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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元是古代科举考试一甲进士第一名，是科举宝塔顶上的那颗明珠。在官本位社会里，读书人考上状元，就意味着出人头地，光宗耀祖。“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是何等的自豪和荣耀！
自隋朝创立科举考试，到清末废除这一制度为止，1300余年间，中国历史上究竟产生了多少文状元？据《中国科举史话》一书记载，这个数字大约为671名。其中第一位状元是唐高祖武德五年（622）的孙伏伽，末科状元是清朝光绪三十年（1904）的刘春霖。
宋以后，科举考试通常三年举办一次。也就是说，一般要经过三年，全国才能产生一位文状元。科场高手如云，竞争异常激烈，能够金榜题名，考取进士，已属不易；而能够考场夺魁，成为状元，那就更是凤毛麟角，难上加难了。
据我这些年研究，有姓名可考的所有文科状元中，考取状元之前或之后做过秘书的，为数还真不少，做过秘书且有突出贡献者，也不乏其人，而从秘书岗位上直接考取状元的，就非常非常少了。清朝的毕沅不仅是从秘书岗位上考取状元，而且他能够考场夺魁，还与秘书工作本身有紧密关系，这就更加难得和有趣了。
一
说起这个毕沅，人们可能会觉得陌生，但如果说到《续资治通鉴》，知道的人就很多了，它就出自毕沅之手。与司马光花了长时间编纂《资治通鉴》一样，毕沅也倾注了20年心血，才把这部巨著编纂完成。此书共220卷，上承《资治通鉴》，起自宋太祖建隆元年（960），迄于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以编年体形式记载了宋、辽、金、元（包括当时建立的其他各种政权组织）的历史，前后409年。司马光《资治通鉴》问世后，即有续本，明清时更是不断有续作出来。但这些续作在史事记录、年月编排上，错误百出。毕沅的《续资治通鉴》取材宏博，考证严谨，编排有序，条理清晰，一册在手，阅尽宋、辽、金、元400多年风云，历来被公认为是最好的一部。梁启超甚至宣称，有了毕沅的《续资治通鉴》，其他各家续作皆可废也。这部巨著虽然是在众多助手的协助下编纂完成的，但作为它的主编，毕沅无疑出力最多、贡献最大。
毕沅有这么高的学问，首先应该感谢他的母亲张夫人，可以说才子全靠慈母教。
出生于江苏太仓的毕沅幼年时就失去了父亲，全靠母亲培育成人。毕沅母亲是当时颇有名气的才女，不仅能诗，而且学问渊博。毕沅6岁时，张夫人就教他诵读《诗经》和《离骚》；到10岁时，毕沅已经通晓韵律，能诗善文，被人称为“神童”。随后，张夫人又亲自把儿子送到苏州灵岩山，拜著名学者和诗人沈德潜为师，进行系统训练和学习。在老师辛勤培育和慈母严格管教下，通过自己勤奋努力，毕沅31岁那年，终于考上了状元。
二
毕沅是乾隆二十五年（1760）庚辰科状元。这一年共录取了164名进士。毕沅是在内阁中书和军机章京任上参加庚辰科会试和殿试的。早在乾隆十八年（1753），24岁的毕沅就考取了举人，取得了参加会试的资格。但由于家庭生活比较困难，毕沅无法继续闭门读书。而清朝的科举制度规定，举人只要到吏部注了册，就可以成为候补官员，当然最后授职的很少，每年通常只有几十人，最多也就百把人。毕沅很优秀，也很幸运，考取举人不几年，就谋得了一个内阁中书之职。不久，他又被选调到军机处，担任军机章京。这一事实也充分说明，毕沅确实出类拔萃，特别优秀。
只要对清朝军机处这一机构稍有了解的人就会知道，毕沅虽然终日在军机处上班，但内阁中书才是他的本职，军机章京反倒是一个兼职。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清朝军机处表面上很风光，地位也很高，实际上却是一个既无正式衙门，亦无专职人员的办文办事机构。在军机处办公的军机大臣，都是皇帝从大学士、尚书、侍郎以及亲贵大臣中直接指定委派，军机章京也是从内阁、翰林院、六部、理藩院等衙门的现有官员中临时选调过来的。这些人都是兼职，人事关系全都保留在原单位，提拔、升级，也由原单位负责安排。军机处的主要工作是协助皇帝处理奏折文书。他们白天围着皇帝转，晚上也要安排人员值班，与皇帝形影不离。办文办事完全听命于皇帝旨意，不能自作主张。所以说，军机处与其说是一个权力机构，不如说是皇帝机要秘书处更为恰当。内阁中书本来就是一个文秘岗位，选调到军机处担任军机章京后，整天还是为皇帝撰写和办理文书，所以毕沅不仅是一个秘书，而且称得上是双料秘书。
毕沅的文字功底虽然很好，学问也很高，但由于工作特别繁忙，能够用于学习和复习的时间少之又少，所以接下来的两次会试，他都名落孙山。但志存高远的毕沅始终不忘母亲教诲，暗下决心一定要为毕家门第争光，于是利用一切机会和条件，边工作边阅读了大量国家藏书和朝廷典章制度。辛勤努力终于有了丰厚回报：在参加第三次会试时，毕沅不仅金榜题名，而且在接下来的殿试中一举夺冠。
非常有趣的是，庚辰科状元不仅被秘书出身的毕沅夺得，而且这一科的一甲二名即榜眼获得者诸重光，竟然就是毕沅的军机处同事！另一位军机章京童凤三，在庚辰科考试中也取得第11名的好成绩！乾隆二十五年庚辰科考试好像特别青睐这些年轻秘书工作者，否则一个小小的军机处（军机章京初无定员，嘉庆四年后才规定满、汉章京各16人，各分两班，每班8人），哪能一年内就考取3名进士且都名列前茅呢？由此也可看出，清朝的军机处，确实是个人才高度集中的藏龙卧虎之地！
三
毕沅的成功当然是他自身努力的结果，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只要知道毕沅是如何考取状元的，就不得不承认：机遇有时确实非常重要，关键就看你能不能认真把握。
这其中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
乾隆二十五年，毕沅、诸重光和童凤三一同参加了当年的庚辰科会试并金榜题名，取得了贡士名号。接下来，他们还要参加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才能成为进士。清朝进士有三个等级。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第一甲录取3名，第一名俗称状元，第二名俗称榜眼，第三名俗称探花，合称“三鼎甲”。第二甲录取若干名，第一名俗称传胪。殿试一般在会试的下个月进行，地点最初在天安门外，后改为太和殿东西阁阶下，若遇风雨天气，就换到殿东西两庑考试。乾隆五十四年（1789）始试于保和殿，后沿以为例。殿试不考八股文，而是考时务策一道，由皇帝钦定的读卷大臣共同拟出若干题目后送皇帝圈定。殿试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考察贡士们分析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经验，由此确定他们的名次，分配不同的工作岗位。
据清朝文学家和楹联学家梁恭辰《北东园笔录初编》卷一记载，庚辰科会试揭榜前一天，毕沅、诸重光和童凤三都在军机处上班。按照排班，当晚轮到诸重光值班。大家正在收拾物品准备下班时，诸重光突然故作神秘地对毕沅说：“今晚一定要请毕老弟代我值班。”毕沅问其原因，诸重光大言不惭地说：“我和童凤三的书法比你好，如果明天我们能够金榜题名，殿试时就有可能问鼎一甲，所以必须抓紧时间做些准备。你的字写得一般，明天即使榜上有名，殿试时也是不可能取得好名次的。”话一说完，不等毕沅答话，就和童凤三扬长而去了。毕沅是个忠厚老实、助人为乐之人，加上清朝的殿试确有偏重书法的现象，而毕沅的字又确实写得不怎么样，所以他就成人之美，毫无怨言地留下来值班了。
按理说，文章写得好坏，关键要看各人的功底和平时的积累，临时抱佛脚是没有多大用处的。但就像如今的高考作文一样，只要猜对了题目并做了相应准备，考试时同样会占很大便宜。从这个意义上说，诸、童二人抓住考前时间进行重点突击，还是很有必要的。他们如果运气好，瞎猫碰到死老鼠和天上掉馅饼这等好事，也是很有可能发生的。
清朝殿试对书法的要求，具体来说就是考卷文字必须黑大光圆，不能有点画小疵。也就是说，殿试卷子只要文字工整漂亮，给的卷面分就很高，文章哪怕差一点，也有望取得好名次，反之书法不好者，则难取优等。这样的事例并不鲜见。如顺治十二年（1655）乙未科殿试时，史大成的试卷被读卷官评为第三，皇上御览时，十分喜爱他的书法，就说：“此人楷书工整，必定是个正人君子。”于是“爱屋及乌”，钦定他为状元。再如康熙三十年（1691）辛未科殿试时，另外一个考生的文章写得很漂亮，按理应点为状元，可康熙皇帝对第二名戴有祺的书法褒奖有加，于是朱笔一勾，将其提升为第一名。这些都是发生在本朝的真真切切的史实，毕沅当然十分清楚。
既然如此，书法一般的毕沅后来为什么又考上了状元呢？这就不能不让人相信“有心栽花花不成，无心插柳柳成荫”一说了。原来诸、童二人离开不久，也就是快到黄昏的时候吧，皇上突然发下来一份公文，要值班章京及时处理。这是陕甘总督关于新疆屯田事宜的一份奏折。根据雍正朝建立的奏折制度，皇帝接到奏折文书后，几乎全有批谕，这种批谕叫做“朱批谕旨”，批过的奏折叫做“朱批奏折”。“朱批谕旨”就是皇帝对本奏折的答复意见。“朱批奏折”由军机处“录副”（誊写一份）后，原本发还给具奏人，以便具奏人依照皇帝的批示执行。若将奏折“留中”不发，便由军机处知会该上奏人“奉旨留中”。毕沅接到这份奏折后，当然必须详加研读，并按规定认真办理，其内容也就烂熟于心。
令贡士们紧张得手心冒汗的时刻来临了。可是任谁也没有想到的是，这次殿试题目完全脱离了考生原来的学习和复习范围，考的是一道纯粹的政治时事题，内容就是关于新疆屯田事宜。结果别人瞠目结舌、不知所措，唯独毕沅欣喜万分、胜券在握。可想而知，接下来毕沅会写得多么顺手，阐述的内容是多么翔实具体。他最后呈上的卷子，哪里是临时发挥的考场作文，俨然就是一篇经过精心准备的《筹边安邦策》！美中不足的是书法稍差，初拟名次时，读卷官不敢把它放进一甲，而是排在二甲第一名，暂列一甲第一的是书写漂亮的诸重光的考卷。乾隆皇帝最后审读报上来的前10名试卷时，发现前3名的文章没有多少新意，直到读到毕沅的卷子，才眼睛一亮，喜上眉梢。这份试卷的书法虽然一般，但言简意赅，议论贴切，不仅与自己的想法非常吻合，而且有许多独到的见解，他于是朱笔一挥，毫不犹豫地将其点为状元！最后开榜结果，毕沅高中状元，诸重光屈居榜眼，童凤三名列十一。当诸、童二人得知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后，心里就像打翻了五味瓶，各种滋味都有。其他同事也感慨不已。赵翼甚至说：“那天晚上毕沅倘若不代诸重光值班，他自然不会知道新疆屯田这件事，以他的书法水平来看，肯定进不了前10名，那么状元无疑会落入诸重光之手。”此事后来慢慢传了开来，人们都说毕沅是忠厚老实得的福，并对“吃亏是福”一说更加深信不疑。
四
乾隆皇帝打破殿试偏重书法的惯例，将一篇书法平平的作品列为第一，主要是这次殿试的内容极其敏感和重大，他很想从中获得一些有价值的政策性建议和意见，以便坚定他在新疆实行屯田的想法，毕沅的考卷恰恰满足了他的心愿，他自然会格外高兴和看重了。
《北东园笔录初编》卷一记载说：建议在新疆实行屯田的奏折是陕甘总督黄廷桂呈上的。事实并非如此。乾隆二十四年（1759）正月，黄廷桂就去世了，他不可能在死去一年后向朝报送这份公文。接替他担任陕甘总督的吴达善任职时间也非常短，所以真正上了这份奏折的，是吴达善的后任杨应琚。《清史稿·杨应琚传》因此说：“二十四年，移陕甘总督。疏言伊犁底定，宜先屯田。”
当时，清朝虽然好不容易平定了准部和回部的叛乱，统一了天山南北，但残余的叛乱分子还不时出来捣乱，持续多年的战乱又使这一本来就十分贫瘠的地区遭受了更大的破坏，到处是一片荒芜萧条的景象。因此，乾隆皇帝虽然认为清军必须在新疆长期驻扎，以此既防止残余的叛乱分子再搞分裂割据，又能挫败早已图谋吞并伊犁的沙皇俄国的罪恶企图，但在这种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新疆屯田能否获得成效，最后能否解决驻军的粮食问题，他心中是没有把握的。朝廷内外对此事也存在巨大争议。参加殿试的贡士们面对如此严肃重大且尚无定论的考题，当然难以下笔了。毕沅如果不是事先知晓皇帝的意图且有所思考，考试时想必也会非常头疼的。
后来的事实证明，清朝在新疆实行屯田的决策是非常英明、完全正确的，对于发展新疆经济和维护边疆稳定，都起到了别的办法无法替代的作用。据不完全统计，到乾隆三十一年（1766），仅新疆绿营军的营屯亩数就已达到179,290亩；到乾隆四十年（1775），仅新疆募民屯垦的户屯亩数就已达到280,253亩，从而完全解决了当地军民的粮食供应问题。
如果说毕沅值班时偶然看到了与殿试内容密切相关的材料，此事确实有些侥幸的因素，那么，他对待工作如此认真和用心，考试中又能结合自己的想法大胆提出对策建议，最后摘取科举皇冠顶上的明珠，也就必然而然了。有言道工作着是快乐的，也是美丽的，看了毕沅的际遇，我们能不深信不疑吗？
五
毕沅考中状元后，被授予翰林院修撰——状元例授此官。从此，他进入了仕途快车道，到乾隆三十八年（1773），便官至陕西巡抚，后来相继做过河南巡抚和湖广总督等官。嘉庆元年（1796），赏二等轻车都尉世职。嘉庆二年病逝后，赠太子太保。
毕沅不仅官运亨通，而且终生笔耕不辍，潜心研攻经史，一生著述颇丰，是乾嘉年间最著名学者之一。一个人能够活到这个份上，真的非常可以了。
不过一个人有其长，必有其短，毕沅也是如此。他学问好，爱读书，好写作，这本是雅事，也是他的优势，但对一个官员尤其是主政一方的地方诸侯来说，就未必全是好事。毕沅后来受累，致使功名不终，晚节不保，与此不无关系。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毕沅做官后，不仅喜欢招揽文人雅士到自己幕府工作，而且对他们特别优待，有时甚至要拿出上万银两对其中的一些人进行“扶贫”。他的幕府，与其说是一个政务工作班子，倒不如说是文人雅士聚集之地更为恰当。当时许多社会名流、文化精英，都慕名而至。后来曾国藩的幕府也聚集了大批文人学士，但毕沅不比曾国藩，缺乏管理这些文人的能力和办法，结果使得其中的一些人越来越自由散漫，喝酒、唱戏、狎妓、搞同性恋，无所不有，无所不为。可笑的是毕沅不以为怪，反而觉得有趣，加以欣赏。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毕沅自己就是一个同性恋者。他在军机处工作时，就与京师名伶李桂官关系暧昧。后来毕沅考取状元，朋友们就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称呼李桂官为“状元嫂”。
当时毕沅幕府是一种什么气象，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们不妨再看看这个“打兔子”的故事。
毕沅还是陕西巡抚时，他手下的幕宾，“大半有断袖之癖”。所谓“断袖”，其实就是搞同性恋。一天，毕沅忽然传话说：“快传中军参将，要鸟枪兵、弓箭手各五百名，进署伺候。”有人问他调这么多全副武装的士兵来巡抚衙门干什么，毕沅说：“将署中所有兔子，全部打出去。”读者可能会问：巡抚衙门哪来这么多兔子？就是有这么多兔子，也用不着调这么多“解放军”带枪带炮来打呀！这样做，岂不是杀鸡用牛刀、大炮打蚊子，大材小用了？其实读者有所不知，这里所打的“兔子”，不是真正的兔子，而是指娈童，也就是被当作女性玩弄的美貌男子，可见当时毕沅幕府搞同性恋的人有多少了。毕沅当然只是开开玩笑而已，并不是真的要把这些同性恋者全部打跑。所以后来他到河南工作时，“幕客之好如故”。（《清稗类钞·讥讽类》）
毕沅确实不是一个洁身自好者。另外一个故事，或许可以对他的人品做一个补充。
毕沅任湖广总督时，福宁为湖北巡抚，陈淮为湖北布政使。这“三驾马车”中，毕沅性格迂缓，不把政事放在心上；福宁阴刻，广受贿赂；陈淮则专门抓人把柄，然后趁机勒索，不把对方的口袋掏尽不松手。由于他们三人官官相护，朋比为奸，千方百计搜刮民财，当地百姓于是形象地称他们为“毕不管，福死要，陈倒包。”又形容他们三人说：“毕如蝙蝠，身不动摇，惟吸所过虫蚁；福如狼虎，虽人不免；陈如鼠蠹，钻穴蚀物，人不知之。”（《啸亭杂录》卷十）
毕沅还是个软骨头。曾做过毕沅幕僚的钱泳在《履园丛话》一书中记载说：和珅当权时，总希望天下督抚都来给他送礼，毕沅却能洁身自好，淡然置之。但到和珅40岁生日时，看到包括“宰相”在内的所有官员纷纷给和珅送钱送物，毕沅也坐不住了，于是赋诗十首，还挑选了几件书画和文物作品，准备给和珅送去。钱泳问他：“公将以此诗入《冰山录》中耶？”毕沅猛然醒悟过来，于是终身不与和珅有密切交往。钱泳所说的《冰山录》当是《天水冰山录》。明朝权臣严嵩被抄家后，曾将其家产列出清单，取“太阳一出冰山落”语意，名曰《天水冰山录》。钱泳的意思无非想表明：他已经预见了和珅终将倒台，于是给毕沅一个忠告，希望他能保持气节。
如果仅仅听信钱泳所说，那么毕沅不仅不是软骨头，反而是个很有骨气的正人君子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清人陈康祺早就指出：毕沅“爱古怜才，人所共仰，其交和珅，慑于权势，未能泥而不滓，亦人所共知。”（《郎潜纪闻二笔》卷十一）毕沅死后被抄家，也和卷入和珅贪污案有莫大关系。在陈康祺看来，作为毕沅幕僚的钱泳，不提这件事也就算了，若要拿它来往自己脸上贴金，岂不是此地无银、欲盖弥彰、弄巧成拙？
这些事放在平时，当然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一旦被什么事引爆，所有问题不仅会全部暴露出来，而且会在聚焦镜前聚焦成像，在放大镜前成倍放大。
嘉庆元年（1796），湖北省荆州、襄阳地区爆发了白莲教农民起义，规模浩大，很快蔓延到其他省份，前后历经9年，才被清朝廷镇压下去，为此耗费了数亿两白银。嘉庆四年（1799），朝廷派人对前一阶段军费使用情况进行审计清查，结果发现经办人员从中克扣了大量钱财，而湖广总督毕沅提用银两及馈送领兵各大员银两为数最多。
早在毕沅担任湖广总督之初，白莲教派就频繁活动，清廷当时如果采取了措施，自然不会闹到后来那种不可收拾的地步。但一心想要维护太平盛世局面的和珅却暗中指使毕沅，不能将当地实际情况上报中央。毕沅屈从压力，只得一直隐瞒此事。毕沅“养痈成患”，本来就铸成了大错，哪料想事起之后，作为前线总指挥的毕沅居然胆大包天，恣意侵扣军饷做人情，一下就把所有问题引爆出来了，嘉庆皇帝自然怒不可遏。好在两年前毕沅就死了，否则免不了要掉脑袋。即便如此，嘉庆还是下令抄了毕沅的家，家产全部充公，做官的儿子也就地免职。这就是《清史稿·毕沅传》所写的：“（嘉庆）四年，追论沅教匪初起失察贻误，滥用军需币项，夺世职，籍其家。”
毕沅是一个典型的学者型官员，一直沉溺于个人的兴趣爱好之中，对政务既不热心，又不懂军事，遇事多从感情出发，又御下无方，受人蒙蔽，加之总想讨好权臣和珅，最后怎么可能不出问题？如果他不从政，一心一意做学问，或者不去地方做主官，留在朝廷担任参谋顾问之类职务，也许会更好些。当然许多事情是没有“如果”的，所以也就没有什么“也许”。这就是人生总有许多不如意、不完美的原因吧！
自隋朝创立科举考试，到清末废除这一制度为止，1300余年间，中国历史上究竟产生了多少文状元？据《中国科举史话》一书记载，这个数字大约为671名。其中第一位状元是唐高祖武德五年（622）的孙伏伽，末科状元是清朝光绪三十年（1904）的刘春霖。
宋以后，科举考试通常三年举办一次。也就是说，一般要经过三年，全国才能产生一位文状元。科场高手如云，竞争异常激烈，能够金榜题名，考取进士，已属不易；而能够考场夺魁，成为状元，那就更是凤毛麟角，难上加难了。
据我这些年研究，有姓名可考的所有文科状元中，考取状元之前或之后做过秘书的，为数还真不少，做过秘书且有突出贡献者，也不乏其人，而从秘书岗位上直接考取状元的，就非常非常少了。清朝的毕沅不仅是从秘书岗位上考取状元，而且他能够考场夺魁，还与秘书工作本身有紧密关系，这就更加难得和有趣了。
一
说起这个毕沅，人们可能会觉得陌生，但如果说到《续资治通鉴》，知道的人就很多了，它就出自毕沅之手。与司马光花了长时间编纂《资治通鉴》一样，毕沅也倾注了20年心血，才把这部巨著编纂完成。此书共220卷，上承《资治通鉴》，起自宋太祖建隆元年（960），迄于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以编年体形式记载了宋、辽、金、元（包括当时建立的其他各种政权组织）的历史，前后409年。司马光《资治通鉴》问世后，即有续本，明清时更是不断有续作出来。但这些续作在史事记录、年月编排上，错误百出。毕沅的《续资治通鉴》取材宏博，考证严谨，编排有序，条理清晰，一册在手，阅尽宋、辽、金、元400多年风云，历来被公认为是最好的一部。梁启超甚至宣称，有了毕沅的《续资治通鉴》，其他各家续作皆可废也。这部巨著虽然是在众多助手的协助下编纂完成的，但作为它的主编，毕沅无疑出力最多、贡献最大。
毕沅有这么高的学问，首先应该感谢他的母亲张夫人，可以说才子全靠慈母教。
出生于江苏太仓的毕沅幼年时就失去了父亲，全靠母亲培育成人。毕沅母亲是当时颇有名气的才女，不仅能诗，而且学问渊博。毕沅6岁时，张夫人就教他诵读《诗经》和《离骚》；到10岁时，毕沅已经通晓韵律，能诗善文，被人称为“神童”。随后，张夫人又亲自把儿子送到苏州灵岩山，拜著名学者和诗人沈德潜为师，进行系统训练和学习。在老师辛勤培育和慈母严格管教下，通过自己勤奋努力，毕沅31岁那年，终于考上了状元。
二
毕沅是乾隆二十五年（1760）庚辰科状元。这一年共录取了164名进士。毕沅是在内阁中书和军机章京任上参加庚辰科会试和殿试的。早在乾隆十八年（1753），24岁的毕沅就考取了举人，取得了参加会试的资格。但由于家庭生活比较困难，毕沅无法继续闭门读书。而清朝的科举制度规定，举人只要到吏部注了册，就可以成为候补官员，当然最后授职的很少，每年通常只有几十人，最多也就百把人。毕沅很优秀，也很幸运，考取举人不几年，就谋得了一个内阁中书之职。不久，他又被选调到军机处，担任军机章京。这一事实也充分说明，毕沅确实出类拔萃，特别优秀。
只要对清朝军机处这一机构稍有了解的人就会知道，毕沅虽然终日在军机处上班，但内阁中书才是他的本职，军机章京反倒是一个兼职。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清朝军机处表面上很风光，地位也很高，实际上却是一个既无正式衙门，亦无专职人员的办文办事机构。在军机处办公的军机大臣，都是皇帝从大学士、尚书、侍郎以及亲贵大臣中直接指定委派，军机章京也是从内阁、翰林院、六部、理藩院等衙门的现有官员中临时选调过来的。这些人都是兼职，人事关系全都保留在原单位，提拔、升级，也由原单位负责安排。军机处的主要工作是协助皇帝处理奏折文书。他们白天围着皇帝转，晚上也要安排人员值班，与皇帝形影不离。办文办事完全听命于皇帝旨意，不能自作主张。所以说，军机处与其说是一个权力机构，不如说是皇帝机要秘书处更为恰当。内阁中书本来就是一个文秘岗位，选调到军机处担任军机章京后，整天还是为皇帝撰写和办理文书，所以毕沅不仅是一个秘书，而且称得上是双料秘书。
毕沅的文字功底虽然很好，学问也很高，但由于工作特别繁忙，能够用于学习和复习的时间少之又少，所以接下来的两次会试，他都名落孙山。但志存高远的毕沅始终不忘母亲教诲，暗下决心一定要为毕家门第争光，于是利用一切机会和条件，边工作边阅读了大量国家藏书和朝廷典章制度。辛勤努力终于有了丰厚回报：在参加第三次会试时，毕沅不仅金榜题名，而且在接下来的殿试中一举夺冠。
非常有趣的是，庚辰科状元不仅被秘书出身的毕沅夺得，而且这一科的一甲二名即榜眼获得者诸重光，竟然就是毕沅的军机处同事！另一位军机章京童凤三，在庚辰科考试中也取得第11名的好成绩！乾隆二十五年庚辰科考试好像特别青睐这些年轻秘书工作者，否则一个小小的军机处（军机章京初无定员，嘉庆四年后才规定满、汉章京各16人，各分两班，每班8人），哪能一年内就考取3名进士且都名列前茅呢？由此也可看出，清朝的军机处，确实是个人才高度集中的藏龙卧虎之地！
三
毕沅的成功当然是他自身努力的结果，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只要知道毕沅是如何考取状元的，就不得不承认：机遇有时确实非常重要，关键就看你能不能认真把握。
这其中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
乾隆二十五年，毕沅、诸重光和童凤三一同参加了当年的庚辰科会试并金榜题名，取得了贡士名号。接下来，他们还要参加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才能成为进士。清朝进士有三个等级。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第一甲录取3名，第一名俗称状元，第二名俗称榜眼，第三名俗称探花，合称“三鼎甲”。第二甲录取若干名，第一名俗称传胪。殿试一般在会试的下个月进行，地点最初在天安门外，后改为太和殿东西阁阶下，若遇风雨天气，就换到殿东西两庑考试。乾隆五十四年（1789）始试于保和殿，后沿以为例。殿试不考八股文，而是考时务策一道，由皇帝钦定的读卷大臣共同拟出若干题目后送皇帝圈定。殿试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考察贡士们分析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经验，由此确定他们的名次，分配不同的工作岗位。
据清朝文学家和楹联学家梁恭辰《北东园笔录初编》卷一记载，庚辰科会试揭榜前一天，毕沅、诸重光和童凤三都在军机处上班。按照排班，当晚轮到诸重光值班。大家正在收拾物品准备下班时，诸重光突然故作神秘地对毕沅说：“今晚一定要请毕老弟代我值班。”毕沅问其原因，诸重光大言不惭地说：“我和童凤三的书法比你好，如果明天我们能够金榜题名，殿试时就有可能问鼎一甲，所以必须抓紧时间做些准备。你的字写得一般，明天即使榜上有名，殿试时也是不可能取得好名次的。”话一说完，不等毕沅答话，就和童凤三扬长而去了。毕沅是个忠厚老实、助人为乐之人，加上清朝的殿试确有偏重书法的现象，而毕沅的字又确实写得不怎么样，所以他就成人之美，毫无怨言地留下来值班了。
按理说，文章写得好坏，关键要看各人的功底和平时的积累，临时抱佛脚是没有多大用处的。但就像如今的高考作文一样，只要猜对了题目并做了相应准备，考试时同样会占很大便宜。从这个意义上说，诸、童二人抓住考前时间进行重点突击，还是很有必要的。他们如果运气好，瞎猫碰到死老鼠和天上掉馅饼这等好事，也是很有可能发生的。
清朝殿试对书法的要求，具体来说就是考卷文字必须黑大光圆，不能有点画小疵。也就是说，殿试卷子只要文字工整漂亮，给的卷面分就很高，文章哪怕差一点，也有望取得好名次，反之书法不好者，则难取优等。这样的事例并不鲜见。如顺治十二年（1655）乙未科殿试时，史大成的试卷被读卷官评为第三，皇上御览时，十分喜爱他的书法，就说：“此人楷书工整，必定是个正人君子。”于是“爱屋及乌”，钦定他为状元。再如康熙三十年（1691）辛未科殿试时，另外一个考生的文章写得很漂亮，按理应点为状元，可康熙皇帝对第二名戴有祺的书法褒奖有加，于是朱笔一勾，将其提升为第一名。这些都是发生在本朝的真真切切的史实，毕沅当然十分清楚。
既然如此，书法一般的毕沅后来为什么又考上了状元呢？这就不能不让人相信“有心栽花花不成，无心插柳柳成荫”一说了。原来诸、童二人离开不久，也就是快到黄昏的时候吧，皇上突然发下来一份公文，要值班章京及时处理。这是陕甘总督关于新疆屯田事宜的一份奏折。根据雍正朝建立的奏折制度，皇帝接到奏折文书后，几乎全有批谕，这种批谕叫做“朱批谕旨”，批过的奏折叫做“朱批奏折”。“朱批谕旨”就是皇帝对本奏折的答复意见。“朱批奏折”由军机处“录副”（誊写一份）后，原本发还给具奏人，以便具奏人依照皇帝的批示执行。若将奏折“留中”不发，便由军机处知会该上奏人“奉旨留中”。毕沅接到这份奏折后，当然必须详加研读，并按规定认真办理，其内容也就烂熟于心。
令贡士们紧张得手心冒汗的时刻来临了。可是任谁也没有想到的是，这次殿试题目完全脱离了考生原来的学习和复习范围，考的是一道纯粹的政治时事题，内容就是关于新疆屯田事宜。结果别人瞠目结舌、不知所措，唯独毕沅欣喜万分、胜券在握。可想而知，接下来毕沅会写得多么顺手，阐述的内容是多么翔实具体。他最后呈上的卷子，哪里是临时发挥的考场作文，俨然就是一篇经过精心准备的《筹边安邦策》！美中不足的是书法稍差，初拟名次时，读卷官不敢把它放进一甲，而是排在二甲第一名，暂列一甲第一的是书写漂亮的诸重光的考卷。乾隆皇帝最后审读报上来的前10名试卷时，发现前3名的文章没有多少新意，直到读到毕沅的卷子，才眼睛一亮，喜上眉梢。这份试卷的书法虽然一般，但言简意赅，议论贴切，不仅与自己的想法非常吻合，而且有许多独到的见解，他于是朱笔一挥，毫不犹豫地将其点为状元！最后开榜结果，毕沅高中状元，诸重光屈居榜眼，童凤三名列十一。当诸、童二人得知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后，心里就像打翻了五味瓶，各种滋味都有。其他同事也感慨不已。赵翼甚至说：“那天晚上毕沅倘若不代诸重光值班，他自然不会知道新疆屯田这件事，以他的书法水平来看，肯定进不了前10名，那么状元无疑会落入诸重光之手。”此事后来慢慢传了开来，人们都说毕沅是忠厚老实得的福，并对“吃亏是福”一说更加深信不疑。
四
乾隆皇帝打破殿试偏重书法的惯例，将一篇书法平平的作品列为第一，主要是这次殿试的内容极其敏感和重大，他很想从中获得一些有价值的政策性建议和意见，以便坚定他在新疆实行屯田的想法，毕沅的考卷恰恰满足了他的心愿，他自然会格外高兴和看重了。
《北东园笔录初编》卷一记载说：建议在新疆实行屯田的奏折是陕甘总督黄廷桂呈上的。事实并非如此。乾隆二十四年（1759）正月，黄廷桂就去世了，他不可能在死去一年后向朝报送这份公文。接替他担任陕甘总督的吴达善任职时间也非常短，所以真正上了这份奏折的，是吴达善的后任杨应琚。《清史稿·杨应琚传》因此说：“二十四年，移陕甘总督。疏言伊犁底定，宜先屯田。”
当时，清朝虽然好不容易平定了准部和回部的叛乱，统一了天山南北，但残余的叛乱分子还不时出来捣乱，持续多年的战乱又使这一本来就十分贫瘠的地区遭受了更大的破坏，到处是一片荒芜萧条的景象。因此，乾隆皇帝虽然认为清军必须在新疆长期驻扎，以此既防止残余的叛乱分子再搞分裂割据，又能挫败早已图谋吞并伊犁的沙皇俄国的罪恶企图，但在这种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新疆屯田能否获得成效，最后能否解决驻军的粮食问题，他心中是没有把握的。朝廷内外对此事也存在巨大争议。参加殿试的贡士们面对如此严肃重大且尚无定论的考题，当然难以下笔了。毕沅如果不是事先知晓皇帝的意图且有所思考，考试时想必也会非常头疼的。
后来的事实证明，清朝在新疆实行屯田的决策是非常英明、完全正确的，对于发展新疆经济和维护边疆稳定，都起到了别的办法无法替代的作用。据不完全统计，到乾隆三十一年（1766），仅新疆绿营军的营屯亩数就已达到179,290亩；到乾隆四十年（1775），仅新疆募民屯垦的户屯亩数就已达到280,253亩，从而完全解决了当地军民的粮食供应问题。
如果说毕沅值班时偶然看到了与殿试内容密切相关的材料，此事确实有些侥幸的因素，那么，他对待工作如此认真和用心，考试中又能结合自己的想法大胆提出对策建议，最后摘取科举皇冠顶上的明珠，也就必然而然了。有言道工作着是快乐的，也是美丽的，看了毕沅的际遇，我们能不深信不疑吗？
五
毕沅考中状元后，被授予翰林院修撰——状元例授此官。从此，他进入了仕途快车道，到乾隆三十八年（1773），便官至陕西巡抚，后来相继做过河南巡抚和湖广总督等官。嘉庆元年（1796），赏二等轻车都尉世职。嘉庆二年病逝后，赠太子太保。
毕沅不仅官运亨通，而且终生笔耕不辍，潜心研攻经史，一生著述颇丰，是乾嘉年间最著名学者之一。一个人能够活到这个份上，真的非常可以了。
不过一个人有其长，必有其短，毕沅也是如此。他学问好，爱读书，好写作，这本是雅事，也是他的优势，但对一个官员尤其是主政一方的地方诸侯来说，就未必全是好事。毕沅后来受累，致使功名不终，晚节不保，与此不无关系。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毕沅做官后，不仅喜欢招揽文人雅士到自己幕府工作，而且对他们特别优待，有时甚至要拿出上万银两对其中的一些人进行“扶贫”。他的幕府，与其说是一个政务工作班子，倒不如说是文人雅士聚集之地更为恰当。当时许多社会名流、文化精英，都慕名而至。后来曾国藩的幕府也聚集了大批文人学士，但毕沅不比曾国藩，缺乏管理这些文人的能力和办法，结果使得其中的一些人越来越自由散漫，喝酒、唱戏、狎妓、搞同性恋，无所不有，无所不为。可笑的是毕沅不以为怪，反而觉得有趣，加以欣赏。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毕沅自己就是一个同性恋者。他在军机处工作时，就与京师名伶李桂官关系暧昧。后来毕沅考取状元，朋友们就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称呼李桂官为“状元嫂”。
当时毕沅幕府是一种什么气象，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们不妨再看看这个“打兔子”的故事。
毕沅还是陕西巡抚时，他手下的幕宾，“大半有断袖之癖”。所谓“断袖”，其实就是搞同性恋。一天，毕沅忽然传话说：“快传中军参将，要鸟枪兵、弓箭手各五百名，进署伺候。”有人问他调这么多全副武装的士兵来巡抚衙门干什么，毕沅说：“将署中所有兔子，全部打出去。”读者可能会问：巡抚衙门哪来这么多兔子？就是有这么多兔子，也用不着调这么多“解放军”带枪带炮来打呀！这样做，岂不是杀鸡用牛刀、大炮打蚊子，大材小用了？其实读者有所不知，这里所打的“兔子”，不是真正的兔子，而是指娈童，也就是被当作女性玩弄的美貌男子，可见当时毕沅幕府搞同性恋的人有多少了。毕沅当然只是开开玩笑而已，并不是真的要把这些同性恋者全部打跑。所以后来他到河南工作时，“幕客之好如故”。（《清稗类钞·讥讽类》）
毕沅确实不是一个洁身自好者。另外一个故事，或许可以对他的人品做一个补充。
毕沅任湖广总督时，福宁为湖北巡抚，陈淮为湖北布政使。这“三驾马车”中，毕沅性格迂缓，不把政事放在心上；福宁阴刻，广受贿赂；陈淮则专门抓人把柄，然后趁机勒索，不把对方的口袋掏尽不松手。由于他们三人官官相护，朋比为奸，千方百计搜刮民财，当地百姓于是形象地称他们为“毕不管，福死要，陈倒包。”又形容他们三人说：“毕如蝙蝠，身不动摇，惟吸所过虫蚁；福如狼虎，虽人不免；陈如鼠蠹，钻穴蚀物，人不知之。”（《啸亭杂录》卷十）
毕沅还是个软骨头。曾做过毕沅幕僚的钱泳在《履园丛话》一书中记载说：和珅当权时，总希望天下督抚都来给他送礼，毕沅却能洁身自好，淡然置之。但到和珅40岁生日时，看到包括“宰相”在内的所有官员纷纷给和珅送钱送物，毕沅也坐不住了，于是赋诗十首，还挑选了几件书画和文物作品，准备给和珅送去。钱泳问他：“公将以此诗入《冰山录》中耶？”毕沅猛然醒悟过来，于是终身不与和珅有密切交往。钱泳所说的《冰山录》当是《天水冰山录》。明朝权臣严嵩被抄家后，曾将其家产列出清单，取“太阳一出冰山落”语意，名曰《天水冰山录》。钱泳的意思无非想表明：他已经预见了和珅终将倒台，于是给毕沅一个忠告，希望他能保持气节。
如果仅仅听信钱泳所说，那么毕沅不仅不是软骨头，反而是个很有骨气的正人君子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清人陈康祺早就指出：毕沅“爱古怜才，人所共仰，其交和珅，慑于权势，未能泥而不滓，亦人所共知。”（《郎潜纪闻二笔》卷十一）毕沅死后被抄家，也和卷入和珅贪污案有莫大关系。在陈康祺看来，作为毕沅幕僚的钱泳，不提这件事也就算了，若要拿它来往自己脸上贴金，岂不是此地无银、欲盖弥彰、弄巧成拙？
这些事放在平时，当然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一旦被什么事引爆，所有问题不仅会全部暴露出来，而且会在聚焦镜前聚焦成像，在放大镜前成倍放大。
嘉庆元年（1796），湖北省荆州、襄阳地区爆发了白莲教农民起义，规模浩大，很快蔓延到其他省份，前后历经9年，才被清朝廷镇压下去，为此耗费了数亿两白银。嘉庆四年（1799），朝廷派人对前一阶段军费使用情况进行审计清查，结果发现经办人员从中克扣了大量钱财，而湖广总督毕沅提用银两及馈送领兵各大员银两为数最多。
早在毕沅担任湖广总督之初，白莲教派就频繁活动，清廷当时如果采取了措施，自然不会闹到后来那种不可收拾的地步。但一心想要维护太平盛世局面的和珅却暗中指使毕沅，不能将当地实际情况上报中央。毕沅屈从压力，只得一直隐瞒此事。毕沅“养痈成患”，本来就铸成了大错，哪料想事起之后，作为前线总指挥的毕沅居然胆大包天，恣意侵扣军饷做人情，一下就把所有问题引爆出来了，嘉庆皇帝自然怒不可遏。好在两年前毕沅就死了，否则免不了要掉脑袋。即便如此，嘉庆还是下令抄了毕沅的家，家产全部充公，做官的儿子也就地免职。这就是《清史稿·毕沅传》所写的：“（嘉庆）四年，追论沅教匪初起失察贻误，滥用军需币项，夺世职，籍其家。”
毕沅是一个典型的学者型官员，一直沉溺于个人的兴趣爱好之中，对政务既不热心，又不懂军事，遇事多从感情出发，又御下无方，受人蒙蔽，加之总想讨好权臣和珅，最后怎么可能不出问题？如果他不从政，一心一意做学问，或者不去地方做主官，留在朝廷担任参谋顾问之类职务，也许会更好些。当然许多事情是没有“如果”的，所以也就没有什么“也许”。这就是人生总有许多不如意、不完美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