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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乾隆三十七年（1772），乾隆帝下诏访书，并在安徽学政朱筠的建议下开始编纂《四库全书》。此后，各省将公私所藏善本书籍纷纷进呈到北京。《四库全书》是收录中国传统典籍最丰富、最完备的集成之作，但同时禁毁书籍之多也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次巨大灾难，湖南一直与采书和禁书运动相始终。相较于其他省，湘省所能进呈的书目较少，但禁毁数量居全国前列。这其中既有三湘先后为南明、吴三桂等势力所据，清廷统治力量薄弱的政治因素，也有王夫之等明遗民著述和文化活动的影响。文章通过对湖南进呈与禁毁书目情况的统计和分析，试图从一个侧面揭示清初湖南的社会文化发展状况。
关键词：《四库全书》 湖南 采进本 禁毁书
四库之学，自清末民初便有零散研究。1949年以后，特别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四库全书》（以下简称《四库》）研究的快速发展阶段。进入新世纪，“四库学”在老中青三代的努力下，在四库提要、《四库》文本及历史的研究等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在“四库学”区域研究方面，对于《四库》纂修过程中地方各省的情况，学界已有较好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浙江、江苏、安徽、福建等采进书目较多的省份1。而关于湖南省在《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的活动，所见不多。已知的有寻霖《乾隆间湖南禁毁书考》、王晓天《〈四库全书〉中的湘人著述（上）》《〈四库全书〉中的湘人著述（下）》2，三篇文章主要探讨了《四库全书》中湘籍人士所撰著述以及被禁毁的情况。此外，钱寅《乾隆时期官方学界对王夫之的认识——以〈四库〉馆臣的评介为例》中有一节对湖南巡抚采进本进行介绍3。总的来说，学界对于《四库》纂修过程中的湖南采进及禁毁书目研究不多，亦不够深入。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档案等史料，从湖南官府访书和缴书的措施、采进及禁毁书目等方面进行分析，力图阐明湖南省在《四库》纂修及查办禁书过程中的情况。
一、谕修四库与湖南响应
（一）乾隆诏谕
1644年清军入关，随即在全国建立统治，经顺治、康熙、雍正三朝发展，政治稳定，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发展，至乾隆帝即位前夕，“国帑丰盈，人民富庶”1。政治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文化的繁荣。乾隆三十七年（1772），乾隆帝发布购访遗书的谕令，令“直省督抚会同学政等，通饬所属，加意购访”2，搜集公私所藏善本呈送京师。乾隆一方面借修书来塑造自己“稽古右文”的形象，一方面欲以此来搜查天下“禁书”，钳制社会思想。
起初，乾隆帝搜访遗书，直接目的是“庶几副在石渠，用储乙览”3，以供自己查阅，并没想到对这些书进行系统的整理、编校，汇聚成一部大书，更没想到要设立一个编纂机构承担修书任务以及辑佚钩沉。4真正提出纂修《四库全书》具体方法的是时任安徽学政朱筠，他在诏书下达后不久便上奏提议，即《谨陈管见开馆校书折子》，其中一条为：“著录校雠当并重也，……请皇上诏下儒臣，分任校书之选，或依《七略》，或准四部，每一书上，必校其得失。撮举大旨，叙于本书首卷。”5此即后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由来。乾隆帝看到此折后，深表赞同，诏令将所辑佚书与“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诸书，统按经史子集编定目录，命为《四库全书》”6，同时设置“四库全书馆”，负责辑佚《永乐大典》及各省采进遗书等事。
随着《四库全书》纂修的进行，乾隆三十九年（1774），乾隆帝又借修书之事发起查办禁书运动，这两场运动交织在一起，在中国文化史上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而自乾隆三十七年（1772）诏谕访书，直至乾隆五十八年（1793）禁书运动基本结束，湖南虽然采进书目不多，但所缴禁毁书目居全国前列，并始终与这两场运动有着密切的聯系。
（二）湖南响应
乾隆三十九年（1774），乾隆帝下诏采书，并明确购访事宜：“在坊肆者，或量为给价;家藏者，或官为装印。其有未经镌刊，只系抄本存留，不妨缮录副本，原书给还。并严饬所属，一切善为经理，毋任吏胥藉端滋扰。”7下诏伊始，各省皆观望不前，在乾隆帝催促之下方有行动，湖南亦是如此，加之三湘地处偏隅，虽各属悉心探访“志乘不载之书”，但进展仍旧较慢。前期工作主要由巡抚梁国治主持，学政褚廷璋实际操作，后由继任巡抚觉罗敦福、刘墉接手。湖南省主要依据当地郡邑志乘所载书目搜访，“于各州县志《人物传》内摘取所著书名，饬各该州县官访购……准本家子弟自行呈送”，同时在省城长沙设置书局，“专派明白教官，将陆续送局书籍，先为详看”8，也负有校雠之责。书局核查完毕，择有可采者“送学臣校阅”，复由巡抚“亲自察看，实无字义触疑”9，即开载书名上奏朝廷，等候廷臣校核。此外，湘省还利用书商贾客以及私人藏书家的渠道进行筛选、采进。湖南对于可采进的书目处理方式主要遵循朝廷旨意，即筛查书籍价值，可采之书抄毕奉还原书，亦或购买原本。
随着采书的进行，乾隆帝降旨查办禁书，湖南亦随之要求各地各属严查禁书，主要措施是选派可靠之员，“分赴各属藏书之家，明白晓谕”。为防止百姓惧罪不交，湖南官府利用恩威并济的方式，“令会同所在教官，传集附近绅衿耆老，于明伦堂内将节次钦奉圣谕，敬谨宣示，令其晓然于不应存留之书及此呈出，并无干碍，若仍然潜匿不缴，日后定干罪戾”。由于湖南多山，偏僻之处百姓文化较低，为避免政令不通，官府“又刊刻粗浅简明小示，分发牌甲，家喻户晓，务使字义稍涉触碍者，尽行缴出，奏明销毁”1。湖南巡抚觉罗敦福还仿照江西方法，利用宗族士绅，传令当地地保挨户通知，“无论全书废卷，俱令呈缴，倍给价值，将并未经见及稍有触碍之书，呈赍省局磨勘，毫无扰累”2。此外，依照朝廷谕旨，湖南省还对《通鉴纲目续编》3等书进行删改，如湖南巡抚浦霖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十一月上奏《本年缴换〈通鉴纲目续编〉五部折》，“于辽、金、元三朝时事多有议论偏谬及肆行诋毁之处，特删润改补”“挖出违悖字样，均著收存汇齐，送京销毁”4，这一篡改前代史书的方式，不仅是对历史真相的扭曲，也造成善本古籍巨大的损失。
二、湖南采进本 湖南四库采进本（简称湖南采进本），是指在编纂《四库全书》时，湖南地方官通过购买、钞誊及收集私家藏书等方法征集采进的书目。笔者通过《四库采进书目》、《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以下简称《档案》）、《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四库全书答问》、《涵芬楼秘笈》、《水曹清暇录》等史料统计，湖南采进本为四十六种，由巡抚梁国治、觉罗敦福及学政褚廷章等收集整理，分别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二月进呈三十种，乾隆四十年（1775）正月进呈十六种，总计两次。其中“自行购进者三种，借钞者七种，藏书家呈献者三十六种。自行购进者系《明辨录》《易经告蒙图说》《诗深》三种，借本钞呈者系《圭斋文集》《文选遗补》《子苑》《春秋四传质》《明世说逸编》《全史日至源流》《易深》七种，共书十种，恭请留贮内廷馆阁。此外，原进《古乐义》等书三十六种俱系藏书家呈现”5。笔者对照《四库全书总目》，原本为四库收录最多，其次是借抄本，自行购买的书则无一收录，而《文选补遗》《圭斋文集》等十六种最终采用他省采本。所有采进本，在《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中或著录、或收录，其划归原则为：“其上者悉登编录、罔致遗珠;其次者亦长短兼胪，见暇瑜之不掩。其有言非立训，义或违经，则附载其名，兼匡厥谬。至于寻常著述，未越群流，虽咎誉之咸无，要流传之已久，准诸家著录之例，亦并存其目，以供考核。”6排除最终采选他省的书目，湖南采进本被著录的有六种，存目二十四种。现将湖南两次采进著目与存目情况列表如下：
综合湖南两次采进书目，总计四十六种，著录九种1，存目三十六种，禁毁一种。类别涉及经、史、子、集四部中的易类、书类、诗类、乐类、礼类、小学类、传记类、史评类、类书类、杂家类、儒家类、术数类、小说家类、春秋类、天文算法类、总集类、别集类，共十七个门类。其中经部二十二种，占进呈总数百分之四十八点八九;史部三种，占百分之零点零七;子部十四种，占百分之三十一点一一;集部六种，占百分之十三点三三。作者时代为元代二人，明代十二人，清代十五人，不详一人。籍贯为湖南二十三人，贵州一人，江苏三人，畿辅一人，不详二人。2而湖南籍中长沙二人，湘潭四人，衡阳二人，茶陵二人，湘乡一人，浏阳一人，衡山二人，酃县二人，郴州一人，巴陵一人，临武一人，华容一人，溆浦一人，宁乡一人，邵阳一人。关于未被收入《四库》和《总目》的湖南采进本，只有明人周士仪所著《史贯》，“此书十二卷，有清康熙十九年（1680）刻本，为四库馆奏准全毁”3，其具体卷数，《四库采进书目》记载有十二卷，《沅湘耆旧集》记载该书有十卷，《清代禁毁书目四种》则记载有八本。笔者虽未查明《史贯》具体因何而禁，不过该书还流传于世，在金史部分出现“夷人之社辱”4一语，应是触及清廷禁忌。此外，周士仪还在撰书过程中寻访明遗民，其《史贯》等书均由王夫之作序5，故最终导致该书被禁。
这里需要指出，笔者对照武英殿本《总目》进行核对，发现其中所注湖南巡抚采进书目种数与《档案》《四库采进书目》等史料有所出入。笔者认为可能是在编纂《总目》时出现的笔误，亦或是湖南后续又有各种方式的进呈但是奏折等史料尚未发现。现将《档案》《四库采进书目》等史料中未提到的，但被《总目》收入的湖南巡抚采进本列表如下：
整体来看，湖南进呈书目覆盖经、史、子、集四部，主要集中在经部、子部，作者时间集中在明、清，这与王夫之、李文炤、王文清等湘籍人士的活跃有关，可以看出清初湖南经学发展虽不如江南，但也有着自身一定的发展脉络与造诣。而著者湘籍居多，且具有地域性，湘籍著者多为湖南东部、东北诸地，湘西甚少，这一状况也从侧面反映了清初及前代湖南省内的学术文化发展状况。正如侯外庐所言：“以衡麓、岳麓为中心，由胡宏开其端，张栻主岳麓书院教事，从学者众，因而奠定了湘湖学派的规模。”1自宋时发端，湖南学术文化中心长时期集中在长沙、湘潭、衡山等地。同时，湖南采进书目中关于外省籍人士的著述较少，也间接反映出当时外省籍知识分子入湘者不多。
就各省采进数量来说，江苏总共进呈四千八百零八种，为最多;就连邻省的湖北，也进呈八十四种2。相比而言，湖南所献较少。湖南巡抚觉罗敦福在奏折中提到：“湖南地处偏隅，藏书本少。”3同时“各属呈到书部，率多习见，且有残阙”4。这一方面与清初湖南经济不发达有关。另一方面，清初湖南屢遭兵祸，李自成、张献忠农民起义波及湘省，南明李定国等北伐与清军激战亦在三湘，清初吴三桂叛乱，湖南再度沦为主战场，在抗清的过程中许多知识分子死节不屈，常年征战不仅使百姓流离失所，士人无法安心读书，也使众多的珍本古籍毁坏、佚失。同时，湖南相较中原及江南位置稍远，地多群山，也极大地妨碍了文化的传播，文风长期得不到发展。郭嵩焘曾言，自元代复科举便“视湖以南边郡耳，言文学者弗及焉”“文章节义，尤称极盛，而风气久而未开”5。梁启超认为虽然清初三湘曾出现王夫之这种大儒，但是由于“壤地窎僻，与东南文物之区不相闻问，门下复无能负荷而光大者”，故船山之学不能下传。而自王夫之之后，嘉道前“百馀年间，湖湘学者无述焉”6。也需指出的是，以上数据只是湖南进呈本，而《总目》中著录湘人著述有三十三种，存目有九十七种（见文末表四），其中十一种书目由湖南籍藏书家刘亨地进献。著者唐朝六人，宋朝九人，元朝七人7，明朝五十五人，清朝五十三人，类别经部三十二种，史部三十一种，子部二十三种，集部四十四种。由此可知，明至清初，湖南文化逐渐兴盛，如明桑绍良所著《青郊杂著》《文韵考衷六声会编》、袁子让所著《字学元元》都是湖南人研究声韵学的专著，标志着明代湖南学风及经学水平都较以往有了极大的提高8。故郭、梁之言，不应尽对。不过进呈中一部分最终选择他省采进本，也可以看出湖南所存古籍版本不佳、印书行业相对不景气。此外，清前期，康、雍、乾三代大兴文字狱，文网甚密，从下文湖南禁毁书目之多可以看出，查办禁书造成了藏书家及民间不敢进书。
三、湖南禁毁书目
清代禁书，顺治时便有，而康熙、雍正、乾隆三代为最盛。康、雍两朝文字狱盛行，大案多发，所禁书目亦众。以康熙时禁毁小说戏曲为例，“康熙二十六年议准，书肆淫词小说，刊刻出卖共一百五十馀种，其中有假僧道为名，或刻语录方书，或称祖师降乩。此等邪教惑民，固应严行禁止;至私行撰著淫词等书，鄙俗浅陋，易坏人心，亦应一体查禁，毁其刻板”9，小说如此，可见其他方面书目查禁之严。乾隆朝禁书于三代又最为严厉，查办禁书与采进书目同时进行，这次禁书自乾隆三十九年（1774）八月开始，至乾隆五十八年（1793）结束，主要是查缴、销毁所谓“违碍”“悖逆”书籍的活动10，乾隆帝要求各省，“字义触碍者，亦当分别查出奏明，或封固进呈，请旨销毁;或在外焚弃，将书名奏闻，方为实力办理”，以“正人心而厚风俗”1。关于搜查种类，主要是野史稗乘、文集笔记、奏疏杂纂、石刻碑铭、剧本曲本、郡邑志乘、天文占验等，甚至其祖父康熙的“御批”都不放过。据黄爱平统计，在长达十九年的禁书过程中，共禁毁书籍三千一百种、十五万一千多部，销毁书板八万块以上2，民间毁禁，也不可胜数。 在此次查办禁书行动中，湖南省查缴禁毁书五千一百六十二部3，居全国第七，数目远超采进书目。为何湖南禁毁书目呈进数量较多？笔者认为，一方面，清初湖南处于四战之地，起义军、南明等势力屡屡进入，清廷的专制权力直至三藩平定后方渗透至湘省各处，在此之前对于禁书的管治没有其他省严格;另一方面，王夫之、李文炤等人长期在湘活动，著述较多，受其影响者亦多，加上湖南多山偏僻，不易搜索。此外，觉罗敦福与李湖任内所收之书远远不及刘墉，这可能和刘墉个人能力有关，刘墉之后的继任巡抚李世杰更被朝廷责备“不通文理”4。据雷梦辰《清代各省禁书汇考》统计，湖南省总计六次进奏，共缴一百一十一种，分别为湖南巡抚觉罗敦福、李湖、刘墉进奏，每次进呈情况详细如下：5
乾隆四十年（1775）七月二十日，觉罗敦福奏缴：陈卧子（陈子龙）《广参》。
乾隆四十一年（1776）五月十五日，觉罗敦福奏缴：李渔《古文全史》、胡作传《独秀轩集》。
乾隆四十三年（1778）十二月二十日，李湖奏缴：陶煊《国朝诗的》《石鸡诗钞》、陶汝鼎《荣木堂集》、张灿《石渔诗钞》。
乾隆四十四年（1779）九月二十五日，李湖奏缴：钟伯敬订《资治纲鉴大全》、苏濬辑《纲鉴纪要》《历朝纲鉴辑（纪）要》、李渔辑《四六初征》、陈枚辑《留青二集》、过珙评选《古文觉斯》、邹复辑《策学考实》《历朝将传必读》、吕葆中《吕葆中文》、孙维祺辑《今文得》《启正大小题文读本》、吕留良《钱禧时文》。
乾隆四十六年（1781）十一月初七日，刘墉奏缴：毕雨周《韵槐阁文集》《韵槐阁诗集》、廖元度辑《楚诗纪》、杨山松《孤儿吁天录》、杨嗣昌《杨文弱集》、刘授易《损斋诗集》、罗喻义《罗氏藏书》、郭金台《石村诗集》《石村文集》、蒲秉权《顾（硕）迈园集》、陈履谦《辽金大传》、刘友光《刘友光批注李文正乐府》、王夫之《船山自订稿》《五十自订稿》《六十自订稿》《七十自订稿》《夕堂戏墨》《船山鼓棹》《五言近体》《七言近体》、廖元度《廖大隐诗集》、蔡来苏《环山堂文集》、谢天墀《梦草亭集》、嚴承范《清湖诗集》、胡继虞《秋心草》、彭其位辑《大学衍义迩言》、谭衡瑗《云秋养和录》、李嗣亮《天聪楼偶兴》、曹尔质《龙邻遗谱》、黄学谦《紫岩集》、严首昇《濑园诗集》《濑园文集》、《天启（放）古文》、陈履谦《古唐诗》、杨明伦《南溪草》、舒宏训《慎斋诗》、谭秀云《南浦遗训》、李稳《晴江草堂诗集》、廖元度辑《楚风补》、张明珂《常华堂文集》、胡继虞《一纪删余稿》《后一纪删余稿》、周士仪《秋感诗》、郭洪起《耕馀堂》、陈五玉《楚风冷诗集》、王岱《了庵文集》《了庵诗集》、王夫子《夕堂绪论》、廖志灏《燕日堂录》、彭廷梅选《国朝诗选》、杨廷枢选《后场经济类编》、罗耀选《赖古堂尺牍新钞》、陈枚辑《写心集》、吕葆中选《天盖楼书评》、唐顺之《唐顺之稿》《皇明制书》、钟惺订《通鉴会纂》、黄始选《听嘤堂汇选名表》《樵史》、吴乘权、吴大职辑《古文观止》、徐暄评《明文得珠》、李文浵、汪建封辑《叩钵斋纂行厨集》、聂慎行《历朝鉴谱》、黎利宾编《二三场有神集策》《二三场有神集表判》、赵灿英评《二三场开宗表策》《英烈传小说》《明文大家二编》《明文得》《小题合评文在》《今文大小题商》、王世祯《通鉴约义》、朱青岩《历朝纲鉴辑要》、张九达《四书尊注会意解》、永龙体选《平（半）窗史略》、杭永年、王化辽评《古文快笔》、汪份选《明文初学读本》、袁子让《香梅海棠诗歌》、汪思回《明文分类传针》、江闿《江辰六文集》、程墨选《程墨衡文》、黄淳耀《陶庵诗集》。
除以上五次进呈，还有一次为李湖任内进呈，时间不明，大约为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十一月初九日之后，乾隆四十四年（1779）正月初五日前。此次书目为：李廷机《明纪鉴略》《状元策》、陈枚辑《留青集》、钟惺、谭元春选《明诗归》、刘肇虞选《元明八家文选》《说铃》、吕留良《晚村古文》《归震川时文稿》、金正希《金正希文稿》《金正希时文稿》。
笔者对照《档案》，发现刘墉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九月二十五日奏折中所呈应请销毁的湖南外省人著作中，《合并纲鉴全编》、魏宪《诗持》、臧岳评选《明文小题传薪》三种未见《清代各省禁书汇考》记载1，两者相结合，湖南于乾隆查办禁书时所呈禁毁书目应为一百一十四种。除去姓名未详著述三种，湖南籍人所著书目为五十六种，外省籍人著作在湘被毁者为五十五种。笔者还通过《清代各省禁书汇考》等史料粗略统计，湖南籍人士在全国被禁毁书目总计有六十七种2。此外，在他省所禁湘籍人士著述，笔者也详列于下：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十月，安徽奏缴吕留良《评语正编》《评语馀编》。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四月，江西奏缴沈大绶《硕果录》并《介寿辞》、周士仪《明史野获》《史贯》、李继圣《寻古斋集》。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正月，两江总督奏缴邓球《明泳化类编》。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六月，浙江奏缴杨鹤《杨鹤奏疏》。
除上述外，还有周堪赓《畿南疏稿》、魏焕《九边考》、张燧《千百年眼》、周圣楷《楚宝》。《楚宝》一书为湖南巡抚初次进呈本，其他三种具体奏缴何人何时未查明。这些书目被禁毁的原因，大抵为以下几种：
其一，书目中存有“夷”“酋”等为清朝统治者所忌讳的字眼。如前文所提湖南采进本中明人周士仪所撰《史贯》，本在湖南省已筛查通过，但是最终被列入禁毁，就是因为在金史部分有“夷人”之词，金人乃满洲之祖，这当然为清廷所不能容。陈垣在《旧五代史辑本发覆》中指出四库馆臣对《旧五代史》的妄改，列出忌虏、忌戎、忌胡、忌夷狄、忌犬戎、忌蕃、忌酋、忌伪忌贼、忌犯阙、忌汉、杂忌等十一项事例3，一方面既是满洲统治者对自己身为所谓之“夷”的文化自卑，另一方面是要改变“夷夏之防”这一根深蒂固的思想，确立政权的正统地位。
其二，涉及辽、金、元及明末清初历史的书目，如陈履谦《辽金大传》、杨山松《孤儿吁天录》等书，与北疆民族所建王朝有关的书皆被禁毁。再如杨嗣昌所遗《杨文弱集》，杨嗣昌为崇祯时兵部尚书，曾率兵镇辽，文集为其奏疏，“多言辽事，语多触犯”4，如崇祯十一年（1638）明清和谈失败，皇太极发兵打击明朝，杨嗣昌连上十五次机宜疏5，俱陈御敌之事。就连觉罗敦福奏折所提《明纪编年》三部，虽系残缺未定之散页，但有“自洪武至天启年间事;后四卷系王汝南续编于崇祯十七年后，编入宏光、隆武伪号……此等明末野史，久应销毁”6，如此残缺刻板也要销毁，可见搜查之严。
其三，对于存有钱谦益、屈大均和吕留良、吕葆中父子等反清复明或不仕清廷的明遗民文章的书皆禁毁。如《说铃》中存有屈大均《登华记》一文1，《天盖楼述评》为吕留良子吕葆中选辑2，再如《国朝诗的》中含有已遭禁的周士仪、郭金台等诗文3。这类书中，多有大明遗民对故国的追念，以及对满清的暗讽抨击，也是清廷主要查禁对象。
其四，书目中存在语言混乱、粗鄙文章的，如陈五玉《楚风冷诗集》“语意拉杂”，杨明伦《南溪草》“语多鄙俚不堪”4，皆被销毁。
其五，还有一些存在错误的书目，如《状元策》，系京师琉璃厂荣锦堂所刊刻，因与历刻状元策所载刘子壮策文不符，也销毁。5
此外，据寻霖统计，遭禁的湖南籍人士著述中，目前尚存的有：《国有诗的》《石溪诗钞》《荣木堂集》《石渔诗钞》《史贯》《寻古斋集》《楚诗纪》《杨文弱集》《孤儿吁天录》《损斋诗集》《石村诗集》《顾（硕）迈园集》《濑园文集》《燕日堂录》《秋感诗》《了庵诗集》《千百年眼》及王夫之各种著述等，经四库馆臣删改后存名于《总目》的有《了庵文集》《楚风补》《楚宝》《九边考》。6
四、小结
本文主要介绍了《四库全书》纂修及查办禁书过程中湖南官府的措施、采进与禁毁书目的情况。通过对档案等史料的调查和统计，可以发现清初的湖南，由于社会经济、地理环境、战乱频繁等因素，学术文化尚不及江南等地区，采进书目居全国较少，但是遭禁毁的书目比较多。同时，通过对湖南进呈书目及《总目》中湘籍人士著述的分析，可以看出自唐宋肇始，迄至明清，湖南学术文化中心长期集中在长沙、湘潭等地区，并且逐渐发展兴盛，涌现出王夫之、李文炤等为代表的当世名儒。此外，关于文中提及存有出入的地方，有待今后进一步探讨和考证。
责任编辑：胡海琴
关键词：《四库全书》 湖南 采进本 禁毁书
四库之学，自清末民初便有零散研究。1949年以后，特别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四库全书》（以下简称《四库》）研究的快速发展阶段。进入新世纪，“四库学”在老中青三代的努力下，在四库提要、《四库》文本及历史的研究等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在“四库学”区域研究方面，对于《四库》纂修过程中地方各省的情况，学界已有较好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浙江、江苏、安徽、福建等采进书目较多的省份1。而关于湖南省在《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的活动，所见不多。已知的有寻霖《乾隆间湖南禁毁书考》、王晓天《〈四库全书〉中的湘人著述（上）》《〈四库全书〉中的湘人著述（下）》2，三篇文章主要探讨了《四库全书》中湘籍人士所撰著述以及被禁毁的情况。此外，钱寅《乾隆时期官方学界对王夫之的认识——以〈四库〉馆臣的评介为例》中有一节对湖南巡抚采进本进行介绍3。总的来说，学界对于《四库》纂修过程中的湖南采进及禁毁书目研究不多，亦不够深入。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档案等史料，从湖南官府访书和缴书的措施、采进及禁毁书目等方面进行分析，力图阐明湖南省在《四库》纂修及查办禁书过程中的情况。
一、谕修四库与湖南响应
（一）乾隆诏谕
1644年清军入关，随即在全国建立统治，经顺治、康熙、雍正三朝发展，政治稳定，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发展，至乾隆帝即位前夕，“国帑丰盈，人民富庶”1。政治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文化的繁荣。乾隆三十七年（1772），乾隆帝发布购访遗书的谕令，令“直省督抚会同学政等，通饬所属，加意购访”2，搜集公私所藏善本呈送京师。乾隆一方面借修书来塑造自己“稽古右文”的形象，一方面欲以此来搜查天下“禁书”，钳制社会思想。
起初，乾隆帝搜访遗书，直接目的是“庶几副在石渠，用储乙览”3，以供自己查阅，并没想到对这些书进行系统的整理、编校，汇聚成一部大书，更没想到要设立一个编纂机构承担修书任务以及辑佚钩沉。4真正提出纂修《四库全书》具体方法的是时任安徽学政朱筠，他在诏书下达后不久便上奏提议，即《谨陈管见开馆校书折子》，其中一条为：“著录校雠当并重也，……请皇上诏下儒臣，分任校书之选，或依《七略》，或准四部，每一书上，必校其得失。撮举大旨，叙于本书首卷。”5此即后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由来。乾隆帝看到此折后，深表赞同，诏令将所辑佚书与“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诸书，统按经史子集编定目录，命为《四库全书》”6，同时设置“四库全书馆”，负责辑佚《永乐大典》及各省采进遗书等事。
随着《四库全书》纂修的进行，乾隆三十九年（1774），乾隆帝又借修书之事发起查办禁书运动，这两场运动交织在一起，在中国文化史上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而自乾隆三十七年（1772）诏谕访书，直至乾隆五十八年（1793）禁书运动基本结束，湖南虽然采进书目不多，但所缴禁毁书目居全国前列，并始终与这两场运动有着密切的聯系。
（二）湖南响应
乾隆三十九年（1774），乾隆帝下诏采书，并明确购访事宜：“在坊肆者，或量为给价;家藏者，或官为装印。其有未经镌刊，只系抄本存留，不妨缮录副本，原书给还。并严饬所属，一切善为经理，毋任吏胥藉端滋扰。”7下诏伊始，各省皆观望不前，在乾隆帝催促之下方有行动，湖南亦是如此，加之三湘地处偏隅，虽各属悉心探访“志乘不载之书”，但进展仍旧较慢。前期工作主要由巡抚梁国治主持，学政褚廷璋实际操作，后由继任巡抚觉罗敦福、刘墉接手。湖南省主要依据当地郡邑志乘所载书目搜访，“于各州县志《人物传》内摘取所著书名，饬各该州县官访购……准本家子弟自行呈送”，同时在省城长沙设置书局，“专派明白教官，将陆续送局书籍，先为详看”8，也负有校雠之责。书局核查完毕，择有可采者“送学臣校阅”，复由巡抚“亲自察看，实无字义触疑”9，即开载书名上奏朝廷，等候廷臣校核。此外，湘省还利用书商贾客以及私人藏书家的渠道进行筛选、采进。湖南对于可采进的书目处理方式主要遵循朝廷旨意，即筛查书籍价值，可采之书抄毕奉还原书，亦或购买原本。
随着采书的进行，乾隆帝降旨查办禁书，湖南亦随之要求各地各属严查禁书，主要措施是选派可靠之员，“分赴各属藏书之家，明白晓谕”。为防止百姓惧罪不交，湖南官府利用恩威并济的方式，“令会同所在教官，传集附近绅衿耆老，于明伦堂内将节次钦奉圣谕，敬谨宣示，令其晓然于不应存留之书及此呈出，并无干碍，若仍然潜匿不缴，日后定干罪戾”。由于湖南多山，偏僻之处百姓文化较低，为避免政令不通，官府“又刊刻粗浅简明小示，分发牌甲，家喻户晓，务使字义稍涉触碍者，尽行缴出，奏明销毁”1。湖南巡抚觉罗敦福还仿照江西方法，利用宗族士绅，传令当地地保挨户通知，“无论全书废卷，俱令呈缴，倍给价值，将并未经见及稍有触碍之书，呈赍省局磨勘，毫无扰累”2。此外，依照朝廷谕旨，湖南省还对《通鉴纲目续编》3等书进行删改，如湖南巡抚浦霖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十一月上奏《本年缴换〈通鉴纲目续编〉五部折》，“于辽、金、元三朝时事多有议论偏谬及肆行诋毁之处，特删润改补”“挖出违悖字样，均著收存汇齐，送京销毁”4，这一篡改前代史书的方式，不仅是对历史真相的扭曲，也造成善本古籍巨大的损失。
二、湖南采进本 湖南四库采进本（简称湖南采进本），是指在编纂《四库全书》时，湖南地方官通过购买、钞誊及收集私家藏书等方法征集采进的书目。笔者通过《四库采进书目》、《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以下简称《档案》）、《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四库全书答问》、《涵芬楼秘笈》、《水曹清暇录》等史料统计，湖南采进本为四十六种，由巡抚梁国治、觉罗敦福及学政褚廷章等收集整理，分别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二月进呈三十种，乾隆四十年（1775）正月进呈十六种，总计两次。其中“自行购进者三种，借钞者七种，藏书家呈献者三十六种。自行购进者系《明辨录》《易经告蒙图说》《诗深》三种，借本钞呈者系《圭斋文集》《文选遗补》《子苑》《春秋四传质》《明世说逸编》《全史日至源流》《易深》七种，共书十种，恭请留贮内廷馆阁。此外，原进《古乐义》等书三十六种俱系藏书家呈现”5。笔者对照《四库全书总目》，原本为四库收录最多，其次是借抄本，自行购买的书则无一收录，而《文选补遗》《圭斋文集》等十六种最终采用他省采本。所有采进本，在《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中或著录、或收录，其划归原则为：“其上者悉登编录、罔致遗珠;其次者亦长短兼胪，见暇瑜之不掩。其有言非立训，义或违经，则附载其名，兼匡厥谬。至于寻常著述，未越群流，虽咎誉之咸无，要流传之已久，准诸家著录之例，亦并存其目，以供考核。”6排除最终采选他省的书目，湖南采进本被著录的有六种，存目二十四种。现将湖南两次采进著目与存目情况列表如下：
综合湖南两次采进书目，总计四十六种，著录九种1，存目三十六种，禁毁一种。类别涉及经、史、子、集四部中的易类、书类、诗类、乐类、礼类、小学类、传记类、史评类、类书类、杂家类、儒家类、术数类、小说家类、春秋类、天文算法类、总集类、别集类，共十七个门类。其中经部二十二种，占进呈总数百分之四十八点八九;史部三种，占百分之零点零七;子部十四种，占百分之三十一点一一;集部六种，占百分之十三点三三。作者时代为元代二人，明代十二人，清代十五人，不详一人。籍贯为湖南二十三人，贵州一人，江苏三人，畿辅一人，不详二人。2而湖南籍中长沙二人，湘潭四人，衡阳二人，茶陵二人，湘乡一人，浏阳一人，衡山二人，酃县二人，郴州一人，巴陵一人，临武一人，华容一人，溆浦一人，宁乡一人，邵阳一人。关于未被收入《四库》和《总目》的湖南采进本，只有明人周士仪所著《史贯》，“此书十二卷，有清康熙十九年（1680）刻本，为四库馆奏准全毁”3，其具体卷数，《四库采进书目》记载有十二卷，《沅湘耆旧集》记载该书有十卷，《清代禁毁书目四种》则记载有八本。笔者虽未查明《史贯》具体因何而禁，不过该书还流传于世，在金史部分出现“夷人之社辱”4一语，应是触及清廷禁忌。此外，周士仪还在撰书过程中寻访明遗民，其《史贯》等书均由王夫之作序5，故最终导致该书被禁。
这里需要指出，笔者对照武英殿本《总目》进行核对，发现其中所注湖南巡抚采进书目种数与《档案》《四库采进书目》等史料有所出入。笔者认为可能是在编纂《总目》时出现的笔误，亦或是湖南后续又有各种方式的进呈但是奏折等史料尚未发现。现将《档案》《四库采进书目》等史料中未提到的，但被《总目》收入的湖南巡抚采进本列表如下：
整体来看，湖南进呈书目覆盖经、史、子、集四部，主要集中在经部、子部，作者时间集中在明、清，这与王夫之、李文炤、王文清等湘籍人士的活跃有关，可以看出清初湖南经学发展虽不如江南，但也有着自身一定的发展脉络与造诣。而著者湘籍居多，且具有地域性，湘籍著者多为湖南东部、东北诸地，湘西甚少，这一状况也从侧面反映了清初及前代湖南省内的学术文化发展状况。正如侯外庐所言：“以衡麓、岳麓为中心，由胡宏开其端，张栻主岳麓书院教事，从学者众，因而奠定了湘湖学派的规模。”1自宋时发端，湖南学术文化中心长时期集中在长沙、湘潭、衡山等地。同时，湖南采进书目中关于外省籍人士的著述较少，也间接反映出当时外省籍知识分子入湘者不多。
就各省采进数量来说，江苏总共进呈四千八百零八种，为最多;就连邻省的湖北，也进呈八十四种2。相比而言，湖南所献较少。湖南巡抚觉罗敦福在奏折中提到：“湖南地处偏隅，藏书本少。”3同时“各属呈到书部，率多习见，且有残阙”4。这一方面与清初湖南经济不发达有关。另一方面，清初湖南屢遭兵祸，李自成、张献忠农民起义波及湘省，南明李定国等北伐与清军激战亦在三湘，清初吴三桂叛乱，湖南再度沦为主战场，在抗清的过程中许多知识分子死节不屈，常年征战不仅使百姓流离失所，士人无法安心读书，也使众多的珍本古籍毁坏、佚失。同时，湖南相较中原及江南位置稍远，地多群山，也极大地妨碍了文化的传播，文风长期得不到发展。郭嵩焘曾言，自元代复科举便“视湖以南边郡耳，言文学者弗及焉”“文章节义，尤称极盛，而风气久而未开”5。梁启超认为虽然清初三湘曾出现王夫之这种大儒，但是由于“壤地窎僻，与东南文物之区不相闻问，门下复无能负荷而光大者”，故船山之学不能下传。而自王夫之之后，嘉道前“百馀年间，湖湘学者无述焉”6。也需指出的是，以上数据只是湖南进呈本，而《总目》中著录湘人著述有三十三种，存目有九十七种（见文末表四），其中十一种书目由湖南籍藏书家刘亨地进献。著者唐朝六人，宋朝九人，元朝七人7，明朝五十五人，清朝五十三人，类别经部三十二种，史部三十一种，子部二十三种，集部四十四种。由此可知，明至清初，湖南文化逐渐兴盛，如明桑绍良所著《青郊杂著》《文韵考衷六声会编》、袁子让所著《字学元元》都是湖南人研究声韵学的专著，标志着明代湖南学风及经学水平都较以往有了极大的提高8。故郭、梁之言，不应尽对。不过进呈中一部分最终选择他省采进本，也可以看出湖南所存古籍版本不佳、印书行业相对不景气。此外，清前期，康、雍、乾三代大兴文字狱，文网甚密，从下文湖南禁毁书目之多可以看出，查办禁书造成了藏书家及民间不敢进书。
三、湖南禁毁书目
清代禁书，顺治时便有，而康熙、雍正、乾隆三代为最盛。康、雍两朝文字狱盛行，大案多发，所禁书目亦众。以康熙时禁毁小说戏曲为例，“康熙二十六年议准，书肆淫词小说，刊刻出卖共一百五十馀种，其中有假僧道为名，或刻语录方书，或称祖师降乩。此等邪教惑民，固应严行禁止;至私行撰著淫词等书，鄙俗浅陋，易坏人心，亦应一体查禁，毁其刻板”9，小说如此，可见其他方面书目查禁之严。乾隆朝禁书于三代又最为严厉，查办禁书与采进书目同时进行，这次禁书自乾隆三十九年（1774）八月开始，至乾隆五十八年（1793）结束，主要是查缴、销毁所谓“违碍”“悖逆”书籍的活动10，乾隆帝要求各省，“字义触碍者，亦当分别查出奏明，或封固进呈，请旨销毁;或在外焚弃，将书名奏闻，方为实力办理”，以“正人心而厚风俗”1。关于搜查种类，主要是野史稗乘、文集笔记、奏疏杂纂、石刻碑铭、剧本曲本、郡邑志乘、天文占验等，甚至其祖父康熙的“御批”都不放过。据黄爱平统计，在长达十九年的禁书过程中，共禁毁书籍三千一百种、十五万一千多部，销毁书板八万块以上2，民间毁禁，也不可胜数。 在此次查办禁书行动中，湖南省查缴禁毁书五千一百六十二部3，居全国第七，数目远超采进书目。为何湖南禁毁书目呈进数量较多？笔者认为，一方面，清初湖南处于四战之地，起义军、南明等势力屡屡进入，清廷的专制权力直至三藩平定后方渗透至湘省各处，在此之前对于禁书的管治没有其他省严格;另一方面，王夫之、李文炤等人长期在湘活动，著述较多，受其影响者亦多，加上湖南多山偏僻，不易搜索。此外，觉罗敦福与李湖任内所收之书远远不及刘墉，这可能和刘墉个人能力有关，刘墉之后的继任巡抚李世杰更被朝廷责备“不通文理”4。据雷梦辰《清代各省禁书汇考》统计，湖南省总计六次进奏，共缴一百一十一种，分别为湖南巡抚觉罗敦福、李湖、刘墉进奏，每次进呈情况详细如下：5
乾隆四十年（1775）七月二十日，觉罗敦福奏缴：陈卧子（陈子龙）《广参》。
乾隆四十一年（1776）五月十五日，觉罗敦福奏缴：李渔《古文全史》、胡作传《独秀轩集》。
乾隆四十三年（1778）十二月二十日，李湖奏缴：陶煊《国朝诗的》《石鸡诗钞》、陶汝鼎《荣木堂集》、张灿《石渔诗钞》。
乾隆四十四年（1779）九月二十五日，李湖奏缴：钟伯敬订《资治纲鉴大全》、苏濬辑《纲鉴纪要》《历朝纲鉴辑（纪）要》、李渔辑《四六初征》、陈枚辑《留青二集》、过珙评选《古文觉斯》、邹复辑《策学考实》《历朝将传必读》、吕葆中《吕葆中文》、孙维祺辑《今文得》《启正大小题文读本》、吕留良《钱禧时文》。
乾隆四十六年（1781）十一月初七日，刘墉奏缴：毕雨周《韵槐阁文集》《韵槐阁诗集》、廖元度辑《楚诗纪》、杨山松《孤儿吁天录》、杨嗣昌《杨文弱集》、刘授易《损斋诗集》、罗喻义《罗氏藏书》、郭金台《石村诗集》《石村文集》、蒲秉权《顾（硕）迈园集》、陈履谦《辽金大传》、刘友光《刘友光批注李文正乐府》、王夫之《船山自订稿》《五十自订稿》《六十自订稿》《七十自订稿》《夕堂戏墨》《船山鼓棹》《五言近体》《七言近体》、廖元度《廖大隐诗集》、蔡来苏《环山堂文集》、谢天墀《梦草亭集》、嚴承范《清湖诗集》、胡继虞《秋心草》、彭其位辑《大学衍义迩言》、谭衡瑗《云秋养和录》、李嗣亮《天聪楼偶兴》、曹尔质《龙邻遗谱》、黄学谦《紫岩集》、严首昇《濑园诗集》《濑园文集》、《天启（放）古文》、陈履谦《古唐诗》、杨明伦《南溪草》、舒宏训《慎斋诗》、谭秀云《南浦遗训》、李稳《晴江草堂诗集》、廖元度辑《楚风补》、张明珂《常华堂文集》、胡继虞《一纪删余稿》《后一纪删余稿》、周士仪《秋感诗》、郭洪起《耕馀堂》、陈五玉《楚风冷诗集》、王岱《了庵文集》《了庵诗集》、王夫子《夕堂绪论》、廖志灏《燕日堂录》、彭廷梅选《国朝诗选》、杨廷枢选《后场经济类编》、罗耀选《赖古堂尺牍新钞》、陈枚辑《写心集》、吕葆中选《天盖楼书评》、唐顺之《唐顺之稿》《皇明制书》、钟惺订《通鉴会纂》、黄始选《听嘤堂汇选名表》《樵史》、吴乘权、吴大职辑《古文观止》、徐暄评《明文得珠》、李文浵、汪建封辑《叩钵斋纂行厨集》、聂慎行《历朝鉴谱》、黎利宾编《二三场有神集策》《二三场有神集表判》、赵灿英评《二三场开宗表策》《英烈传小说》《明文大家二编》《明文得》《小题合评文在》《今文大小题商》、王世祯《通鉴约义》、朱青岩《历朝纲鉴辑要》、张九达《四书尊注会意解》、永龙体选《平（半）窗史略》、杭永年、王化辽评《古文快笔》、汪份选《明文初学读本》、袁子让《香梅海棠诗歌》、汪思回《明文分类传针》、江闿《江辰六文集》、程墨选《程墨衡文》、黄淳耀《陶庵诗集》。
除以上五次进呈，还有一次为李湖任内进呈，时间不明，大约为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十一月初九日之后，乾隆四十四年（1779）正月初五日前。此次书目为：李廷机《明纪鉴略》《状元策》、陈枚辑《留青集》、钟惺、谭元春选《明诗归》、刘肇虞选《元明八家文选》《说铃》、吕留良《晚村古文》《归震川时文稿》、金正希《金正希文稿》《金正希时文稿》。
笔者对照《档案》，发现刘墉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九月二十五日奏折中所呈应请销毁的湖南外省人著作中，《合并纲鉴全编》、魏宪《诗持》、臧岳评选《明文小题传薪》三种未见《清代各省禁书汇考》记载1，两者相结合，湖南于乾隆查办禁书时所呈禁毁书目应为一百一十四种。除去姓名未详著述三种，湖南籍人所著书目为五十六种，外省籍人著作在湘被毁者为五十五种。笔者还通过《清代各省禁书汇考》等史料粗略统计，湖南籍人士在全国被禁毁书目总计有六十七种2。此外，在他省所禁湘籍人士著述，笔者也详列于下：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十月，安徽奏缴吕留良《评语正编》《评语馀编》。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四月，江西奏缴沈大绶《硕果录》并《介寿辞》、周士仪《明史野获》《史贯》、李继圣《寻古斋集》。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正月，两江总督奏缴邓球《明泳化类编》。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六月，浙江奏缴杨鹤《杨鹤奏疏》。
除上述外，还有周堪赓《畿南疏稿》、魏焕《九边考》、张燧《千百年眼》、周圣楷《楚宝》。《楚宝》一书为湖南巡抚初次进呈本，其他三种具体奏缴何人何时未查明。这些书目被禁毁的原因，大抵为以下几种：
其一，书目中存有“夷”“酋”等为清朝统治者所忌讳的字眼。如前文所提湖南采进本中明人周士仪所撰《史贯》，本在湖南省已筛查通过，但是最终被列入禁毁，就是因为在金史部分有“夷人”之词，金人乃满洲之祖，这当然为清廷所不能容。陈垣在《旧五代史辑本发覆》中指出四库馆臣对《旧五代史》的妄改，列出忌虏、忌戎、忌胡、忌夷狄、忌犬戎、忌蕃、忌酋、忌伪忌贼、忌犯阙、忌汉、杂忌等十一项事例3，一方面既是满洲统治者对自己身为所谓之“夷”的文化自卑，另一方面是要改变“夷夏之防”这一根深蒂固的思想，确立政权的正统地位。
其二，涉及辽、金、元及明末清初历史的书目，如陈履谦《辽金大传》、杨山松《孤儿吁天录》等书，与北疆民族所建王朝有关的书皆被禁毁。再如杨嗣昌所遗《杨文弱集》，杨嗣昌为崇祯时兵部尚书，曾率兵镇辽，文集为其奏疏，“多言辽事，语多触犯”4，如崇祯十一年（1638）明清和谈失败，皇太极发兵打击明朝，杨嗣昌连上十五次机宜疏5，俱陈御敌之事。就连觉罗敦福奏折所提《明纪编年》三部，虽系残缺未定之散页，但有“自洪武至天启年间事;后四卷系王汝南续编于崇祯十七年后，编入宏光、隆武伪号……此等明末野史，久应销毁”6，如此残缺刻板也要销毁，可见搜查之严。
其三，对于存有钱谦益、屈大均和吕留良、吕葆中父子等反清复明或不仕清廷的明遗民文章的书皆禁毁。如《说铃》中存有屈大均《登华记》一文1，《天盖楼述评》为吕留良子吕葆中选辑2，再如《国朝诗的》中含有已遭禁的周士仪、郭金台等诗文3。这类书中，多有大明遗民对故国的追念，以及对满清的暗讽抨击，也是清廷主要查禁对象。
其四，书目中存在语言混乱、粗鄙文章的，如陈五玉《楚风冷诗集》“语意拉杂”，杨明伦《南溪草》“语多鄙俚不堪”4，皆被销毁。
其五，还有一些存在错误的书目，如《状元策》，系京师琉璃厂荣锦堂所刊刻，因与历刻状元策所载刘子壮策文不符，也销毁。5
此外，据寻霖统计，遭禁的湖南籍人士著述中，目前尚存的有：《国有诗的》《石溪诗钞》《荣木堂集》《石渔诗钞》《史贯》《寻古斋集》《楚诗纪》《杨文弱集》《孤儿吁天录》《损斋诗集》《石村诗集》《顾（硕）迈园集》《濑园文集》《燕日堂录》《秋感诗》《了庵诗集》《千百年眼》及王夫之各种著述等，经四库馆臣删改后存名于《总目》的有《了庵文集》《楚风补》《楚宝》《九边考》。6
四、小结
本文主要介绍了《四库全书》纂修及查办禁书过程中湖南官府的措施、采进与禁毁书目的情况。通过对档案等史料的调查和统计，可以发现清初的湖南，由于社会经济、地理环境、战乱频繁等因素，学术文化尚不及江南等地区，采进书目居全国较少，但是遭禁毁的书目比较多。同时，通过对湖南进呈书目及《总目》中湘籍人士著述的分析，可以看出自唐宋肇始，迄至明清，湖南学术文化中心长期集中在长沙、湘潭等地区，并且逐渐发展兴盛，涌现出王夫之、李文炤等为代表的当世名儒。此外，关于文中提及存有出入的地方，有待今后进一步探讨和考证。
责任编辑：胡海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