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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正在疾步走向世界？对于很多中国作家和读者来说，这都像是一个事实，至少也是一个值得期待的愿景。最近麦家小说《解密》英文版出版并登上西方媒体报端。前不久，上海代表团带了几十位作家出席巴黎图书沙龙。一切的迹象都在表明，中国文学正越来越受到西方世界欢迎。
但这未必是事实。在日前华东师范大学举办的“镜中之镜：中国当代文学及其译介研讨会”上，将莫言作品介绍给英文世界的重要译者，有“中国现当代文学首席翻译家”之称的葛浩文直言，近十多年来，中国小说在英语世界不是特别受欢迎，出版社不太愿意出版中文小说的翻译，即使出版了也甚少做促销活动。他还表示：“中国小说如同韩国小说，在西方不受待见。日本的，印度的，乃至越南的，要稍好一些。”
葛浩文的话，对因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自信膨胀的很多中国读者来说不啻一顿棒喝，而由此带来的警醒和思考，无疑更有启示性价值和意义。
中国作家的思想，还没有真正走出国门？
仿佛是几年前德国汉学家顾彬质疑“不懂外语是中国作家面临的最大问题”的情景再现，葛浩文再次提出这一争议话题。
葛浩文表示，不懂外语的缺失导致中国小说视野过于狭隘，中国作家的思想没能真正走出国门。相应地，中国当代文学缺少应有的国际性，没有宏大的世界观。“莫言可能是近年来唯一不懂任何外语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不可否认的，他或许看过其他诺奖得主的作品，但是他得透过翻译来阅读。我知道的中国作家都一样，他们到国外旅行演讲，必须完全仰赖口译的协助，因此自行到处走动与当地人接触的机会少之又少，通常就是和中国同胞在一起，等于是人的身体是出了国了，但是语言、心态等其他种种，还是留在中国。”
在葛浩文看来，国际性视野的缺失，也使得中国作家对长期以来形成的、国际公认的小说标准缺乏深入的理解。“尽管作家没有为读者写作、更没有为国外读者写作的义务，但基于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强烈意愿和努力，就有必要加强这方面的意识。”葛浩文认为，中国当代作家虽然大量阅读西方文学作品，但其写作结构与方式，还是更多脱胎于中国传统文学的影响。“譬如说，中国小说可能一开始就花几页描述一个地方，对英文读者来说，这会造成一个很大的隔阂，让他们立即失去继续读下去的兴趣。而看西方小说，你总能找到脍炙人口的第一句，因为市场决定作家只有这么写，才能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另外，中国小说里的人物也缺少深度，中国作家有着以故事和行动来推动叙述的倾向，但少见对人物心灵的探索。而这恰恰是西方敏感的读者评价小说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准。”
以葛浩文的理解，中国文学还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首先是，中国作家写得“太快”。“他们常给人粗制滥造的印象，出版后评论和读者照单全收，不太会批评作品的缺失。他们也习惯写很长的小说，似乎不知见好就收的道理。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加入那么多描述，甚至是芝麻小事的细节，把小说变成文学百科全书？是因为稿费是按字计酬吗？还是因为缺少能力判断什么需要舍去？”他还批判中国作家爱用成语的习惯。“中文作品里有许多陈词滥调的成语，我个人的经验是，成语的滥用是中国小说书写无法进步的原因之一。”
葛浩文认为，中国编辑的失责，对作家们的这些缺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部作品从书写、出版到被读者阅读的过程，最重要的配角就是编辑。但是与西方出版界截然不同的是，中国的编辑几乎没有任何权力或地位，他们的胆子都太小了，顶多就是抓抓错别字罢了。世界闻名的作家大都有了不起的编辑在帮助他们，翻开西方小说，也常会看到作者对编辑的致谢语。很不幸的，中国小说只有在翻译成其他语言后，才会得到外国编辑如此的待遇，但这些外国编辑不懂中文，不了解中国社会文化。他们当然只能用他们熟悉的西方标准来看这些小说。”
为了走向世界，就要刻意迎合西方文学的标准？
虽然葛浩文批评中国作家写作不符合西方文学的标准，但他显然没有道出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东西方文化差异的事实。而这恰恰是中国文学翻译面临的最大难题。葛浩文直言中西方文学表达的不同，让他没法做逐字逐句的翻译，虽然他很明白，正是这一点，使得中国读者批评他不尊重原著。“真要逐字逐句翻译，我翻译的小说绝对没有一本是可以出版的。英文和中文可以说是天壤之别的两种语言，要逐字逐句翻译，不但让人读不下去，而且更会对不起原著和作者。”
作家王安忆也表示，在翻译上碰到的最大的困难，就是中西方语言问题很难沟通。“至少有两个很大的区别，一是时态，中文没有时态，还有一个是主语。中文是个很模糊的东西，但是西文要求非常确定，一句话没有主语是不可以作为一句话的。我必须对译者解释这些情况，帮他们在我的句子里加上主语或者时态。而中文实在是一个太诗意的语言，现在正好是樱花在谢的时候，单一个‘谢’字，你就难以曲尽它的美妙之处，我不知道如果翻译的话，这个字该怎么翻译？”
在作家毕飞宇看来，中西方文化语境的不同，也会带来相互理解上的阻隔。他以他在小说《推拿》里写到的一个场景为例。“有个推拿的王大夫到日本打工，他给日本人服务了，日本人给了他一张一百块钱的美金，我是这样写的：王大夫拿了美金之后，很高兴地围着桌子画了三个圈，我想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画了三个圈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有一首赞美邓小平先生的歌，就说他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意思就是邓小平把深圳辟为经济特区，为改革开放画下了一个蓝图。葛浩文就很认真地问了我这三个圈是什么意思？你想，要处在同一个文化语境里，很多东西不需要经过脑子就可以直接沟通起来。然而不同的语境，很多时候，你需要通过很多其他的方式才能说清楚，有时可能还未必说得清楚。”
而对那些翻译中国文学的翻译家来说，最大的难题还在于该怎么翻译方言。德语翻译家高立希无奈地表示，他现在翻译阎连科的《受活》。怎样翻译里面的河南方言，是让他最感头疼的问题。曾成功地将沈从文《边城》翻译成法语出版的法国汉学家何碧玉也表示，自己在翻译余华《兄弟》时遇到大量脏话，这些脏话要直接翻译成法文，没有什么意思。我就问余华该怎么办，他说你们把这些中国粗话翻译成法国粗话好了。“我觉得他说得很对，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这就是说，涉及方言时，翻译需要做符合外国普通读者阅读习惯的调整，何碧玉认为，原著既然是给普通读者读的，凡是普通读者不懂的东西，就要通过翻译让他们明白。“在原著的基础上，加本来没有的备注、注解是没有必要的。” 很显然，中国小说不符合西方小说的标准，或许在某种意义上导致了中国文学没能更快走向世界，但这并不意味着要中国作家的写作，就要刻意迎合西方的标准。何碧玉表示，东方美学有东方美学的标准，西方美学有西方美学的标准，两者有着明显的区别，比如按中国的美学传统，写作是要无限贴近现实生活的，而琐碎之美正是中国美学的一部分。“我实在没有办法想象《红楼梦》和沈从文的作品怎么合乎西方美学的标准？”高利希也认为，外国读者选择中国作家的书来看，就是要看中国、中国人是怎么样的，不能把陌生文化的每个因素都抹平，不能都法国化德国化，要留点中国味儿，否则干脆读本国作品就行了。”
某种意义上，正是源于对文学交流可能碰到的难题的深入理解，中国作家对文学翻译表现出更大的宽容态度。阎连科表示，他不懂外语，也不懂翻译，“我们这代人读了一大堆翻译作品，我们喜欢读的，很多都是译得没那么准确的，准确的反而是疙疙瘩瘩。我们不应该苛责翻译家，而是要充分尊重他们的劳动。”阎连科开玩笑说，不管译者把他的作品带到金字塔还是水沟，他都非常感谢。“我是出门连拜拜都不会说的人，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这是我的写作态度。”
面对西方市场，最好的状态是：永远不要理它？
事实上，在面对“走出去”的问题上，相比前些年的焦虑，中国作家近些年正表现出更为坦然的态度。
王安忆直言，中国作家要直面目前中国文学在欧美，只是作为一个小语种文学而存在的事实。“2000年前，我去欧洲参加书展、讨论会。那时觉得中国文学很重要，好像全世界都爱我们。”后来，王安忆才了解到，事实并不是这样。“我去国外旅行，经常会跑到书店。但很少能看到中国文学作品的踪影，即使有也是被撂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
也因为此，毕飞宇特别强调，中国作家要学会淡定。“别以为参加几个书展，然后在媒体上见个什么照片，你就觉得自己走出去了。这个想法是非常肤浅的，真的不是这样的，我们读书的时候，真正影响我们精神领域的作家都已经死了好多好多年，好多都已经死了好几百年了，是他们在影响我们，那些活着的恰恰影响不了我们。”
与会作家也并不全然认同葛浩文“是作家的写作影响了他们的作品走向世界”的判断。王安忆表示，慢慢地还是会发现为自己国家的人写作最好。作家毕飞宇也坦言，面对西方市场，中国作家最好的状态是：“永远不要理它。”他尤其反对那种为了“走出去”而写作的策略，“尤其是对于相对比较好的作家来讲，在写作的时候还考虑所谓的海外发行的问题，进入其他语种的问题？这可能是不堪重负的事情。”毕飞宇直言，中国文学走出去，需要很长的时间。
如其所言，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显然不是靠钱就能砸出来的，它会经历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版权代理人谭光磊表示，中国近些年一直在积极参加世界各国书展，并屡屡担任主宾国。中国作家的版权也一直在走出去，他们的作品也一直在国外出版，但从整个世界版权交易情况看，中国作家的版权输出基本可以忽略不计。“虽然中国现在是世界瞩目的焦点所在，但绝对不可以因此就想当然断定外国读者会喜欢中国文学。”
从这个意义上看，观察其他亚洲国家的文学如何在西方站稳脚跟，对中国会是一个有益的提醒。法国PhilippePicquier出版社中国文学丛书主编陈丰举例表示，日本文学在法国的出版和推广，持续了100年没有中断，才有了现在的局面。而中国文学尤其是当代文学，在法国的出版只是这30年的事情，更确切地说，只是在2000年后，才真正持续地在法国出版。“相比日本文学在法国的地位，中国文学尤其是当代文学对法国读者还是相对新奇和陌生的。”以此看，或许没有任何外力可以阻挡中国文学最终真正走向世界，但走向世界的路途依然漫长悠远。
但这未必是事实。在日前华东师范大学举办的“镜中之镜：中国当代文学及其译介研讨会”上，将莫言作品介绍给英文世界的重要译者，有“中国现当代文学首席翻译家”之称的葛浩文直言，近十多年来，中国小说在英语世界不是特别受欢迎，出版社不太愿意出版中文小说的翻译，即使出版了也甚少做促销活动。他还表示：“中国小说如同韩国小说，在西方不受待见。日本的，印度的，乃至越南的，要稍好一些。”
葛浩文的话，对因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自信膨胀的很多中国读者来说不啻一顿棒喝，而由此带来的警醒和思考，无疑更有启示性价值和意义。
中国作家的思想，还没有真正走出国门？
仿佛是几年前德国汉学家顾彬质疑“不懂外语是中国作家面临的最大问题”的情景再现，葛浩文再次提出这一争议话题。
葛浩文表示，不懂外语的缺失导致中国小说视野过于狭隘，中国作家的思想没能真正走出国门。相应地，中国当代文学缺少应有的国际性，没有宏大的世界观。“莫言可能是近年来唯一不懂任何外语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不可否认的，他或许看过其他诺奖得主的作品，但是他得透过翻译来阅读。我知道的中国作家都一样，他们到国外旅行演讲，必须完全仰赖口译的协助，因此自行到处走动与当地人接触的机会少之又少，通常就是和中国同胞在一起，等于是人的身体是出了国了，但是语言、心态等其他种种，还是留在中国。”
在葛浩文看来，国际性视野的缺失，也使得中国作家对长期以来形成的、国际公认的小说标准缺乏深入的理解。“尽管作家没有为读者写作、更没有为国外读者写作的义务，但基于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强烈意愿和努力，就有必要加强这方面的意识。”葛浩文认为，中国当代作家虽然大量阅读西方文学作品，但其写作结构与方式，还是更多脱胎于中国传统文学的影响。“譬如说，中国小说可能一开始就花几页描述一个地方，对英文读者来说，这会造成一个很大的隔阂，让他们立即失去继续读下去的兴趣。而看西方小说，你总能找到脍炙人口的第一句，因为市场决定作家只有这么写，才能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另外，中国小说里的人物也缺少深度，中国作家有着以故事和行动来推动叙述的倾向，但少见对人物心灵的探索。而这恰恰是西方敏感的读者评价小说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准。”
以葛浩文的理解，中国文学还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首先是，中国作家写得“太快”。“他们常给人粗制滥造的印象，出版后评论和读者照单全收，不太会批评作品的缺失。他们也习惯写很长的小说，似乎不知见好就收的道理。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加入那么多描述，甚至是芝麻小事的细节，把小说变成文学百科全书？是因为稿费是按字计酬吗？还是因为缺少能力判断什么需要舍去？”他还批判中国作家爱用成语的习惯。“中文作品里有许多陈词滥调的成语，我个人的经验是，成语的滥用是中国小说书写无法进步的原因之一。”
葛浩文认为，中国编辑的失责，对作家们的这些缺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部作品从书写、出版到被读者阅读的过程，最重要的配角就是编辑。但是与西方出版界截然不同的是，中国的编辑几乎没有任何权力或地位，他们的胆子都太小了，顶多就是抓抓错别字罢了。世界闻名的作家大都有了不起的编辑在帮助他们，翻开西方小说，也常会看到作者对编辑的致谢语。很不幸的，中国小说只有在翻译成其他语言后，才会得到外国编辑如此的待遇，但这些外国编辑不懂中文，不了解中国社会文化。他们当然只能用他们熟悉的西方标准来看这些小说。”
为了走向世界，就要刻意迎合西方文学的标准？
虽然葛浩文批评中国作家写作不符合西方文学的标准，但他显然没有道出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东西方文化差异的事实。而这恰恰是中国文学翻译面临的最大难题。葛浩文直言中西方文学表达的不同，让他没法做逐字逐句的翻译，虽然他很明白，正是这一点，使得中国读者批评他不尊重原著。“真要逐字逐句翻译，我翻译的小说绝对没有一本是可以出版的。英文和中文可以说是天壤之别的两种语言，要逐字逐句翻译，不但让人读不下去，而且更会对不起原著和作者。”
作家王安忆也表示，在翻译上碰到的最大的困难，就是中西方语言问题很难沟通。“至少有两个很大的区别，一是时态，中文没有时态，还有一个是主语。中文是个很模糊的东西，但是西文要求非常确定，一句话没有主语是不可以作为一句话的。我必须对译者解释这些情况，帮他们在我的句子里加上主语或者时态。而中文实在是一个太诗意的语言，现在正好是樱花在谢的时候，单一个‘谢’字，你就难以曲尽它的美妙之处，我不知道如果翻译的话，这个字该怎么翻译？”
在作家毕飞宇看来，中西方文化语境的不同，也会带来相互理解上的阻隔。他以他在小说《推拿》里写到的一个场景为例。“有个推拿的王大夫到日本打工，他给日本人服务了，日本人给了他一张一百块钱的美金，我是这样写的：王大夫拿了美金之后，很高兴地围着桌子画了三个圈，我想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画了三个圈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有一首赞美邓小平先生的歌，就说他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意思就是邓小平把深圳辟为经济特区，为改革开放画下了一个蓝图。葛浩文就很认真地问了我这三个圈是什么意思？你想，要处在同一个文化语境里，很多东西不需要经过脑子就可以直接沟通起来。然而不同的语境，很多时候，你需要通过很多其他的方式才能说清楚，有时可能还未必说得清楚。”
而对那些翻译中国文学的翻译家来说，最大的难题还在于该怎么翻译方言。德语翻译家高立希无奈地表示，他现在翻译阎连科的《受活》。怎样翻译里面的河南方言，是让他最感头疼的问题。曾成功地将沈从文《边城》翻译成法语出版的法国汉学家何碧玉也表示，自己在翻译余华《兄弟》时遇到大量脏话，这些脏话要直接翻译成法文，没有什么意思。我就问余华该怎么办，他说你们把这些中国粗话翻译成法国粗话好了。“我觉得他说得很对，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这就是说，涉及方言时，翻译需要做符合外国普通读者阅读习惯的调整，何碧玉认为，原著既然是给普通读者读的，凡是普通读者不懂的东西，就要通过翻译让他们明白。“在原著的基础上，加本来没有的备注、注解是没有必要的。” 很显然，中国小说不符合西方小说的标准，或许在某种意义上导致了中国文学没能更快走向世界，但这并不意味着要中国作家的写作，就要刻意迎合西方的标准。何碧玉表示，东方美学有东方美学的标准，西方美学有西方美学的标准，两者有着明显的区别，比如按中国的美学传统，写作是要无限贴近现实生活的，而琐碎之美正是中国美学的一部分。“我实在没有办法想象《红楼梦》和沈从文的作品怎么合乎西方美学的标准？”高利希也认为，外国读者选择中国作家的书来看，就是要看中国、中国人是怎么样的，不能把陌生文化的每个因素都抹平，不能都法国化德国化，要留点中国味儿，否则干脆读本国作品就行了。”
某种意义上，正是源于对文学交流可能碰到的难题的深入理解，中国作家对文学翻译表现出更大的宽容态度。阎连科表示，他不懂外语，也不懂翻译，“我们这代人读了一大堆翻译作品，我们喜欢读的，很多都是译得没那么准确的，准确的反而是疙疙瘩瘩。我们不应该苛责翻译家，而是要充分尊重他们的劳动。”阎连科开玩笑说，不管译者把他的作品带到金字塔还是水沟，他都非常感谢。“我是出门连拜拜都不会说的人，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这是我的写作态度。”
面对西方市场，最好的状态是：永远不要理它？
事实上，在面对“走出去”的问题上，相比前些年的焦虑，中国作家近些年正表现出更为坦然的态度。
王安忆直言，中国作家要直面目前中国文学在欧美，只是作为一个小语种文学而存在的事实。“2000年前，我去欧洲参加书展、讨论会。那时觉得中国文学很重要，好像全世界都爱我们。”后来，王安忆才了解到，事实并不是这样。“我去国外旅行，经常会跑到书店。但很少能看到中国文学作品的踪影，即使有也是被撂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
也因为此，毕飞宇特别强调，中国作家要学会淡定。“别以为参加几个书展，然后在媒体上见个什么照片，你就觉得自己走出去了。这个想法是非常肤浅的，真的不是这样的，我们读书的时候，真正影响我们精神领域的作家都已经死了好多好多年，好多都已经死了好几百年了，是他们在影响我们，那些活着的恰恰影响不了我们。”
与会作家也并不全然认同葛浩文“是作家的写作影响了他们的作品走向世界”的判断。王安忆表示，慢慢地还是会发现为自己国家的人写作最好。作家毕飞宇也坦言，面对西方市场，中国作家最好的状态是：“永远不要理它。”他尤其反对那种为了“走出去”而写作的策略，“尤其是对于相对比较好的作家来讲，在写作的时候还考虑所谓的海外发行的问题，进入其他语种的问题？这可能是不堪重负的事情。”毕飞宇直言，中国文学走出去，需要很长的时间。
如其所言，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显然不是靠钱就能砸出来的，它会经历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版权代理人谭光磊表示，中国近些年一直在积极参加世界各国书展，并屡屡担任主宾国。中国作家的版权也一直在走出去，他们的作品也一直在国外出版，但从整个世界版权交易情况看，中国作家的版权输出基本可以忽略不计。“虽然中国现在是世界瞩目的焦点所在，但绝对不可以因此就想当然断定外国读者会喜欢中国文学。”
从这个意义上看，观察其他亚洲国家的文学如何在西方站稳脚跟，对中国会是一个有益的提醒。法国PhilippePicquier出版社中国文学丛书主编陈丰举例表示，日本文学在法国的出版和推广，持续了100年没有中断，才有了现在的局面。而中国文学尤其是当代文学，在法国的出版只是这30年的事情，更确切地说，只是在2000年后，才真正持续地在法国出版。“相比日本文学在法国的地位，中国文学尤其是当代文学对法国读者还是相对新奇和陌生的。”以此看，或许没有任何外力可以阻挡中国文学最终真正走向世界，但走向世界的路途依然漫长悠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