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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806年农历正月，即位不到半年的唐宪宗下诏改元元和，并大赦天下：“自正月二日昧爽已前，大辟罪已下，常赦不原者，咸赦除之。”如同神经般遍布大唐帝国辽阔疆域的水陆驿道，立即将圣上的旨意从首都长安传遍了各个角落。当消息传到江南西道的朗州（今湖南省常德市）时，朗州司马刘禹锡大喜过望。他以为，他也将得因这道大赦令而雨露均沾，重返长安——最不济，也会调到离长安相对较近的地方。因为，他被贬谪到朗州的罪名，无论如何，也比大辟罪要轻得多，既然大辟罪已下的罪人都“咸赦除之”，那他就没有理由不得到赦免。为此，刘禹锡给老领导和老朋友杜佑写信，在信中，他一方面坦陈朗州的僻远不便，“今武陵距京师，赢二千者无几。小人祖先壤树在京、索间，瘠田可耕，陋室未毁”。一方面又恳求杜佑出面在朝廷里替他说几句公道话。给杜佑的信寄出去后，刘禹锡就在朗州掐着日子等待从长安降临的喜讯——但喜讯没等来，噩耗却不期而至：当年八月，宪宗下诏指出，哪怕是在“常赦不原者，咸赦除之”的大背景下，“左降官韦执谊、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准、程异等八人，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就是说，哪怕罪行严重的刑事犯都能得到大赦，刘禹锡这一帮子人却不必考虑。也许到这个时候，天真的诗人刘禹锡才明白，他所遭受的处分虽然仅仅是贬谪，但在执政者眼里，由于政见不同，由于党同伐异，他和他的同道们的罪恶，要远甚于刑事犯。毕竟，在执政者看来，刑事犯危害的是具体而微的个人，政治异见者危害的却是他们自身的权柄与威福。
806年秋天，郁闷之极的刘禹锡至少有三件事没能预料到，而这三件事，都和他的人生走向密切相关。其一，他没预料到他不在大赦之列；其二，他没预料到他此后仕途和人生的大多数光阴，竟然就是在一系列边远州郡的贬谪之中度过；其三，他没预料到他在这个帝国所扮演的角色，将由意气风发、雄心勃勃的拯救者，渐渐沦落为冷眼相对、时或讥讽的旁观者，并进一步演变为退守自我、适性得意的逍遥者。
这一切，都源于他曾经积极参与并成为核心人物的短命改革，这场改革被史家们称为永贞革新。作为中国历史上为期最短暂的改革之一，永贞革新只维持了短短146天，仅仅长于光绪年间的戊戌变法。
一
国祚几近三百年的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大一统王朝——甚至不用在后面加上之一。爆发于这个王朝立国一个半世纪之后的安史之乱，不仅是这个王朝的转折点，也是整个中国历史的转折点。用《剑桥中国隋唐史》的话说，这场为期八年的巨大动乱，“把一个集权、富饶、稳定和辽阔的帝国搞成斗争不休、不安全和分裂的国家”。安史之乱前夕的天宝十三年（754），帝国有户9,069,154，口52,880,488，而十年之后，这两个数字分别降为2,923,135和16,920,386。也就是说，这场可怕的人间浩劫，使得将尽三分之二的人民死于非命。至于伴随人口减少的大量土地抛荒，大批城镇沦为废墟，苟全性命的人民流离失所，自是不可避免。当年傲视千古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已经渐行渐远，永远不再昨日重现。从另一重意义上讲，比人民横死、人口剧减和社会财富消耗殆尽对唐王朝影响更深远的，则是政治体制上横生的两大毒瘤，它不仅导致了帝国的日益衰弱，也导致了帝国的最终灭亡。这两大毒瘤就是安史之乱前后形成的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
中晚唐一百余年间，尽管历代李唐皇帝都想有一番作为，企图拿掉这两大赘附于帝国身上的毒瘤，但一如我们都已经知道的结局：毒瘤未能拿掉，反而致使气若干云的李家天子或惨遭横死，或抑郁终生，或中途倒台。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历史并不是没给李家天子以重获生机的机会，只是这机会与李家天子阴差阳错地失之交臂。于是乎，毒瘤越积越大，病情愈演愈厉，强盛一时的大唐帝国只能面对日之将夕、悲风四至的惨状不能自拔，终至在内外交困中轰然倒塌。我们熟知的著名诗人刘禹锡，他除了是那个时代文名远播的大文化人，同时也是那场拯救运动的参与者和亲历者。可以说，透过他参与的那场旨在变革、旨在恢复故物的永贞革新，我们能够清晰洞见那个曾经强盛无比的时代在拐点之后如何错失良机，进而不可避免地滑进毁灭的深渊。
二
永贞革新的源头，要追溯到此前的唐德宗改革。
大历十四年（779）五月，唐代宗去世，其子李适即位，是为唐德宗。唐德宗改次年为建中元年。建中元年的刘禹锡，还是一个九岁的孩子。出生于官宦和诗书世家的他，此时正师从诗僧皎然和灵澈学诗。刘禹锡成长并令人艳羡地22岁就高中进士走上仕途的历程，正好重合了唐德宗从锐意改革到心灰意冷、得过且过的嬗变轨迹。
在唐朝历代皇帝中，唐德宗是比较突出的一个。首先是他在位时间长达26年。只有唐高宗和唐玄宗在位比他长，哪怕是创下了贞观之治的唐太宗，在位也比他短三年。在位时期长，意味着他有充足的时间去解决帝国面临的问题。在这片虽然遭逢战争创伤，却还有着无限生机的土地上，他治下的王朝完全可能振衰起颓。其次，和大多数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因血统高贵而一出生就注定了要当皇帝的天子不同，唐德宗身为太子之时，天下还在板荡之际，他被父皇唐代宗封为天下兵马元帅，会合诸路大军讨伐占据东都的史朝义，进而收复东都，平定河南，以元帅功拜尚书令，并与名将郭子仪等人一同图形于凌烟阁。
唐德宗登上皇位时已经37岁，是一个心智成熟，对帝国情况了如指掌的中年人。正因为他对帝国情况烂熟于胸，也深知帝国弊端何在，他才可能像《旧唐书》给他的评价一样，“励精治道，思政若渴，视民如伤”。一句话，他是一个既有施政能力也有政治理想的人，他的远大政治理想就是把帝国这艘不沉的方舟从衰落而危险的海域，重新驶向贞观和开元那样的幸福境界。为了实现这一政治理想，唐德宗上任伊始，就着手推行改革。
首先，罢免地方贡物和减少宫廷服务人员，以此减轻地方政府和民众的负担。换言之，唐德宗改革的第一刀，是从宫廷——亦即从他自身做起的。帝王施行改革，往往如民间所谓马列主义的电筒——只照别人，不照自己，但唐德宗的改革，却难能可贵地从我做起。这些措施具体包括：其一，按历代惯例，地方政府在完成中央下达的税收任务之外，还负有向宫廷进献土特产的义务。这些土特产一般来说价值并不高，但由于司其事的官员趁机拉虎皮作大旗，以向皇室进贡的名义敲诈百姓，这就成了民众的一大负担。为此，唐德宗上任后，先后免除诸州府、新罗、渤海以往每岁必贡的用于田猎的鹰、鹞；山南的枇杷、江南的柑橘，除了供给宗庙用于祭祀者外，“余贡皆停”；剑南的春酒每年原贡十斛，也“罢之”。此后，他又专门下诏，令各地政府及各藩属国“不得贡珍禽异兽”。为表示决心，还把文单国（今缅甸）所贡的三十二头大象，从宫苑里赶出来，放生到荆山之阳。原本服务于宫廷的优倡及宫女，历代只见增加，不见减少。唐德宗先后“出梨园使及伶官之冗食者三百人”，“出宫女百余人”。同一年，又宣布免征酒税。唐德宗的这些充满自律精神的改革，全都实施于他初登帝位的半年时间里。从这近乎雷霆般的改革速度中，我们推测得出，他对帝国现状极不满意，他要通过改革来实现长治久安的崇高理想。
如果说这些从宫廷方面着手的改革，其引发的反响还不是太大的话，那么唐德宗针对帝国财税实施的两税法，不仅对唐朝影响深远，对唐朝以后的中国同样影响深远。
唐朝立国后，实行的是以均田制为前提的租庸调法。简单地说，就是以人丁为单位征收各种赋税及杂费。到了纳税年龄的公民，不论其资产状况如何——不管你是亿万富翁，还是赤贫寒士，国家向你征收的赋税都一样。唐德宗听从杨炎建议，自即位第二年起执行两税法。两税法的核心，就是国家根据民众贫富差别，征收相应的财产税和土地税。由于这种征税形式，在一年里分成夏税和秋税两次完成，是故称为两税法。
两税法的实施，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土地拥有量较少的普通农民的负担。是故，《新唐书》称赞它：“赋不加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吏不诫而奸无所取，轻重之权始归朝廷矣。”但是，随着两税法的实施，它的另一弊端也很快彰显出来：由于两税法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入，量出以制入”，这就给了那些俨然土皇帝般的节度使们超额征收，擅自增加人民负担的理由和借口。两税法实施后的742年，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在征收本地两税时，擅自下令每一千文多收两百文，即超征百分之二十。此后，其他节度使群起效尤，陈少游也就成为地方大员乱摊派的始作俑者。陈少游们的乱摊派，无关唐德宗改革财税的初衷。反过来，正是陈少游们的乱摊派，进一步刺激了唐德宗。他明白，财税也好，贡物也罢，统统只是帝国的疥癣之疾，威胁最大的心腹大患其实还未曾触及。只有真正解决了心腹大患，才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才能让帝国在转折关头重获新生之路。这心腹大患就是已成燎原之势的藩镇割据。
三
藩镇又称方镇。探其源，它与府兵制的瓦解和募兵制的兴起密切相关。在实行寓兵于农的府兵制时代，每遇战事发生，朝廷便临时任命将领率军指挥打仗，而战区的行政工作，则由将领以外的其他地方官员执行。但自从实行常备军性质的募兵制后，“新常备军需要一种新的指挥机构，它能使这些军队在特定的边疆广泛地区相对独立地行动”。这样，出于实际情况的需要，一个边境地区——被称为藩或藩镇，开始由一个节度使掌管。为了便宜行事，节度使除了军权外，还兼有区域内的行政权和财政权，以及自主聘用手下官员的人事权。733年，朝廷划天下为十五道，每道设置一个采访使，后来又把采访使改称为观察使。不论采访使还是观察使，其职责都是监察所在地区的官员。一开始，节度使与观察使的区域划分并不完全吻合，一个地区往往既有节度使又有采访使。但随着战事的频繁，大多数节度使开始兼任采访使。等到公元758年罢采访使而设观察使后，这一职务几乎不成文地由节度使兼任。节度使在掌控地方的军事权、行政权、财政权、人事权后，又进一步获得了监察权。
事权过于集中，是任何一个大一统的中央王朝所不愿看到的。但如果不这样做，军队——尤其是那些远离内地的边防军——就不能得到适时的战地指挥和后勤保障。不得已之下，朝廷对这一新局面的应对措施是在选任节度使时非常慎重，并将他们定期轮换，以防个人与某一藩镇的关系发展得过于密切牢固。
但朝廷的应对措施，是基于一种理想状态。事实上，由于唐玄宗对安禄山的过度信任，安禄山不仅不曾轮换，而且还一再兼任邻近区域的节度使和采访使，以致后来竟身兼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和河北采访使。他胆敢起兵作乱，妄想取李唐而代之，日渐坐大的势力就是其本钱。
平息安史之乱时，朝廷本身没有一支像样的直属部队，只能依靠效忠朝廷的节度使去冲锋陷阵。在平乱过程中，各地节度使越设越多，及至战乱平息，全国已有34个藩镇，而此后几十年间更增加到了50个左右。对此，《新唐书》异常沉痛地指出：
及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反，犯京师，天子之兵弱不能抗，遂陷两京。肃宗起灵武，而诸镇之兵共起诛贼。其后禄山子庆绪及史思明父子继起，中国大乱，肃宗命李光弼等讨之，号‘九节度之师’。久之，大盗既灭，而武夫战卒以功起行阵，列为侯王者，皆除节度使。由是方镇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故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舍由于士卒，号为留后，以邀命于朝。天子顾力不能制，则忍耻含垢，因而抚之，谓之姑息之政。
当这些跨州连郡、手挽兵符的节度使们，其去世后要么由儿子世袭，要么由强有力的部下以留后之名统领时，藩镇已成为事实上的独立王国。在大唐帝国的版图上，竟然有50个这样的独立王国——这其中，当然也有不少对朝廷效忠的，但从本质上讲，他们其实都是一样的独立，都是一样的游离于中央集权之外。其情其景，恰如司马光总结的那样：“朝廷专事姑息，不能复制，虽然藩臣，羁縻而已。”——朝廷对藩镇无可奈何，只能乞求他们不要像安禄山那样起兵造反就阿弥陀佛了。
四
唐德宗的削藩之路就是从拒绝已成惯例的节度使父死子继迈出第一步的。那是唐建中二年（781）正月，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去世，其子李惟岳秘不发丧，盗用李宝臣名义上书朝廷，请求由李惟岳世袭，但唐德宗予以拒绝。李惟岳退而求其次，在为其父发丧后，又上书请求按惯例由他出任留后，但唐德宗仍然不答应。唐德宗的强硬，李惟岳始料未及，多年来节度使父子相继或私相授受已是司空见惯，为什么别人可以这样干，偏偏到了我这里就不行呢？李惟岳气愤不已。
早年，李宝臣与李正已、田承嗣、梁崇义等几位节度使相互抱团，“期以土地传之子孙”。田承嗣死后，李宝臣曾出面请求朝廷由其子田悦世袭，唐代宗同意了。现在，投桃报李，田悦也该站出来给李惟岳说说话。但尽管田悦多次上书，唐德宗“欲革前弊，不许”。朝廷里有人劝唐德宗：“惟岳已据父业，不因而命之，必为乱。”唐德宗回答说：“贼本无资以为乱，皆藉我土地，假我位号，以聚其众耳。向日因其所欲而命之多矣，而乱日益滋。是爵命不足以已乱而适足以长乱也。然则惟岳必为乱，命与不命等耳。”——当一般大臣认为，朝廷应当不惜名器，以封官晋爵的方式来换取节度使们不反叛时，唐德宗比他们更高明地看到：节度使们的欲望是无止境的，朝廷无法永远都满足他们的欲望，姑息的办法无异于抱薪救火。因此，正确的方法不是扬汤止沸而是釜底抽薪——哪怕为此带来的后果是节度使的武装叛乱也在所不惜。毕竟，要想让朝廷重获尊严与权力，唯有武力削藩一途。
于是，安史之乱后大帝唐国又一场旷日持久的内战就此拉开帷幕。一方是绝不让步的唐德宗，一方是多年坐大的四大藩镇：成德节度使李惟岳——自封的，并未得到朝廷认可；淄青节度使李正已——不久即去世，由其子李纳世袭，亦未得到朝廷认可；山南节度使梁崇义和魏博节度使田悦。前面说过，唐朝中央政府的软弱，在于手里没有一支强有力的武装力量，仅有的作为禁军主力的神策军，其战斗力十分低下。神策军中有不少人是长安富户和恶霸，他们不过是借神策军之名逃避徭役或是倚势横行，欺压百姓。这些人大多只是每月纳课，实际上并不入伍。当四节度使叛乱时，唐德宗能够调用的机动部队少得可怜，他所能做的，就是借助效忠朝廷的另一些节度使去征讨叛乱的节度使。不过，就政治和人心而言，唐德宗拥有绝对优势：一则，他才是这个享国已近两百年的大帝国的正朔；二则，安史之乱早使人心厌乱，对节度使们的叛乱，不仅普通民众不支持，就是那些节度使的手下也多怀二心。在最初的一系列战争中，叛军一败再败：梁崇义被另一个节度使李希烈击败，自杀身死；李惟岳被手下大将王武俊干掉，王率部反正。但唐德宗的削藩之所以半途而废，而没能像他和当时绝大多数民众期待的那样，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其中既有他本人在决策上和用人上的失误，更多的则是多年来形成的积重难返的困境：朝廷任何大的军事行动，都只能依赖于节度使；而节度使们在为朝廷打仗并立功后，往往偃蹇不臣。更何况，替朝廷打仗的节度使们也清楚，唐德宗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取消藩镇，那么现在为朝廷卖命，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自掘坟墓。这就像田悦在挑拨朱滔时指出的那样：“今上英武独断，有秦皇、汉武之才，诛夷豪杰，欲扫除河朔，不令子孙嗣袭。”——唐德宗有无秦皇汉武之才，值得商榷，但他扫除诸藩的志向却是路人皆知。基于这些原因，反正后的王武俊很快又加入到了叛乱者行列，负责讨伐叛军的范阳节度使朱滔亦因朝廷不能满足其私欲而造反。次年，几支叛军首领僭号称王：田悦称魏王，王武俊称赵王，李纳称齐王，朱滔称冀王。曾立过战功的李希烈亦于此年叛乱，先是称天下都元帅、太尉、建兴王，后来干脆一步到位：称帝。
五
几路叛军中，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最强大。为了对付他，唐德宗调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兵五千奔赴前线。时值农历十月，连日密雨，天气阴寒，姚令言所部将士大多带有家属——这样的部队，其战斗力如何，让人心里没底。更荒唐的是，这些带了家属的将士，都寄希望于途经首都长安时，能得到皇上丰厚的赏赐，以便添置过冬衣物。但是，藩镇割据多年，中央财政早就捉襟见肘，加上连年用兵，此时更是雪上加霜，朝廷不可能有什么丰厚赏赐——当京兆尹王翊代表政府慰问劳军时，只能是一顿粗茶淡饭。大失所望的军人们踢倒桌椅，扬言说：“我们就要上战场去送死，竟然吃不饱饭，那我们又何必以血肉之躯去对抗白刃呢？听说朝廷的琼林、大盈两座仓库，堆金累帛，不如去取来用了。”——这支唐德宗原本倚仗平叛的军队，转眼之间竟裂变为叛军。尽管事发后，姚令言前往劝说，但毫无效果；唐德宗派出宦官带上金帛去安抚，叛军的回应是将宦官射死。当叛军一路鼓噪，直接冲击皇宫时，唐德宗不得不仓皇出逃，暂时驻节于奉天（今陕西乾县）。皇帝出走，首都成为权力真空。叛军们遂拥戴朱泚为主——朱泚与朱滔系同胞兄弟，朱滔叛乱时，曾派人以蜡书置髻中到陕西找朱泚，希望朱泚一同造反。不走运的是，送信人被政府军抓获。其时，唐德宗把朱泚招来，将蜡书和送信人一并展示给他，朱泚惶恐不已。唐德宗说：你们两兄弟相去千里，你并没有参与他的谋反，你无罪。并厚赐金银宅院，以求安抚他。但明察秋毫的唐德宗却没能看出，朱泚是一个等待时机的野心家。当乱军拥他为主后，他不久即在长安称帝。他不仅称帝，还将李唐皇室来不及逃走的天皇贵胄70余人悉数杀死，此后，又多次派军攻打奉天。朱泚以为，他既已占据京城，只要把皇帝搞定，天下就可以由李变朱。为此，他对奉天这座小城的攻打空前猛烈，而唐德宗也遭遇了空前压力：叛军制造出一种能容纳500人的云梯攻城，城中死伤无数，云梯中的一些叛军已登上城楼。是时，唐德宗惟与手下相对而泣，泣罢，他拿出一些告身——相当于后世的委任状，交给手下，让他用这些告身去招募死士御敌。对这个几乎山穷水尽，既无雄兵、亦无雄才的流亡朝廷来说，惟有官爵是不需要成本的。幸好就在云梯将要攻陷城池时，“一轮偏陷，不能前却”，被城上将士投以火把而烧灭。
久被围困的奉天不仅朝不保夕，物资也极其匮乏，“城中资粮俱尽”。唐德宗派一个善跑的人出城侦察，这人向唐德宗恳求说外面太冷，希望能赐他一件厚点的衣服。但唐德宗“寻求不获”，只得“悯默而遣之”。
就像西谚说的那样，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唐德宗原初的理想，是要将藩镇割据一举解决之，但世路多歧，他没想到其结果竟然是自己狼狈流落到一个郊野小县苦苦支撑危局。现在他面对的，是波及大半个国家的大动荡，是急于将他除之而后快的叛军，是完全无法再支撑下去的财政——财政之艰难。其实早在姚令言部叛乱，唐德宗逃出长安前就是既成事实：《资治通鉴》中说，“时两河用兵，月费百余万缗，府库不支数月。”为了解决棘手的财政问题，太常博士韦都宾和陈京建议说：“货利所聚，皆在富商，请括富商钱，出万缗者，借其余以供军。计天下不过借一二千商，则数年之用足矣。”两位文化官员的意思是，天下最富的莫过商人，那么由政府出面核算他们的财产，凡是超过一万缗的，其余部分都借给国家充当军费。那么全国不过借一二千户商人，就足以支撑数年的军费了。唐德宗采纳了这一建议，并令判度支杜佑负责其事——前文已叙及杜佑，他是本文主角刘禹锡的老领导和老同事，不过，当杜佑任判度支时，刘禹锡还是十来岁的小孩子。杜佑的执行情况与两位博士的预言大相径庭。尽管杜佑非常尽职地大索长安商贾，并辄加搒棰，以至不少商人不胜其苦，干脆以死相抗，长安城“嚣然若被寇盗”，但所得不过八十余万缗。后来又“括僦柜质钱”，所谓柜质，柜即柜坊，略相当于后来的银行；质即质库，略同于后世的典当铺。所谓“括僦柜质钱”，就是国家强行向当时的民间金融机构贷款。此外，“凡蓄积钱帛粟麦者，皆借四分之一”。政府的举措过于凶猛，闹得长安城的商家为之罢市，并在宰相经过时，拦住其乘马哭诉。但终其所得，也不过二百万缗，而原本对政府持支持态度的民众，这时已暗生怨意了。
严峻的形势下，唐德宗意识到削藩之路已走入死胡同，他决定向藩镇示弱，以姑息的方式换取和平。784年正月，唐德宗改元兴元，下诏罪己。在这道诏书中，唐德宗自我批评说，“小子⋯⋯以长于深宫之中，暗于经国之务，积习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穑之艰难，不恤征戍之劳苦”。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帝王，在天下吏民面前如此自我痛贬，其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更重要的是，对这几年发生的诸节度使叛乱，唐德宗也得把责任一股脑儿挽到自己头上，承认这些人的叛乱，都是因为“朕抚御乖方，致其疑惧”，“皆由上失其道而下罹其实，朕实不君，人则何罪”——我简直就是个不称职的君主，那些节度使们根本没有错。罪己诏中，唐德宗宣布赦免除朱泚以外的其他所有节度使。对唐德宗给出的这一台阶，田悦、王武俊和李纳等人原初的目的就是守住各自的小王国，现在当然就坡下驴，纷纷上表谢罪，取消王号。但自以为坐大了的李希烈却不理不睬，更在不久之后悍然称帝。
罪己诏并未真正结束动乱。一个多月后，由于朔方节度使李怀光联络朱泚反叛。为避叛军锋芒，唐德宗只得再次逃往山南西道的梁州（今陕西汉中）。将近半年后，效忠朝廷的李晟收复长安，唐德宗才得以回到满面疮痍、十室九空的首都。
也就是说，唐德宗志在解决藩镇问题的改革，在付出了数十万的军人战死、国家财政为之崩溃的惨痛代价后，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更加严重——从那以后，藩镇父死子继或是私相授受就成为朝廷无权亦无法过问的藩镇自家的内政。
六
唐德宗在改革之初，也意识到没有一支由朝廷直接掌控的军队来为改革保驾护航，改革就是镜花水月。为此，他大力扩充神策军，企图倚之为干城。神策军组建于天宝十三载（754年），原是一支地方部队。安史之乱中，这支部队的一部分由卫伯玉率领驰援京城。几经更替，宦官鱼朝恩成为神策军首领。公元763年，吐蕃入犯长安，唐代宗逃往陕州，鱼朝恩率神策军护驾，神策军从此成为禁军。
唐朝初年，鉴于历代宦官干政的恶果，唐太宗规定，宦官的身份应永远限为平民，不许他们做高官，即不得出任三品或三品以上的职位。宦官机构的设置就决定了“宦官所主，不过宫掖奔走杂役而已”。但是，由于处于政治运作的核心，由于是首长身边的人，宦官的潜在政治能量不可低估。后来，唐玄宗不惜违反祖制，把助他问鼎有功的高力士提拔为唐朝第一个任职三品以上的宦官。唐肃宗、代宗时期的李辅国，其政治能量则又高出高力士一大截：他在唐肃宗死后，张皇后企图杀害唐代宗而立已子的关键时刻，率一队禁军入卫，处死张后，并拥立唐代宗。李辅国算是唐代宦官登上政治舞台并搅乱政局的开端，他后来被唐代宗所杀。作为神策军统帅，鱼朝恩的气焰又远胜李辅国。鱼朝恩干预政事，威凌百官，甚至连皇帝也不放在眼里，同时大肆敛财，设置地牢迫害无辜。在宰相元载的配合下，唐代宗于770年将其处死。从那以后，神策军的指挥权便从宦官手中剥离。唐德宗削藩时，神策军首长为白志贞，他的官衔是神策军使。
尽管唐德宗将白志贞视作心腹，可当姚令言部暴乱时，白志贞却有负圣恩，从而让唐德宗心中的天平再一次偏向了宦官：姚令言部军士鼓噪进攻皇城时，唐德宗召禁军入卫，竟然没能召到一兵一卒。他只得仓皇出逃。由于事发突然，唐德宗的出逃非常狼狈：“后宫诸王、公主不及从者什七八”，作为皇帝凭证的传国玉玺也是王贵妃将其系在衣裙之中带出，随行护驾的仅有由窦文场和霍仙鸣带领的一百余位宦官——窦和霍的身份也是宦官，唐德宗还待位东宫时，就陪侍左右。至于原本担负有警卫重责的神策军使白志贞，一直要等唐德宗逃到了咸阳才追上来。
禁军和宦官在大乱时的表现，令唐德宗心里很不是滋味：禁军的职责就是保卫皇上，但关键时刻竟然无人听令，反倒是以仆役视之的宦官，能和自己生死与共。换言之，最危急关头，他堂堂一个上国天子，能够依靠的竟然只有身边的宦官。这一事件使唐德宗意识到：建立禁军队伍当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把禁军的指挥权抓到自己手里。但皇帝不可能亲自兼任禁军总司令。退而求其次，把禁军交给宦官，也就和自己亲领没什么区别了吧。
重返长安后，唐德宗将神策军分为左右两厢，任命窦文场和王希迁（后改为霍仙鸣）为左、右厢兵马使。此后，神策军进一步扩建，设立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是为地位在神策军大将军之上的实际统帅，依然由窦和霍二人担任。“这在实际上意味着，窦文场和霍仙鸣把宦官的权力扩及全部禁军的十支部队，因为神策军是禁军中势力最大的队伍。他们控制了这样机动和强大的部队，而又密迩京师，这就成了宦官在后来一百年中掌握实权的基础。”
历史上很多朝代都有派宦官到驻外军队任监军的做法，唐代亦然，其法始于安史之乱以前，但当时并非常态，更非制度。795年，唐德宗将这一做法正式制度化。唐德宗任用宦官到外地任监军，激起了地方大员与中央政府之间的矛盾，间接地加剧了后来藩镇割据的恶果。至于任用宦官为神策军中尉，则使宦官成为禁军的实际统帅，导致了唐德宗之后不少皇帝被宦官架空甚至杀害的恶果。皇帝与宦官之间的博弈，几乎都一边倒地以皇帝的大败局而告终——唐德宗的儿子唐顺宗、孙子唐宪宗，以及再后来的唐敬宗和唐文宗，四个皇帝均死于宦官之手。
出逃奉天被困孤城这一噩梦般的经历，不仅左右了唐德宗的施政纲领，也将他的人生观来了个一百八十度急转弯。这一事件之前，他励精图治，节俭爱民；这一事件之后，他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贪腐天子：他鼓励和明示各地节度使向他个人进贡，有时甚至派出宦官催要，称之为宣索。地方官员则借口要向皇上进贡，大肆搜刮民间。宰相陆贽曾经深得唐德宗信任，地方官给他送礼，他一概拒绝，唐德宗听说后，亲口劝他要懂人情世故，该收的还是得收。此外，在唐德宗时期，又有所谓宫市的恶行——宫中派出宦官到市场上，看到中意的东西，口称宫市——为宫中买的，遂以极低的价格强行成交，甚至根本不付一文。白居易的名篇《卖炭翁》所揭露的，就是这种称为宫市的变相抢劫。如果不是史料上明白无误地记录着，我们很难想象，这种迹近无赖的做法，竟然出自一位曾经以中兴天下为己任的有理想有抱负的皇帝之手。然而，世事难料，在改革遭遇沉重打击，在经历了饭也吃不饱的苦日子后，唐德宗在位的后二十年，便是得过且过，姑息养奸的二十年。
唐德宗把一个烂摊子交给了他的继承者，即他的长子李诵。这是公元805年的事。这一年，刘禹锡三十四岁，此时的他名满天下，身任监察御史。监察御史品级不高，却“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隶整朝仪”，深得士庶景仰。更何况，刘禹锡自许怀抱利器，身怀匡扶天下，经济国家之才，就像与他交好的王叔文称赞他是未来的宰相人选一样，他也深信不疑。他现在虽然沉沦下僚，但他坚信，他所缺的不过是机遇而已。（待续）
806年秋天，郁闷之极的刘禹锡至少有三件事没能预料到，而这三件事，都和他的人生走向密切相关。其一，他没预料到他不在大赦之列；其二，他没预料到他此后仕途和人生的大多数光阴，竟然就是在一系列边远州郡的贬谪之中度过；其三，他没预料到他在这个帝国所扮演的角色，将由意气风发、雄心勃勃的拯救者，渐渐沦落为冷眼相对、时或讥讽的旁观者，并进一步演变为退守自我、适性得意的逍遥者。
这一切，都源于他曾经积极参与并成为核心人物的短命改革，这场改革被史家们称为永贞革新。作为中国历史上为期最短暂的改革之一，永贞革新只维持了短短146天，仅仅长于光绪年间的戊戌变法。
一
国祚几近三百年的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大一统王朝——甚至不用在后面加上之一。爆发于这个王朝立国一个半世纪之后的安史之乱，不仅是这个王朝的转折点，也是整个中国历史的转折点。用《剑桥中国隋唐史》的话说，这场为期八年的巨大动乱，“把一个集权、富饶、稳定和辽阔的帝国搞成斗争不休、不安全和分裂的国家”。安史之乱前夕的天宝十三年（754），帝国有户9,069,154，口52,880,488，而十年之后，这两个数字分别降为2,923,135和16,920,386。也就是说，这场可怕的人间浩劫，使得将尽三分之二的人民死于非命。至于伴随人口减少的大量土地抛荒，大批城镇沦为废墟，苟全性命的人民流离失所，自是不可避免。当年傲视千古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已经渐行渐远，永远不再昨日重现。从另一重意义上讲，比人民横死、人口剧减和社会财富消耗殆尽对唐王朝影响更深远的，则是政治体制上横生的两大毒瘤，它不仅导致了帝国的日益衰弱，也导致了帝国的最终灭亡。这两大毒瘤就是安史之乱前后形成的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
中晚唐一百余年间，尽管历代李唐皇帝都想有一番作为，企图拿掉这两大赘附于帝国身上的毒瘤，但一如我们都已经知道的结局：毒瘤未能拿掉，反而致使气若干云的李家天子或惨遭横死，或抑郁终生，或中途倒台。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历史并不是没给李家天子以重获生机的机会，只是这机会与李家天子阴差阳错地失之交臂。于是乎，毒瘤越积越大，病情愈演愈厉，强盛一时的大唐帝国只能面对日之将夕、悲风四至的惨状不能自拔，终至在内外交困中轰然倒塌。我们熟知的著名诗人刘禹锡，他除了是那个时代文名远播的大文化人，同时也是那场拯救运动的参与者和亲历者。可以说，透过他参与的那场旨在变革、旨在恢复故物的永贞革新，我们能够清晰洞见那个曾经强盛无比的时代在拐点之后如何错失良机，进而不可避免地滑进毁灭的深渊。
二
永贞革新的源头，要追溯到此前的唐德宗改革。
大历十四年（779）五月，唐代宗去世，其子李适即位，是为唐德宗。唐德宗改次年为建中元年。建中元年的刘禹锡，还是一个九岁的孩子。出生于官宦和诗书世家的他，此时正师从诗僧皎然和灵澈学诗。刘禹锡成长并令人艳羡地22岁就高中进士走上仕途的历程，正好重合了唐德宗从锐意改革到心灰意冷、得过且过的嬗变轨迹。
在唐朝历代皇帝中，唐德宗是比较突出的一个。首先是他在位时间长达26年。只有唐高宗和唐玄宗在位比他长，哪怕是创下了贞观之治的唐太宗，在位也比他短三年。在位时期长，意味着他有充足的时间去解决帝国面临的问题。在这片虽然遭逢战争创伤，却还有着无限生机的土地上，他治下的王朝完全可能振衰起颓。其次，和大多数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因血统高贵而一出生就注定了要当皇帝的天子不同，唐德宗身为太子之时，天下还在板荡之际，他被父皇唐代宗封为天下兵马元帅，会合诸路大军讨伐占据东都的史朝义，进而收复东都，平定河南，以元帅功拜尚书令，并与名将郭子仪等人一同图形于凌烟阁。
唐德宗登上皇位时已经37岁，是一个心智成熟，对帝国情况了如指掌的中年人。正因为他对帝国情况烂熟于胸，也深知帝国弊端何在，他才可能像《旧唐书》给他的评价一样，“励精治道，思政若渴，视民如伤”。一句话，他是一个既有施政能力也有政治理想的人，他的远大政治理想就是把帝国这艘不沉的方舟从衰落而危险的海域，重新驶向贞观和开元那样的幸福境界。为了实现这一政治理想，唐德宗上任伊始，就着手推行改革。
首先，罢免地方贡物和减少宫廷服务人员，以此减轻地方政府和民众的负担。换言之，唐德宗改革的第一刀，是从宫廷——亦即从他自身做起的。帝王施行改革，往往如民间所谓马列主义的电筒——只照别人，不照自己，但唐德宗的改革，却难能可贵地从我做起。这些措施具体包括：其一，按历代惯例，地方政府在完成中央下达的税收任务之外，还负有向宫廷进献土特产的义务。这些土特产一般来说价值并不高，但由于司其事的官员趁机拉虎皮作大旗，以向皇室进贡的名义敲诈百姓，这就成了民众的一大负担。为此，唐德宗上任后，先后免除诸州府、新罗、渤海以往每岁必贡的用于田猎的鹰、鹞；山南的枇杷、江南的柑橘，除了供给宗庙用于祭祀者外，“余贡皆停”；剑南的春酒每年原贡十斛，也“罢之”。此后，他又专门下诏，令各地政府及各藩属国“不得贡珍禽异兽”。为表示决心，还把文单国（今缅甸）所贡的三十二头大象，从宫苑里赶出来，放生到荆山之阳。原本服务于宫廷的优倡及宫女，历代只见增加，不见减少。唐德宗先后“出梨园使及伶官之冗食者三百人”，“出宫女百余人”。同一年，又宣布免征酒税。唐德宗的这些充满自律精神的改革，全都实施于他初登帝位的半年时间里。从这近乎雷霆般的改革速度中，我们推测得出，他对帝国现状极不满意，他要通过改革来实现长治久安的崇高理想。
如果说这些从宫廷方面着手的改革，其引发的反响还不是太大的话，那么唐德宗针对帝国财税实施的两税法，不仅对唐朝影响深远，对唐朝以后的中国同样影响深远。
唐朝立国后，实行的是以均田制为前提的租庸调法。简单地说，就是以人丁为单位征收各种赋税及杂费。到了纳税年龄的公民，不论其资产状况如何——不管你是亿万富翁，还是赤贫寒士，国家向你征收的赋税都一样。唐德宗听从杨炎建议，自即位第二年起执行两税法。两税法的核心，就是国家根据民众贫富差别，征收相应的财产税和土地税。由于这种征税形式，在一年里分成夏税和秋税两次完成，是故称为两税法。
两税法的实施，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土地拥有量较少的普通农民的负担。是故，《新唐书》称赞它：“赋不加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吏不诫而奸无所取，轻重之权始归朝廷矣。”但是，随着两税法的实施，它的另一弊端也很快彰显出来：由于两税法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入，量出以制入”，这就给了那些俨然土皇帝般的节度使们超额征收，擅自增加人民负担的理由和借口。两税法实施后的742年，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在征收本地两税时，擅自下令每一千文多收两百文，即超征百分之二十。此后，其他节度使群起效尤，陈少游也就成为地方大员乱摊派的始作俑者。陈少游们的乱摊派，无关唐德宗改革财税的初衷。反过来，正是陈少游们的乱摊派，进一步刺激了唐德宗。他明白，财税也好，贡物也罢，统统只是帝国的疥癣之疾，威胁最大的心腹大患其实还未曾触及。只有真正解决了心腹大患，才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才能让帝国在转折关头重获新生之路。这心腹大患就是已成燎原之势的藩镇割据。
三
藩镇又称方镇。探其源，它与府兵制的瓦解和募兵制的兴起密切相关。在实行寓兵于农的府兵制时代，每遇战事发生，朝廷便临时任命将领率军指挥打仗，而战区的行政工作，则由将领以外的其他地方官员执行。但自从实行常备军性质的募兵制后，“新常备军需要一种新的指挥机构，它能使这些军队在特定的边疆广泛地区相对独立地行动”。这样，出于实际情况的需要，一个边境地区——被称为藩或藩镇，开始由一个节度使掌管。为了便宜行事，节度使除了军权外，还兼有区域内的行政权和财政权，以及自主聘用手下官员的人事权。733年，朝廷划天下为十五道，每道设置一个采访使，后来又把采访使改称为观察使。不论采访使还是观察使，其职责都是监察所在地区的官员。一开始，节度使与观察使的区域划分并不完全吻合，一个地区往往既有节度使又有采访使。但随着战事的频繁，大多数节度使开始兼任采访使。等到公元758年罢采访使而设观察使后，这一职务几乎不成文地由节度使兼任。节度使在掌控地方的军事权、行政权、财政权、人事权后，又进一步获得了监察权。
事权过于集中，是任何一个大一统的中央王朝所不愿看到的。但如果不这样做，军队——尤其是那些远离内地的边防军——就不能得到适时的战地指挥和后勤保障。不得已之下，朝廷对这一新局面的应对措施是在选任节度使时非常慎重，并将他们定期轮换，以防个人与某一藩镇的关系发展得过于密切牢固。
但朝廷的应对措施，是基于一种理想状态。事实上，由于唐玄宗对安禄山的过度信任，安禄山不仅不曾轮换，而且还一再兼任邻近区域的节度使和采访使，以致后来竟身兼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和河北采访使。他胆敢起兵作乱，妄想取李唐而代之，日渐坐大的势力就是其本钱。
平息安史之乱时，朝廷本身没有一支像样的直属部队，只能依靠效忠朝廷的节度使去冲锋陷阵。在平乱过程中，各地节度使越设越多，及至战乱平息，全国已有34个藩镇，而此后几十年间更增加到了50个左右。对此，《新唐书》异常沉痛地指出：
及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反，犯京师，天子之兵弱不能抗，遂陷两京。肃宗起灵武，而诸镇之兵共起诛贼。其后禄山子庆绪及史思明父子继起，中国大乱，肃宗命李光弼等讨之，号‘九节度之师’。久之，大盗既灭，而武夫战卒以功起行阵，列为侯王者，皆除节度使。由是方镇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故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舍由于士卒，号为留后，以邀命于朝。天子顾力不能制，则忍耻含垢，因而抚之，谓之姑息之政。
当这些跨州连郡、手挽兵符的节度使们，其去世后要么由儿子世袭，要么由强有力的部下以留后之名统领时，藩镇已成为事实上的独立王国。在大唐帝国的版图上，竟然有50个这样的独立王国——这其中，当然也有不少对朝廷效忠的，但从本质上讲，他们其实都是一样的独立，都是一样的游离于中央集权之外。其情其景，恰如司马光总结的那样：“朝廷专事姑息，不能复制，虽然藩臣，羁縻而已。”——朝廷对藩镇无可奈何，只能乞求他们不要像安禄山那样起兵造反就阿弥陀佛了。
四
唐德宗的削藩之路就是从拒绝已成惯例的节度使父死子继迈出第一步的。那是唐建中二年（781）正月，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去世，其子李惟岳秘不发丧，盗用李宝臣名义上书朝廷，请求由李惟岳世袭，但唐德宗予以拒绝。李惟岳退而求其次，在为其父发丧后，又上书请求按惯例由他出任留后，但唐德宗仍然不答应。唐德宗的强硬，李惟岳始料未及，多年来节度使父子相继或私相授受已是司空见惯，为什么别人可以这样干，偏偏到了我这里就不行呢？李惟岳气愤不已。
早年，李宝臣与李正已、田承嗣、梁崇义等几位节度使相互抱团，“期以土地传之子孙”。田承嗣死后，李宝臣曾出面请求朝廷由其子田悦世袭，唐代宗同意了。现在，投桃报李，田悦也该站出来给李惟岳说说话。但尽管田悦多次上书，唐德宗“欲革前弊，不许”。朝廷里有人劝唐德宗：“惟岳已据父业，不因而命之，必为乱。”唐德宗回答说：“贼本无资以为乱，皆藉我土地，假我位号，以聚其众耳。向日因其所欲而命之多矣，而乱日益滋。是爵命不足以已乱而适足以长乱也。然则惟岳必为乱，命与不命等耳。”——当一般大臣认为，朝廷应当不惜名器，以封官晋爵的方式来换取节度使们不反叛时，唐德宗比他们更高明地看到：节度使们的欲望是无止境的，朝廷无法永远都满足他们的欲望，姑息的办法无异于抱薪救火。因此，正确的方法不是扬汤止沸而是釜底抽薪——哪怕为此带来的后果是节度使的武装叛乱也在所不惜。毕竟，要想让朝廷重获尊严与权力，唯有武力削藩一途。
于是，安史之乱后大帝唐国又一场旷日持久的内战就此拉开帷幕。一方是绝不让步的唐德宗，一方是多年坐大的四大藩镇：成德节度使李惟岳——自封的，并未得到朝廷认可；淄青节度使李正已——不久即去世，由其子李纳世袭，亦未得到朝廷认可；山南节度使梁崇义和魏博节度使田悦。前面说过，唐朝中央政府的软弱，在于手里没有一支强有力的武装力量，仅有的作为禁军主力的神策军，其战斗力十分低下。神策军中有不少人是长安富户和恶霸，他们不过是借神策军之名逃避徭役或是倚势横行，欺压百姓。这些人大多只是每月纳课，实际上并不入伍。当四节度使叛乱时，唐德宗能够调用的机动部队少得可怜，他所能做的，就是借助效忠朝廷的另一些节度使去征讨叛乱的节度使。不过，就政治和人心而言，唐德宗拥有绝对优势：一则，他才是这个享国已近两百年的大帝国的正朔；二则，安史之乱早使人心厌乱，对节度使们的叛乱，不仅普通民众不支持，就是那些节度使的手下也多怀二心。在最初的一系列战争中，叛军一败再败：梁崇义被另一个节度使李希烈击败，自杀身死；李惟岳被手下大将王武俊干掉，王率部反正。但唐德宗的削藩之所以半途而废，而没能像他和当时绝大多数民众期待的那样，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其中既有他本人在决策上和用人上的失误，更多的则是多年来形成的积重难返的困境：朝廷任何大的军事行动，都只能依赖于节度使；而节度使们在为朝廷打仗并立功后，往往偃蹇不臣。更何况，替朝廷打仗的节度使们也清楚，唐德宗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取消藩镇，那么现在为朝廷卖命，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自掘坟墓。这就像田悦在挑拨朱滔时指出的那样：“今上英武独断，有秦皇、汉武之才，诛夷豪杰，欲扫除河朔，不令子孙嗣袭。”——唐德宗有无秦皇汉武之才，值得商榷，但他扫除诸藩的志向却是路人皆知。基于这些原因，反正后的王武俊很快又加入到了叛乱者行列，负责讨伐叛军的范阳节度使朱滔亦因朝廷不能满足其私欲而造反。次年，几支叛军首领僭号称王：田悦称魏王，王武俊称赵王，李纳称齐王，朱滔称冀王。曾立过战功的李希烈亦于此年叛乱，先是称天下都元帅、太尉、建兴王，后来干脆一步到位：称帝。
五
几路叛军中，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最强大。为了对付他，唐德宗调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兵五千奔赴前线。时值农历十月，连日密雨，天气阴寒，姚令言所部将士大多带有家属——这样的部队，其战斗力如何，让人心里没底。更荒唐的是，这些带了家属的将士，都寄希望于途经首都长安时，能得到皇上丰厚的赏赐，以便添置过冬衣物。但是，藩镇割据多年，中央财政早就捉襟见肘，加上连年用兵，此时更是雪上加霜，朝廷不可能有什么丰厚赏赐——当京兆尹王翊代表政府慰问劳军时，只能是一顿粗茶淡饭。大失所望的军人们踢倒桌椅，扬言说：“我们就要上战场去送死，竟然吃不饱饭，那我们又何必以血肉之躯去对抗白刃呢？听说朝廷的琼林、大盈两座仓库，堆金累帛，不如去取来用了。”——这支唐德宗原本倚仗平叛的军队，转眼之间竟裂变为叛军。尽管事发后，姚令言前往劝说，但毫无效果；唐德宗派出宦官带上金帛去安抚，叛军的回应是将宦官射死。当叛军一路鼓噪，直接冲击皇宫时，唐德宗不得不仓皇出逃，暂时驻节于奉天（今陕西乾县）。皇帝出走，首都成为权力真空。叛军们遂拥戴朱泚为主——朱泚与朱滔系同胞兄弟，朱滔叛乱时，曾派人以蜡书置髻中到陕西找朱泚，希望朱泚一同造反。不走运的是，送信人被政府军抓获。其时，唐德宗把朱泚招来，将蜡书和送信人一并展示给他，朱泚惶恐不已。唐德宗说：你们两兄弟相去千里，你并没有参与他的谋反，你无罪。并厚赐金银宅院，以求安抚他。但明察秋毫的唐德宗却没能看出，朱泚是一个等待时机的野心家。当乱军拥他为主后，他不久即在长安称帝。他不仅称帝，还将李唐皇室来不及逃走的天皇贵胄70余人悉数杀死，此后，又多次派军攻打奉天。朱泚以为，他既已占据京城，只要把皇帝搞定，天下就可以由李变朱。为此，他对奉天这座小城的攻打空前猛烈，而唐德宗也遭遇了空前压力：叛军制造出一种能容纳500人的云梯攻城，城中死伤无数，云梯中的一些叛军已登上城楼。是时，唐德宗惟与手下相对而泣，泣罢，他拿出一些告身——相当于后世的委任状，交给手下，让他用这些告身去招募死士御敌。对这个几乎山穷水尽，既无雄兵、亦无雄才的流亡朝廷来说，惟有官爵是不需要成本的。幸好就在云梯将要攻陷城池时，“一轮偏陷，不能前却”，被城上将士投以火把而烧灭。
久被围困的奉天不仅朝不保夕，物资也极其匮乏，“城中资粮俱尽”。唐德宗派一个善跑的人出城侦察，这人向唐德宗恳求说外面太冷，希望能赐他一件厚点的衣服。但唐德宗“寻求不获”，只得“悯默而遣之”。
就像西谚说的那样，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唐德宗原初的理想，是要将藩镇割据一举解决之，但世路多歧，他没想到其结果竟然是自己狼狈流落到一个郊野小县苦苦支撑危局。现在他面对的，是波及大半个国家的大动荡，是急于将他除之而后快的叛军，是完全无法再支撑下去的财政——财政之艰难。其实早在姚令言部叛乱，唐德宗逃出长安前就是既成事实：《资治通鉴》中说，“时两河用兵，月费百余万缗，府库不支数月。”为了解决棘手的财政问题，太常博士韦都宾和陈京建议说：“货利所聚，皆在富商，请括富商钱，出万缗者，借其余以供军。计天下不过借一二千商，则数年之用足矣。”两位文化官员的意思是，天下最富的莫过商人，那么由政府出面核算他们的财产，凡是超过一万缗的，其余部分都借给国家充当军费。那么全国不过借一二千户商人，就足以支撑数年的军费了。唐德宗采纳了这一建议，并令判度支杜佑负责其事——前文已叙及杜佑，他是本文主角刘禹锡的老领导和老同事，不过，当杜佑任判度支时，刘禹锡还是十来岁的小孩子。杜佑的执行情况与两位博士的预言大相径庭。尽管杜佑非常尽职地大索长安商贾，并辄加搒棰，以至不少商人不胜其苦，干脆以死相抗，长安城“嚣然若被寇盗”，但所得不过八十余万缗。后来又“括僦柜质钱”，所谓柜质，柜即柜坊，略相当于后来的银行；质即质库，略同于后世的典当铺。所谓“括僦柜质钱”，就是国家强行向当时的民间金融机构贷款。此外，“凡蓄积钱帛粟麦者，皆借四分之一”。政府的举措过于凶猛，闹得长安城的商家为之罢市，并在宰相经过时，拦住其乘马哭诉。但终其所得，也不过二百万缗，而原本对政府持支持态度的民众，这时已暗生怨意了。
严峻的形势下，唐德宗意识到削藩之路已走入死胡同，他决定向藩镇示弱，以姑息的方式换取和平。784年正月，唐德宗改元兴元，下诏罪己。在这道诏书中，唐德宗自我批评说，“小子⋯⋯以长于深宫之中，暗于经国之务，积习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穑之艰难，不恤征戍之劳苦”。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帝王，在天下吏民面前如此自我痛贬，其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更重要的是，对这几年发生的诸节度使叛乱，唐德宗也得把责任一股脑儿挽到自己头上，承认这些人的叛乱，都是因为“朕抚御乖方，致其疑惧”，“皆由上失其道而下罹其实，朕实不君，人则何罪”——我简直就是个不称职的君主，那些节度使们根本没有错。罪己诏中，唐德宗宣布赦免除朱泚以外的其他所有节度使。对唐德宗给出的这一台阶，田悦、王武俊和李纳等人原初的目的就是守住各自的小王国，现在当然就坡下驴，纷纷上表谢罪，取消王号。但自以为坐大了的李希烈却不理不睬，更在不久之后悍然称帝。
罪己诏并未真正结束动乱。一个多月后，由于朔方节度使李怀光联络朱泚反叛。为避叛军锋芒，唐德宗只得再次逃往山南西道的梁州（今陕西汉中）。将近半年后，效忠朝廷的李晟收复长安，唐德宗才得以回到满面疮痍、十室九空的首都。
也就是说，唐德宗志在解决藩镇问题的改革，在付出了数十万的军人战死、国家财政为之崩溃的惨痛代价后，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更加严重——从那以后，藩镇父死子继或是私相授受就成为朝廷无权亦无法过问的藩镇自家的内政。
六
唐德宗在改革之初，也意识到没有一支由朝廷直接掌控的军队来为改革保驾护航，改革就是镜花水月。为此，他大力扩充神策军，企图倚之为干城。神策军组建于天宝十三载（754年），原是一支地方部队。安史之乱中，这支部队的一部分由卫伯玉率领驰援京城。几经更替，宦官鱼朝恩成为神策军首领。公元763年，吐蕃入犯长安，唐代宗逃往陕州，鱼朝恩率神策军护驾，神策军从此成为禁军。
唐朝初年，鉴于历代宦官干政的恶果，唐太宗规定，宦官的身份应永远限为平民，不许他们做高官，即不得出任三品或三品以上的职位。宦官机构的设置就决定了“宦官所主，不过宫掖奔走杂役而已”。但是，由于处于政治运作的核心，由于是首长身边的人，宦官的潜在政治能量不可低估。后来，唐玄宗不惜违反祖制，把助他问鼎有功的高力士提拔为唐朝第一个任职三品以上的宦官。唐肃宗、代宗时期的李辅国，其政治能量则又高出高力士一大截：他在唐肃宗死后，张皇后企图杀害唐代宗而立已子的关键时刻，率一队禁军入卫，处死张后，并拥立唐代宗。李辅国算是唐代宦官登上政治舞台并搅乱政局的开端，他后来被唐代宗所杀。作为神策军统帅，鱼朝恩的气焰又远胜李辅国。鱼朝恩干预政事，威凌百官，甚至连皇帝也不放在眼里，同时大肆敛财，设置地牢迫害无辜。在宰相元载的配合下，唐代宗于770年将其处死。从那以后，神策军的指挥权便从宦官手中剥离。唐德宗削藩时，神策军首长为白志贞，他的官衔是神策军使。
尽管唐德宗将白志贞视作心腹，可当姚令言部暴乱时，白志贞却有负圣恩，从而让唐德宗心中的天平再一次偏向了宦官：姚令言部军士鼓噪进攻皇城时，唐德宗召禁军入卫，竟然没能召到一兵一卒。他只得仓皇出逃。由于事发突然，唐德宗的出逃非常狼狈：“后宫诸王、公主不及从者什七八”，作为皇帝凭证的传国玉玺也是王贵妃将其系在衣裙之中带出，随行护驾的仅有由窦文场和霍仙鸣带领的一百余位宦官——窦和霍的身份也是宦官，唐德宗还待位东宫时，就陪侍左右。至于原本担负有警卫重责的神策军使白志贞，一直要等唐德宗逃到了咸阳才追上来。
禁军和宦官在大乱时的表现，令唐德宗心里很不是滋味：禁军的职责就是保卫皇上，但关键时刻竟然无人听令，反倒是以仆役视之的宦官，能和自己生死与共。换言之，最危急关头，他堂堂一个上国天子，能够依靠的竟然只有身边的宦官。这一事件使唐德宗意识到：建立禁军队伍当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把禁军的指挥权抓到自己手里。但皇帝不可能亲自兼任禁军总司令。退而求其次，把禁军交给宦官，也就和自己亲领没什么区别了吧。
重返长安后，唐德宗将神策军分为左右两厢，任命窦文场和王希迁（后改为霍仙鸣）为左、右厢兵马使。此后，神策军进一步扩建，设立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是为地位在神策军大将军之上的实际统帅，依然由窦和霍二人担任。“这在实际上意味着，窦文场和霍仙鸣把宦官的权力扩及全部禁军的十支部队，因为神策军是禁军中势力最大的队伍。他们控制了这样机动和强大的部队，而又密迩京师，这就成了宦官在后来一百年中掌握实权的基础。”
历史上很多朝代都有派宦官到驻外军队任监军的做法，唐代亦然，其法始于安史之乱以前，但当时并非常态，更非制度。795年，唐德宗将这一做法正式制度化。唐德宗任用宦官到外地任监军，激起了地方大员与中央政府之间的矛盾，间接地加剧了后来藩镇割据的恶果。至于任用宦官为神策军中尉，则使宦官成为禁军的实际统帅，导致了唐德宗之后不少皇帝被宦官架空甚至杀害的恶果。皇帝与宦官之间的博弈，几乎都一边倒地以皇帝的大败局而告终——唐德宗的儿子唐顺宗、孙子唐宪宗，以及再后来的唐敬宗和唐文宗，四个皇帝均死于宦官之手。
出逃奉天被困孤城这一噩梦般的经历，不仅左右了唐德宗的施政纲领，也将他的人生观来了个一百八十度急转弯。这一事件之前，他励精图治，节俭爱民；这一事件之后，他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贪腐天子：他鼓励和明示各地节度使向他个人进贡，有时甚至派出宦官催要，称之为宣索。地方官员则借口要向皇上进贡，大肆搜刮民间。宰相陆贽曾经深得唐德宗信任，地方官给他送礼，他一概拒绝，唐德宗听说后，亲口劝他要懂人情世故，该收的还是得收。此外，在唐德宗时期，又有所谓宫市的恶行——宫中派出宦官到市场上，看到中意的东西，口称宫市——为宫中买的，遂以极低的价格强行成交，甚至根本不付一文。白居易的名篇《卖炭翁》所揭露的，就是这种称为宫市的变相抢劫。如果不是史料上明白无误地记录着，我们很难想象，这种迹近无赖的做法，竟然出自一位曾经以中兴天下为己任的有理想有抱负的皇帝之手。然而，世事难料，在改革遭遇沉重打击，在经历了饭也吃不饱的苦日子后，唐德宗在位的后二十年，便是得过且过，姑息养奸的二十年。
唐德宗把一个烂摊子交给了他的继承者，即他的长子李诵。这是公元805年的事。这一年，刘禹锡三十四岁，此时的他名满天下，身任监察御史。监察御史品级不高，却“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隶整朝仪”，深得士庶景仰。更何况，刘禹锡自许怀抱利器，身怀匡扶天下，经济国家之才，就像与他交好的王叔文称赞他是未来的宰相人选一样，他也深信不疑。他现在虽然沉沦下僚，但他坚信，他所缺的不过是机遇而已。（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