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中国版本图书馆已经历了69年的发展历程，然而遗憾的是目前尚未专门修馆史、撰馆志。有关中国版本图书馆成立之初的一些情况以及口口相传中所谓的“第一批馆藏”成为了历史谜题。为了找到答案，本文查阅了大量的史料、档案，采访了多名相关人士，希冀通过人物事件中的丝丝线索，还原历史真相，填补馆史空白。
关键词：版本图书馆 史事 旧藏
中国版本图书馆已经历了69年的发展历程，然而遗憾的是目前尚未专门修馆史、撰馆志。有关中国版本图书馆成立之初的一些情况以及口口相传中所谓的“第一批馆藏”成为了历史谜题。为了找到答案，本文查阅了大量的史料、档案，采访了多名相关人士，希冀通过人物事件中的丝丝线索，还原历史真相，填补馆史空白。
一、中国版本图书馆历史沿革
版本图书馆设立和迁建与全国出版管理机构成立与变革息息相关。在出版总署刚刚成立之际的1950年1月，出版总署制定《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暂行组织条例》，于1月14日送核。其中第四条有：“（五）图书馆，收集供编译出版参考用的图书，并收藏全国出版物的版本。”这里说明，出版总署成立之际，图书馆就是有编制、有规划的单位。
1950年1月，出版总署颁发了《出版总署关于征集新出图书样本致各出版社的通知》。通知开头阐明：“本署成立以后，现正进行两项计划：（一）就全国出版图书作全盘的调查统计，以便于研究设计，推进出版事业。（二）拟在本署建立版本图书馆，搜藏全国图书样本，以便于永久保存。”这里说明总署于1950年1月正式开始了图书馆的筹建，特别是馆藏图书的收集。
1950年3月，出版总署向政务院呈报《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试行组织条例（草案）》。出版总署机构为一厅三局：办公厅、编审局、翻译局、出版局。其中办公厅下列处、馆分别为：（一）秘书处，（二）计划处，（三）人事处，（四）财務处，（五）图书馆。图书馆为出版总署办公厅所属机构。1954年11月，依照《国务院组织法》第2规定，出版总署于1954年11月30日正式结束工作，其行政业务规旧文化部管理，原总署图书馆成为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图书馆。
版本馆的发展历程中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为确保出版物样本的安全，1958年在甘肃省图书馆内另建一个版本书库，称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版本图书馆第二书库，用于珍藏呈缴的出版物样本和馆藏书目名录（卡片式）。“文革”期间，第二书库迁至湖北省均县，1983年再迁丹江口市。1984年第二书库撤销，其所收藏的书、报、刊全部移交北京印刷学院。
1970年5月，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版本图书馆与北京图书馆合并，改称北京图书馆版本书库。1972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北京图书馆版本书库重新划归国务院出版口，更名为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版本图书馆。
1985年，面对逐年剧增的馆藏，为解决藏书库紧张问题，在北京市大兴县的北京印刷学院内，新建中国版本图书馆书库，并于1993年竣工，馆藏书报刊陆续转移新库典藏。1999年，中国版本图书馆办公楼落成并投入使用，地址为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10号。
二、中国版本图书馆馆址考辨
与版本图书馆相关的早期史料，特别是图书征集通知中，都明确有图书馆的地址，即著名的“东总布胡同10号”。建馆之初，即在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东总布胡同10号的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院内办公。
由于“东总布胡同10号”即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出版总署的地址，也是许多新中国著名出版机构的最初地址，因而非常著名，也频繁出现于出版史类的报刊、书籍中。本世纪以来，在许多出版史料回忆论文中都指出，原东总布胡同10号即为现北总布胡同32号。现任人民美术出版社总编辑林阳先生还于2014年出版了一本《北总布胡同32号》，以缅怀人民美术出版社的老艺术家。其实将原东总布胡同10号与北总布胡同32号画等号是不准确的。这是为什么呢？准确地讲，北总布胡同32号应该说是从东总布胡同10号大院分出来的一个院落。此外，现在的北京地图上，根本没有北总布胡同32号这个地址。北总布胡同32号已经于2012年随着人民美术出版社的搬迁彻底消失于历史烟云中。所以，这令人迷惑的门牌号从时间顺序上应为：先有东总布胡同10号，后出现北总布胡同32号（东总布胡同10号院部分单位在北总布胡同单独开门，已于2012年拆迁）。而当年叱诧风云的10号院位置约为现今东总布胡同19号。
当年的东总布胡同10号大院坐北朝南位于北总布胡同南口外东侧。北洋政府时期，这里是俄文专修馆旧址。1937年北平沦陷后，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也曾一度搬到东总布胡同10号。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国立艺专迁往王府井校尉胡同5号，和新成立的中央美术学院合并。国立艺专搬走后，东总布胡同10号成立国家出版总署。1954年总署撤销，总署图书馆改为版本图书馆，这年由上海远道而来的商务印书馆也在此落户。第二年，也就是1955年，人民美术出版社也从灯市口搬了过来。1957年，和商务印书馆同时从上海迁京的中华书局离开西总布胡同7号也迁过来。为了出入方便，人美出版社和版本图书馆在北总布胡同新辟大门，独立门户，这就是许多回忆文章提到的北总布胡同32号。20世纪60年代以后，大院内各单位陆续迁出，10号院于2003年拆除，不复存在。北总布胡同32号中的版本图书馆大楼于1995年拆除。人民美术出版社直至2012年大规模拆迁时才迁走。
出版总署成立时期的10号院，所属的发行局（新华总店）、印刷局、人民出版社以及世界知识出版社等机构都设在院内。院子东北部是幢两层楼房。楼院肃静，在这座楼内办公的有署长胡愈之、叶圣陶、周建人三位领导。西北隅有一幢三层小洋楼，面积近500平方米，就是最早的出版总署图书馆的办公室和书库。另外还有一套面积100多平方米的浅灰色西式平房也属于图书馆办公用房。孙伏园先生为第一任馆长。从出版总署图书馆的成立到易名为版本图书馆，馆长一职始终是孙伏园先生担任的。孙先生是文化界久负盛名的前辈，是我国副刊编辑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 1950年1月，胡愈之署长领导下的出版总署开始筹划图书馆。1950年3月孙伏园由成都来北京任职图书馆馆长。经过四个月的筹备，7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图书馆正式成立。在筹建图书馆的时候，他们发现这个院落曾是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学习俄文的故址，便计划成立“瞿秋白纪念堂”。纪念堂与图书馆同时在1950年7月1日正式开幕。1951年在这片地方建起了大礼堂和图书馆的新楼，图书馆就从小洋楼迁到新楼。此后，瞿秋白纪念堂划归人民出版社管理。
三、首批入藏之南京编译馆藏书去向
关于建馆初期的馆藏，在包括版本图书馆自己的宣传材料，以及可查的出版史料中都是如此记述：“接收了原南京国立编译馆的全部藏书，成为最早的馆藏。”也就是说，中国版本图书馆的书库里应该保存有大量民国，甚至清代的图书资料。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1.版本图书馆建馆初期藏书情况
据1950年《图博报导》（《文物》杂志前身）：“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图书馆及瞿秋白纪念堂，经过四个月的筹备，已于七月一日正式成立。图书馆现有图书十二万册，大部为南京伪国立编辑馆的部份书籍，苏联赠书亦多。”可见，至1950年7月，图书馆的收藏已经可以说颇丰。这里也说明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最早收藏于图书馆三层小楼中的图书的确是以民国国立编译馆藏书为主，而第二大类为苏联赠书。
收藏苏联赠书是伴随出版总署成立就具有的职责。早在1949年9月，我国中央人民政府尚未成立，中苏两国还未建立外交关系，苏联政府为表示苏中友好，免费赠送我国俄文版的科学技术书籍5000种，每种两册。
1952年6月12日，胡愈之署长获悉金灿然先生拟将原南京国立编译馆运回来这批资料中的稿件和纸型销毁之后，特意写了《胡愈之关于处理伪编译馆、正中书局稿件等的意见给金灿然的信》，他在信中阐明自己不同意销毁的理由，并特别重新指出版本图书馆应当保存的四类图书：“①各种稿本，凡有历史参考价值均应保存；②被查禁及停售的反动有毒素书籍的样本；③名贵美术的图片及所制成的铜锌版珂罗版；④外国出版物的精装本的样本。”
综上，成立之初的出版总署图书馆藏书主要来源有四类：一是原南京编译馆藏书，二是苏联赠书，三是各出版单位向总署缴送样书，四是为《新华月报》出版及总局工作采购的资料。
2.南京国立编译馆及藏书
南京国立编译馆成立于1932年6月。根据国立编译馆出版的《国立编译馆工作概况》，该馆抗战前计有中外书籍杂志共约27000余册。七七事变后，除了运到后方的一部分外，在川接受保管的以及陆续采购的书籍，到1945年底为止，共有中外图书杂志90000余册。
可见，民国国立编译馆的藏书是十分丰富的。藏书品类包罗万象，其中馆藏稿本类尤其珍贵，从以下这个例子可以窥之一二。1948年9月，胡适在南京曾借国立编译馆收买的《水经注疏要删再续补》稿本与《水经注疏》四十卷稿本“对勘”。胡适见到的这部“稿本”，据李子魁回忆是熊会贞的儿子熊小固于1938年卖给国立编译馆的，当时“得价一千元”。首都师范大学的教授郗志群在其论文《〈水经注疏〉版本考》中写道：“南京国立编译馆的图书，解放初期由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办公厅接收，具体由金灿然负责运回北京。”历史学家贺昌群在《杨氏〈水经注疏〉的说明》中也曾提及此稿，也说：“这部稿本现藏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图书馆。经了解，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图书馆即今中国版本图书馆之前身，我曾前往查找，承蒙该馆王玉良先生多方帮助查寻，但终未找到，不知今藏何处。”
毫无疑问，编译馆的藏书体量很大，名贵典籍、名家手稿荟萃，且均为1949年以前的善本，足够成为一个流派，吸引当代版本学、图书馆学的注目，形成系列研究课题和著述。
3.南京编译馆藏书入藏版本馆的经过
研究这批藏书的来弄去脉不得不提到金灿然这位关键人物。前面关于编译馆的介绍中提到了他和编译馆藏书北运事，但是语焉不详，导致这团历史迷雾近70年未解。
金燦然（1913年-1972年）是中国编辑出版家。1948年至1958年初，他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局、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等单位工作，历任秘书主任、办公室主任、图书期刊副司（局）长、出版局局长等职。1958年他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兼办公室主任、中华书局总经理兼总编辑。
1949年12月，金灿然以总署编审局工作人员的身份赴南京察看、整理、接收国民党政府编译局的资产事宜。12月29日，他给总署办公厅正副主任胡绳和徐伯昕写了一封题为《金灿然关于将接收南京伪编译馆的存稿、图书、档案等运京给出版总署负责人的信》。信中指出：“我计划带4万册图书，约可装100箱，带的标准是：①工具书（中、西、日全带）；②西文书（关于自然科学、应用技术的及名著全带）；③平装书（即近代出版书、有些价值的都带去）；④地方戏本及连环画；⑤线装书（贵重一些的）；⑥杂志（选两种比较有参考价值的带去）；⑦日文书（选若干有价值的带去）；⑧自编书。日文书、报纸、杂志基本上不带。不带的书籍暂存南京，把卡片带到北京去，所有权仍归我们，将来再研究处理办法。”此外，他还在信中谈到：“编译馆有存稿甚多，约二十余箱。按计划除宣传新生活、五权宪法、新宪制等少数毫无价值的以外全部带去。存稿中有许多科学卫生小册子，将来修改一下可以出版。大部头著作中关于应用科学的科学名辞以及学术价值较高的（如孟岑的罗马史，约120万字）审查一下也许可以出版。”有了这封信，才有了1950年1月7日《出版总署办公厅关于同意将南京伪编译馆存稿、图书、档案等运京事给金灿然的通知》。《通知》中明确：“奉署长指示，同意照来信所提办理。”从以上史料，这批编译馆藏书的入藏情况清晰起来。这批北运的物品体量相当大，金先生在信中说：“全部东西，估计有150箱，约可装一个车皮。”总之，这批书确被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办公厅接收，具体由金灿然负责运回北京。 事实上，金灿然先生不仅是这批资料的北运的负责人，他始终是这批颠沛流离的资料命运的重要决定者。
4.第一批藏书的去向
1950年，根據中央精神，按照发行和出版分工的原则，建立人民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等出版社。1950年12月1日，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社址就在东总布胡同10号院内。12月10日举行了成立大会。叶圣陶作为出版总署副署长兼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金灿然任秘书长。于是，总署图书馆的部分图书划拨人民教育出版社。1953年2月，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资料科，当时藏书40000余册。1954年改名为图书科。现在，人教社有教科书专藏书库。至2012年，收藏有清末、民国时期教科书约12000册，20世纪40年代的革命根据地课本700余册。所以说，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藏书中是有一部分原南京编译馆藏书的。
人民出版社的成立地点和成立日期都与人民教育出版社相同。人民出版社是于12月18日举行了成立大会。《新华月报》移交给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为《新华月报》服务的资料室同瞿秋白纪念堂也移交给了人民出版社。因此，人民出版社资料室就得到了一批最早出版总署图书馆的藏书。毫无疑问，现在的人民出版社是存有部分早期总署图书馆藏书的。其中也有一小部分是原国立编译馆藏书。所以现在能看到这样的民国图书，如《1929汉译东西洋文学作品编目》，其上盖印了三个印章：“国立编译馆社会组藏书”“中华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图书馆藏书章”“人民出版社资料室注销图书”。
2015年中国版本图书馆成立六十五周年纪念册《版本史事》中有一段话也能成为佐证：“1954年1月，出版总署图书馆除保留建国后征集的一套完整的书刊样本外，将其接收的原南京国立编译馆的藏书以及复本书，陆续分批转送北京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和新成立的出版社。”
1954年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后为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对国家出版总署关于成立古籍出版社的报告做了批示。正是在这种中央高度关注下成立，社长兼总编辑由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兼任。古籍出版社一成立，就立即在编辑部下设了资料室。因此，总署图书馆将一批图书资料划拨给了古籍出版社资料室。1957年古籍出版社也合并到中华书局，中华书局便迁至东总布胡同10号。从此，这批图书资料就成为了北京中华书局的藏书。这里面，就有大量的原编译馆藏书。1958年，金灿然开始担任中华书局总经理兼总编辑。
历史兜兜转转，当年将这批藏书北运的负责人金灿然，又再一次成为了它们的主管。这个结论也可以从现在位于北京丰台区的中华书局大楼里面的图书馆内的藏书中得到印证。当年国立编译馆的藏书内都盖有藏书印章。
在调查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本文还收集到了隋树森亲笔手稿《北京中华书局图书馆的建立——南京前国立编译馆图书的北运》的部分图片，遗憾的是手稿并不齐全，但也能从当事人的角度佐证本文的研究成果。隋先生曾为南京编译馆工作人员，后成为出版总署图书馆第一批员工，其后一直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所以，他的身份最为独特，他也是编译馆藏书的亲历者，他的叙述最令人信服。隋先生在这份回忆最后写道：“作为到今天有时还翻阅这两个图书室藏书的人，写完这篇文章，回忆到当时的一些情况，心中不胜凄楚。”的确，前国立编译馆这批图书悲欢离合的命运，不仅反映出中国版本图书馆的沧桑历程，也折射出时代的风云变迁。中国版本图书馆在1970年还经历了并入北京图书馆的历史。
综上所述，中国版本图书馆第一批馆藏书已经分散在曾经同在“东总布胡同10号”的几大出版社，包括人民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华书局。其他还包括国家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等单位。其中，中华书局图书馆藏原南京国立编译馆图书资料数量为最多。
参考文献：
1.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
2.丁令威.北京东总布胡同十号大院忆旧[J].出版史料，2002（4）：6-9.
3.文物参考资料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局，1950（7）.
4.国立编译馆工作概况[M].南京：国立编译馆，1946：4.
5.《胡适手稿》第五集中册，台湾胡适纪念馆1969年1月影印本.
6.郗志群.《水经注疏》版本考[J].中国史研究，2002（2）.
7.贺昌群.杨氏《水经注疏》的说明[M]//贺昌群文集：第三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8.马敏主编.回眸中国出版业（七）[M].文学教育读本，华中师范大学，2007.
（作者单位系中国版本图书馆）
关键词：版本图书馆 史事 旧藏
中国版本图书馆已经历了69年的发展历程，然而遗憾的是目前尚未专门修馆史、撰馆志。有关中国版本图书馆成立之初的一些情况以及口口相传中所谓的“第一批馆藏”成为了历史谜题。为了找到答案，本文查阅了大量的史料、档案，采访了多名相关人士，希冀通过人物事件中的丝丝线索，还原历史真相，填补馆史空白。
一、中国版本图书馆历史沿革
版本图书馆设立和迁建与全国出版管理机构成立与变革息息相关。在出版总署刚刚成立之际的1950年1月，出版总署制定《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暂行组织条例》，于1月14日送核。其中第四条有：“（五）图书馆，收集供编译出版参考用的图书，并收藏全国出版物的版本。”这里说明，出版总署成立之际，图书馆就是有编制、有规划的单位。
1950年1月，出版总署颁发了《出版总署关于征集新出图书样本致各出版社的通知》。通知开头阐明：“本署成立以后，现正进行两项计划：（一）就全国出版图书作全盘的调查统计，以便于研究设计，推进出版事业。（二）拟在本署建立版本图书馆，搜藏全国图书样本，以便于永久保存。”这里说明总署于1950年1月正式开始了图书馆的筹建，特别是馆藏图书的收集。
1950年3月，出版总署向政务院呈报《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试行组织条例（草案）》。出版总署机构为一厅三局：办公厅、编审局、翻译局、出版局。其中办公厅下列处、馆分别为：（一）秘书处，（二）计划处，（三）人事处，（四）财務处，（五）图书馆。图书馆为出版总署办公厅所属机构。1954年11月，依照《国务院组织法》第2规定，出版总署于1954年11月30日正式结束工作，其行政业务规旧文化部管理，原总署图书馆成为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图书馆。
版本馆的发展历程中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为确保出版物样本的安全，1958年在甘肃省图书馆内另建一个版本书库，称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版本图书馆第二书库，用于珍藏呈缴的出版物样本和馆藏书目名录（卡片式）。“文革”期间，第二书库迁至湖北省均县，1983年再迁丹江口市。1984年第二书库撤销，其所收藏的书、报、刊全部移交北京印刷学院。
1970年5月，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版本图书馆与北京图书馆合并，改称北京图书馆版本书库。1972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北京图书馆版本书库重新划归国务院出版口，更名为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版本图书馆。
1985年，面对逐年剧增的馆藏，为解决藏书库紧张问题，在北京市大兴县的北京印刷学院内，新建中国版本图书馆书库，并于1993年竣工，馆藏书报刊陆续转移新库典藏。1999年，中国版本图书馆办公楼落成并投入使用，地址为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10号。
二、中国版本图书馆馆址考辨
与版本图书馆相关的早期史料，特别是图书征集通知中，都明确有图书馆的地址，即著名的“东总布胡同10号”。建馆之初，即在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东总布胡同10号的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院内办公。
由于“东总布胡同10号”即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出版总署的地址，也是许多新中国著名出版机构的最初地址，因而非常著名，也频繁出现于出版史类的报刊、书籍中。本世纪以来，在许多出版史料回忆论文中都指出，原东总布胡同10号即为现北总布胡同32号。现任人民美术出版社总编辑林阳先生还于2014年出版了一本《北总布胡同32号》，以缅怀人民美术出版社的老艺术家。其实将原东总布胡同10号与北总布胡同32号画等号是不准确的。这是为什么呢？准确地讲，北总布胡同32号应该说是从东总布胡同10号大院分出来的一个院落。此外，现在的北京地图上，根本没有北总布胡同32号这个地址。北总布胡同32号已经于2012年随着人民美术出版社的搬迁彻底消失于历史烟云中。所以，这令人迷惑的门牌号从时间顺序上应为：先有东总布胡同10号，后出现北总布胡同32号（东总布胡同10号院部分单位在北总布胡同单独开门，已于2012年拆迁）。而当年叱诧风云的10号院位置约为现今东总布胡同19号。
当年的东总布胡同10号大院坐北朝南位于北总布胡同南口外东侧。北洋政府时期，这里是俄文专修馆旧址。1937年北平沦陷后，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也曾一度搬到东总布胡同10号。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国立艺专迁往王府井校尉胡同5号，和新成立的中央美术学院合并。国立艺专搬走后，东总布胡同10号成立国家出版总署。1954年总署撤销，总署图书馆改为版本图书馆，这年由上海远道而来的商务印书馆也在此落户。第二年，也就是1955年，人民美术出版社也从灯市口搬了过来。1957年，和商务印书馆同时从上海迁京的中华书局离开西总布胡同7号也迁过来。为了出入方便，人美出版社和版本图书馆在北总布胡同新辟大门，独立门户，这就是许多回忆文章提到的北总布胡同32号。20世纪60年代以后，大院内各单位陆续迁出，10号院于2003年拆除，不复存在。北总布胡同32号中的版本图书馆大楼于1995年拆除。人民美术出版社直至2012年大规模拆迁时才迁走。
出版总署成立时期的10号院，所属的发行局（新华总店）、印刷局、人民出版社以及世界知识出版社等机构都设在院内。院子东北部是幢两层楼房。楼院肃静，在这座楼内办公的有署长胡愈之、叶圣陶、周建人三位领导。西北隅有一幢三层小洋楼，面积近500平方米，就是最早的出版总署图书馆的办公室和书库。另外还有一套面积100多平方米的浅灰色西式平房也属于图书馆办公用房。孙伏园先生为第一任馆长。从出版总署图书馆的成立到易名为版本图书馆，馆长一职始终是孙伏园先生担任的。孙先生是文化界久负盛名的前辈，是我国副刊编辑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 1950年1月，胡愈之署长领导下的出版总署开始筹划图书馆。1950年3月孙伏园由成都来北京任职图书馆馆长。经过四个月的筹备，7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图书馆正式成立。在筹建图书馆的时候，他们发现这个院落曾是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学习俄文的故址，便计划成立“瞿秋白纪念堂”。纪念堂与图书馆同时在1950年7月1日正式开幕。1951年在这片地方建起了大礼堂和图书馆的新楼，图书馆就从小洋楼迁到新楼。此后，瞿秋白纪念堂划归人民出版社管理。
三、首批入藏之南京编译馆藏书去向
关于建馆初期的馆藏，在包括版本图书馆自己的宣传材料，以及可查的出版史料中都是如此记述：“接收了原南京国立编译馆的全部藏书，成为最早的馆藏。”也就是说，中国版本图书馆的书库里应该保存有大量民国，甚至清代的图书资料。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1.版本图书馆建馆初期藏书情况
据1950年《图博报导》（《文物》杂志前身）：“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图书馆及瞿秋白纪念堂，经过四个月的筹备，已于七月一日正式成立。图书馆现有图书十二万册，大部为南京伪国立编辑馆的部份书籍，苏联赠书亦多。”可见，至1950年7月，图书馆的收藏已经可以说颇丰。这里也说明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最早收藏于图书馆三层小楼中的图书的确是以民国国立编译馆藏书为主，而第二大类为苏联赠书。
收藏苏联赠书是伴随出版总署成立就具有的职责。早在1949年9月，我国中央人民政府尚未成立，中苏两国还未建立外交关系，苏联政府为表示苏中友好，免费赠送我国俄文版的科学技术书籍5000种，每种两册。
1952年6月12日，胡愈之署长获悉金灿然先生拟将原南京国立编译馆运回来这批资料中的稿件和纸型销毁之后，特意写了《胡愈之关于处理伪编译馆、正中书局稿件等的意见给金灿然的信》，他在信中阐明自己不同意销毁的理由，并特别重新指出版本图书馆应当保存的四类图书：“①各种稿本，凡有历史参考价值均应保存；②被查禁及停售的反动有毒素书籍的样本；③名贵美术的图片及所制成的铜锌版珂罗版；④外国出版物的精装本的样本。”
综上，成立之初的出版总署图书馆藏书主要来源有四类：一是原南京编译馆藏书，二是苏联赠书，三是各出版单位向总署缴送样书，四是为《新华月报》出版及总局工作采购的资料。
2.南京国立编译馆及藏书
南京国立编译馆成立于1932年6月。根据国立编译馆出版的《国立编译馆工作概况》，该馆抗战前计有中外书籍杂志共约27000余册。七七事变后，除了运到后方的一部分外，在川接受保管的以及陆续采购的书籍，到1945年底为止，共有中外图书杂志90000余册。
可见，民国国立编译馆的藏书是十分丰富的。藏书品类包罗万象，其中馆藏稿本类尤其珍贵，从以下这个例子可以窥之一二。1948年9月，胡适在南京曾借国立编译馆收买的《水经注疏要删再续补》稿本与《水经注疏》四十卷稿本“对勘”。胡适见到的这部“稿本”，据李子魁回忆是熊会贞的儿子熊小固于1938年卖给国立编译馆的，当时“得价一千元”。首都师范大学的教授郗志群在其论文《〈水经注疏〉版本考》中写道：“南京国立编译馆的图书，解放初期由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办公厅接收，具体由金灿然负责运回北京。”历史学家贺昌群在《杨氏〈水经注疏〉的说明》中也曾提及此稿，也说：“这部稿本现藏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图书馆。经了解，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图书馆即今中国版本图书馆之前身，我曾前往查找，承蒙该馆王玉良先生多方帮助查寻，但终未找到，不知今藏何处。”
毫无疑问，编译馆的藏书体量很大，名贵典籍、名家手稿荟萃，且均为1949年以前的善本，足够成为一个流派，吸引当代版本学、图书馆学的注目，形成系列研究课题和著述。
3.南京编译馆藏书入藏版本馆的经过
研究这批藏书的来弄去脉不得不提到金灿然这位关键人物。前面关于编译馆的介绍中提到了他和编译馆藏书北运事，但是语焉不详，导致这团历史迷雾近70年未解。
金燦然（1913年-1972年）是中国编辑出版家。1948年至1958年初，他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局、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等单位工作，历任秘书主任、办公室主任、图书期刊副司（局）长、出版局局长等职。1958年他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兼办公室主任、中华书局总经理兼总编辑。
1949年12月，金灿然以总署编审局工作人员的身份赴南京察看、整理、接收国民党政府编译局的资产事宜。12月29日，他给总署办公厅正副主任胡绳和徐伯昕写了一封题为《金灿然关于将接收南京伪编译馆的存稿、图书、档案等运京给出版总署负责人的信》。信中指出：“我计划带4万册图书，约可装100箱，带的标准是：①工具书（中、西、日全带）；②西文书（关于自然科学、应用技术的及名著全带）；③平装书（即近代出版书、有些价值的都带去）；④地方戏本及连环画；⑤线装书（贵重一些的）；⑥杂志（选两种比较有参考价值的带去）；⑦日文书（选若干有价值的带去）；⑧自编书。日文书、报纸、杂志基本上不带。不带的书籍暂存南京，把卡片带到北京去，所有权仍归我们，将来再研究处理办法。”此外，他还在信中谈到：“编译馆有存稿甚多，约二十余箱。按计划除宣传新生活、五权宪法、新宪制等少数毫无价值的以外全部带去。存稿中有许多科学卫生小册子，将来修改一下可以出版。大部头著作中关于应用科学的科学名辞以及学术价值较高的（如孟岑的罗马史，约120万字）审查一下也许可以出版。”有了这封信，才有了1950年1月7日《出版总署办公厅关于同意将南京伪编译馆存稿、图书、档案等运京事给金灿然的通知》。《通知》中明确：“奉署长指示，同意照来信所提办理。”从以上史料，这批编译馆藏书的入藏情况清晰起来。这批北运的物品体量相当大，金先生在信中说：“全部东西，估计有150箱，约可装一个车皮。”总之，这批书确被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办公厅接收，具体由金灿然负责运回北京。 事实上，金灿然先生不仅是这批资料的北运的负责人，他始终是这批颠沛流离的资料命运的重要决定者。
4.第一批藏书的去向
1950年，根據中央精神，按照发行和出版分工的原则，建立人民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等出版社。1950年12月1日，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社址就在东总布胡同10号院内。12月10日举行了成立大会。叶圣陶作为出版总署副署长兼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金灿然任秘书长。于是，总署图书馆的部分图书划拨人民教育出版社。1953年2月，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资料科，当时藏书40000余册。1954年改名为图书科。现在，人教社有教科书专藏书库。至2012年，收藏有清末、民国时期教科书约12000册，20世纪40年代的革命根据地课本700余册。所以说，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藏书中是有一部分原南京编译馆藏书的。
人民出版社的成立地点和成立日期都与人民教育出版社相同。人民出版社是于12月18日举行了成立大会。《新华月报》移交给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为《新华月报》服务的资料室同瞿秋白纪念堂也移交给了人民出版社。因此，人民出版社资料室就得到了一批最早出版总署图书馆的藏书。毫无疑问，现在的人民出版社是存有部分早期总署图书馆藏书的。其中也有一小部分是原国立编译馆藏书。所以现在能看到这样的民国图书，如《1929汉译东西洋文学作品编目》，其上盖印了三个印章：“国立编译馆社会组藏书”“中华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图书馆藏书章”“人民出版社资料室注销图书”。
2015年中国版本图书馆成立六十五周年纪念册《版本史事》中有一段话也能成为佐证：“1954年1月，出版总署图书馆除保留建国后征集的一套完整的书刊样本外，将其接收的原南京国立编译馆的藏书以及复本书，陆续分批转送北京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和新成立的出版社。”
1954年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后为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对国家出版总署关于成立古籍出版社的报告做了批示。正是在这种中央高度关注下成立，社长兼总编辑由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兼任。古籍出版社一成立，就立即在编辑部下设了资料室。因此，总署图书馆将一批图书资料划拨给了古籍出版社资料室。1957年古籍出版社也合并到中华书局，中华书局便迁至东总布胡同10号。从此，这批图书资料就成为了北京中华书局的藏书。这里面，就有大量的原编译馆藏书。1958年，金灿然开始担任中华书局总经理兼总编辑。
历史兜兜转转，当年将这批藏书北运的负责人金灿然，又再一次成为了它们的主管。这个结论也可以从现在位于北京丰台区的中华书局大楼里面的图书馆内的藏书中得到印证。当年国立编译馆的藏书内都盖有藏书印章。
在调查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本文还收集到了隋树森亲笔手稿《北京中华书局图书馆的建立——南京前国立编译馆图书的北运》的部分图片，遗憾的是手稿并不齐全，但也能从当事人的角度佐证本文的研究成果。隋先生曾为南京编译馆工作人员，后成为出版总署图书馆第一批员工，其后一直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所以，他的身份最为独特，他也是编译馆藏书的亲历者，他的叙述最令人信服。隋先生在这份回忆最后写道：“作为到今天有时还翻阅这两个图书室藏书的人，写完这篇文章，回忆到当时的一些情况，心中不胜凄楚。”的确，前国立编译馆这批图书悲欢离合的命运，不仅反映出中国版本图书馆的沧桑历程，也折射出时代的风云变迁。中国版本图书馆在1970年还经历了并入北京图书馆的历史。
综上所述，中国版本图书馆第一批馆藏书已经分散在曾经同在“东总布胡同10号”的几大出版社，包括人民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华书局。其他还包括国家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等单位。其中，中华书局图书馆藏原南京国立编译馆图书资料数量为最多。
参考文献：
1.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
2.丁令威.北京东总布胡同十号大院忆旧[J].出版史料，2002（4）：6-9.
3.文物参考资料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局，1950（7）.
4.国立编译馆工作概况[M].南京：国立编译馆，1946：4.
5.《胡适手稿》第五集中册，台湾胡适纪念馆1969年1月影印本.
6.郗志群.《水经注疏》版本考[J].中国史研究，2002（2）.
7.贺昌群.杨氏《水经注疏》的说明[M]//贺昌群文集：第三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8.马敏主编.回眸中国出版业（七）[M].文学教育读本，华中师范大学，2007.
（作者单位系中国版本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