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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对当代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的文化性格进行分析，结合部分优秀的电影作品，从几个角度详细阐述了各民族不同的文化性格，希望能对相关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有所帮助。
【关键词】中国少数民族电影；文化性格；文化内涵
【中图分类号】G623 【文献标识码】A
前言
当今社会，随着我国文化的“输出”，我国少数民族电影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该题材的电影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和挑战。纵观我国电影发展历史，我们能从中发现少数民族电影的独特地位，其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呈现出“小众”的人文景观，在带给观众视觉震撼的同时，更带领观众享受民族之美。
一、文化性格体现在“民族人情”上
电影能展现出丰富的文化内涵，通过少数民族电影我们能了解到不同民族的人性的绚烂、人情的多姿多彩，体会到人文关怀中的温暖与朴实，从而领略该题材电影的魅力，感受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1]。民族电影从民族文化中吸收养分，利用想象及特殊的表现手法，将文化进行融合与传承，为各族人民提供丰富的文化内涵，带给观众一场又一场“视听盛宴”，但同时文化又具有强烈的地域性，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观众在欣赏影片时也会遇到不同的问题。对于民族电影的内容来说，本民族的观众更容易理解，也更容易体会到制作者的真实用意，而对于其他民族的观众来说可能无法深入理解，这样就容易造成认识上的偏差，严重影响影片中文化性格的体现。这就需要借助“民族人情”对观众进行情感引领，使其能融入影片环境，感受到民族文化。在《景颇姑娘》中，就是借助“景颇姑娘”黛诺进行整体故事的讲述，开幕便是幽静的山水，雾霭蒙蒙的山、僻静的竹楼、围栏中长处大片的芭蕉叶，在芭蕉叶下面躺着“黛诺”，“黛诺”伴随着清静、幽僻的民风画面出境，呈现出“饥寒交迫”“衣不遮体”的人物形象，无需语言就能让观众了解到该人物的身份及生活现状，为故事增加了可视性；在电影情节中，再进一步通过人物的举手投足和表情将其反抗的精神展现出来，带观众走进翻天覆地、水深火热的生活。再通过“人情”刻画出少数民族人民在毛主席的带领下逐渐走向新生活，过上富足的生活，营造出一幅人民当家作主、安居乐业的美好图景。再如《猎场扎撒》中的旺森扎布，屡受挫折但又坚韧不屈；《末代皇帝》中的溥仪，几经波折落得个死不瞑目的下场；《从奴隶到将军》中戎马一生的罗霄；又如《傲蕾·一兰》中善战的女英雄等，都是通过对人物的刻画表达民族文化中的精神品质。除此之外，还有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通过刻画少数民族的生活环境也能拉近观众与民族的距离，如云南“十七年”少数民族电影，每一部都印刻着强烈的民族文化，通过风俗进行艺术描绘，塑造了朴实的民风及乐观向上的“人情”。由此可见，风土人情能够为电影创作者提供无限的想象空间，在此基础上，更能创造出愈加优质的艺术作品。
二、文化性格体现在“民族视觉”上
电影是为观众呈现“艺术”的一种视觉表现形式，在电影的发展史中，我国少数民族电影曾经取得过重大的成就，还有一些电影至今仍旧具有时代价值，对当今人民具有重要的意义，如《阿诗玛》和《农奴》等。但历经文化大革命的风波后，我国民族电影的水平逐渐降低，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及各种文化的冲击，该题材的电影更是逐渐淡出人民视野，这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受到“汉族视觉”的影响[2]。在当前少数民族电影的制作中，多数编导人员都是汉族人，在一定程度上其对少数民族的了解不够深入，致使当前影片大多故事“雷同”，结构单一，采用老套、猎奇的制作方法，并常常将民族文化中的特殊衣着作为“亮点”和“卖点”，缺乏真正的“民族视觉”，从而产生审美上的“偏见”，导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渐渐落后于时代。要想制作出出色的少数民族电影，就必须深入了解民族文化，了解人民群众的“真、善、美”，体会更深层次的少数民族文化内涵。例如，在《可可西里》影片中，制作者以藏族为题材，以保护藏羚羊为出发点，结合民族自身对于生存境遇的审视，从人类生活领域出发，创造出一种新的审美，从而揭示民族地区实际情况，并使观众“感同深受”。该影片以追捕藏羚羊盗猎者为主线，刻画了严苛的环境、巡山员的艰苦、藏羚羊群的奔逃以及大片的尸骸，使观众感受到盗猎者的残忍、人性的丑陋，反衬出了巡山员队伍的团结及其人性的光芒，使观众进行反思，从而站在少数民族及国家的立场上看待动物捕杀问题，升华电影内涵。与此同时，在视觉表达上，该片以葬礼开始，也以葬礼结束，人们像为亲人诵经、祈福一样为羊群举办葬礼，展现少数民族人民对自然的敬畏及对生物的爱护，使观众受到触动。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民族电影也极具民族文化内涵，如《骑士风云》《悲情布鲁克》及《东归英雄传》等影片，其以蒙古族为题材，用英雄、马群及广阔的草原等素材进行刻画，营造“民族视觉”，将民族史诗与英雄人物相结合，体现出强烈的文化性格。在这些影片中，“马”是蒙古民族的“精神象征”，马群的激昂与壮烈的奔跑是草原上的“史诗”。导演用马群的奔跑创造电影中的“声势”，马蹄扬起的滚滚尘土及奔跑中的“地动山摇”之势，在视觉及听觉上给观众以震撼。对于蒙古族来说，马群就是生命的摇篮；对于蒙古族电影来说，马群就是最天然的素材，用“马群”营造“民族视觉”，能体现出民族文化的性格。
三、文化性格体现在“民族格调”上
通过对比早期优秀民族电影我们可以发现，南北方各民族存在差異，不仅仅在于地域、气候等地理环境上的差异，南北方在“民族格调”上也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彰显出各民族的文化性格，而这种文化性格又与地理有着莫大的关系[3]。南方地区是立体化农业，受自然环境影响较大，当地人民需要与自然环境进行“斗争”才能生存下来，逐渐形成了富有想象力的文化性格；北方地区多是“规律性”农业，在春天播种，在秋天收割，环境变化较小，逐渐形成了扎根土壤、休养生息的生活习惯，在文化上也多是呈现深沉稳重、豪放自然的特点，将这些地理因素映射到电影中也会呈现出各具特色的民族风格。南方的民族电影多是细腻、精致的，彰显出大自然的“缤纷”，北方多是雄浑、豪放的，呈现出大自然的“崇高”。举例来说，在南方民族电影中，白族的《五朵金花》及壮族的《刘三姐》等都使用较为丰富的色彩，通过自然景物来呈现出自然之美，在情感表达上也是通过色彩及光影的变换进行人物境遇及事件的描绘，也利用明媚清新的自然景色衬托民族儿女热爱生活、满怀期待的情怀，在格调上偏向“暖格调”；在北方民族电影中，藏族的《金沙江畔》及塔吉克族的《冰山上的来客》等多使用崇山峻岭、广阔的草原或是冰山、雪莲等意象，营造出深沉、雄浑的电影场景，带给观众视觉上的震撼，在情感表达上也是通过高旷的视境进行情怀抒发，通过对自然的“反抗”或“热爱”表达民族人民的壮志豪情，表达民族人民在激烈的生存战争中创造新生的蓬勃力量，偏向“冷格调”。然而，不同格调的电影都与同一个主旨，就是借助电影这种艺术表现形式，揭露或留存民族的现实及文化特点。除了自然环境中造就的“民族格调”，社会因素对文化性格也有很大的影响。在我国艺术的发展史中，文革对电影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以此作为节点可以发现民族风格呈现“前暖后冷”的发展状态。在文革前，各少数民族电影多为“礼赞”，以蓝天白云和雄鹰雪山歌颂自然，抒发激昂活跃的生活态度；在文革后，电影多为“清冷”，如《盗马贼》中用“红”的画面拍摄了念经及接圣水等事件，用冷色调拍摄藏民生活，在二者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凸显出当时人民生活的无望及困苦。
经过时间的沉淀及洗礼，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化在获得发扬的同时也面临着“流失”问题，这就需要相关电影工作者利用现代手段对其进行维护、发扬与创造，不断挖掘少数民族文化中的丰富内涵，将其发扬光大。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化具有原创性和不可再生性，对其进行维护和发扬是国家及民族的头等大事，而要保护好我国的特色文化，就要利用科学技术将其进行加工及处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传承，利用电影形式，将少数民族文化永久保留下来，使其能成为文化的守望者，保留文化的社会性和多元性，保持其鲜活性，从而达到传承的目的，保护文化的多样性。
四、结论
综上所述，可以从民族人情、民族视觉及民族格调中感受到少数民族电影的文化性格。透过光与影我们能感受到不同民族丰富的文化，透过人物及故事我们能更加了解民族的文化内涵，在此基础上，能对少数民族文化进行传承与发扬，使其重新回归大众视野，真实反映少数民族生活及发展现状。
参考文献：
[1]石嵩.中国少数民族题材影片的跨文化书写：理论范式流变与新时代路径[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8，39（12）：184-190.
[2]张媛.景观、符号与仪式：少数民族电影中的原型隐喻与认同建构[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0（10）：27-35.
[3]许娅.景观呈现与文化想象——西部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空间研究[J].电影文学，2018（18）：38-40.
作者简介：黄炯华（1973-），女，长春，讲师，研究生，研究方向：导演创作。
【关键词】中国少数民族电影；文化性格；文化内涵
【中图分类号】G623 【文献标识码】A
前言
当今社会，随着我国文化的“输出”，我国少数民族电影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该题材的电影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和挑战。纵观我国电影发展历史，我们能从中发现少数民族电影的独特地位，其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呈现出“小众”的人文景观，在带给观众视觉震撼的同时，更带领观众享受民族之美。
一、文化性格体现在“民族人情”上
电影能展现出丰富的文化内涵，通过少数民族电影我们能了解到不同民族的人性的绚烂、人情的多姿多彩，体会到人文关怀中的温暖与朴实，从而领略该题材电影的魅力，感受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1]。民族电影从民族文化中吸收养分，利用想象及特殊的表现手法，将文化进行融合与传承，为各族人民提供丰富的文化内涵，带给观众一场又一场“视听盛宴”，但同时文化又具有强烈的地域性，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观众在欣赏影片时也会遇到不同的问题。对于民族电影的内容来说，本民族的观众更容易理解，也更容易体会到制作者的真实用意，而对于其他民族的观众来说可能无法深入理解，这样就容易造成认识上的偏差，严重影响影片中文化性格的体现。这就需要借助“民族人情”对观众进行情感引领，使其能融入影片环境，感受到民族文化。在《景颇姑娘》中，就是借助“景颇姑娘”黛诺进行整体故事的讲述，开幕便是幽静的山水，雾霭蒙蒙的山、僻静的竹楼、围栏中长处大片的芭蕉叶，在芭蕉叶下面躺着“黛诺”，“黛诺”伴随着清静、幽僻的民风画面出境，呈现出“饥寒交迫”“衣不遮体”的人物形象，无需语言就能让观众了解到该人物的身份及生活现状，为故事增加了可视性；在电影情节中，再进一步通过人物的举手投足和表情将其反抗的精神展现出来，带观众走进翻天覆地、水深火热的生活。再通过“人情”刻画出少数民族人民在毛主席的带领下逐渐走向新生活，过上富足的生活，营造出一幅人民当家作主、安居乐业的美好图景。再如《猎场扎撒》中的旺森扎布，屡受挫折但又坚韧不屈；《末代皇帝》中的溥仪，几经波折落得个死不瞑目的下场；《从奴隶到将军》中戎马一生的罗霄；又如《傲蕾·一兰》中善战的女英雄等，都是通过对人物的刻画表达民族文化中的精神品质。除此之外，还有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通过刻画少数民族的生活环境也能拉近观众与民族的距离，如云南“十七年”少数民族电影，每一部都印刻着强烈的民族文化，通过风俗进行艺术描绘，塑造了朴实的民风及乐观向上的“人情”。由此可见，风土人情能够为电影创作者提供无限的想象空间，在此基础上，更能创造出愈加优质的艺术作品。
二、文化性格体现在“民族视觉”上
电影是为观众呈现“艺术”的一种视觉表现形式，在电影的发展史中，我国少数民族电影曾经取得过重大的成就，还有一些电影至今仍旧具有时代价值，对当今人民具有重要的意义，如《阿诗玛》和《农奴》等。但历经文化大革命的风波后，我国民族电影的水平逐渐降低，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及各种文化的冲击，该题材的电影更是逐渐淡出人民视野，这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受到“汉族视觉”的影响[2]。在当前少数民族电影的制作中，多数编导人员都是汉族人，在一定程度上其对少数民族的了解不够深入，致使当前影片大多故事“雷同”，结构单一，采用老套、猎奇的制作方法，并常常将民族文化中的特殊衣着作为“亮点”和“卖点”，缺乏真正的“民族视觉”，从而产生审美上的“偏见”，导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渐渐落后于时代。要想制作出出色的少数民族电影，就必须深入了解民族文化，了解人民群众的“真、善、美”，体会更深层次的少数民族文化内涵。例如，在《可可西里》影片中，制作者以藏族为题材，以保护藏羚羊为出发点，结合民族自身对于生存境遇的审视，从人类生活领域出发，创造出一种新的审美，从而揭示民族地区实际情况，并使观众“感同深受”。该影片以追捕藏羚羊盗猎者为主线，刻画了严苛的环境、巡山员的艰苦、藏羚羊群的奔逃以及大片的尸骸，使观众感受到盗猎者的残忍、人性的丑陋，反衬出了巡山员队伍的团结及其人性的光芒，使观众进行反思，从而站在少数民族及国家的立场上看待动物捕杀问题，升华电影内涵。与此同时，在视觉表达上，该片以葬礼开始，也以葬礼结束，人们像为亲人诵经、祈福一样为羊群举办葬礼，展现少数民族人民对自然的敬畏及对生物的爱护，使观众受到触动。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民族电影也极具民族文化内涵，如《骑士风云》《悲情布鲁克》及《东归英雄传》等影片，其以蒙古族为题材，用英雄、马群及广阔的草原等素材进行刻画，营造“民族视觉”，将民族史诗与英雄人物相结合，体现出强烈的文化性格。在这些影片中，“马”是蒙古民族的“精神象征”，马群的激昂与壮烈的奔跑是草原上的“史诗”。导演用马群的奔跑创造电影中的“声势”，马蹄扬起的滚滚尘土及奔跑中的“地动山摇”之势，在视觉及听觉上给观众以震撼。对于蒙古族来说，马群就是生命的摇篮；对于蒙古族电影来说，马群就是最天然的素材，用“马群”营造“民族视觉”，能体现出民族文化的性格。
三、文化性格体现在“民族格调”上
通过对比早期优秀民族电影我们可以发现，南北方各民族存在差異，不仅仅在于地域、气候等地理环境上的差异，南北方在“民族格调”上也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彰显出各民族的文化性格，而这种文化性格又与地理有着莫大的关系[3]。南方地区是立体化农业，受自然环境影响较大，当地人民需要与自然环境进行“斗争”才能生存下来，逐渐形成了富有想象力的文化性格；北方地区多是“规律性”农业，在春天播种，在秋天收割，环境变化较小，逐渐形成了扎根土壤、休养生息的生活习惯，在文化上也多是呈现深沉稳重、豪放自然的特点，将这些地理因素映射到电影中也会呈现出各具特色的民族风格。南方的民族电影多是细腻、精致的，彰显出大自然的“缤纷”，北方多是雄浑、豪放的，呈现出大自然的“崇高”。举例来说，在南方民族电影中，白族的《五朵金花》及壮族的《刘三姐》等都使用较为丰富的色彩，通过自然景物来呈现出自然之美，在情感表达上也是通过色彩及光影的变换进行人物境遇及事件的描绘，也利用明媚清新的自然景色衬托民族儿女热爱生活、满怀期待的情怀，在格调上偏向“暖格调”；在北方民族电影中，藏族的《金沙江畔》及塔吉克族的《冰山上的来客》等多使用崇山峻岭、广阔的草原或是冰山、雪莲等意象，营造出深沉、雄浑的电影场景，带给观众视觉上的震撼，在情感表达上也是通过高旷的视境进行情怀抒发，通过对自然的“反抗”或“热爱”表达民族人民的壮志豪情，表达民族人民在激烈的生存战争中创造新生的蓬勃力量，偏向“冷格调”。然而，不同格调的电影都与同一个主旨，就是借助电影这种艺术表现形式，揭露或留存民族的现实及文化特点。除了自然环境中造就的“民族格调”，社会因素对文化性格也有很大的影响。在我国艺术的发展史中，文革对电影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以此作为节点可以发现民族风格呈现“前暖后冷”的发展状态。在文革前，各少数民族电影多为“礼赞”，以蓝天白云和雄鹰雪山歌颂自然，抒发激昂活跃的生活态度；在文革后，电影多为“清冷”，如《盗马贼》中用“红”的画面拍摄了念经及接圣水等事件，用冷色调拍摄藏民生活，在二者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凸显出当时人民生活的无望及困苦。
经过时间的沉淀及洗礼，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化在获得发扬的同时也面临着“流失”问题，这就需要相关电影工作者利用现代手段对其进行维护、发扬与创造，不断挖掘少数民族文化中的丰富内涵，将其发扬光大。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化具有原创性和不可再生性，对其进行维护和发扬是国家及民族的头等大事，而要保护好我国的特色文化，就要利用科学技术将其进行加工及处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传承，利用电影形式，将少数民族文化永久保留下来，使其能成为文化的守望者，保留文化的社会性和多元性，保持其鲜活性，从而达到传承的目的，保护文化的多样性。
四、结论
综上所述，可以从民族人情、民族视觉及民族格调中感受到少数民族电影的文化性格。透过光与影我们能感受到不同民族丰富的文化，透过人物及故事我们能更加了解民族的文化内涵，在此基础上，能对少数民族文化进行传承与发扬，使其重新回归大众视野，真实反映少数民族生活及发展现状。
参考文献：
[1]石嵩.中国少数民族题材影片的跨文化书写：理论范式流变与新时代路径[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8，39（12）：184-190.
[2]张媛.景观、符号与仪式：少数民族电影中的原型隐喻与认同建构[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0（10）：27-35.
[3]许娅.景观呈现与文化想象——西部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空间研究[J].电影文学，2018（18）：38-40.
作者简介：黄炯华（1973-），女，长春，讲师，研究生，研究方向：导演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