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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是我国古代目录学发展史上的三大里程碑，从其著述形式和内容上的变化可以看出我国古代目录学的发展概况，而史部是古代目录学四部分类体系中的一大部类。本文系统展现这一部类的形成和流变过程，指出史部目录萌芽于《七略》，形成于《中经新簿》，最后确立于《隋书·经籍志》，其确立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得以延续和完善。
关键词： 分类法 史部目录 目录学流变
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史学是与经学并驾齐驱的两门最发达且最引人注目的学科，诚如《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总叙》所云：“夫学者研理于经，可以正天下之是非；征事于史，可以明古今之成败。余皆杂学也。”故在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中国古代书目中，史籍多是作为单独的一个大类出现。但当我们沿着中国古代书目溯源而上却发现事实远非如此。
一、中国最早的史籍萌芽——公元前14世纪的甲骨卜辞
语言先于文字而存在，文字还未成形时代的史实多依靠口耳相传或图画、结绳记事。而到了公元前14世纪，中国出现了汉字的雏形——甲骨文，于是少数掌握这种文字的巫史便将占卜的起因及结果刻在甲骨上。据考古发掘证明，这些具有记事功能的骨片当时已予以收藏，收藏是为了利用，而为方便检索，就在它的背面刻上号码序号。就甲骨作为一种最早的文献载体来说，将它编排序列，我们不妨称它为史部目录极幼稚的雏形。
二、我国第一部分类目录——《七略》
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刘向承命校勘天录阁藏书，历20个寒暑，始终不辍，直至去世。尔后其子刘歆，又继承其父未竟事业。到哀帝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才全部整理校勘完毕。而刘歆对文化事业的贡献，尤在于他编纂校勘的图书目录专著——《七略》。由此，我国始出现第一部分类目录专著。
三、《汉志》中的史籍归类及原因
《七略》所创立的分类体例，为东汉班固撰写《汉书·艺文志》所取法。但是，无论《七略》，抑或《汉书·艺文志》，都未曾将史籍单独设类，而是将之归入“六艺略”的“春秋类”或其他略中。比如《汉书·艺文志》，将《史记》入于“六艺略”中的“春秋类”，而又将《高祖传》入于“诸子略”中的“儒家类”。
之所以当时史籍尚不能独立门户，究其原因，大致有二：一则史籍的数量、种类不甚繁多；再者汉代经学尤盛，史学尚算不得显学。换而言之，在汉之前，巫史一体，史官的掌职范围过于广泛（历象、阴阳、日月、度数、占卜、藏书、撰述等等），尚不具备后世史学以记载人事为主，以惩恶扬善为目的的史学功能。
四、由《汉志》到《隋志》看史籍在目录学中从“以史附经”到“史部独立”
受汉代宗经尊儒思想的深刻影响，班固《汉书·艺文志》直承刘歆《七略》的分类方法，“以《史记》附《春秋》”；《隋书·经籍志》借鉴了《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方法，参照魏晋以来各家书目的分类情况，并结合魏晋至隋代史学发展的实际，将史类书籍独立列部并设十三小类，明确了“史部”概念，确立了史部在我国传统目录学上的地位。
（一）动荡环境下经学地位之衰微与史学地位的上升
从东汉末到三国鼎立，从西晋短暂的统一到南北朝长期的对峙，纵贯数百年，社会多处于动荡割据状态。割据政权各自为寻求统一富强之道，无不注重修史，以总结历史上治乱得失的经验。史籍体裁遂日趋繁杂，既有记载皇帝生活的“起居注”，又有名人的“传记”，还有各种“地方志”及“氏族志”，等等。据统计，三国史（包括分国史）有11种，晋史有14种，十六国史（包括分国史）有30余种，南北朝史有14种，其中陈寿的《三国志》、范晔的《后汉书》、沈约的《宋书》、萧子显的《南齐书》、魏收的《魏书》被后人列入二十四史之中，占二十四史总部数的1/5以上。编年体史大量涌现，据不完全统计，两汉史有3种，三国史有3种，晋史有11种，南北朝史有8种。至于这一时期的人物传记、氏族谱牒、舆地郡书等其他类别的史著数量之多，不胜枚举。
与史学繁荣局面恰恰相反，经学却日趋衰微：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长期处于战乱不已、南北分裂、朝代频繁更替的局面，而曾经在西汉政治统治中发挥过巨大作用的经学在东汉中后期走上穿凿附会、繁琐空洞的末路，最后在外戚、宦官交替专权的政治危机和黄巾起义的沉重打击之下伴随刘汉政权的瓦解而衰竭。
魏晋南北朝新的政治格局下产生了新的思想观念，清新、简约、重思辨的玄学一扫迂腐、繁琐、虚伪的儒家名教而占据了当时的主流思想意识形态；以史为鉴成为继任统治者试图逃脱前代短命覆辙并寻求维系当朝有效统治方法的重要途径；正是因为多个政权群起并立，统治者们更加需要各自编撰史书以为自己的政权“正名”；割据政权更为倚重地方豪强士族的势力维持其动荡不安的艰难统治，所以门阀制度下整个社会对世家大族渊源、谱系的格外重视带来了各种传记、志书的繁荣；不稳定的政治局面一改前朝大一统的思想钳制反而为作者提供了相对宽松的学术环境和能够深度剖析、反思历史的机遇；诸多儒者甚或经学家避开师法、家法紊乱，繁琐荒诞的解经模式而重新投身以重实录、秉笔直书精神为魂灵的史学著述中，以春秋笔法和史家的良知或褒或贬惩恶扬善；经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术，纸的使用更为普遍，而南方经济的兴盛繁荣就为各种卷帙浩繁的史学著述提供了更加便利书写的物质基础。上述所有这些因素促成了史学在这一时期的兴旺繁荣，史学一跃而成为显学。人们对史籍的浓厚兴趣，促进了史学的发展；而史学的发展，最终又促成史部目录的形成。
（二）四部分类法的雏形——《中经新簿》与其后世影响
这期间，各家书目对史类书籍的著录情况清晰，使史学发展的前后相继均有迹可寻。三国时期的魏国秘书郎郑默，编纂而成图书目录《中经簿》。然此书己亡，但从间接资料可推测其书创立了四分法，并已将“史学”单独设类。到西晋初年，秘书监荀勖仿郑默《中经簿》，编辑图书目录《中经新簿》。以四分法类分图书：甲部登录六艺和小学的书；乙部登录古诸子、近世诸子、兵书、数术等书；丙部登录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等类图书；丁部登录诗、赋、图赞、汲冢书，等等。其中的丙部属史学类，此为最早见诸文字记载的史学独立门户著作，它标志着史部目录正式形成。到东晋穆帝时的著作郎李充，又依据《中经新簿》编成《四部书目》，史学地位由丙部上升到乙部，这是基于类目之间的内在变化：史籍为立国、治国的措施、经验、教训，乃至君主、大夫、士的教养内容，从政治功能着眼，故提到诸子之前，与“六艺”相依。它反映了史学学术地位的提高。 之后，谢灵运编《宋元嘉八年秘阁四部目录》、王俭编《宋元徽元年秘阁四部书目录》、王亮编《齐永明元年秘阁四部目录》、刘孝标编《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部目录》、殷钧编《梁天监六年四部书目录》、刘遵编《梁东宫四部目录》、《陈天嘉六年寿安殿四部目录》、《陈德教殿四部目录》、《开皇四年四部目录》、《开皇八年四部书目录》，《香厨四部目录》、《隋大业正御书目录》均按此法分类。梁元帝萧绎《金楼子》有自著或命人代撰之书的目录《著书篇》，也按此甲、乙、丙、丁分类法著录书籍，这大约是现存最早的四部目录。从荀勖的《晋中经簿》到萧绎的《著书篇》，史类书籍的著录体系逐渐得到了完善。
到唐代魏徵主编的《隋书·经籍志》，仍袭用四分法归类图书，其参照了魏晋南北朝各家目录，借鉴东汉班固的《汉志》、宋王俭的《七志》、梁阮孝绪的《七录》的分类标准，归纳总结其得失成败，定“史部”名称，分十三小类。如实反映了从汉到隋这一历史阶段，史学逐渐摆脱经学附庸地位的实际发展状况。而最具历史意义的是以经、史、子、集取代了甲、乙、丙、丁的称谓。至此，史部目录的学术地位，于官修正史中得以确认，并一直为后世官修正史所取法。
五、史部类目的继承与延续——从《隋书·经籍志》到《四库全书总目》
四部分类法自《隋书·经籍志》确立后，千余年来，官簿私录，多所沿袭，少有变更，成为中国目录学史之主流分类法，即分类史上之所谓“正统派”分类法。这种“多所沿袭，少有变更”的状况，从唐以后正史艺文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等）、官修目录（《崇文总目》、《四库全书总目》）、私家著录（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尤袤《遂初堂书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黄虞稷《千倾堂书目》（《明史·艺文志》以此为蓝本））与《隋书·经籍志》之分类相比较，即可得到说明。而通过以上比较可知后世目录分类法之发展，《隋书·经籍志》史部十三类之类目，基本上是被继承了的，换言之，变化甚微或无所变化。
六、结语
目录是我们了解各个历史时期文献的著述、收藏、流传、存佚状况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活动的线索和桥梁，是学术领域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都是由国家统一组织编修的综合性目录，基本上反映了当时的最高学术水平。它们又是我国古代目录发展史上的三大里程碑，体现了我国古代目录学由初创到集大成的发展概况。在古籍目录中，史部目录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史部各类目的渊源流变自然就成为目录学史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从甲骨片背面的刻号算起，到史部目录的最终形成，以至得到官修正史的确认，前后历经两千余年的漫长岁月。纵观期间的发展史，由其雏形状态到它的成熟完善，既与文化典籍目录的发展息息相通，又与史籍的数量、种类及其学术地位密切相关。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永瑢，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关键词： 分类法 史部目录 目录学流变
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史学是与经学并驾齐驱的两门最发达且最引人注目的学科，诚如《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总叙》所云：“夫学者研理于经，可以正天下之是非；征事于史，可以明古今之成败。余皆杂学也。”故在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中国古代书目中，史籍多是作为单独的一个大类出现。但当我们沿着中国古代书目溯源而上却发现事实远非如此。
一、中国最早的史籍萌芽——公元前14世纪的甲骨卜辞
语言先于文字而存在，文字还未成形时代的史实多依靠口耳相传或图画、结绳记事。而到了公元前14世纪，中国出现了汉字的雏形——甲骨文，于是少数掌握这种文字的巫史便将占卜的起因及结果刻在甲骨上。据考古发掘证明，这些具有记事功能的骨片当时已予以收藏，收藏是为了利用，而为方便检索，就在它的背面刻上号码序号。就甲骨作为一种最早的文献载体来说，将它编排序列，我们不妨称它为史部目录极幼稚的雏形。
二、我国第一部分类目录——《七略》
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刘向承命校勘天录阁藏书，历20个寒暑，始终不辍，直至去世。尔后其子刘歆，又继承其父未竟事业。到哀帝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才全部整理校勘完毕。而刘歆对文化事业的贡献，尤在于他编纂校勘的图书目录专著——《七略》。由此，我国始出现第一部分类目录专著。
三、《汉志》中的史籍归类及原因
《七略》所创立的分类体例，为东汉班固撰写《汉书·艺文志》所取法。但是，无论《七略》，抑或《汉书·艺文志》，都未曾将史籍单独设类，而是将之归入“六艺略”的“春秋类”或其他略中。比如《汉书·艺文志》，将《史记》入于“六艺略”中的“春秋类”，而又将《高祖传》入于“诸子略”中的“儒家类”。
之所以当时史籍尚不能独立门户，究其原因，大致有二：一则史籍的数量、种类不甚繁多；再者汉代经学尤盛，史学尚算不得显学。换而言之，在汉之前，巫史一体，史官的掌职范围过于广泛（历象、阴阳、日月、度数、占卜、藏书、撰述等等），尚不具备后世史学以记载人事为主，以惩恶扬善为目的的史学功能。
四、由《汉志》到《隋志》看史籍在目录学中从“以史附经”到“史部独立”
受汉代宗经尊儒思想的深刻影响，班固《汉书·艺文志》直承刘歆《七略》的分类方法，“以《史记》附《春秋》”；《隋书·经籍志》借鉴了《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方法，参照魏晋以来各家书目的分类情况，并结合魏晋至隋代史学发展的实际，将史类书籍独立列部并设十三小类，明确了“史部”概念，确立了史部在我国传统目录学上的地位。
（一）动荡环境下经学地位之衰微与史学地位的上升
从东汉末到三国鼎立，从西晋短暂的统一到南北朝长期的对峙，纵贯数百年，社会多处于动荡割据状态。割据政权各自为寻求统一富强之道，无不注重修史，以总结历史上治乱得失的经验。史籍体裁遂日趋繁杂，既有记载皇帝生活的“起居注”，又有名人的“传记”，还有各种“地方志”及“氏族志”，等等。据统计，三国史（包括分国史）有11种，晋史有14种，十六国史（包括分国史）有30余种，南北朝史有14种，其中陈寿的《三国志》、范晔的《后汉书》、沈约的《宋书》、萧子显的《南齐书》、魏收的《魏书》被后人列入二十四史之中，占二十四史总部数的1/5以上。编年体史大量涌现，据不完全统计，两汉史有3种，三国史有3种，晋史有11种，南北朝史有8种。至于这一时期的人物传记、氏族谱牒、舆地郡书等其他类别的史著数量之多，不胜枚举。
与史学繁荣局面恰恰相反，经学却日趋衰微：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长期处于战乱不已、南北分裂、朝代频繁更替的局面，而曾经在西汉政治统治中发挥过巨大作用的经学在东汉中后期走上穿凿附会、繁琐空洞的末路，最后在外戚、宦官交替专权的政治危机和黄巾起义的沉重打击之下伴随刘汉政权的瓦解而衰竭。
魏晋南北朝新的政治格局下产生了新的思想观念，清新、简约、重思辨的玄学一扫迂腐、繁琐、虚伪的儒家名教而占据了当时的主流思想意识形态；以史为鉴成为继任统治者试图逃脱前代短命覆辙并寻求维系当朝有效统治方法的重要途径；正是因为多个政权群起并立，统治者们更加需要各自编撰史书以为自己的政权“正名”；割据政权更为倚重地方豪强士族的势力维持其动荡不安的艰难统治，所以门阀制度下整个社会对世家大族渊源、谱系的格外重视带来了各种传记、志书的繁荣；不稳定的政治局面一改前朝大一统的思想钳制反而为作者提供了相对宽松的学术环境和能够深度剖析、反思历史的机遇；诸多儒者甚或经学家避开师法、家法紊乱，繁琐荒诞的解经模式而重新投身以重实录、秉笔直书精神为魂灵的史学著述中，以春秋笔法和史家的良知或褒或贬惩恶扬善；经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术，纸的使用更为普遍，而南方经济的兴盛繁荣就为各种卷帙浩繁的史学著述提供了更加便利书写的物质基础。上述所有这些因素促成了史学在这一时期的兴旺繁荣，史学一跃而成为显学。人们对史籍的浓厚兴趣，促进了史学的发展；而史学的发展，最终又促成史部目录的形成。
（二）四部分类法的雏形——《中经新簿》与其后世影响
这期间，各家书目对史类书籍的著录情况清晰，使史学发展的前后相继均有迹可寻。三国时期的魏国秘书郎郑默，编纂而成图书目录《中经簿》。然此书己亡，但从间接资料可推测其书创立了四分法，并已将“史学”单独设类。到西晋初年，秘书监荀勖仿郑默《中经簿》，编辑图书目录《中经新簿》。以四分法类分图书：甲部登录六艺和小学的书；乙部登录古诸子、近世诸子、兵书、数术等书；丙部登录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等类图书；丁部登录诗、赋、图赞、汲冢书，等等。其中的丙部属史学类，此为最早见诸文字记载的史学独立门户著作，它标志着史部目录正式形成。到东晋穆帝时的著作郎李充，又依据《中经新簿》编成《四部书目》，史学地位由丙部上升到乙部，这是基于类目之间的内在变化：史籍为立国、治国的措施、经验、教训，乃至君主、大夫、士的教养内容，从政治功能着眼，故提到诸子之前，与“六艺”相依。它反映了史学学术地位的提高。 之后，谢灵运编《宋元嘉八年秘阁四部目录》、王俭编《宋元徽元年秘阁四部书目录》、王亮编《齐永明元年秘阁四部目录》、刘孝标编《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部目录》、殷钧编《梁天监六年四部书目录》、刘遵编《梁东宫四部目录》、《陈天嘉六年寿安殿四部目录》、《陈德教殿四部目录》、《开皇四年四部目录》、《开皇八年四部书目录》，《香厨四部目录》、《隋大业正御书目录》均按此法分类。梁元帝萧绎《金楼子》有自著或命人代撰之书的目录《著书篇》，也按此甲、乙、丙、丁分类法著录书籍，这大约是现存最早的四部目录。从荀勖的《晋中经簿》到萧绎的《著书篇》，史类书籍的著录体系逐渐得到了完善。
到唐代魏徵主编的《隋书·经籍志》，仍袭用四分法归类图书，其参照了魏晋南北朝各家目录，借鉴东汉班固的《汉志》、宋王俭的《七志》、梁阮孝绪的《七录》的分类标准，归纳总结其得失成败，定“史部”名称，分十三小类。如实反映了从汉到隋这一历史阶段，史学逐渐摆脱经学附庸地位的实际发展状况。而最具历史意义的是以经、史、子、集取代了甲、乙、丙、丁的称谓。至此，史部目录的学术地位，于官修正史中得以确认，并一直为后世官修正史所取法。
五、史部类目的继承与延续——从《隋书·经籍志》到《四库全书总目》
四部分类法自《隋书·经籍志》确立后，千余年来，官簿私录，多所沿袭，少有变更，成为中国目录学史之主流分类法，即分类史上之所谓“正统派”分类法。这种“多所沿袭，少有变更”的状况，从唐以后正史艺文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等）、官修目录（《崇文总目》、《四库全书总目》）、私家著录（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尤袤《遂初堂书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黄虞稷《千倾堂书目》（《明史·艺文志》以此为蓝本））与《隋书·经籍志》之分类相比较，即可得到说明。而通过以上比较可知后世目录分类法之发展，《隋书·经籍志》史部十三类之类目，基本上是被继承了的，换言之，变化甚微或无所变化。
六、结语
目录是我们了解各个历史时期文献的著述、收藏、流传、存佚状况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活动的线索和桥梁，是学术领域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都是由国家统一组织编修的综合性目录，基本上反映了当时的最高学术水平。它们又是我国古代目录发展史上的三大里程碑，体现了我国古代目录学由初创到集大成的发展概况。在古籍目录中，史部目录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史部各类目的渊源流变自然就成为目录学史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从甲骨片背面的刻号算起，到史部目录的最终形成，以至得到官修正史的确认，前后历经两千余年的漫长岁月。纵观期间的发展史，由其雏形状态到它的成熟完善，既与文化典籍目录的发展息息相通，又与史籍的数量、种类及其学术地位密切相关。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永瑢，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