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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两年，真人秀节目充斥泛滥各大卫视，从2013年火爆荧屏的《爸爸去哪儿》到2014年的《奔跑吧！兄弟》以及2015年江苏卫视新推出的的陪伴类幸福情感真人秀《女婿上门了》，真人秀在内地越走越远，道路越走越宽，横向与纵向两个维度双重延伸。2015年，情感类真人秀热度不消反涨，成为各大卫视的宠儿。而这之中，婚恋类真人秀尤其获得观众青睐，以江苏卫视的《我们相爱吧》为例，虽然在第六期播出后遭遇到了停播的尴尬困境，但依旧话题与热度不减。本文以2015年4月至7月热播的综艺节目《我们相爱吧》为研究对象，探究节目背后“拟像爱情”的生产兴盛的原因并对此类现象加以批判。
关键词：《我们相爱吧》;拟像爱情;生产
中图分类号：G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5）12-0110-02
《我们相爱吧》是一档明星恋爱真人秀节目，引进于韩国MBC电视台的《我们结婚了》。该节目于2015年4月19日在江苏卫视首播，邀请了林心如、任重、崔始源、刘雯、乔任梁、徐璐六位当红偶像加盟演出。节目播出后观众的反应呈现两极化，一部分明星粉丝持支持观点，认为可以看到偶像是如何谈恋爱的，获得“代理满足”的快感，另一部分观众则认为，爱情是隐晦而神圣的，是人与人之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觉，被拿到荧幕上来表演、生产，此种做法是不可取的。该节目在播出六期后，短暂停播，究其停播原因，众说纷纭，一方面认为是节目中的明星CP不合，存在矛盾;另一方面认为是受制于广电总局即将出台的新政管控真人秀，要求节目不能夸大事实，以假乱真，而本节目呈现的是虚假的情感，容易给观众带来误导[1]。但事实是，节目复播之后，话题与热度依旧不减，“拟像爱情”仍在真人秀节目中大行其道，被放肆生产，究其原因竟为何？
一、“拟像爱情”在节目中的生产
“拟像”亦称仿象、仿真等，意味着摆脱了对客观现实原型的模仿而由技术符码逻辑生产的拟仿之物[2]。不同于传统的真实生活，它具有“非真实的超真实性”，是一种虚拟现实。鲍德里亚在《象征的交换与死亡》中提到了仿象的三个等级：仿造、生产与仿真，这三个等级平行于价值规律的变化。在鲍德里亚看来，第三个序列的仿象——仿真，创造了一个“超真实”的世界，“仿真不同于虚构或者谎言，它不仅把一种缺席表现为一种存在，把想象表现为真实，而且也潜在削弱任何与真实的对比，把真实同化于它的自身之中”[3]。笔者提到的“拟像爱情”的概念主要针对的就是目前真人秀中虚拟爱情的一种放大化和超真实化现象。节目中爱情虚假，但却通过塑造了一个超真实的情境，让观众信以为真，虚构一个“仿真世界”，将一种虚拟的爱情放大到“非真实的超真实”。
福柯曾提出，“真”遵循某种规则的话语互动产生的被“当真”的陈述。这些规则不一定在场，不一定在文本中被描述或涉及，大多属于隐而不显[4]。因而真人秀节目中参与者表现出的“真实”与观众认为的“真实”并不一定是一致的，甚至两者可能是相悖的状态，但是这两者之间的外在“一致性”往往是由某种并未明说的规则达成的。纵观2015年一系列以爱情为基调生产的综艺节目，《出发吧，爱情》《为她而战》两档节目邀请的是明星夫妻出演，面对摄像镜头，且不论明星在镜头前的天生的表演欲，即使是普通人也会存在一种天生的表演欲望，希望能将自己最美好的一面呈现出来，言行符合大众审美，这无可厚非。作为现实中的夫妻，除去表演成分，夫妻间的爱情如果存在，那么他们的表现即使夸张却也存在一定的真实性。而观照江苏卫视的《我们相爱吧》，由节目组选择一对陌生人表现出相爱恋人的甜蜜，这违背了人的自然伦理，因而“拟像爱情”就成了明星表演的主流内容，在一个以假乱真的情境中，将虚拟爱情超真实化，让观众信以为真。纵观几期节目中明星的表现，几乎是一部偶像剧水准，彼此间合作堪比天衣无缝，但实际在镜头下几乎互不联系或矛盾不断，这种完全相反的表演——现实的关系，通过某种未言明的规则，在观众的自我解读中形成了一种接近现实的真实。
二、“拟像爱情”生产兴盛原因批判
生产与消费情感的现象，在真人秀中屡见不鲜。镜头内的明星扮演着演员角色，表达着各式充沛情感，将拟像爱情真实化，整个故事文本通过表演朝着编剧预期的方向转换。镜头外的观众受明星表演的蛊惑，或哭或笑，来满足自己的窥视心理、八卦猎奇心理等，借此获得快感。迈克·费瑟斯通在《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中也认为，遵循享乐主义，追逐眼前快感，培养自我表现的生活方式，发展自恋与自私的人格类型，这一切都是消费文化所强调的内容[5]。一般情况下，被称为“客观摄像机”或“第三人称叙事”的摄像机所处位置是中立的，是整个场面的监视者。但多数时候经过后期剪辑，镜头通常反客为主，成为了引导观众视野的利器。
對此类“拟像爱情”生产与消费现象，为何观众在明知山有虎的情况下，还偏向虎山行呢？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1.私人话语走进公共领域的大趋势。古人云“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无关风与月”，爱情向来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私密话题，即使是古代文人墨客在大胆吟唱“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时，爱情仍旧是两个人的事，是作者内心真实情感的抒发，是藏在心底旁人难以触摸的私人话语。而现在，借助新媒体技术，一大波私人话语被人为扩张，走进公众的视野，成为茶余饭后谈论的热点。微信、微博等自媒体技术在互联网的助推下，为更多人提供了“说话”途径。且不说名人明星的情感私生活在新媒体环境下被炒得沸沸扬扬，就连普通人在经过电视节目的大肆渲染之后，昔日被认为是不可触犯禁地的情感世界也一一被袒露于众。电视情感类真人秀节目为这一话语的扩张提供了平台，聚集在此的观众可以针对这一私人话语津津乐道，大肆评论而旁若无人。因而有学者将这一现象称为“私人话语走进公共领域”。 “公共领域”的观点最早在20世纪50年代由德国女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提出，而后哈贝马斯进行了完整阐述，并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将其概念化。该观点也被大众逐渐接受和引用。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也是一个独立的领域，与私人领域相对立。甚至在某种时候“公共领域说到底就是公共舆论领域，它和公共权力机关直接相抗衡”[6]。私人话语，顾名思义，是个体自身的心理活动或者话语实践。目前存在于大众传播中的“私人话语”是指作为公共领域的大众传媒中出现的私人领域的话语实践。在此需了解的是，所谓私人领域，首先不能囿于个人领域，其次不能将私人领域中的空间意识等同于与时间相对应的空间概念，它更多的是指代一种生活的态度与范式[6]。互联网社会下经由新媒体技术的传播，私人领域的话语实践逐步走进公共领域，私人领域扩张，“圈地”越广，公共领域遭受挤压，比较明显的一个现象就是观众对于电视中的娱乐八卦新闻的关注度远高于新闻联播等时事政治类。媒介话语的私人化倾向过重，导致政治空白、个人化等现象出现，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介作为“政治喉舌”和社会批判功能正逐渐丧失，这是大众媒介推卸社会责任的行为。
从真人秀节目《我们相爱吧》来看，明星在镜头前生产“拟像爱情”，传达爱情的正能量，试图在公众中激起正面效应，但回顾几期节目，停播、明星夫妻闹不和等各式八卦新闻不断，再结合节目的初衷“让明星谈一场真正的恋爱”，这一节目完全就将“私人话语”毫无顾忌地扩张进公共领域。有学者就认为，如果私人话语简单而非艺术地转化为公共话语，这种倾向实际上就混淆了个人话语和公共话语的游戏规则，只会导致隐私权的拍卖，带来一系列社会伦理问题[7]。作为最具影响力的大众媒介电视而言，如果过多的关注娱乐空间、生活琐事的叙述等私人领域的话语实践，制造欲望性消费，让观众沉迷于虚假的快感的满足，逃避现实的生存处境，那么就极易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大众传播是最高尚、最有效的一种社会麻醉品”。
2.资本的二重改造现象普遍。“资本的二重改造”的观点摘自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陈琰娇的《消费社会的爱情叙事逻辑》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提出了“资本的二重改造”的观点，她认为资本的第一重改造是将卢卡奇对商品社会的“物化”扩大为一种“物化”的吸引力，而资本的第二重改造出现的背景则是消费社会的符号化使得能指与所指的一一对应出现了位移，让人们重新开始审视能指的意义[8]。符号化已成为文化消费的一个主要特征，符号的本意是指具有某种代表意义或性质的标志，卡西尔把符号理解为由特殊抽象到普遍的一种形式，布尔迪厄用“风格”来论述符号的意义，鲍德里亚强调符号满溢之后的“仿真”社会。正如紫禁城是中国皇权的符号，在文化消费的社会中也存在诸多符号化的产品。电影或者文本小说中不乏“资本的二重改造”过程，男主为了前途事业放弃爱情，积累财富，这是资本的一重改造。事业有成后以一个青年才俊的形象出现，重新追求女主，这是资本的二重改造，新的形象成为了一种符号的象征，批量化生产的符号开始变得任意，能指与所指的一一对应关系瓦解。在《我们相爱吧》节目中，也存在经历“资本的二重改造”过程后新的符号形象的指示。
由国际超模刘雯和韩国当红偶像崔始源组成的“石榴夫妇”，在节目开播至今受到了不少粉丝的追捧，男帅女靓，然而也有不少细心的网友发现，这对假想夫妻在节目放映的六期内，互送礼物的价格总额竟高达12万，崔始源是韩国某企业老板之子，刘雯是首位登上维多利亚的秘密秀场的中国超模，二者本身就是消费社会中高富帅、白富美的符号化产物，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就已经完成了资本的二重改造过程。作为符号化产物，他们背后代表的是某一类特殊人群的恋爱消费，资本的一种积累促使他们的二重形象改造与众不同，以经由资本重塑后呈现的完美形象来谈一场虚假的恋爱，然后通过摄像机镜头这个带有主观化的物象传播给更多处于社会中下层的“屌丝”群体欣赏，本身就已经将爱情这一神圣的私人话语扭曲了，受众在接受到节目讯息后，原本的爱情观也会遭遇冲击，这或许是节目遭人非议的一个重要原因。节目最初设置两个陌生的明星嘉宾互相合作表现“拟像爱情”，就是一种虚假行为，但与此同时又选择了具有符号化象征的明星参演，这种经历过资本二重改造的明星在镜头前所展现的必然是自身原本带有的，而非适合所有群体，虽然满足了不少粉丝“和偶像谈恋爱”的心理，但更多的是困惑，是对自身所处环境的逃避。
三、结 语
针对目前综艺节目中真人秀“拟像爱情”泛滥的现象，一方面观众能从节目中有选择性的学到自己认为有用的东西，获得意义与快感。但另一方面，正如本雅明感叹由于大规模的机械化复制，艺术失去了它特有的韵味一样，情感也由于大众媒体的机械化生产而变得同质化、标准化、虚拟化。过量的媒体产品强势冲击现实世界，通过努力构建的情感的日常生活和社会行为，来促使受众沉溺在节目营造的“仿真世界”中，逃避现实，甚至模仿剧中的角色进行自我的安慰，失去情感的本来意义。故而各大卫视在前期选择综艺节目时要充分考虑到节目对观众的影响程度及受众的接受程度。
参考文献：
[1] 人民网.我们相爱吧停播因总局管控？土豪cp太晃眼？[EB/OL]. http：//hb.people.com.cn/n/2015/0612/c194063-25210368.html.
[2] 高字民.拟象审美反思与当代影视的内容生产[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1（5）.
[3] （美）马克·波斯特著.张云鹏译.让·鲍德里亚思想引论[J].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3（8）.
[4] 盛兰.情感的生产与消费[D].湖南师范大学，2010.
[5] （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6] （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7] 徐丛青.论私人话语适当回归私人领域[J].现代传播，2002（3）.
[8] 陈琰娇.消费社会的爱情叙事逻辑[J].文学与文化，2014（1）.
[責任编辑：传馨]
关键词：《我们相爱吧》;拟像爱情;生产
中图分类号：G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5）12-0110-02
《我们相爱吧》是一档明星恋爱真人秀节目，引进于韩国MBC电视台的《我们结婚了》。该节目于2015年4月19日在江苏卫视首播，邀请了林心如、任重、崔始源、刘雯、乔任梁、徐璐六位当红偶像加盟演出。节目播出后观众的反应呈现两极化，一部分明星粉丝持支持观点，认为可以看到偶像是如何谈恋爱的，获得“代理满足”的快感，另一部分观众则认为，爱情是隐晦而神圣的，是人与人之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觉，被拿到荧幕上来表演、生产，此种做法是不可取的。该节目在播出六期后，短暂停播，究其停播原因，众说纷纭，一方面认为是节目中的明星CP不合，存在矛盾;另一方面认为是受制于广电总局即将出台的新政管控真人秀，要求节目不能夸大事实，以假乱真，而本节目呈现的是虚假的情感，容易给观众带来误导[1]。但事实是，节目复播之后，话题与热度依旧不减，“拟像爱情”仍在真人秀节目中大行其道，被放肆生产，究其原因竟为何？
一、“拟像爱情”在节目中的生产
“拟像”亦称仿象、仿真等，意味着摆脱了对客观现实原型的模仿而由技术符码逻辑生产的拟仿之物[2]。不同于传统的真实生活，它具有“非真实的超真实性”，是一种虚拟现实。鲍德里亚在《象征的交换与死亡》中提到了仿象的三个等级：仿造、生产与仿真，这三个等级平行于价值规律的变化。在鲍德里亚看来，第三个序列的仿象——仿真，创造了一个“超真实”的世界，“仿真不同于虚构或者谎言，它不仅把一种缺席表现为一种存在，把想象表现为真实，而且也潜在削弱任何与真实的对比，把真实同化于它的自身之中”[3]。笔者提到的“拟像爱情”的概念主要针对的就是目前真人秀中虚拟爱情的一种放大化和超真实化现象。节目中爱情虚假，但却通过塑造了一个超真实的情境，让观众信以为真，虚构一个“仿真世界”，将一种虚拟的爱情放大到“非真实的超真实”。
福柯曾提出，“真”遵循某种规则的话语互动产生的被“当真”的陈述。这些规则不一定在场，不一定在文本中被描述或涉及，大多属于隐而不显[4]。因而真人秀节目中参与者表现出的“真实”与观众认为的“真实”并不一定是一致的，甚至两者可能是相悖的状态，但是这两者之间的外在“一致性”往往是由某种并未明说的规则达成的。纵观2015年一系列以爱情为基调生产的综艺节目，《出发吧，爱情》《为她而战》两档节目邀请的是明星夫妻出演，面对摄像镜头，且不论明星在镜头前的天生的表演欲，即使是普通人也会存在一种天生的表演欲望，希望能将自己最美好的一面呈现出来，言行符合大众审美，这无可厚非。作为现实中的夫妻，除去表演成分，夫妻间的爱情如果存在，那么他们的表现即使夸张却也存在一定的真实性。而观照江苏卫视的《我们相爱吧》，由节目组选择一对陌生人表现出相爱恋人的甜蜜，这违背了人的自然伦理，因而“拟像爱情”就成了明星表演的主流内容，在一个以假乱真的情境中，将虚拟爱情超真实化，让观众信以为真。纵观几期节目中明星的表现，几乎是一部偶像剧水准，彼此间合作堪比天衣无缝，但实际在镜头下几乎互不联系或矛盾不断，这种完全相反的表演——现实的关系，通过某种未言明的规则，在观众的自我解读中形成了一种接近现实的真实。
二、“拟像爱情”生产兴盛原因批判
生产与消费情感的现象，在真人秀中屡见不鲜。镜头内的明星扮演着演员角色，表达着各式充沛情感，将拟像爱情真实化，整个故事文本通过表演朝着编剧预期的方向转换。镜头外的观众受明星表演的蛊惑，或哭或笑，来满足自己的窥视心理、八卦猎奇心理等，借此获得快感。迈克·费瑟斯通在《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中也认为，遵循享乐主义，追逐眼前快感，培养自我表现的生活方式，发展自恋与自私的人格类型，这一切都是消费文化所强调的内容[5]。一般情况下，被称为“客观摄像机”或“第三人称叙事”的摄像机所处位置是中立的，是整个场面的监视者。但多数时候经过后期剪辑，镜头通常反客为主，成为了引导观众视野的利器。
對此类“拟像爱情”生产与消费现象，为何观众在明知山有虎的情况下，还偏向虎山行呢？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1.私人话语走进公共领域的大趋势。古人云“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无关风与月”，爱情向来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私密话题，即使是古代文人墨客在大胆吟唱“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时，爱情仍旧是两个人的事，是作者内心真实情感的抒发，是藏在心底旁人难以触摸的私人话语。而现在，借助新媒体技术，一大波私人话语被人为扩张，走进公众的视野，成为茶余饭后谈论的热点。微信、微博等自媒体技术在互联网的助推下，为更多人提供了“说话”途径。且不说名人明星的情感私生活在新媒体环境下被炒得沸沸扬扬，就连普通人在经过电视节目的大肆渲染之后，昔日被认为是不可触犯禁地的情感世界也一一被袒露于众。电视情感类真人秀节目为这一话语的扩张提供了平台，聚集在此的观众可以针对这一私人话语津津乐道，大肆评论而旁若无人。因而有学者将这一现象称为“私人话语走进公共领域”。 “公共领域”的观点最早在20世纪50年代由德国女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提出，而后哈贝马斯进行了完整阐述，并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将其概念化。该观点也被大众逐渐接受和引用。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也是一个独立的领域，与私人领域相对立。甚至在某种时候“公共领域说到底就是公共舆论领域，它和公共权力机关直接相抗衡”[6]。私人话语，顾名思义，是个体自身的心理活动或者话语实践。目前存在于大众传播中的“私人话语”是指作为公共领域的大众传媒中出现的私人领域的话语实践。在此需了解的是，所谓私人领域，首先不能囿于个人领域，其次不能将私人领域中的空间意识等同于与时间相对应的空间概念，它更多的是指代一种生活的态度与范式[6]。互联网社会下经由新媒体技术的传播，私人领域的话语实践逐步走进公共领域，私人领域扩张，“圈地”越广，公共领域遭受挤压，比较明显的一个现象就是观众对于电视中的娱乐八卦新闻的关注度远高于新闻联播等时事政治类。媒介话语的私人化倾向过重，导致政治空白、个人化等现象出现，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介作为“政治喉舌”和社会批判功能正逐渐丧失，这是大众媒介推卸社会责任的行为。
从真人秀节目《我们相爱吧》来看，明星在镜头前生产“拟像爱情”，传达爱情的正能量，试图在公众中激起正面效应，但回顾几期节目，停播、明星夫妻闹不和等各式八卦新闻不断，再结合节目的初衷“让明星谈一场真正的恋爱”，这一节目完全就将“私人话语”毫无顾忌地扩张进公共领域。有学者就认为，如果私人话语简单而非艺术地转化为公共话语，这种倾向实际上就混淆了个人话语和公共话语的游戏规则，只会导致隐私权的拍卖，带来一系列社会伦理问题[7]。作为最具影响力的大众媒介电视而言，如果过多的关注娱乐空间、生活琐事的叙述等私人领域的话语实践，制造欲望性消费，让观众沉迷于虚假的快感的满足，逃避现实的生存处境，那么就极易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大众传播是最高尚、最有效的一种社会麻醉品”。
2.资本的二重改造现象普遍。“资本的二重改造”的观点摘自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陈琰娇的《消费社会的爱情叙事逻辑》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提出了“资本的二重改造”的观点，她认为资本的第一重改造是将卢卡奇对商品社会的“物化”扩大为一种“物化”的吸引力，而资本的第二重改造出现的背景则是消费社会的符号化使得能指与所指的一一对应出现了位移，让人们重新开始审视能指的意义[8]。符号化已成为文化消费的一个主要特征，符号的本意是指具有某种代表意义或性质的标志，卡西尔把符号理解为由特殊抽象到普遍的一种形式，布尔迪厄用“风格”来论述符号的意义，鲍德里亚强调符号满溢之后的“仿真”社会。正如紫禁城是中国皇权的符号，在文化消费的社会中也存在诸多符号化的产品。电影或者文本小说中不乏“资本的二重改造”过程，男主为了前途事业放弃爱情，积累财富，这是资本的一重改造。事业有成后以一个青年才俊的形象出现，重新追求女主，这是资本的二重改造，新的形象成为了一种符号的象征，批量化生产的符号开始变得任意，能指与所指的一一对应关系瓦解。在《我们相爱吧》节目中，也存在经历“资本的二重改造”过程后新的符号形象的指示。
由国际超模刘雯和韩国当红偶像崔始源组成的“石榴夫妇”，在节目开播至今受到了不少粉丝的追捧，男帅女靓，然而也有不少细心的网友发现，这对假想夫妻在节目放映的六期内，互送礼物的价格总额竟高达12万，崔始源是韩国某企业老板之子，刘雯是首位登上维多利亚的秘密秀场的中国超模，二者本身就是消费社会中高富帅、白富美的符号化产物，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就已经完成了资本的二重改造过程。作为符号化产物，他们背后代表的是某一类特殊人群的恋爱消费，资本的一种积累促使他们的二重形象改造与众不同，以经由资本重塑后呈现的完美形象来谈一场虚假的恋爱，然后通过摄像机镜头这个带有主观化的物象传播给更多处于社会中下层的“屌丝”群体欣赏，本身就已经将爱情这一神圣的私人话语扭曲了，受众在接受到节目讯息后，原本的爱情观也会遭遇冲击，这或许是节目遭人非议的一个重要原因。节目最初设置两个陌生的明星嘉宾互相合作表现“拟像爱情”，就是一种虚假行为，但与此同时又选择了具有符号化象征的明星参演，这种经历过资本二重改造的明星在镜头前所展现的必然是自身原本带有的，而非适合所有群体，虽然满足了不少粉丝“和偶像谈恋爱”的心理，但更多的是困惑，是对自身所处环境的逃避。
三、结 语
针对目前综艺节目中真人秀“拟像爱情”泛滥的现象，一方面观众能从节目中有选择性的学到自己认为有用的东西，获得意义与快感。但另一方面，正如本雅明感叹由于大规模的机械化复制，艺术失去了它特有的韵味一样，情感也由于大众媒体的机械化生产而变得同质化、标准化、虚拟化。过量的媒体产品强势冲击现实世界，通过努力构建的情感的日常生活和社会行为，来促使受众沉溺在节目营造的“仿真世界”中，逃避现实，甚至模仿剧中的角色进行自我的安慰，失去情感的本来意义。故而各大卫视在前期选择综艺节目时要充分考虑到节目对观众的影响程度及受众的接受程度。
参考文献：
[1] 人民网.我们相爱吧停播因总局管控？土豪cp太晃眼？[EB/OL]. http：//hb.people.com.cn/n/2015/0612/c194063-25210368.html.
[2] 高字民.拟象审美反思与当代影视的内容生产[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1（5）.
[3] （美）马克·波斯特著.张云鹏译.让·鲍德里亚思想引论[J].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3（8）.
[4] 盛兰.情感的生产与消费[D].湖南师范大学，2010.
[5] （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6] （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7] 徐丛青.论私人话语适当回归私人领域[J].现代传播，2002（3）.
[8] 陈琰娇.消费社会的爱情叙事逻辑[J].文学与文化，2014（1）.
[責任编辑：传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