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瑜的《明清文化史散论》虽然自称“散论”，但脉络十分清楚，这是对起自明初，迄于辛亥革命这五百四十四年历史的描述。这一中世纪文化走向衰落、近代文化陷于难产的岁月，给作者“既带来了研究之繁，也增添了引人入胜的情趣。”读完全书，人们便会发现，作者在绵密的科学论证基础上所作出的论断，切中这一“早期启蒙文化与回光返照的封建帝国文化相交织”的时代的要害。
　　我们在书中可以读到文化与文化史涵义的阐释，可以看到，作者对中国文化史所作的大要分期：以史前至春秋战国为“中国本土文化起源与发展期”，以西汉至明中叶为“中国与印度文化接触融变期”，以明末至近代为“中国文化与西洋文化接触融汇期”。我们在书中可以看到：明代理学流变，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社会心灵的历程。这个历程，本是中国徘徊于中世纪的故道，这是无法摆脱因袭的重担，走向新时代的窘境的写照。刘基的《郁离子》，是先秦民本思想的承继，这是对专制苛政暴行的抨击，是中国文化史漫长链条上闪烁着奇光的一环。而明代文学的“复古”派是对点缀平的“台阁体”的革新，但是，以模古、拟古为法宝的举动，无法挽回封建社会的颓势，说明中国文化已进入“变古”边缘。“三言”、“二拍”代表了市民——这一新主角在文学上的登场，“它们好比是在乍暖还寒的冬春之交，自然景观一派肃杀，但在某些洼地，开始萌发着青草的嫩芽。这些嫩芽还很不起眼，但毕竟预示着早春季节将要来临。”我们还可以看到作者对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在华学术活动的研究，就吸收外来科技知识及其方法论而言，这是中国文化的一次空前良机，因此，“他们决不是抱着什么超凡入圣的念头到中国来的，那些中外宗教宣传家在他们头上安放的圣洁的桂冠和光环，应当取下，而代之以切实可信的科学估量。”通过与西方科技知识相接触，徐光启认识到了中国传统科技的不足所在，鲜明地指示了中国科学向近代方向发展的道路。尽管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顽固性以及封建政治对文化的巨大束缚，使得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缺乏丰厚的土壤，徐光启等先哲的巨大努力，不可避免地中断近两个世纪，但是，他们所开创的学术路线至今洋溢着旺盛的生命力，给人以启示和激励。与这一时代的文学、科学相适应，我们更可以看到这一时代的思想动向，王夫之实际是把人类生活习俗之变，作为人类性质迁移的启动力。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实际是晚周民本思潮的一种复兴，是走向近代反封建资产阶级变革思潮的桥梁。顾炎武重视对“风俗”的研究与改造，蕴藏了“比形而上学要正确些”的因子。明清文字狱，作为民主、自由、科学和革命精神凶恶残忍的仇敌，则是中国文明与欧洲文明差距愈来愈大的重要原因之一。至于湖北地区能成为推翻封建帝制的“首义之区”，并非一只从云端掉下来的幸运之果，而是因受近代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赐。以上论证，均丰满、深刻，所有论点，既在政治史、经济史、哲学史、文学史、科技史专论之外，又都与之相联系，可以说，体现了从总体上把握的文化史研究的特征。
　　文化，这是一个民族在前进道路上不可回避的内容。中国文化史研究领域，不应当长期沉寂，作者的这一良好开端，将激励更多的学者到这本不应被忽视的园地里来精耕细作，也许，通过这里，可以解答出几道在中国过去与现在的历史上一直难有解答的千古之谜。
　　
　　(《明清文化史散论》，冯天瑜著，湖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第一版，3.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