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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在新华社总结的年度官员“雷人语录”中位居榜首。网络上有好事者搜索编辑了年度官员“雷人语录”，如2008年的“对我的抹黑，就是对西丰的抹黑”、“以前没有网络的时候多好啊，想让他们怎么说就怎么说”等。2010年“不要老报冷冷冷，要注意和谐”、“如果我们不拆迁，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吃什么”等继往开来。我们不禁思考：为什么群众这么关注官员“雷人语录”？官员“雷人语录”频出说明了什么？
媒介素养不足
所谓媒介素养就是指正确地认识以及使用媒介资源的能力。政府官员的媒介素养主要是指了解各种传媒的特点，知道批判传媒的标准，在此基础上形成对传媒的积极态度和主动能力，能够科学、有效地利用传媒，并且积极地参与传媒，主动地支持和监督传媒。①
这些语录首先反映了某些官员面对媒体监督的态度无外乎三种：一、躲避策略，类似于鸵鸟只管自己把头埋在沙子里。不管谁来了解情况，当事官员直接躲起来不见，以为一味的躲就可以把事情大事拖小，小事拖了。这在电视调查节目中屡见不鲜，如记者在郑州养犬办采访过程中就遇到有工作人员谎称自己是“打酱油”的。这是最简单最直接的策略。二、软磨硬抗型。看起来接待了，也配合采访了，但实际上拒绝透露事情真相。就像天津市政管理局的那位官员，在被记者追问贷款道路建设通行费款项的去处时说的“这事不好再说太细”。要么躲避，要么就糊弄一下，草草打发。三、捏造事实型。用一种有利于保持自身官员形象的方式，用一种完全侮辱公众智商的方式来做一个解释，就如四川省一卫生局的处长给百姓解释死者很可能是“被颠簸而导致活过来了”。
《决策》杂志曾就领导者媒介素养进行问卷调查，在对“您总是能够轻松应付与媒体的关系”的调查中，有45.2%的领导者选择中立，26.9%持赞同态度，27.9%持不赞同态度，②可见领导者对应对媒介信心不足。
如今的网络时代又被称为麦克风时代，似乎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记者。2009年12月22日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了《2009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报告中指出2009年网络舆论载体的新进展：互联网和传统媒体相互借力，放大舆论。显然官员如果依然一味地采取“捂”、“堵”的方式方法来应对当前的时代已经过时，一味地“捂”、“堵”不仅徒劳无益，而且愚蠢至极。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政府公务人员有义务接受媒体访问，同时全面准确地回答问题，不应该回避媒体，更不能随意表达。政府官员采取“疏”的方式把发生的事情如实、客观地向媒体作介绍就不会给媒体猜测、编造的余地，也就能打消公众质疑，满足公众知情权，掌握舆论导向。
对领导干部来说，他们掌握着一定程度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官员们应该逐渐学会和新闻记者打交道，充分利用媒体发布信息、引导社会舆论、树立政府形象。领导干部的传媒素养如何，绝不单单是其个人素养的问题，更是直接关系到党和政府“新闻执政”水平、关系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要“坚持党管媒体的原则，增强引导舆论的本领，掌握舆论工作的主动权……重视对社会热点的引导，积极开展舆论监督，完善新闻发布制度和重大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快速反应机制”。因此，领导干部应具有良好的新闻执政能力，要增强新闻执政能力。③
政治素养欠缺
政治素养主要是指在政治立场、政治品质和政治水平等政治素质方面的修养。主要指领导干部的政治态度、政治品质和思想作风，具体表现在政治立场、理论素养和道德品质三个方面。
首先，官员“雷人语录”反映出某些官员官僚姿态十足。官场的浸染尤其是权力的浸染和内化，已经培养了个别官员油然而生的优越感，不由形成了惯于俯视众生的姿态。做出进京抓记者壮举的西丰县委原书记张志国在西丰人论坛里就说：“对我的抹黑，就是对西丰的抹黑……请管好你的嘴！不要乱讲！”依仗手中的些许权力，他拿出官架子发起了官威，已然忘记了怎么跟民众平等地交流，而用“俯视”的态度进行呵斥、命令，把媒体也当成下级。而湖北阳新县安监局局长在面对村民举报瞒报矿难事故时淡然回应：“时间太长，没有精力去调查。”没时间、没精力成为某些官员推诿扯皮的说辞。按理说，一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都是人民的公仆，官员不分大小，都要为党尽忠、替人民办事，可从某些官员雷人之言来看，他们似乎更在乎自己的政绩和乌纱。
其次，官员“雷人语录”凸显了官员的权力观念错位、群众意识淡薄。2009年6月25日《人民日报》评论对“非正常”言论干部做出深入剖析：归根结底，是对自己的身份属性不清楚。某些官员在骨子里有那么一股官气、霸气、匪气和痞气，说到底还是官本位、权本位的思维在作祟。一些领导干部利用手中的职权，非但不为民解忧，反而将人民赋予他们的权力用于压制百姓、压制媒体。
最后，官员“雷人语录”在常识层面背离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众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联系，不允许任何党员脱离群众，凌驾于群众之上”。
深层追问
媒体的监督、公众的质疑，都离不开权力监督部门的回应以及监督权力的制度保障。没有对事实真相和问题的追根溯源，只找到漂浮在水面上的浅层原因，那么新的官员雷人言论仍会出现，问题依然是问题，将得不到根本的解决。在官员“雷人语录”背后，我们不仅仅看到百姓、媒体的监督权、知情权和参与权被压制，而且我们更看到这种公权力没有受到有效的监督。
官员“雷人语录”频出，一方面显示出了媒介在有效地履行着“社会公器”的职责，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公民“四权”即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依然在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枣阳市人民法院院长在面对公众质疑法院用“非法用摄像机录制法院的执行活动”为由刑拘市民时表示“法院是习惯性这么做的”。以司法为职业的机构明知自己的行为不合法，没有相关规定依据，就刑拘了并不违法的市民，这样的一种习惯性做法及思维，竟然拥有了与“法律”同等的权力。这种“习惯性”做法其实就是习惯性剥夺公民的权利。除剥夺了公民监督公权力运用的权利之外，还剥夺了他人通过某种途径了解事实的权利。传媒是公民行使“四权”的有效途径，从叫嚣“关闭新华网”到“人民网是电子垃圾”等我们可以看出媒体的监督开展状况也并不容乐观。
之所以接二连三地出现官员“雷人语录”，说到底还是因为对于民众他们毫无敬畏。之所以不敬畏百姓，不体察民生疾苦，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心知肚明：自己的官帽，与百姓的评判没有多大关系。④那么对于官员“雷人语录”，最重要的依然是对官员的权力，特别是对官员公权私用的行为要进行有效的监督与制约。一方面就是充分地保障我们每一个公民的“四权”，另一方面就是主管部门和立法单位要加以制约和平衡，约束官员的权力权限，避免官员的打击报复行为，使其依法行政，依法执政。
有干部曾感叹：“以前没有网络的时候多好啊，想让他们怎么说就怎么说……”这句话其实体现了信息的重要性、知情权的重要性。但是站在群众的立场上就恰恰相反，由于技术的革新、网络的引入，群众可以更好地了解官员的所作所为。公权力的使用，再加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相关政策、制度的出台，我们所获得的知情权恰好构成了对官员权力、对公众权力行使的一种有效的规范和制约。官员要学会面对媒体，正面回应公众质疑，坦诚接受舆论监督。这不仅符合老百姓的利益，也符合党和政府的利益。
注释：
①郑欣：《政府官员：一个特殊群体的媒介认知及其应对行为研究——以700名处级以上干部媒介素养调查为例》，《新闻与传播研究》，2008（3）。
②徐雁龙、王聪：《领导者媒介素养调查》，《决策》，2007（9）。
③贺蕃蕃：《领导干部应增强“新闻执政力”》，《新湘评论》，2010（12）。
④尹平平：《加大民意权重才能逼退官员雷语牛腔》，《新华每日电讯》，2009年12月10日。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编校：郑艳
媒介素养不足
所谓媒介素养就是指正确地认识以及使用媒介资源的能力。政府官员的媒介素养主要是指了解各种传媒的特点，知道批判传媒的标准，在此基础上形成对传媒的积极态度和主动能力，能够科学、有效地利用传媒，并且积极地参与传媒，主动地支持和监督传媒。①
这些语录首先反映了某些官员面对媒体监督的态度无外乎三种：一、躲避策略，类似于鸵鸟只管自己把头埋在沙子里。不管谁来了解情况，当事官员直接躲起来不见，以为一味的躲就可以把事情大事拖小，小事拖了。这在电视调查节目中屡见不鲜，如记者在郑州养犬办采访过程中就遇到有工作人员谎称自己是“打酱油”的。这是最简单最直接的策略。二、软磨硬抗型。看起来接待了，也配合采访了，但实际上拒绝透露事情真相。就像天津市政管理局的那位官员，在被记者追问贷款道路建设通行费款项的去处时说的“这事不好再说太细”。要么躲避，要么就糊弄一下，草草打发。三、捏造事实型。用一种有利于保持自身官员形象的方式，用一种完全侮辱公众智商的方式来做一个解释，就如四川省一卫生局的处长给百姓解释死者很可能是“被颠簸而导致活过来了”。
《决策》杂志曾就领导者媒介素养进行问卷调查，在对“您总是能够轻松应付与媒体的关系”的调查中，有45.2%的领导者选择中立，26.9%持赞同态度，27.9%持不赞同态度，②可见领导者对应对媒介信心不足。
如今的网络时代又被称为麦克风时代，似乎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记者。2009年12月22日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了《2009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报告中指出2009年网络舆论载体的新进展：互联网和传统媒体相互借力，放大舆论。显然官员如果依然一味地采取“捂”、“堵”的方式方法来应对当前的时代已经过时，一味地“捂”、“堵”不仅徒劳无益，而且愚蠢至极。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政府公务人员有义务接受媒体访问，同时全面准确地回答问题，不应该回避媒体，更不能随意表达。政府官员采取“疏”的方式把发生的事情如实、客观地向媒体作介绍就不会给媒体猜测、编造的余地，也就能打消公众质疑，满足公众知情权，掌握舆论导向。
对领导干部来说，他们掌握着一定程度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官员们应该逐渐学会和新闻记者打交道，充分利用媒体发布信息、引导社会舆论、树立政府形象。领导干部的传媒素养如何，绝不单单是其个人素养的问题，更是直接关系到党和政府“新闻执政”水平、关系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要“坚持党管媒体的原则，增强引导舆论的本领，掌握舆论工作的主动权……重视对社会热点的引导，积极开展舆论监督，完善新闻发布制度和重大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快速反应机制”。因此，领导干部应具有良好的新闻执政能力，要增强新闻执政能力。③
政治素养欠缺
政治素养主要是指在政治立场、政治品质和政治水平等政治素质方面的修养。主要指领导干部的政治态度、政治品质和思想作风，具体表现在政治立场、理论素养和道德品质三个方面。
首先，官员“雷人语录”反映出某些官员官僚姿态十足。官场的浸染尤其是权力的浸染和内化，已经培养了个别官员油然而生的优越感，不由形成了惯于俯视众生的姿态。做出进京抓记者壮举的西丰县委原书记张志国在西丰人论坛里就说：“对我的抹黑，就是对西丰的抹黑……请管好你的嘴！不要乱讲！”依仗手中的些许权力，他拿出官架子发起了官威，已然忘记了怎么跟民众平等地交流，而用“俯视”的态度进行呵斥、命令，把媒体也当成下级。而湖北阳新县安监局局长在面对村民举报瞒报矿难事故时淡然回应：“时间太长，没有精力去调查。”没时间、没精力成为某些官员推诿扯皮的说辞。按理说，一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都是人民的公仆，官员不分大小，都要为党尽忠、替人民办事，可从某些官员雷人之言来看，他们似乎更在乎自己的政绩和乌纱。
其次，官员“雷人语录”凸显了官员的权力观念错位、群众意识淡薄。2009年6月25日《人民日报》评论对“非正常”言论干部做出深入剖析：归根结底，是对自己的身份属性不清楚。某些官员在骨子里有那么一股官气、霸气、匪气和痞气，说到底还是官本位、权本位的思维在作祟。一些领导干部利用手中的职权，非但不为民解忧，反而将人民赋予他们的权力用于压制百姓、压制媒体。
最后，官员“雷人语录”在常识层面背离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众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联系，不允许任何党员脱离群众，凌驾于群众之上”。
深层追问
媒体的监督、公众的质疑，都离不开权力监督部门的回应以及监督权力的制度保障。没有对事实真相和问题的追根溯源，只找到漂浮在水面上的浅层原因，那么新的官员雷人言论仍会出现，问题依然是问题，将得不到根本的解决。在官员“雷人语录”背后，我们不仅仅看到百姓、媒体的监督权、知情权和参与权被压制，而且我们更看到这种公权力没有受到有效的监督。
官员“雷人语录”频出，一方面显示出了媒介在有效地履行着“社会公器”的职责，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公民“四权”即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依然在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枣阳市人民法院院长在面对公众质疑法院用“非法用摄像机录制法院的执行活动”为由刑拘市民时表示“法院是习惯性这么做的”。以司法为职业的机构明知自己的行为不合法，没有相关规定依据，就刑拘了并不违法的市民，这样的一种习惯性做法及思维，竟然拥有了与“法律”同等的权力。这种“习惯性”做法其实就是习惯性剥夺公民的权利。除剥夺了公民监督公权力运用的权利之外，还剥夺了他人通过某种途径了解事实的权利。传媒是公民行使“四权”的有效途径，从叫嚣“关闭新华网”到“人民网是电子垃圾”等我们可以看出媒体的监督开展状况也并不容乐观。
之所以接二连三地出现官员“雷人语录”，说到底还是因为对于民众他们毫无敬畏。之所以不敬畏百姓，不体察民生疾苦，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心知肚明：自己的官帽，与百姓的评判没有多大关系。④那么对于官员“雷人语录”，最重要的依然是对官员的权力，特别是对官员公权私用的行为要进行有效的监督与制约。一方面就是充分地保障我们每一个公民的“四权”，另一方面就是主管部门和立法单位要加以制约和平衡，约束官员的权力权限，避免官员的打击报复行为，使其依法行政，依法执政。
有干部曾感叹：“以前没有网络的时候多好啊，想让他们怎么说就怎么说……”这句话其实体现了信息的重要性、知情权的重要性。但是站在群众的立场上就恰恰相反，由于技术的革新、网络的引入，群众可以更好地了解官员的所作所为。公权力的使用，再加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相关政策、制度的出台，我们所获得的知情权恰好构成了对官员权力、对公众权力行使的一种有效的规范和制约。官员要学会面对媒体，正面回应公众质疑，坦诚接受舆论监督。这不仅符合老百姓的利益，也符合党和政府的利益。
注释：
①郑欣：《政府官员：一个特殊群体的媒介认知及其应对行为研究——以700名处级以上干部媒介素养调查为例》，《新闻与传播研究》，2008（3）。
②徐雁龙、王聪：《领导者媒介素养调查》，《决策》，2007（9）。
③贺蕃蕃：《领导干部应增强“新闻执政力”》，《新湘评论》，2010（12）。
④尹平平：《加大民意权重才能逼退官员雷语牛腔》，《新华每日电讯》，2009年12月10日。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编校：郑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