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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董其昌《画旨》上有一则话,说:“画与字各有门庭,字可生,书不可不熟。字须熟后生,画须熟外熟。”这句话通俗平淡,可以简单地理解为纯技巧问题,即要求绘画的技巧纯熟而又纯熟,创作时就能得之于心,应之于手,方登化境;书法则不然,要求技巧熟练之后再回到有如初学书时那样生,才造要妙。作这样的解释,也许符合董其昌说话时的本意,但若细究穷源,探索一下其潜在意识,怕就不那么简单了,故特为拈出,作为本文的标题,以借题发挥。在董其昌以前的中国书论与书评中,人们总是以“熟”和“精熟”来评价和赞美一个书家及其艺术造诣的。如唐代张怀瓘《书断》用“精熟神妙,冠绝古今”来评价张芝在草书上的创造性成就。唐代孙过庭《书谱》认为:“心不厌精,手不忘熟,若运用尽于精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