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汉武帝征服西南夷的过程中，滇王因实力不济而臣服。但从一系列考古发掘出土的资料来看，滇国并非任人宰割的“软柿子”一枚。至少已发现的滇国青铜兵器不仅数量多，制作精良，而且许多器物上面装饰了面积大小不同的图像。这些图像或平面、或立体，或动物、或人物，或冰冷、或暖意，生动、自然，引人入胜。本文选取多件云南省博物馆馆藏的西汉时期滇国青铜兵器，并介绍这些青铜兵器上的图像，供读者欣赏。
　　吊人铜矛，高30.5厘米，1956年云南晋宁石寨山6号墓出土。该矛的基本形制与普通矛无多大区别，不同凡响的地方就在于刃部近柄两侧的装饰，两位缩小比例的圆雕裸体人分别被倒缚于矛上，他们头低垂，身弯曲，面部表情显得痛苦而无奈（见图1）。滇国的西边是昆明国，两国之间经常发生战争。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也为了显示对敌国的蔑视，滇国对战俘的“惩罚”是残酷而冷漠的。两位辫发而赤裸的“昆明人”被残忍地悬吊于兵器之上，人格的尊严此刻早已荡然无存，人性的冷漠在咫尺之间表现无遗。
　　赶牛铜啄，高20.4厘米，銎长15.1厘米，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啄是中国古代仪仗兵器。刺细而长，銎部近乎圆柱体。平面纹饰较多，多为云纹、雷纹、锯齿纹、太阳纹等。銎上原铸有四个人物和一头牛，其中第二人（应为牵牛者）发现时已无。另三人服饰相同，皆穿短裙，着批毡，戴耳环。其中，第一人背着一个包裹，第三人作赶牛状，第四人右肩之上扛一棍（由于棍已断失了半截，棍上原来应该还有一物）。中间则是一头犍牛（见图2）。据考证，这是滇族的一个纳贡场面。老百姓把自己辛辛苦苦收获的物产拿去进贡给奴隶主贵族，沉重的心情可想而知。工匠们通过对人物木讷表情的表现，入木三分地把握了普通百姓此刻无奈和绝望的心情。滇国时期，由于原材料的珍稀，注定青铜器的拥有者非权即贵，普通百姓无法大量拥有青铜器，但并不代表他们无法反映自己的“心声”，至少青铜器的铸造师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通过作品的艺术再创作来表达一些质朴的思想。
　　人饰铜钺，高16.8厘米，刃宽13.6厘米，銎径2.4厘米，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该钺的基本造型为弧刃，扁圆形銎。銎上饰有简单的纹饰，如漩纹、绳纹等（见图3）。钺为古代兵器之一，质地以青铜或铁为主。据考证，人饰铜钺是滇王生前的仪仗兵器。器物的形制，无论刃还是銎，与中原器物相比无太大的变化。与众不同的地方就在于銎的一侧焊接了一圆雕人物。人像为一男性，头戴平顶状帽，双手扶膝，身体略微向前倾斜，似坐又像被挂在上面，面无表情，若有所思。工匠创作了一位暂时远离尘嚣的人物形象，他既不是战争中的受害者，也不是被剥削的老百姓，在这里他只是一位普普通通的有思想感情的正常的人，他在兵器的一角暂时觅得了一块安静的天地。与吊人铜矛和赶牛铜啄相比，人饰铜钺上看不见刀光剑影，更没有皮鞭和耻辱。一个人的世界宁静、安详，甚至于不需要别人的旁白与衬托，就能轻而易举地被滇国青铜铸造师定格成永恒的瞬间。
　　豹衔鼠穿銎铜戈，高27厘米，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该戈銎背上铸圆雕豹子一头，呈缓步行走状，昂首，挺胸，拖尾，嘴里衔着一只老鼠。老鼠被猎食者衔于半空中，头朝下，身体作挣扎之状（见图4）。众所周知，在豹子的食谱中，老鼠实在算不上什么美味大餐。豹食鼠的场景，更多的是寄托了人类仇鼠的情结。古代滇池地区草木丰茂，气候适宜，生长着许多野生动物，自然界尤其是动物间的各种现象也被滇国青铜铸造师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然后铸造成型。老鼠虽小，却破坏力极强，因此臭名昭著，被人仇视，古往今来都是这样。
　　虎熊搏斗穿銎铜戈，高22.7厘米，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戈的銎背上雕铸了一组动物搏斗的图像。左边一猴和一蛇正在互相嘶吼、对峙，试探虚实；右边一虎和一熊却早已失去耐心，互相撕咬起来（见图5）。如此纷繁的局势、混乱的场面，就仿佛人类短兵相接的战争场景，生动而真实。较之人类社会，滇国自然界中弱肉强食的定律演绎得更加直白。
　　猴钮铜钺，高14厘米，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该钺的銎一侧饰一猴形钮，小猴仰首垂尾，搔首弄姿，异常调皮、可爱（见图6）。
　　兔钮铜斧，高15厘米，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该钺的銎一侧饰一兔形钮，小兔双目圆鼓，两耳后垂，似乎前方发现了绿草地，显得格外兴奋（见图7）。
　　蛙饰铜矛，高17厘米，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该矛的刃后部巧妙地铸成一蛙形，后肢展开，前肢前扑状，双眼圆鼓，背上装饰圆圈纹（见图8）。造型生动、自然， “创意”不禁令人眼睛为之一亮。
　　四兽穿銎铜斧，高17.2厘米，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该铜斧銎背上的一组图像相当幽默，尤其是中间的两兽，背靠背坐在一起，且面露矫情，就好像一对正在热恋中的情侣（见图9）。整件器物于对称构图中，采用拟人化的表现手法，把自然界中凶狠狰狞的猛兽刻画得风情万种，萌态十足。在搏杀、猎食之间，滇国青铜铸造师们也有温情和幽默的一刻。
　　化冰冷为温暖，滇国青铜铸造师们在铸造这些青铜兵器的同时，也融入了情感，寄托另一种情感和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