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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后，有很多带有曙光性的东西出现了，地方政府创新空间十分广阔。只要试点深入民间了，深入人心了，老百姓得到好处了，是可以持续下去的。
改革需要上下联动
《决策》：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不断发出加快改革的信号。这对地方政府创新来说意味着什么？
何增科：无疑会带来积极的影响。最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强调，“深入研究全面深化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这一宣示，给人以希望，给人以期待。
地方政府创新，必须过“政治”这个坎，总的趋势就是民主、法治、善治。如果这些方面没有突破，就有可能产生突变。当然，我们要“突破”而不要“突变”。如何突破？这个任务，对地方政府有不可承受之重。地方政府创新，说到底就是起到开路先锋的作用、试验田的作用。如果路也开出来了，试验田也种了，最后没有在更大范围内推广开来，就失去了引领改革的初衷与本意。在这方面，中央政府理应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比如，反腐败要回应民众最大关切。调查显示，在老百姓对反腐败的期待中，排在首位的就是官员财产申报和公开。腐败的终极目的，说到底，就是为了增加自己家庭的财产和财富。通过财产申报、财产核查、公众监督，腐败线索很容易被发现。此前一些地方一直在做，但大多都无疾而终，这就需要中央带头、带动。以官员的房产为例，可能需要公开几个方面，一是房产的实名登记和确权；二是配套一个房产税，每年付一次；三是房产信息全国联网，建立多部门、跨地区信息共享机制。这些事情，完全可以先做起来。
《决策》：十八大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作出了新的部署。未来一段时期，中央和地方政府将有哪些可以作为的空间？
董克用：在论述行政体制改革时，十八大报告提出“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这几句话，指引着下一步行政体制改革方向，需要用心体会。
我们一直在讲转变政府职能。但什么是政府职能？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职能？却缺乏深入的理论探讨。目前，我们对政府职能的定位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在我看来，这16个字仍偏重于经济方面。十八大提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很有新意。这就是科学界定政府职能的出发点。现在，我们正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科学界定政府职能，没有多少国外经验可以借鉴，需要我们艰苦探索。
结构优化是落实政府职能的组织保障。当前主要面临三大问题，一是大部制改革，主要解决横向的政府组织结构问题。中央层面，要研究如何建立大部制，以及如何实现部门间相互协调等问题。二是央地关系，主要解决纵向的政府组织结构问题。以前是分權制改革，在推进经济发展上很有成效，但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上存在缺陷，比如跨省高考、社保等存在鸿沟。在保障公民权利上，中央政府做得太少，现在应该多做。地方政府重点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直接服务于老百姓。三是事业单位改革。这些年来，虽一直在推进，但是力度不大，在许多领域仍“政事不分”。政府什么都管，不愿放权，“小政府、大社会”从何谈起？
实现政府廉洁高效，关键在于两点。一是公务员制度仍需要继续完善。比如激励约束机制，公务员制度本身是文官制度，公务员本身是一个职业，就是踏踏实实为老百姓服务，不是为了来当大官的。这说明激励机制搞错了。这一点不改革，老百姓不可能满意。二是公共财政体系建设。钱从哪里来，钱往那里去？要跟老百姓讲清楚。透明才能廉洁，不透明怎么行？然后就是绩效评估、舆论监督等制度要跟进，保证政府运作更加合理、科学、高效。
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出发点、落脚点都是“人民满意”。你定的这个政策，老百姓都不满意，还怎么执行下去呢？因此，建立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非常重要。
总之，中国地域这么广大，大城市和小乡村也千差万别，地方政府创新空间十分广阔，一定能够涌现大量的服务型政府模式。只要这个试点深入民间了，深入人心了，老百姓得到好处了，是可以持续下去的。
城镇化是一盘大棋
《决策》：中央领导多次强调，城镇化是一个事关长远的大战略，要放在实现现代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中来思考。对此，我们应如何理解和把握？
张占斌：城镇化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农民工市民化问题。虽然我们说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突破50%，接近全球的平均数，但我们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城镇化。我们有1.6亿农民工常住在城市，但没有真正变成城市人，跟户口捆绑在一起的公共服务，比如医疗、教育、社会保障，他们享受不到。这个事情不可能一朝一夕就解决，但首先要有一个积极的态度，量力而行先做起来。现在很多市长、省长都知道这件事，但没有下很大功夫去做，原因在哪里呢？这背后需要很多钱，但这个钱只靠地方政府来解决有困难。将来在中央、地方之间怎么来分摊、分账，需要做一个深入的调研，摸清底数。应该中央出的由中央承担，应该地方出的由地方承担。
我们的城镇化还有很大空间和上升潜力。李克强视察山东淄博的时候，有位农村妇女告诉他自己现在吃穿不愁、衣食无忧，就是想过上城里人的生活。这就是城镇化的动力。很多怀揣梦想的年轻人，来到合肥、来到北京打拼，就是渴望过上城里人的生活。香港城市化率是100%，照样需要保姆，需要洗碗的、送报的，这样城市才会万紫千红、色彩斑斓。所以，只有不同的人真正融入城市，才是城镇化提高的标志。今后如果按照每年1%速度增长，最终城镇化率达到70%的话，我们还有20年增长空间。一年就是1300万人进城，20年就是2.6亿人，再加上已有的1.6亿人，就是4.2亿人。
城镇化一定要有产业来支撑。现在很多城市的城区很大、开发区很大，但是没有产业，地都荒着，晚上黑灯瞎火。不能单纯为城镇化而城镇化，不能搞了半天还不知道城镇化是为了什么。城镇化应该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城镇化。现在有的地方急功近利，搞农村社区，我也去看了。那里根本没有产业，生活方式改变了，但生产方式没有变化，农民甚至骑摩托车跑五六里路去种地。所以探索是可以的，但要量力而行，不能一哄而起，否则会造成更大的浪费。同时，没有产业的话，也不可能集聚人气。所以要把服务业放在更高的水平，政府放松管制，没有必要办个营业执照，还非让人填那么多表格、来回折腾。当然，现在创业的环境还不够宽松，民营企业很不容易，尤其是中小微企业创业更不容易。因此，一定要给创业者空间，给他们机会，这样城市才有活力。
改革需要上下联动
《决策》：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不断发出加快改革的信号。这对地方政府创新来说意味着什么？
何增科：无疑会带来积极的影响。最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强调，“深入研究全面深化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这一宣示，给人以希望，给人以期待。
地方政府创新，必须过“政治”这个坎，总的趋势就是民主、法治、善治。如果这些方面没有突破，就有可能产生突变。当然，我们要“突破”而不要“突变”。如何突破？这个任务，对地方政府有不可承受之重。地方政府创新，说到底就是起到开路先锋的作用、试验田的作用。如果路也开出来了，试验田也种了，最后没有在更大范围内推广开来，就失去了引领改革的初衷与本意。在这方面，中央政府理应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比如，反腐败要回应民众最大关切。调查显示，在老百姓对反腐败的期待中，排在首位的就是官员财产申报和公开。腐败的终极目的，说到底，就是为了增加自己家庭的财产和财富。通过财产申报、财产核查、公众监督，腐败线索很容易被发现。此前一些地方一直在做，但大多都无疾而终，这就需要中央带头、带动。以官员的房产为例，可能需要公开几个方面，一是房产的实名登记和确权；二是配套一个房产税，每年付一次；三是房产信息全国联网，建立多部门、跨地区信息共享机制。这些事情，完全可以先做起来。
《决策》：十八大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作出了新的部署。未来一段时期，中央和地方政府将有哪些可以作为的空间？
董克用：在论述行政体制改革时，十八大报告提出“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这几句话，指引着下一步行政体制改革方向，需要用心体会。
我们一直在讲转变政府职能。但什么是政府职能？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职能？却缺乏深入的理论探讨。目前，我们对政府职能的定位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在我看来，这16个字仍偏重于经济方面。十八大提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很有新意。这就是科学界定政府职能的出发点。现在，我们正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科学界定政府职能，没有多少国外经验可以借鉴，需要我们艰苦探索。
结构优化是落实政府职能的组织保障。当前主要面临三大问题，一是大部制改革，主要解决横向的政府组织结构问题。中央层面，要研究如何建立大部制，以及如何实现部门间相互协调等问题。二是央地关系，主要解决纵向的政府组织结构问题。以前是分權制改革，在推进经济发展上很有成效，但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上存在缺陷，比如跨省高考、社保等存在鸿沟。在保障公民权利上，中央政府做得太少，现在应该多做。地方政府重点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直接服务于老百姓。三是事业单位改革。这些年来，虽一直在推进，但是力度不大，在许多领域仍“政事不分”。政府什么都管，不愿放权，“小政府、大社会”从何谈起？
实现政府廉洁高效，关键在于两点。一是公务员制度仍需要继续完善。比如激励约束机制，公务员制度本身是文官制度，公务员本身是一个职业，就是踏踏实实为老百姓服务，不是为了来当大官的。这说明激励机制搞错了。这一点不改革，老百姓不可能满意。二是公共财政体系建设。钱从哪里来，钱往那里去？要跟老百姓讲清楚。透明才能廉洁，不透明怎么行？然后就是绩效评估、舆论监督等制度要跟进，保证政府运作更加合理、科学、高效。
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出发点、落脚点都是“人民满意”。你定的这个政策，老百姓都不满意，还怎么执行下去呢？因此，建立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非常重要。
总之，中国地域这么广大，大城市和小乡村也千差万别，地方政府创新空间十分广阔，一定能够涌现大量的服务型政府模式。只要这个试点深入民间了，深入人心了，老百姓得到好处了，是可以持续下去的。
城镇化是一盘大棋
《决策》：中央领导多次强调，城镇化是一个事关长远的大战略，要放在实现现代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中来思考。对此，我们应如何理解和把握？
张占斌：城镇化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农民工市民化问题。虽然我们说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突破50%，接近全球的平均数，但我们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城镇化。我们有1.6亿农民工常住在城市，但没有真正变成城市人，跟户口捆绑在一起的公共服务，比如医疗、教育、社会保障，他们享受不到。这个事情不可能一朝一夕就解决，但首先要有一个积极的态度，量力而行先做起来。现在很多市长、省长都知道这件事，但没有下很大功夫去做，原因在哪里呢？这背后需要很多钱，但这个钱只靠地方政府来解决有困难。将来在中央、地方之间怎么来分摊、分账，需要做一个深入的调研，摸清底数。应该中央出的由中央承担，应该地方出的由地方承担。
我们的城镇化还有很大空间和上升潜力。李克强视察山东淄博的时候，有位农村妇女告诉他自己现在吃穿不愁、衣食无忧，就是想过上城里人的生活。这就是城镇化的动力。很多怀揣梦想的年轻人，来到合肥、来到北京打拼，就是渴望过上城里人的生活。香港城市化率是100%，照样需要保姆，需要洗碗的、送报的，这样城市才会万紫千红、色彩斑斓。所以，只有不同的人真正融入城市，才是城镇化提高的标志。今后如果按照每年1%速度增长，最终城镇化率达到70%的话，我们还有20年增长空间。一年就是1300万人进城，20年就是2.6亿人，再加上已有的1.6亿人，就是4.2亿人。
城镇化一定要有产业来支撑。现在很多城市的城区很大、开发区很大，但是没有产业，地都荒着，晚上黑灯瞎火。不能单纯为城镇化而城镇化，不能搞了半天还不知道城镇化是为了什么。城镇化应该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城镇化。现在有的地方急功近利，搞农村社区，我也去看了。那里根本没有产业，生活方式改变了，但生产方式没有变化，农民甚至骑摩托车跑五六里路去种地。所以探索是可以的，但要量力而行，不能一哄而起，否则会造成更大的浪费。同时，没有产业的话，也不可能集聚人气。所以要把服务业放在更高的水平，政府放松管制，没有必要办个营业执照，还非让人填那么多表格、来回折腾。当然，现在创业的环境还不够宽松，民营企业很不容易，尤其是中小微企业创业更不容易。因此，一定要给创业者空间，给他们机会，这样城市才有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