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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西四，金融街北端，拔地而起的高楼群中，有一处幽静典雅的四合院落。这里曲径回廊，雕梁画栋，庭院深深，竹影婆娑。8月26日晚，我就是在这里，接待并宴请了德国中央银行蔡特勒副行长一行。
蔡特勒副行长高高的个子，一头白发已有些稀疏，红润的面色，让人看不出岁月的痕迹。同来的还有德国驻华使馆公使因戈•海因茨•卡斯滕先生，德国央行驻华首席代表马丁•迪乐先生和将要接任的多米尼克•佩舍尔先生。
分宾主坐定，我先开口：“欢迎蔡特勒副行长先生的来访。今天晚上，我们特意挑选了这个地方，从庭院的布局，家具和摆设，墙上的字画，都是中国古典文化的代表。可以让客人们更好地领略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这也体现了我们对您的来访和您所代表的德国中央银行的重视。中国人民银行和德国中央银行之间的友好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央行高层的相互交流很多。我们也感谢德国中央银行为我们培训了17批400余名员工，德国央行的专家还通过研讨会方式使我们的几百名员工受益。”
蔡特勒先生回应道：“是啊，这里太漂亮了，令人十分惊叹。奥运会刚结束，但我们来到北京，还能感受到奥运会的热烈气氛。”
“说到奥运会，首先要祝贺德国代表团取得金牌数排名第五的好成绩。奥运会的开幕式、闭幕式，不知你们看过没有？”我问道。
“看过了。都是通过电视，但不是全过程”。蔡特勒先生说。
“奥运会开幕式展示了中国灿烂辉煌的历史，也展示了现代中国。也许外国朋友未必都能看懂。举办奥运会，可以让外国更好地了解中国。我想，我们作为中央银行的官员，作为同行，我们有共同的语言，就如我们要探讨的货币政策、汇率等问题。”
“关于汇率，我觉得中央银行应该不同于政治家，不同于企业家，中央银行应有自己的战略眼光，着眼于机制建设，”蔡特勒副行长说。
“您说得对。中国人民币的汇率改革，正是着眼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这大大有助于提高中国企业的素质，提升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也有助于我们经济向促进内需方向的转变。在汇率改革之初，有的企业是不赞成的。”
“七十年代的德国，也有类似情况。企业家反对德国马克的汇率改革，但中央银行坚持了马克汇率的改革。机制起了作用，就无法干预。从长期看，德国企业整体竞争力得到了提升。”蔡特勒先生接着我的话茬说。“但是，汇率机制的改革不应过快，步伐不应过大。”
“是的。所以人民币汇率改革的一个原则是渐进性。在金融市场方面，我们的改革也是机制性的，向多元化方向发展，改变间接融资为主的格局，发展直接融资，特别发展公司债券市场。从发行、定价、承销、信用评级、信息披露等方方面面，做了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我接着介绍。
“中国七月份的物价指数是多少？下半年的通货膨胀趋势怎么样？”蔡特勒先生问道。
“中国七月份的CPI是6.3%，和上半年相比，回落了1.6个百分点。从物价走势看，下半年会继续回落，一个原因是去年下半年中国物价是加速上升的，所谓基数较高。另一个是我们采取的措施效果开始显现出来。当前的通货膨胀是全球性的问题。面对输入型的通货膨胀，对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更具挑战。这种情况下可以看出来，大国在维护世界经济稳定方面，应承担更大的责任。”
“是啊。从欧洲中央银行来讲，通货膨胀的目标区间是2%左右。实际上，目前欧元区达到了4%，由于油价回落，下半年通胀会有所缓解，但并未根本解决。”蔡特勒先生说。
“我们注意到了欧央行和美联储对经济走势的看法不同，美联储更担心经济下行，欧央行更注重控制通胀。所以，六月份欧央行把基准利率调升了0.25个百分点，而美联储并未升息。”我说。
“欧央行把控制通胀放在首位。从德国的经验看，保持币值稳定会促进经济增长，德国公众也广泛认同这一点。”蔡特勒先生说。
“我们货币政策调控的中介目标是货币供应量，欧央行采取的是通货膨胀目标区间，这可能需要一个很好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并且能很好地引导公众预期。”
“目前欧元区的通货膨胀下降了，企业界认识到欧央行把控制通胀放在第一位，所以通胀长期看压力会缓解。”
我说：“在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还不十分顺畅。这几年来，人民银行频繁提高准备金率和利率，反复对冲操作，但经济中的投资冲动依然很强烈。所以，有时候不得不采用信贷框架的方式。”
“中国利率体系怎么样？”蔡特勒先生问。
“我们改革的目标是利率市场化。现在，同业拆借利率已完全放开，贷款利率管住下限，存款利率管着上限，这是为了防止恶意竞争。我们还创建了Shibor——上海同业拆借利率，我们准备把它培育成市场利率的基准。”
“Shibor的报价行有多少家？”
“有十几家吧。中国主要的商业银行都参加了，外资银行也有的是报价行。但Shibor还存在一些问题。中国货币市场上短期拆借交易量大，7天以内的拆借利率报价和市场弥合度高，而14天以上或更长时间的同业拆借交易量小，报价对实际成交的影响不大。”我答道。
“次贷危机对中国有什么影响？你们怎么看？”蔡特勒先生问道。
“我们的孙平副局长是负责金融稳定工作的，可以请他来谈谈。”
孙平：“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我们一直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在我们去年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中，我们表示要高度关注次贷危机对中国的影响，特别是间接影响。但没有想到次贷危机会发展到今天这么严重的地步，其影响面和深度远远超出许多人当初的预期。大家对造成危机的原因分析不尽相同，有的认为是金融机构在产品设计上出了问题，有的强调监管失败是主要原因，还有的认为评级机构在其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以前我们认为所谓市场机制完善的一些国家在金融发展和金融监管上是值得推崇的，但现在他们也出了问题。一些知名的大金融机构也陷入了困境。目前次贷危机还没有结束，其未来的发展还有许多不确定性，但里边有很多值得分析、总结的东西。
次贷危机的发生确实值得深思。从金融管理角度讲，一个国家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制度，才能防范金融风险。特别是对于那些银行监管职能从中央银行分离出去的国家，如何才能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从国际层面看，应该有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来防范风险在国际间的传播，国际金融管理机构应当发挥什么作用。有人认为风险在国际间传播是因为金融全球化造成的，那么解决问题是否也应该国际化地来解决。此外，能不能只从金融的角度谈次贷危机，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总之，值得深思和总结的东西很多。”
“中国的直接影响并不大。中国的银行国际交易量不大，涉及次贷的可能不超过100亿美元。”我加了一句话。
人民银行国际司蒋锋副司长这时插话道：“我们知道，金融三大支柱是时间优化（Optimization of time）、风险管理（risk management）和资产定价（asset valuation）。次贷危机恰恰暴露了打包出售商业模式（originate-to-distribute business model）在金融三大支柱中的两大支柱上出了问题。首先，在资产定价上，这种商业模型定价错误，使得高风险债务工具和低风险债务工具之间的利差越来越小，次贷危机爆发清楚地暴露了这种商业模型对风险的错误定价的普遍性。其次，在风险管理上，在资产的证券化过程中没有很好地设计如何防范和控制风险，只考虑将风险转移，只考虑如何出售产生现金流。由于在金融三大支柱中的两大支柱出现沿用缺陷，所以打包出售商业模式必然出现问题，次贷危机爆发使得国别危机发展导致国际金融市场动荡。”
“副行长先生本人对次贷危机怎么看？”我问道。
“我总结了德国19世纪下半叶，从1870年以来的历次金融危机可以看出，有三个因素共同作用，就易于产生金融危机。一个是长期的流动性过大；一个是持续的资产价格上涨，特别是不动产价格；再一个就是金融机构的信息混浊，不透明。”蔡特勒先生说。
“次贷危机发生后，应该说，大家有许多未想到：未想到次贷危机会从有问题资产影响到正常资产；未想到会从单个产品影响到整个信贷市场；未想到会从美国市场影响到欧洲和世界上许多国家；未想到最后会影响到经济增长；未想到会对市场上的各个环节，如评级、信息披露、监管制度、中央银行救市政策都要重新思考和完善。”我说。
“是啊。”蔡特勒先生说：“还有一个就是经理人的薪酬问题。过高的薪酬回报也是一个原因。”
“特别是这些经理人，流动性比较大，风险发生了，人也许早离开了。”我回应。
“从中也要强调的是，中央银行应特别关注资产价格的变化。中央银行调控的目标虽然不是资产价格，但诚如您刚才所说的，不动产价格大幅上升对金融危机也是一个诱发因素。”我接着说。“如果仅个别国家不动产价格上涨，疏忽尚可。可是，次贷危机前，我去过的那么多国家，房产价格都上涨很多。所以，在全球房价都上涨时，警惕性就容易放松。”
“奥运会开幕式上，出现了一个‘和’字，意思是平和、和谐、和睦。我想，‘和’是中国人哲学的一部分。”我接着谈到。“你看中国的历史，就可以了解，中国人对外不具有扩张性。所以我们修了长城，是世界上最大的防御工事。所以600年前，中国的郑和下西洋，2万多人的船队，据说最远到了非洲的好望角，但我们也未占领一寸土地。中国设立外汇投资公司，你们就急忙研究准入问题。”
蔡特勒先生急忙解释：“这个问题，我下午去拜访楼继伟时，他也提到了。德国不阻碍外来投资。不要听我们说什么，看我们做什么就是了。”
为了缓解蔡特勒先生的尴尬，我指着房间墙上的水墨画说：“这是中国传统的画作。中国画是写意手法，而西方的油画是写实的。意，是意境，是表现出来的。我身后的屏风上的两行字‘竹影横窗知月上，花香入户觉春来’，也表现出了一种意境。”我指着玻璃窗外的竹丛说道：“竹影印在窗上，就知道天上月亮爬上来了。中国文化的底蕴是十分深厚的。”
“要是中央银行也能做到‘竹影横窗知月上’就好了，”蔡特勒先生笑着说。
送走德国客人，已是月光如水的夜晚。天井中，一群人围坐在石桌旁，正品茗聊天。一女子纤手抚琴，琴声低缓而悠长。而与院落一墙之隔的街上，却依然是车水马龙，霓虹闪烁。
哦，历史，当代；传统，modern；中国，世界。我惊异于他们的和而不同。
(作者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蔡特勒副行长高高的个子，一头白发已有些稀疏，红润的面色，让人看不出岁月的痕迹。同来的还有德国驻华使馆公使因戈•海因茨•卡斯滕先生，德国央行驻华首席代表马丁•迪乐先生和将要接任的多米尼克•佩舍尔先生。
分宾主坐定，我先开口：“欢迎蔡特勒副行长先生的来访。今天晚上，我们特意挑选了这个地方，从庭院的布局，家具和摆设，墙上的字画，都是中国古典文化的代表。可以让客人们更好地领略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这也体现了我们对您的来访和您所代表的德国中央银行的重视。中国人民银行和德国中央银行之间的友好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央行高层的相互交流很多。我们也感谢德国中央银行为我们培训了17批400余名员工，德国央行的专家还通过研讨会方式使我们的几百名员工受益。”
蔡特勒先生回应道：“是啊，这里太漂亮了，令人十分惊叹。奥运会刚结束，但我们来到北京，还能感受到奥运会的热烈气氛。”
“说到奥运会，首先要祝贺德国代表团取得金牌数排名第五的好成绩。奥运会的开幕式、闭幕式，不知你们看过没有？”我问道。
“看过了。都是通过电视，但不是全过程”。蔡特勒先生说。
“奥运会开幕式展示了中国灿烂辉煌的历史，也展示了现代中国。也许外国朋友未必都能看懂。举办奥运会，可以让外国更好地了解中国。我想，我们作为中央银行的官员，作为同行，我们有共同的语言，就如我们要探讨的货币政策、汇率等问题。”
“关于汇率，我觉得中央银行应该不同于政治家，不同于企业家，中央银行应有自己的战略眼光，着眼于机制建设，”蔡特勒副行长说。
“您说得对。中国人民币的汇率改革，正是着眼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这大大有助于提高中国企业的素质，提升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也有助于我们经济向促进内需方向的转变。在汇率改革之初，有的企业是不赞成的。”
“七十年代的德国，也有类似情况。企业家反对德国马克的汇率改革，但中央银行坚持了马克汇率的改革。机制起了作用，就无法干预。从长期看，德国企业整体竞争力得到了提升。”蔡特勒先生接着我的话茬说。“但是，汇率机制的改革不应过快，步伐不应过大。”
“是的。所以人民币汇率改革的一个原则是渐进性。在金融市场方面，我们的改革也是机制性的，向多元化方向发展，改变间接融资为主的格局，发展直接融资，特别发展公司债券市场。从发行、定价、承销、信用评级、信息披露等方方面面，做了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我接着介绍。
“中国七月份的物价指数是多少？下半年的通货膨胀趋势怎么样？”蔡特勒先生问道。
“中国七月份的CPI是6.3%，和上半年相比，回落了1.6个百分点。从物价走势看，下半年会继续回落，一个原因是去年下半年中国物价是加速上升的，所谓基数较高。另一个是我们采取的措施效果开始显现出来。当前的通货膨胀是全球性的问题。面对输入型的通货膨胀，对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更具挑战。这种情况下可以看出来，大国在维护世界经济稳定方面，应承担更大的责任。”
“是啊。从欧洲中央银行来讲，通货膨胀的目标区间是2%左右。实际上，目前欧元区达到了4%，由于油价回落，下半年通胀会有所缓解，但并未根本解决。”蔡特勒先生说。
“我们注意到了欧央行和美联储对经济走势的看法不同，美联储更担心经济下行，欧央行更注重控制通胀。所以，六月份欧央行把基准利率调升了0.25个百分点，而美联储并未升息。”我说。
“欧央行把控制通胀放在首位。从德国的经验看，保持币值稳定会促进经济增长，德国公众也广泛认同这一点。”蔡特勒先生说。
“我们货币政策调控的中介目标是货币供应量，欧央行采取的是通货膨胀目标区间，这可能需要一个很好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并且能很好地引导公众预期。”
“目前欧元区的通货膨胀下降了，企业界认识到欧央行把控制通胀放在第一位，所以通胀长期看压力会缓解。”
我说：“在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还不十分顺畅。这几年来，人民银行频繁提高准备金率和利率，反复对冲操作，但经济中的投资冲动依然很强烈。所以，有时候不得不采用信贷框架的方式。”
“中国利率体系怎么样？”蔡特勒先生问。
“我们改革的目标是利率市场化。现在，同业拆借利率已完全放开，贷款利率管住下限，存款利率管着上限，这是为了防止恶意竞争。我们还创建了Shibor——上海同业拆借利率，我们准备把它培育成市场利率的基准。”
“Shibor的报价行有多少家？”
“有十几家吧。中国主要的商业银行都参加了，外资银行也有的是报价行。但Shibor还存在一些问题。中国货币市场上短期拆借交易量大，7天以内的拆借利率报价和市场弥合度高，而14天以上或更长时间的同业拆借交易量小，报价对实际成交的影响不大。”我答道。
“次贷危机对中国有什么影响？你们怎么看？”蔡特勒先生问道。
“我们的孙平副局长是负责金融稳定工作的，可以请他来谈谈。”
孙平：“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我们一直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在我们去年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中，我们表示要高度关注次贷危机对中国的影响，特别是间接影响。但没有想到次贷危机会发展到今天这么严重的地步，其影响面和深度远远超出许多人当初的预期。大家对造成危机的原因分析不尽相同，有的认为是金融机构在产品设计上出了问题，有的强调监管失败是主要原因，还有的认为评级机构在其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以前我们认为所谓市场机制完善的一些国家在金融发展和金融监管上是值得推崇的，但现在他们也出了问题。一些知名的大金融机构也陷入了困境。目前次贷危机还没有结束，其未来的发展还有许多不确定性，但里边有很多值得分析、总结的东西。
次贷危机的发生确实值得深思。从金融管理角度讲，一个国家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制度，才能防范金融风险。特别是对于那些银行监管职能从中央银行分离出去的国家，如何才能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从国际层面看，应该有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来防范风险在国际间的传播，国际金融管理机构应当发挥什么作用。有人认为风险在国际间传播是因为金融全球化造成的，那么解决问题是否也应该国际化地来解决。此外，能不能只从金融的角度谈次贷危机，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总之，值得深思和总结的东西很多。”
“中国的直接影响并不大。中国的银行国际交易量不大，涉及次贷的可能不超过100亿美元。”我加了一句话。
人民银行国际司蒋锋副司长这时插话道：“我们知道，金融三大支柱是时间优化（Optimization of time）、风险管理（risk management）和资产定价（asset valuation）。次贷危机恰恰暴露了打包出售商业模式（originate-to-distribute business model）在金融三大支柱中的两大支柱上出了问题。首先，在资产定价上，这种商业模型定价错误，使得高风险债务工具和低风险债务工具之间的利差越来越小，次贷危机爆发清楚地暴露了这种商业模型对风险的错误定价的普遍性。其次，在风险管理上，在资产的证券化过程中没有很好地设计如何防范和控制风险，只考虑将风险转移，只考虑如何出售产生现金流。由于在金融三大支柱中的两大支柱出现沿用缺陷，所以打包出售商业模式必然出现问题，次贷危机爆发使得国别危机发展导致国际金融市场动荡。”
“副行长先生本人对次贷危机怎么看？”我问道。
“我总结了德国19世纪下半叶，从1870年以来的历次金融危机可以看出，有三个因素共同作用，就易于产生金融危机。一个是长期的流动性过大；一个是持续的资产价格上涨，特别是不动产价格；再一个就是金融机构的信息混浊，不透明。”蔡特勒先生说。
“次贷危机发生后，应该说，大家有许多未想到：未想到次贷危机会从有问题资产影响到正常资产；未想到会从单个产品影响到整个信贷市场；未想到会从美国市场影响到欧洲和世界上许多国家；未想到最后会影响到经济增长；未想到会对市场上的各个环节，如评级、信息披露、监管制度、中央银行救市政策都要重新思考和完善。”我说。
“是啊。”蔡特勒先生说：“还有一个就是经理人的薪酬问题。过高的薪酬回报也是一个原因。”
“特别是这些经理人，流动性比较大，风险发生了，人也许早离开了。”我回应。
“从中也要强调的是，中央银行应特别关注资产价格的变化。中央银行调控的目标虽然不是资产价格，但诚如您刚才所说的，不动产价格大幅上升对金融危机也是一个诱发因素。”我接着说。“如果仅个别国家不动产价格上涨，疏忽尚可。可是，次贷危机前，我去过的那么多国家，房产价格都上涨很多。所以，在全球房价都上涨时，警惕性就容易放松。”
“奥运会开幕式上，出现了一个‘和’字，意思是平和、和谐、和睦。我想，‘和’是中国人哲学的一部分。”我接着谈到。“你看中国的历史，就可以了解，中国人对外不具有扩张性。所以我们修了长城，是世界上最大的防御工事。所以600年前，中国的郑和下西洋，2万多人的船队，据说最远到了非洲的好望角，但我们也未占领一寸土地。中国设立外汇投资公司，你们就急忙研究准入问题。”
蔡特勒先生急忙解释：“这个问题，我下午去拜访楼继伟时，他也提到了。德国不阻碍外来投资。不要听我们说什么，看我们做什么就是了。”
为了缓解蔡特勒先生的尴尬，我指着房间墙上的水墨画说：“这是中国传统的画作。中国画是写意手法，而西方的油画是写实的。意，是意境，是表现出来的。我身后的屏风上的两行字‘竹影横窗知月上，花香入户觉春来’，也表现出了一种意境。”我指着玻璃窗外的竹丛说道：“竹影印在窗上，就知道天上月亮爬上来了。中国文化的底蕴是十分深厚的。”
“要是中央银行也能做到‘竹影横窗知月上’就好了，”蔡特勒先生笑着说。
送走德国客人，已是月光如水的夜晚。天井中，一群人围坐在石桌旁，正品茗聊天。一女子纤手抚琴，琴声低缓而悠长。而与院落一墙之隔的街上，却依然是车水马龙，霓虹闪烁。
哦，历史，当代；传统，modern；中国，世界。我惊异于他们的和而不同。
(作者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