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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国内外形势,已经在中央确立了领导地位的邓小平作出决策,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更为积极的步骤
在过去几十年里,我曾经多次参与中央文件和国家领导人讲话稿的起草工作,其中最难以忘怀的,是30年前受命起草那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
这份影响深远的重要文告已经载入史册。我作为一个亲身经历的过来人,不妨谈一谈这桩旧事。
四天写出初稿
1978年12月17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我正在钓鱼台国宾馆参加为邓小平副总理访美做准备的工作。当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国务院研究室主任的胡乔木把我找去,告诉我,小平同志布置了一项任务,要在1979年元旦,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名义,发布一份《告台湾同胞书》,让我在三四天内起草出一个初稿。
他向我讲了文告的要点,特别叮嘱说:这个文告既要面对台湾老百姓,也要面对台湾当局。行文不用党报社论的格调,语气要委婉平和些,可以半文半白,适应台湾同胞的习惯,让他们能听得进去。
对此,我的理解就是,既要晓之以义,也要动之以情。我花了四天时间,按照胡乔木所说的精神把稿子写成,给他送去。他对稿子作了修改,框架没有大动,只是对文字作了精心润色,加了一些警句,如“这种绵延多少岁月的互相思念之情与日俱增”等。
12月24日,乔木同志要我和他一起,带着打印好的修改稿到小平同志家里去,请他审定。胡乔木让我当面逐字逐句把稿子念了一遍。小平同志听完后,只字没改就表示认可,当场拍板说:“我看可以了,赶快分送政治局的各位同志过目。”后来,文告也没有改动,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12月26日开会讨论通过,就在1979年1月1日公之于世了。
这份文告有这样一些特点和主要内容:开诚相见,言之成理,语调恳挚亲切,富有感情。不再重弹“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的旧调,而是反复强调实现祖国统一是所有炎黄子孙的共同愿望和责任。为了缓和海峡两岸的紧张局势,宣布停止对金门等岛屿的炮击(国防部部长徐向前当天就向人民解放军发布停止炮击的命令);建议通过商谈,结束两岸的军事对峙状态;主张尽快实现通航、通邮、通商,可以进行任何范围的交往接触;指出统一祖国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神圣使命。
文告动情地说:“如果我们还不尽快结束这种分裂局面,早日实现祖国的统一,我们何以告慰于列祖列宗?何以自解于子孙后代?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凡属黄帝子孙,谁愿成为民族的千古罪人?”文告表示,我们寄希望于1700万台湾同胞,也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希望台湾当局以民族利益为重,为实现祖国统一的事业作出宝贵贡献。这篇全文1800多字的文告,可以说是语重心长,入情入理,它理所当然在海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
文告的背景
《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有着一定的历史背景。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由于美国的阻扰,台湾一直没有能够回归祖国。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双方经过协商发表《上海公报》。中美两国结束了长期的敌对关系,互设联络处,但是,美国仍然保持与台湾的“外交关系”,继续在台湾驻扎军队,维持同台湾的“共同防御条约”,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到1977年,卡特就任美国总统后,希望实现中美关系的正常化。经过两国代表将近半年的谈判,终于在1978年12月16日达成协议,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公报》。美国接受中方坚持的“断交、撤军、废约”三项原则,与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宣布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这就大大增加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
另一方面,1978年12月22日闭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我们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正式拉开了全面改革开放的序幕。
这不仅需要全国各族人民的艰苦奋斗,还需要有一个和平的周边环境、国际环境,正如小平同志所说,“我们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那就有必要对我们的外交政策作出适当调整,我们的对台方针也要作一些变动。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我国神圣领土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统一大业的前景,已经进一步摆在我们的面前。全会欢迎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本着爱国一家的精神,共同为祖国统一和祖国建设事业继续作出积极的贡献。”
正是面对当时的国内和国际形势,已经在中央确立了领导地位的邓小平同志作出决策,在促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上采取更为积极的步骤,这就有了《告台湾同胞书》的诞生。
《告台湾同胞书》发布的这一天,小平同志在为此召开的全国政协座谈会上说:“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告台湾同胞书》,体现我们对台湾回归和祖国统一大业的大政方针、基本立场、基本态度。”过了不久,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又发表九点声明,重申文告宣告的“大政方针”,初次提出可以考虑采取“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台湾问题。
小平访美谈台湾
1979年1月28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赴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本人有幸得以顾问身份随行,对他和平统一祖国的思想有了更深的理解。
小平同志访美期间,不止一次谈到台湾问题。他在美国参议院举行的午餐会上,用明快的语言说:“人们担心的是将要用什么办法来解决台湾问题。我肯定你们已经注意到,我们不再使用‘解放’台湾这个字眼了。我们现在说的是,我们希望解决台湾回归祖国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问题。只要台湾回归祖国而且承认只有一个中国,那么,我们就将充分尊重台湾目前的现实。”
他在另一次讲话中也强调:“按照我们的心愿,我们完全希望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对国家、对民族比较有利。这在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应该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这种可能性将会增大。”
有美国记者提出,既然要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为什么又不肯承诺不使用武力?小平同志回答说:“我们力求用和平方式来实现台湾归还祖国和完成祖国的统一,但是,如果我们承诺不使用武力,那就等于将我们的双手捆绑起来,结果只会促使台湾当局根本不同我们谈判和平统一。这反而只能导致最终使用武力解决问题。”他在公开场合表示,希望美国敦促台湾与祖国进行谈判,通过谈判来解决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小平同志这次美国之行,对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进程无疑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形势比人强
《告台湾同胞书》的发布,是我们党和政府对台政策的一个转折点,它打开了通过和平协商实现祖国统一的新局面。为了落实“尊重台湾现状”的政策,邓小平同志于1983年6月正式提出“一国两制”的具体方案:祖国统一后,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现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也不变。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需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大陆不派人驻台。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谁也不吃掉谁,互相尊重,共同繁荣。
这个非常富有创造性的构想,当然对台湾各界人士有很大感召力。后来,中共中央台办负责人又提议,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互派代表进行接触,以便创造条件,就和平统一展开谈判。上世纪90年代初,两岸先后建立了“海峡交流基金会”和“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并一再举行接触对话。两会代表于1992年11月达成“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的所谓“九二共识”。以后,江泽民、胡锦涛等领导人,多次提出建立互信、开展和平谈判的倡议,表示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
在这期间,尽管受到“台独势力”的干扰破坏,两岸关系还是不断改善,往来日益频繁,经济联系日益密切,文化交流日益活跃。几年前,台湾国民党和亲民党的领导人相继来大陆访问,与胡锦涛总书记举行了会晤。一时间,海峡两岸都听到国共两党可以开展第三次合作的呼声。2008年春天,台湾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民党再次执政,重新确认“一个中国”的原则,采取积极发展与大陆关系的方针,情况大为好转。当年11月初,海协会会长陈云林出访台湾,与台湾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签署了有关两岸空运、海运、邮政、食品安全四项协议,真正实现了两岸同胞盼望已久的直接“三通”,台湾舆论界称之为“两岸关系发展的新里程碑”。
回顾《告台湾同胞书》发布以来30年海峡两岸关系发展的历史,可以充分看出这个文告的重大历史意义。正如胡锦涛同志去年12月31日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上讲话所说的,“《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标志着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理论和实践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两岸关系发展由此揭开新的历史篇章。”■
谭文瑞:笔名池北偶,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
在过去几十年里,我曾经多次参与中央文件和国家领导人讲话稿的起草工作,其中最难以忘怀的,是30年前受命起草那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
这份影响深远的重要文告已经载入史册。我作为一个亲身经历的过来人,不妨谈一谈这桩旧事。
四天写出初稿
1978年12月17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我正在钓鱼台国宾馆参加为邓小平副总理访美做准备的工作。当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国务院研究室主任的胡乔木把我找去,告诉我,小平同志布置了一项任务,要在1979年元旦,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名义,发布一份《告台湾同胞书》,让我在三四天内起草出一个初稿。
他向我讲了文告的要点,特别叮嘱说:这个文告既要面对台湾老百姓,也要面对台湾当局。行文不用党报社论的格调,语气要委婉平和些,可以半文半白,适应台湾同胞的习惯,让他们能听得进去。
对此,我的理解就是,既要晓之以义,也要动之以情。我花了四天时间,按照胡乔木所说的精神把稿子写成,给他送去。他对稿子作了修改,框架没有大动,只是对文字作了精心润色,加了一些警句,如“这种绵延多少岁月的互相思念之情与日俱增”等。
12月24日,乔木同志要我和他一起,带着打印好的修改稿到小平同志家里去,请他审定。胡乔木让我当面逐字逐句把稿子念了一遍。小平同志听完后,只字没改就表示认可,当场拍板说:“我看可以了,赶快分送政治局的各位同志过目。”后来,文告也没有改动,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12月26日开会讨论通过,就在1979年1月1日公之于世了。
这份文告有这样一些特点和主要内容:开诚相见,言之成理,语调恳挚亲切,富有感情。不再重弹“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的旧调,而是反复强调实现祖国统一是所有炎黄子孙的共同愿望和责任。为了缓和海峡两岸的紧张局势,宣布停止对金门等岛屿的炮击(国防部部长徐向前当天就向人民解放军发布停止炮击的命令);建议通过商谈,结束两岸的军事对峙状态;主张尽快实现通航、通邮、通商,可以进行任何范围的交往接触;指出统一祖国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神圣使命。
文告动情地说:“如果我们还不尽快结束这种分裂局面,早日实现祖国的统一,我们何以告慰于列祖列宗?何以自解于子孙后代?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凡属黄帝子孙,谁愿成为民族的千古罪人?”文告表示,我们寄希望于1700万台湾同胞,也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希望台湾当局以民族利益为重,为实现祖国统一的事业作出宝贵贡献。这篇全文1800多字的文告,可以说是语重心长,入情入理,它理所当然在海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
文告的背景
《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有着一定的历史背景。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由于美国的阻扰,台湾一直没有能够回归祖国。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双方经过协商发表《上海公报》。中美两国结束了长期的敌对关系,互设联络处,但是,美国仍然保持与台湾的“外交关系”,继续在台湾驻扎军队,维持同台湾的“共同防御条约”,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到1977年,卡特就任美国总统后,希望实现中美关系的正常化。经过两国代表将近半年的谈判,终于在1978年12月16日达成协议,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公报》。美国接受中方坚持的“断交、撤军、废约”三项原则,与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宣布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这就大大增加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
另一方面,1978年12月22日闭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我们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正式拉开了全面改革开放的序幕。
这不仅需要全国各族人民的艰苦奋斗,还需要有一个和平的周边环境、国际环境,正如小平同志所说,“我们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那就有必要对我们的外交政策作出适当调整,我们的对台方针也要作一些变动。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我国神圣领土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统一大业的前景,已经进一步摆在我们的面前。全会欢迎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本着爱国一家的精神,共同为祖国统一和祖国建设事业继续作出积极的贡献。”
正是面对当时的国内和国际形势,已经在中央确立了领导地位的邓小平同志作出决策,在促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上采取更为积极的步骤,这就有了《告台湾同胞书》的诞生。
《告台湾同胞书》发布的这一天,小平同志在为此召开的全国政协座谈会上说:“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告台湾同胞书》,体现我们对台湾回归和祖国统一大业的大政方针、基本立场、基本态度。”过了不久,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又发表九点声明,重申文告宣告的“大政方针”,初次提出可以考虑采取“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台湾问题。
小平访美谈台湾
1979年1月28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赴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本人有幸得以顾问身份随行,对他和平统一祖国的思想有了更深的理解。
小平同志访美期间,不止一次谈到台湾问题。他在美国参议院举行的午餐会上,用明快的语言说:“人们担心的是将要用什么办法来解决台湾问题。我肯定你们已经注意到,我们不再使用‘解放’台湾这个字眼了。我们现在说的是,我们希望解决台湾回归祖国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问题。只要台湾回归祖国而且承认只有一个中国,那么,我们就将充分尊重台湾目前的现实。”
他在另一次讲话中也强调:“按照我们的心愿,我们完全希望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对国家、对民族比较有利。这在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应该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这种可能性将会增大。”
有美国记者提出,既然要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为什么又不肯承诺不使用武力?小平同志回答说:“我们力求用和平方式来实现台湾归还祖国和完成祖国的统一,但是,如果我们承诺不使用武力,那就等于将我们的双手捆绑起来,结果只会促使台湾当局根本不同我们谈判和平统一。这反而只能导致最终使用武力解决问题。”他在公开场合表示,希望美国敦促台湾与祖国进行谈判,通过谈判来解决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小平同志这次美国之行,对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进程无疑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形势比人强
《告台湾同胞书》的发布,是我们党和政府对台政策的一个转折点,它打开了通过和平协商实现祖国统一的新局面。为了落实“尊重台湾现状”的政策,邓小平同志于1983年6月正式提出“一国两制”的具体方案:祖国统一后,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现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也不变。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需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大陆不派人驻台。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谁也不吃掉谁,互相尊重,共同繁荣。
这个非常富有创造性的构想,当然对台湾各界人士有很大感召力。后来,中共中央台办负责人又提议,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互派代表进行接触,以便创造条件,就和平统一展开谈判。上世纪90年代初,两岸先后建立了“海峡交流基金会”和“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并一再举行接触对话。两会代表于1992年11月达成“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的所谓“九二共识”。以后,江泽民、胡锦涛等领导人,多次提出建立互信、开展和平谈判的倡议,表示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
在这期间,尽管受到“台独势力”的干扰破坏,两岸关系还是不断改善,往来日益频繁,经济联系日益密切,文化交流日益活跃。几年前,台湾国民党和亲民党的领导人相继来大陆访问,与胡锦涛总书记举行了会晤。一时间,海峡两岸都听到国共两党可以开展第三次合作的呼声。2008年春天,台湾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民党再次执政,重新确认“一个中国”的原则,采取积极发展与大陆关系的方针,情况大为好转。当年11月初,海协会会长陈云林出访台湾,与台湾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签署了有关两岸空运、海运、邮政、食品安全四项协议,真正实现了两岸同胞盼望已久的直接“三通”,台湾舆论界称之为“两岸关系发展的新里程碑”。
回顾《告台湾同胞书》发布以来30年海峡两岸关系发展的历史,可以充分看出这个文告的重大历史意义。正如胡锦涛同志去年12月31日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上讲话所说的,“《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标志着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理论和实践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两岸关系发展由此揭开新的历史篇章。”■
谭文瑞:笔名池北偶,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