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在南京傅厚岗6号的公馆“无枫堂”称得上是他的伤心之地｡
　　因受聘为中央大学教授,徐悲鸿于1928年举家由上海迁来南京,先是住在石婆婆巷,后来又搬到丹凤街52号中央大学宿舍｡不久在傅厚岗4号建了徐悲鸿公馆,这是一座精巧别致的西式两层小楼｡
　　精致的公馆对艺术家徐悲鸿确实并不合适｡这种“华丽的房间和精美的家具”对从小过惯了贫寒和动荡生活的徐悲鸿反而是一种挤压｡“危巢”是真正的“危巢”,“危巢”之“危”不仅指国难当头,民不聊生,也不幸言中了徐悲鸿和蒋碧微的情感婚姻｡
　　
　　他俩结合是一段佳话
　　
　　蒋碧微生于宜兴的望族,1916年其父蒋梅笙在上海复旦大学当教授,蒋碧微随父在上海读书｡
　　当时徐悲鸿从家乡宜兴到上海发展,经人介绍去拜访这位前辈乡贤,徐悲鸿的人品才貌不但深得这位前辈的赏识,也赢得了蒋碧微的芳心｡
　　可惜的是,蒋碧微在13岁时就由其堂姐做主,许配给了苏州的查紫含｡但生长在封建大家庭的蒋碧微却有勇气与出身寒微而且是丧妻的徐悲鸿悄悄恋爱起来｡后来徐悲鸿得到哈同总管姬觉弥的一笔资助去日本留学,这位蒋小姐跟着偷偷到了日本｡在去日本的大海上,徐悲鸿将刻有“碧微”二字的水晶戒戴到她的手指上,“蒋棠珍”由此成了“蒋碧微”,时年18岁｡
　　在日本,在欧洲,蒋碧微和徐悲鸿度过了一段同甘共苦的日子,徐悲鸿作于法国的油画《吹萧》中吹箫的女子不知倾倒了多少人,而这女子的原型就是蒋碧微｡也正是在这段时间内,徐悲鸿在美术界建立起了他的赫赫声名｡
　　
　　同享福时政见不合
　　
　　生活安定之后,特别是住进了傅厚岗的公馆后,他们之间的矛盾才渐渐显露出来｡“苦”时,为了改变生活状况,为了一段时期内共同的生活目标,双方的矛盾被掩盖｡一旦一方功成名就,苦尽甘来,差异凸现,摩擦､冲突也就不可避免｡徐悲鸿和蒋碧微之间最大的问题就是生活态度的巨大反差,他们之间的龃龉和情感危机主要发生在傅厚岗4号的公馆中｡
　　两人政治上也有分野｡蒋碧微和张道藩曾劝徐悲鸿为当时中国的一号人物蒋介石画像,徐悲鸿就是不肯｡不但如此,徐悲鸿还到处奔走,把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的田汉营救出狱,安排住在自己的公馆中;田汉出狱后继续进行抗日戏剧运动,徐悲鸿政治上又受到流言蜚语的中伤,离家出走,在广西等地游览､创作,并且组织义卖,为抗战筹集资金｡他在广西不但为当时蒋介石的政敌李宗仁画像,还在《广西日报》上撰文,指责蒋无礼､无义､无廉､无耻｡蒋碧微在张道藩的影响下,希望徐改变反蒋态度,并亲赴桂林说服徐悲鸿,遭拒绝后,两人又大吵一场,不欢而散｡
　　
　　协议离婚
　　
　　抗战期间,徐悲鸿多次努力和蒋碧微和好,甚至满面流泪地乞求,但因为蒋碧微正与张道藩爱得如火如荼,对徐悲鸿有的只是嫌恶,和好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后来二人终于在重庆协议离婚,作证律师是大名鼎鼎的沈钧儒,蒋碧微从徐悲鸿那儿得到了一百万的赡养费和一百幅画｡徐悲鸿后来还将油画《琴课》送给了蒋碧微,此画亦作于法国,画的是蒋碧微在巴黎练习小提琴的情景,是蒋碧微特别喜欢的一幅画｡
　　抗战胜利后,徐悲鸿连到公馆凭吊往事的机会都没有了｡傅厚岗公馆的房子和地皮当时都是用儿子伯阳的名义在市政府登记的,二人离婚时并未提到房子的事,蒋碧微是儿子的监护人,自认为“有权处理这幢房子”,徐悲鸿也一直没有提出房子问题,公馆因此实际上成了蒋碧微一个人的房产｡抗战胜利后,张道藩先回南京,曾特地为蒋碧微到傅厚岗去查看房子,并将情况写信告诉了蒋碧微｡蒋碧微从重庆回到南京,与女儿两人住在公馆里,蒋碧微在回忆录中说:“……两母女住在那么大的一幢房子里,不免感到相当的冷清｡尤其回忆前尘往事,当年筹建新屋时的兴奋欢欣,一家团聚时其乐融融,仿佛都在眼前,又仿佛距离已远｡如今华屋依旧,人事全非……”蒋碧微后来将公馆略加修缮,高价出租给了法国新闻处,自己则在院内的空地上另盖了一座新楼,与她出双入对的已经换了国民党要员张道藩｡
　　我曾从电视上看到徐悲鸿和蒋碧微在傅厚岗公馆门前的合影,想想徐悲鸿和蒋碧微之间的悲欢离合,心中不由得隐隐作痛｡
　　徐悲鸿和蒋碧微生有一子一女,离婚后随蒋碧微生活,但由于家庭变故,蒋碧微又与张道藩相恋,儿子伯阳和女儿丽丽先后离家出走,1949年都留在了大陆｡解放军攻克南京时,女儿徐丽丽由共产党派到南京参加接受工作,三过家门而不入——傅厚岗公馆已经人去楼空,蒋碧微只身去了台湾,此后再也没有回来过,也从未与徐悲鸿和一双儿女有过联系｡去台后,张道藩对她也逐渐冷淡,蒋碧微在孤寂中去世｡
　　傅厚岗原徐公馆至今仍在｡
　　(据《往日庭院——南京老公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