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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隋炀帝创立科举制度之前，中国历朝的官员铨选制度留给我们很多值得总结的经验。
军功与养士的铨选制给了世卿世禄制致命一击
现有史料可稽的最典型的任官莫过于商周时的世卿世禄制。世卿制不仅王位是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的宗法制，而且各级官职，也是在贵族内部世袭。
商周实行分封制，商王、周王的子孙，除储位与在朝廷任重要官职外，余封诸侯，即封邦建国，享有特权;而职官世袭，官的子孙也世代为官，虽然不排除个别较为贤明的王、诸侯可能将某位才干出众的平民或奴仆提拔到政府任职做官，如商汤用伊尹，周文王用姜尚，或也有低级官吏从平民中选任的，但这从来不是一种制度，而是取决于统治的需求。例如周公“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就属个别统治者需要人才。曹操吟诗“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表现的就是这一内容。王、诸侯与官职世袭，待遇当然是如影随形，这就是世禄制。合称世卿世禄制，也就是王位、爵位、官职、待遇的世袭制度。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发展，使商周的世卿世禄制受到冲击，因为它根本满足不了社会发展变化的需要。在争霸中，无适合的人才担任官职，不但不能取得争霸的胜利，甚至会“不用贤则亡”。于是各诸侯国纷纷改革：李悝变法、吴起变法、商鞅变法……这些改革、变法给了世卿世禄制致命一击：在铨选官员方面，代之以军功与养士。军功就是按照作战功劳的大小赏给爵位，即“食有劳而禄有功”和“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只有对国家立下功劳的人才能得到俸禄和爵位。在此原则下，对于组成军队的武士，也用一定的标准进行考核，“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就是经考试合格的武士，可以得到免除全家徭役的待遇，分到较好的田地、住宅。久之，无功无能、仅凭血缘关系享受官爵待遇者必然会被逐渐淘汰出局，“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国君的宗室如果没有军功，也不得列入宗室簿籍，其爵禄也随之丧失。国君的宗族尚且如此，一般的贵族岂能例外？“所谓一赏者，利禄官爵专出于兵，无有异施也”。一句话，人们能否取得利禄官爵，唯一的条件就是军功，而非血缘，制度面前大家平等。总之，军功制不仅可以使平民做官，还可以使农民取得田宅，经济改善了，社会地位提升了。贵族没有军功，失去物质待遇，可能沦为普通人，“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社会流动了，有活力有生气，就会推动生产力进步。
养士之风盛行，是因争霸，要图强，诸侯国争相延揽人才，以发展自己，遂有养士之风。如齐国在稷门外（临淄城西门附近）建大公馆，号“稷下学宫”，招文人学士上千人在这里讲学论道，进行学术研究，称“稷下学士”。著名的代表人物淳于髡、慎到、荀子等都曾在这里讲过学。再如燕国的昭王筑黄金台，置黄金于台上，礼聘天下贤人智士。秦穆公为了得到身份低贱却本领超群的百里奚，用五张黑公羊皮把他从楚国买来，授以国政，号称“五羖大夫”。
养士最著名的，是魏國的信陵君、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号称战国“四公子”。这四人各养士数千人。贾谊《过秦论》述及养士尊士时指出：“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士食有鱼出有车。
战国时期的士是社会的新兴阶层。他们不受国家、宗族、经济地位的限制，只要有文化、善谈说，具备一定才能，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受到礼遇，甚至委以重任。从整个战国的历史来看，士是政治舞台上最活跃的一支力量。做个不很恰当的比喻，这些士很有点类似今西方中产阶级。士品类复杂，有在各诸侯国出将入相的，更多的是游说之士，也不乏鸡鸣狗盗之徒。他们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为重用自己的诸侯国效力，成为那时各国政治斗争的主角。像商鞅、吴起、李悝、范雎，以及搞“合纵”“连横”的苏秦、张仪，哪个不是士？养士之风一直延续到秦朝建立初，还未退出历史舞台，秦相吕不韦仍养士3000人。
养士风气形成后，由此产生了许多流传至今的故事：信陵君窃符救赵、千金市骨、鸡鸣狗盗、完璧归赵、负荆请罪、荆轲刺秦王、毛遂自荐、悬梁刺股、三寸不烂之舌……这些脍炙人口的故事，至今传承不衰。
在战国七雄中，秦能统一六国，其中一个原因是养士高于东方六国。所谓高于是指养士用士的“彻底”。东方六国养士，但所用的相，基本仍是宗室贵族。如齐国的田忌、田婴、田文，韩国的公仲、公叔，赵国的奉阳、平原君，魏国干脆用太子做相，全是宗室贵族。而秦国则不然，所用相，既非宗室，甚至不是本国人，如商鞅是卫国人，吕不韦是韩国商人，李斯是楚国平民，秦王“皆委国而听之不疑”。所以，秦能兼并天下，实是铨选制度优于他国，能集天下之人才为秦所用而致。熟悉中国历史的毛泽东也说：“世界上人是人世间第一可宝贵的。”毛泽东讲的人就是人才，肯定不是庸才、蠢才。何况庸、蠢哪是才？
征辟制有利于不拘一格用人才
秦朝短命，二世而亡，很多制度处于草创阶段或根本没来得及制定。两汉的铨选制度，有军功、察举、征辟、赀选、任子等，但最主要的是察举制与征辟制。
察举制是中央政府的三公九卿、地方的郡守等高级官员根据考察，把品德高尚、才干出众的平民与下级官员推荐给朝廷，平民授予官职，是官员的予以提拔。察举定期进行，由皇帝下诏在规定范围内进行，或在三辅（都城附近地区），或在全国举行，或由朝廷直接派人到某地进行察举。
察举的名目很多，有贤良方正、贤良文学、孝悌力田、茂才、孝廉、直言极谏等，还有举荐勇武而熟知兵法或掌握某种技艺的人。如汉成帝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下诏：“与内郡国举方正能言极谏者各一人，北边二十二郡举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秋，举勇武有节、明兵法，郡一人”。西汉时以举贤良方正为多，东汉时以举孝廉为多。其中大多出自普通人家。孝是指“善事父母”，廉是指“清洁有廉隅”。因此，孝廉最初分别是“孝”与“廉”两科，所谓“孝以选民，廉以察吏”。西汉中期逐渐混同，到东汉时完全合为一科，称“孝廉”。曹操即是通过举孝廉入仕的。孝廉先到郎署任职，然后再由郎官转迁为尚书、侍御史、县令等职。而贤良方正与孝廉不同，孝廉侧重于品行，贤良方正侧重于文化与才学，到唐宋时成为制科的一项科目。 被察举者，还需接受一次考试——策问，以考察被举荐者的才干学识。具体做法是：皇帝出题，内容是关于治国理政方面的重大问题。策问内容依据难易程度分为甲、乙等科，策问试题一律密封。被举荐者在现场任意抽取问题作答，叫做射策，最后根据射策的成绩授予相应官职。董仲舒被举荐为贤良文学，接受汉武帝策问，他回答的“天人三策”受到汉武帝赞赏，被任命为江都王的相。“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提出的。
射策入仕试用一年，胜任即转为正式官职，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进入编制了。若不胜任，撤职，举荐人也要受到处罚。倘若受贿赂而举荐，一旦查实，即刻免官。东汉顺帝时，太尉施延在察举中收受贿赂，坐实后免官。东汉时，因为“孝廉”一目举荐者多，遂规定了每年举荐孝廉的名额：郡国每20万人口可以举送孝廉1人，40万人口举送2人，以此类推;不满20万人口的，两年推举1人;不满10万人口的，三年推举1人。对朝廷官员按官位高低，规定每年可举荐孝廉的名额。根据《后汉书·百官志》的记载，三公可以举茂才（即秀才，避光武帝刘秀名讳）各1人，廉吏各2人;光禄寺官员举茂才四行（指敦厚、质朴、逊让、节俭）各1人，察廉吏3人;中二千石每年可举廉吏1人;廷尉、大司农每年各举2人;将兵将军每年可举廉吏各2人;监察御史、司隶、州牧每年各举茂才1人;等等。后来又规定被察举者年龄不得低于40岁。总之，被察举者有年龄限制，有名额限制，要参加考试，察举不实要受处罚。察举制是汉代铨选官员的正途。
征辟有两个含义，“征”是征召、征聘，由皇帝直接聘请名气大的士人到朝廷出任高官;“辟”是辟除，又称辟署、辟举，是中央政府聘请士人来不同部门任职做官，以及地方主要行政长官招聘士子为僚属，简单说就是高级官员任用属员的一种制度，与征召合称“征辟制”。如汉初刘邦欲废太子而立赵王如意。吕后恐惧，请教张良，依计聘请名望很高的“商山四皓”夏黄公、园公、绮里季、角里来京辅佐太子。刘邦见太子羽翼已成，只好放弃另立太子的念头。只不过“四皓”没有正式安排官职。汉武帝得知著名学者枚乘（《七发》的作者）很有学问时，枚乘已老，但汉武帝仍旧派车接他进京做官。有一个叫鲁申公的有名气有学问，汉武帝派车接他入京，并致送“束帛”。中央政府也常常礼请文人学者来首都任职，担任博士。如夏侯胜口才好，且精通礼、饰，被召为博士。疏广精通《春秋》，朝廷慕其名征为博士。贡禹以明经洁行闻名于世，被征为博士。东汉时，被征名士往往被授予高官。光武帝刘秀即位之初，听闻卓茂有才干，征至京师，任为太傅，“封褒德侯，食邑二千户，赐几杖车马，衣一袭，絮五百斤”。杰出的科学家张衡，“举孝廉不行，连辟公府不就”。然而他精通天文、历算，精于机械制作，于是汉安帝征他为郎中，再升迁为太史令。
征召是皇帝的人事专用权，直接给予被征者高官厚禄，不过不常用;辟除是官员自辟僚属的选聘制度。与察举制相比较，征辟制可以达到不拘一格用人的效果。
赀选是指富人向政府缴纳若干资财，便可以自备车马、装备到京城听候选用。最初商人是被排除在外的，汉武帝时放宽了这一限制。这种制度后来直接变为政府卖官鬻爵。所不同的是西汉卖官收入归政府，而东汉时卖官的钱就变成了皇帝个人的收入了。《资治通鉴》载汉灵帝说：“每叹桓帝不能作家居，曾无私钱，故卖官聚钱以为私藏。”赀選除非迫不得已，如国家财政危机一时解决不了，作为权宜之计，偶然为之尚能说得过去，一般不能出此下策，更不能成为人事制度。政府公开卖官鬻爵，上行下效，贿赂公行，廉耻全无，成何体统！其结果势必国将不国，道德水准必如江河溃堤，一泻千里而世风日下。
任子是官僚贵族子弟的一种特权，凡二千石以上的高官，任满三年，可举子弟一人为郎。如丞相瞿方进的小儿子瞿义是“少以父任为郎”;苏武是“少以父任，兄弟并为郎”;大将军霍光则是以兄（霍去病）任为郎踏入官僚队伍的;反对独尊儒术的汲黯“以父任，孝（汉文帝）景（汉景帝）时为太子洗马”。汲黯死后，汉武帝“官其弟仁至九卿，子偃至诸侯相”。这是商周“世卿世禄”世袭制度的流弊。可见，凡是对权贵集团有利的东西很难退出历史舞台，它总要以各种形式顽强地表现出来。借用毛泽东的话讲，就是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品评任官的九品中正制难脱人治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乱，随着政治腐败，掌控铨选权力的官僚朋比为奸，徇私舞弊，于是“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在这样的背景下，九品中正制应运而生。
九品中正制，就是每州设一大中正，郡设中正，根据“身材德行”几个方面，将本地人物评定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共九品，作为选任官员的依据。品第越高得官越大，品第低的只能任低级官。每三年评报一次，以定升降。这在初始阶段，多少改变了州、郡等地方长官随意荐举的局面，能够选拔出一些有真才实学者充实到官僚队伍。如东晋的陶侃，出身寒微，列为下品。羊晫很欣赏陶的品行才识，在做十郡中正时，“举侃为鄱阳小中正，始得上品”。初始时，中正官“论人才优劣，非关世族高卑”，不看门第，注意人才优劣和舆论的褒贬，保证了入选者的质量，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可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来了：“权归右姓”（那时以右为上，“右姓”即指排列在前的望族大姓），豪门大族把持了大小中正之职，品评人物、选择官员，均以门第为唯一标准，重家世，轻才德，从而出现了重重积弊。这种做法，使真正的贤能之士妄遭排斥，而阀阅膏粱子弟则高居显位，最有名的四大姓“崔卢王谢子弟，生发未燥，已拜列侯，身未离襁褓，业被冠带”。有才干的寒士只能发出“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喟叹。西晋大臣刘毅指出其存在的严重问题有“三难八损”：
三难：人物难知，爱憎难防，情伪难明。
八损：门阀之弊：导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
州郡之弊：难以一人之力了解一州之事;
舍德之弊：“才德优劣易地，伦辈首尾倒错”;
中正官之弊：中正官品人论事，“纵横任意，无所顾惮”，又没有法纪可制约;
超越实际之弊：缺乏品评人才的能力，听信官府毁誉，既不是乡议又不是考核，不伦不类;
虚饰声名之弊：不重实际才干一味图虚名，助长浮华而废考绩;
品评不实之弊：“以品取人，非才能之所长”。由于所依据的品状不一致，标准混乱，名不副实;
私欲之弊：中正官所评“清浊同流，以植其私。”褒贬不明，是非混乱，以感情、私欲替代了标准。
综上所述，我国在实行科举制度前的铨选制度，始终是在人治窠臼中打转，无实质性突破。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更何况人性缺乏严格的制度约束，其恶必然膨胀而恣意妄行，荀子强调“有治人，无治法”，即再好的制度也要靠人去执行。可人性是靠不住的，人人以做官为上，极易败坏官风。你教育官员不要贪污，他就不贪污了？所以，铨选制度最重要的是处理好法治与德治的主从关系。
（作者系江苏省工运研究所研究员、教授，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
责任编辑：彭安玉
军功与养士的铨选制给了世卿世禄制致命一击
现有史料可稽的最典型的任官莫过于商周时的世卿世禄制。世卿制不仅王位是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的宗法制，而且各级官职，也是在贵族内部世袭。
商周实行分封制，商王、周王的子孙，除储位与在朝廷任重要官职外，余封诸侯，即封邦建国，享有特权;而职官世袭，官的子孙也世代为官，虽然不排除个别较为贤明的王、诸侯可能将某位才干出众的平民或奴仆提拔到政府任职做官，如商汤用伊尹，周文王用姜尚，或也有低级官吏从平民中选任的，但这从来不是一种制度，而是取决于统治的需求。例如周公“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就属个别统治者需要人才。曹操吟诗“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表现的就是这一内容。王、诸侯与官职世袭，待遇当然是如影随形，这就是世禄制。合称世卿世禄制，也就是王位、爵位、官职、待遇的世袭制度。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发展，使商周的世卿世禄制受到冲击，因为它根本满足不了社会发展变化的需要。在争霸中，无适合的人才担任官职，不但不能取得争霸的胜利，甚至会“不用贤则亡”。于是各诸侯国纷纷改革：李悝变法、吴起变法、商鞅变法……这些改革、变法给了世卿世禄制致命一击：在铨选官员方面，代之以军功与养士。军功就是按照作战功劳的大小赏给爵位，即“食有劳而禄有功”和“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只有对国家立下功劳的人才能得到俸禄和爵位。在此原则下，对于组成军队的武士，也用一定的标准进行考核，“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就是经考试合格的武士，可以得到免除全家徭役的待遇，分到较好的田地、住宅。久之，无功无能、仅凭血缘关系享受官爵待遇者必然会被逐渐淘汰出局，“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国君的宗室如果没有军功，也不得列入宗室簿籍，其爵禄也随之丧失。国君的宗族尚且如此，一般的贵族岂能例外？“所谓一赏者，利禄官爵专出于兵，无有异施也”。一句话，人们能否取得利禄官爵，唯一的条件就是军功，而非血缘，制度面前大家平等。总之，军功制不仅可以使平民做官，还可以使农民取得田宅，经济改善了，社会地位提升了。贵族没有军功，失去物质待遇，可能沦为普通人，“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社会流动了，有活力有生气，就会推动生产力进步。
养士之风盛行，是因争霸，要图强，诸侯国争相延揽人才，以发展自己，遂有养士之风。如齐国在稷门外（临淄城西门附近）建大公馆，号“稷下学宫”，招文人学士上千人在这里讲学论道，进行学术研究，称“稷下学士”。著名的代表人物淳于髡、慎到、荀子等都曾在这里讲过学。再如燕国的昭王筑黄金台，置黄金于台上，礼聘天下贤人智士。秦穆公为了得到身份低贱却本领超群的百里奚，用五张黑公羊皮把他从楚国买来，授以国政，号称“五羖大夫”。
养士最著名的，是魏國的信陵君、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号称战国“四公子”。这四人各养士数千人。贾谊《过秦论》述及养士尊士时指出：“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士食有鱼出有车。
战国时期的士是社会的新兴阶层。他们不受国家、宗族、经济地位的限制，只要有文化、善谈说，具备一定才能，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受到礼遇，甚至委以重任。从整个战国的历史来看，士是政治舞台上最活跃的一支力量。做个不很恰当的比喻，这些士很有点类似今西方中产阶级。士品类复杂，有在各诸侯国出将入相的，更多的是游说之士，也不乏鸡鸣狗盗之徒。他们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为重用自己的诸侯国效力，成为那时各国政治斗争的主角。像商鞅、吴起、李悝、范雎，以及搞“合纵”“连横”的苏秦、张仪，哪个不是士？养士之风一直延续到秦朝建立初，还未退出历史舞台，秦相吕不韦仍养士3000人。
养士风气形成后，由此产生了许多流传至今的故事：信陵君窃符救赵、千金市骨、鸡鸣狗盗、完璧归赵、负荆请罪、荆轲刺秦王、毛遂自荐、悬梁刺股、三寸不烂之舌……这些脍炙人口的故事，至今传承不衰。
在战国七雄中，秦能统一六国，其中一个原因是养士高于东方六国。所谓高于是指养士用士的“彻底”。东方六国养士，但所用的相，基本仍是宗室贵族。如齐国的田忌、田婴、田文，韩国的公仲、公叔，赵国的奉阳、平原君，魏国干脆用太子做相，全是宗室贵族。而秦国则不然，所用相，既非宗室，甚至不是本国人，如商鞅是卫国人，吕不韦是韩国商人，李斯是楚国平民，秦王“皆委国而听之不疑”。所以，秦能兼并天下，实是铨选制度优于他国，能集天下之人才为秦所用而致。熟悉中国历史的毛泽东也说：“世界上人是人世间第一可宝贵的。”毛泽东讲的人就是人才，肯定不是庸才、蠢才。何况庸、蠢哪是才？
征辟制有利于不拘一格用人才
秦朝短命，二世而亡，很多制度处于草创阶段或根本没来得及制定。两汉的铨选制度，有军功、察举、征辟、赀选、任子等，但最主要的是察举制与征辟制。
察举制是中央政府的三公九卿、地方的郡守等高级官员根据考察，把品德高尚、才干出众的平民与下级官员推荐给朝廷，平民授予官职，是官员的予以提拔。察举定期进行，由皇帝下诏在规定范围内进行，或在三辅（都城附近地区），或在全国举行，或由朝廷直接派人到某地进行察举。
察举的名目很多，有贤良方正、贤良文学、孝悌力田、茂才、孝廉、直言极谏等，还有举荐勇武而熟知兵法或掌握某种技艺的人。如汉成帝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下诏：“与内郡国举方正能言极谏者各一人，北边二十二郡举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秋，举勇武有节、明兵法，郡一人”。西汉时以举贤良方正为多，东汉时以举孝廉为多。其中大多出自普通人家。孝是指“善事父母”，廉是指“清洁有廉隅”。因此，孝廉最初分别是“孝”与“廉”两科，所谓“孝以选民，廉以察吏”。西汉中期逐渐混同，到东汉时完全合为一科，称“孝廉”。曹操即是通过举孝廉入仕的。孝廉先到郎署任职，然后再由郎官转迁为尚书、侍御史、县令等职。而贤良方正与孝廉不同，孝廉侧重于品行，贤良方正侧重于文化与才学，到唐宋时成为制科的一项科目。 被察举者，还需接受一次考试——策问，以考察被举荐者的才干学识。具体做法是：皇帝出题，内容是关于治国理政方面的重大问题。策问内容依据难易程度分为甲、乙等科，策问试题一律密封。被举荐者在现场任意抽取问题作答，叫做射策，最后根据射策的成绩授予相应官职。董仲舒被举荐为贤良文学，接受汉武帝策问，他回答的“天人三策”受到汉武帝赞赏，被任命为江都王的相。“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提出的。
射策入仕试用一年，胜任即转为正式官职，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进入编制了。若不胜任，撤职，举荐人也要受到处罚。倘若受贿赂而举荐，一旦查实，即刻免官。东汉顺帝时，太尉施延在察举中收受贿赂，坐实后免官。东汉时，因为“孝廉”一目举荐者多，遂规定了每年举荐孝廉的名额：郡国每20万人口可以举送孝廉1人，40万人口举送2人，以此类推;不满20万人口的，两年推举1人;不满10万人口的，三年推举1人。对朝廷官员按官位高低，规定每年可举荐孝廉的名额。根据《后汉书·百官志》的记载，三公可以举茂才（即秀才，避光武帝刘秀名讳）各1人，廉吏各2人;光禄寺官员举茂才四行（指敦厚、质朴、逊让、节俭）各1人，察廉吏3人;中二千石每年可举廉吏1人;廷尉、大司农每年各举2人;将兵将军每年可举廉吏各2人;监察御史、司隶、州牧每年各举茂才1人;等等。后来又规定被察举者年龄不得低于40岁。总之，被察举者有年龄限制，有名额限制，要参加考试，察举不实要受处罚。察举制是汉代铨选官员的正途。
征辟有两个含义，“征”是征召、征聘，由皇帝直接聘请名气大的士人到朝廷出任高官;“辟”是辟除，又称辟署、辟举，是中央政府聘请士人来不同部门任职做官，以及地方主要行政长官招聘士子为僚属，简单说就是高级官员任用属员的一种制度，与征召合称“征辟制”。如汉初刘邦欲废太子而立赵王如意。吕后恐惧，请教张良，依计聘请名望很高的“商山四皓”夏黄公、园公、绮里季、角里来京辅佐太子。刘邦见太子羽翼已成，只好放弃另立太子的念头。只不过“四皓”没有正式安排官职。汉武帝得知著名学者枚乘（《七发》的作者）很有学问时，枚乘已老，但汉武帝仍旧派车接他进京做官。有一个叫鲁申公的有名气有学问，汉武帝派车接他入京，并致送“束帛”。中央政府也常常礼请文人学者来首都任职，担任博士。如夏侯胜口才好，且精通礼、饰，被召为博士。疏广精通《春秋》，朝廷慕其名征为博士。贡禹以明经洁行闻名于世，被征为博士。东汉时，被征名士往往被授予高官。光武帝刘秀即位之初，听闻卓茂有才干，征至京师，任为太傅，“封褒德侯，食邑二千户，赐几杖车马，衣一袭，絮五百斤”。杰出的科学家张衡，“举孝廉不行，连辟公府不就”。然而他精通天文、历算，精于机械制作，于是汉安帝征他为郎中，再升迁为太史令。
征召是皇帝的人事专用权，直接给予被征者高官厚禄，不过不常用;辟除是官员自辟僚属的选聘制度。与察举制相比较，征辟制可以达到不拘一格用人的效果。
赀选是指富人向政府缴纳若干资财，便可以自备车马、装备到京城听候选用。最初商人是被排除在外的，汉武帝时放宽了这一限制。这种制度后来直接变为政府卖官鬻爵。所不同的是西汉卖官收入归政府，而东汉时卖官的钱就变成了皇帝个人的收入了。《资治通鉴》载汉灵帝说：“每叹桓帝不能作家居，曾无私钱，故卖官聚钱以为私藏。”赀選除非迫不得已，如国家财政危机一时解决不了，作为权宜之计，偶然为之尚能说得过去，一般不能出此下策，更不能成为人事制度。政府公开卖官鬻爵，上行下效，贿赂公行，廉耻全无，成何体统！其结果势必国将不国，道德水准必如江河溃堤，一泻千里而世风日下。
任子是官僚贵族子弟的一种特权，凡二千石以上的高官，任满三年，可举子弟一人为郎。如丞相瞿方进的小儿子瞿义是“少以父任为郎”;苏武是“少以父任，兄弟并为郎”;大将军霍光则是以兄（霍去病）任为郎踏入官僚队伍的;反对独尊儒术的汲黯“以父任，孝（汉文帝）景（汉景帝）时为太子洗马”。汲黯死后，汉武帝“官其弟仁至九卿，子偃至诸侯相”。这是商周“世卿世禄”世袭制度的流弊。可见，凡是对权贵集团有利的东西很难退出历史舞台，它总要以各种形式顽强地表现出来。借用毛泽东的话讲，就是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品评任官的九品中正制难脱人治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乱，随着政治腐败，掌控铨选权力的官僚朋比为奸，徇私舞弊，于是“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在这样的背景下，九品中正制应运而生。
九品中正制，就是每州设一大中正，郡设中正，根据“身材德行”几个方面，将本地人物评定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共九品，作为选任官员的依据。品第越高得官越大，品第低的只能任低级官。每三年评报一次，以定升降。这在初始阶段，多少改变了州、郡等地方长官随意荐举的局面，能够选拔出一些有真才实学者充实到官僚队伍。如东晋的陶侃，出身寒微，列为下品。羊晫很欣赏陶的品行才识，在做十郡中正时，“举侃为鄱阳小中正，始得上品”。初始时，中正官“论人才优劣，非关世族高卑”，不看门第，注意人才优劣和舆论的褒贬，保证了入选者的质量，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可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来了：“权归右姓”（那时以右为上，“右姓”即指排列在前的望族大姓），豪门大族把持了大小中正之职，品评人物、选择官员，均以门第为唯一标准，重家世，轻才德，从而出现了重重积弊。这种做法，使真正的贤能之士妄遭排斥，而阀阅膏粱子弟则高居显位，最有名的四大姓“崔卢王谢子弟，生发未燥，已拜列侯，身未离襁褓，业被冠带”。有才干的寒士只能发出“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喟叹。西晋大臣刘毅指出其存在的严重问题有“三难八损”：
三难：人物难知，爱憎难防，情伪难明。
八损：门阀之弊：导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
州郡之弊：难以一人之力了解一州之事;
舍德之弊：“才德优劣易地，伦辈首尾倒错”;
中正官之弊：中正官品人论事，“纵横任意，无所顾惮”，又没有法纪可制约;
超越实际之弊：缺乏品评人才的能力，听信官府毁誉，既不是乡议又不是考核，不伦不类;
虚饰声名之弊：不重实际才干一味图虚名，助长浮华而废考绩;
品评不实之弊：“以品取人，非才能之所长”。由于所依据的品状不一致，标准混乱，名不副实;
私欲之弊：中正官所评“清浊同流，以植其私。”褒贬不明，是非混乱，以感情、私欲替代了标准。
综上所述，我国在实行科举制度前的铨选制度，始终是在人治窠臼中打转，无实质性突破。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更何况人性缺乏严格的制度约束，其恶必然膨胀而恣意妄行，荀子强调“有治人，无治法”，即再好的制度也要靠人去执行。可人性是靠不住的，人人以做官为上，极易败坏官风。你教育官员不要贪污，他就不贪污了？所以，铨选制度最重要的是处理好法治与德治的主从关系。
（作者系江苏省工运研究所研究员、教授，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
责任编辑：彭安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