓住这7～9个小时的休息时间。
　　而对租房住的民工来说，冬天无疑是一个“鬼门关”，媒体报道的煤烟中毒事件基本都与民工有关。
　　农民工进入让他们惊叹的奢华都市，又何尝不想融入其中，但现实却让他们很难堪。在京城繁华区——在天安门广场附近一家餐厅上夜班的打工妹小许说，出行乘车，上厕所交费，还有那些不欢迎他们光临的场所带给她们的冷遇，使她们对出行基本上是望而却步。
　　
　　农民工的权益问题
　　
　　
　　农民工在打工过程中权益受到的伤害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通常雇主对民工的人身安全考虑欠妥，即使有所交代，也只是说：“不要出人命。”
　　陕北农民赵大年去年进城打工，干了三个月后，老板将他辞退，没给一分钱。但他只能苦水往肚里咽，他含着泪说：“老板签个合同把我给害了，规定三个月试用期，不合格就走人，一分钱没有。”
　　比起河北张家口的王二小，赵老汉还算是幸运的。王二小在打工时腿被石头砸伤，落下终生残疾，就因为当初合同上一句“因本人不慎导致受伤、死亡后果自负”，刚刚26岁的小伙子只能拖着一条伤腿回到贫困的山村。
　　笔者在北京西城区一家大型洗浴城看到，许多来自不同地区的农村小伙子在老板的暴力催促下，干着非常繁重的体力劳动。一位来自四川的小伙子和我闲聊时说，他在抬300多斤重的加厚玻璃板时被拉伤了胳膊上的肌肉，连吃饭都抬不起手。而笔者在现场看到，十多个民工在一旁用力地拉一个重约5000多斤的石头，老板在一旁使劲地大喊，满口的脏话骂个不停。他们的工资是管吃管住每月480元！
　　农民工基本上都属于低文化层次的劳动者，自我保护的意识相当淡薄。
　　安徽籍民工小利，在厂里得了一种怪病——头疼，可到了医院什么毛病也查不出来。在小利的潜意识中，他所从事的有毒类、高风险的工作收入是不错，伙食也可以，老板人也挺好，但这与他的頭疼一定有关系。
　　很多有毒、高风险的工作对人体的伤害是致命的。在京城某印刷厂打工的王小刚长期接触白电油，不到一年时间，他便感到四肢无力，肌肉酸痛，恶心头晕，甚至不能站立，皮肤也开始溃烂。
　　农民工长期的营养不良、超强度劳动，使他们原本处于亚健康之下的躯体更加容易受到疾病的侵袭。而高额的医疗费，使原本不多的血汗钱更加相形见绌。在京城某建筑工地看了8年工地大门的刘师傅说，农民工一旦得了病，一边用廉价的药片对抗疾病，一边还得从事高强度的工作。如果实在坚持不下去，那就意味着整个打工所得基本付诸东流。
　　农民工所受的歧视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贵州来京打工的19岁姑娘小华说，她每月的工资是300元，一年多了都没涨。老板娘轻蔑地告诉她：“四条腿的驴难找，两条腿的民工遍地都是，不想干就滚！”她从此再不敢提涨钱的事，只能每天在餐馆默默地干16个小时！此外，许多打工妹在城市受到性侵害性搔扰的事也是司空见惯。
　　农民工权益受到伤害的时候，雇主的冷漠和吝啬让人心寒。在都市浮华和喧嚣的背后，这些将在一个个完整的灵魂里埋下对生活、对人生质疑的种子。
　　
　　暂住证和野孩子
　　
　　黑龙江来京的农妇李某说，临近春节时，附近派出所的警察到她租的小屋来了3次，要她办暂住证，直到她交了钱后才没事了。
　　农民工在都市中，真正被都市人记起时，便是要办暂住证的时候。这一纸证明，规定了农民工从某年某月到某年某月可在这个城市暂住，除此，并不能说明什么，也不能带来什么。
　　流动人口中的儿童无疑也是义务教育的对象。然而，他们无法像城市孩子一样平等地接受当地的义务教育。
　　据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等机构最近公布的中国九大城市流动儿童调查结果显示，随农民工父母进城的近2000万流动儿童，失学率高达9.3%，近半数适龄儿童不能及时入学。
　　农民工子女受教育面临的问题相当严峻。北京城乡结合部一民工子弟学校的李女士说，农民工的适龄儿童不怕丢，不怕冷，不怕脏，不怕劣质食品；他们可以很安稳地坐在三轮车里，啃着去皮的红薯，他们很孤独地自己玩。托儿费、借读费、户籍等问题像一座座大山一样压在他们的父母身上，而养活他们父母已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中国正由“市场社会”向“市民社会”迈进，在这种对国人而言还是崭新的社会形态里，讲究社会各个阶层，不同利益群体权利与义务的对等。按该原则进行社会福利分配与保障，是保持“市民社会”和谐、稳定和发展的必要前提。
　　一位经济学家说，不能以牺牲民工作为人的生存权益而完成这个社会的原始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