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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合阳县63岁的党宪宗,通过16年的观察和对110户农家的走访,写了一份20多万字的调查报告,反映农民供养大学生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放下生意搞社会调查
黄河西岸的合阳,地处渭北旱原,以农业为主,系“国家级贫困县”｡尽管经济落后,该县的群众对子女教育十分重视,高考升学率在渭南名列前茅,去年渭南市的理科高考状元,就由合阳县两名学生以699分的高分夺得｡该县40多万人,每年约有3000人升入高校上学,其中80%是农家子弟｡这些农家子弟背后的家庭,是怎样一种情况?
已经63岁的合阳县商会副会长党宪宗放下生意,投资5万元,搞了一份调查报告｡
党宪宗告诉记者,他之所以搞这份调查,是因为自出生到现在,除上中专时在西安呆过两年多,其余时间均在合阳,一直和基层的农民打交道,对农民的疾苦了如指掌｡他当过农民,任过中学教师,做过故事讲说员,写过诗歌,创办了合阳县“关雎诗社”,从1985年开始从事餐饮业｡1990年,高考生住进他开的旅馆,由此引起他对农民供养大学生问题的关注｡从此,每年高考时,他都到考场外与在那里等待的家长聊天｡1997年,阅读了反映在校贫困大学生的文章《落泪成金》后,产生良多思考｡党宪宗认为,最苦的还不是学子,而是学子身后在家里供养他们的父母｡他想为这些父母呐喊,让世人了解他们｡可是由于一系列事务让他无法脱身｡2003年高考时,党宪宗在考场外碰到了一名送儿子高考的老同学｡老同学视力衰退,几近失明,一头白发,满脸皱纹,为供养3名大学生经历诸多艰难｡党宪宗为之落泪,一种责任感油然而生:为这些父母呐喊的计划不能再拖延了｡这年7月,党宪宗放下自己的生意,带着照相机､录音机､录像机开始了为期3个月的走访｡他动用自己的亲朋好友,寻找那些供养大学生的家庭｡
当时,党宪宗已60岁,身患糖尿病17年,又正是盛夏,老伴对他的行为极力反对｡但党宪宗不为所动,有一次为见到一位老人,他等到天黑,回到县城已经11点了,第二天腰酸腿疼,身体发烧,但事先已和别人约好,他还是硬挺着下村访问｡
让父母惧怕的高额学费
走访时,大学生父母们给党宗宪说的最多的是让他们惧怕的高额学费｡
近5年,合阳县农民人均纯收入最低为1287元,最高1580元,这可是连烧火的麦秸秆都折价计算在内的,而一个大学生一年学费加生活费约1.2万元,4年近5万元,相当一个3口之农家10年的纯收入,也就是说,一个3口之家的农户不吃不喝不穿不用奋斗10年,才能支撑一个孩子读4年大学｡
党宪宗走进黄河边的合阳县坊镇东雷村范某家时｡范某抹着眼泪说,从1995年大女儿考上大学后,连续又有3个儿女上了大学,每个娃一年学费和生活费都要1万多元,至今为孩子上大学,共花去约15万元｡然而她和丈夫累死累活,一年也只有五六千元现金收入,买了化肥､种子等后,只剩下3000元｡为了多挣钱,他们想尽了办法,除了养鸡､羊､牛,范某一个四五十岁的妇女,跑到山沟里抓蝎子卖,常被蝎子蜇不说,一次还滚到崖下,摔伤了腿｡地边种了点芝麻,只值3元钱,但她也舍不得吃｡到黄河滩挖药材,一天仅能挣2元钱,范某也去｡在被迫无奈之下,曾贷过1万元高息贷款,光利息4年就8000元｡
城关镇小郭村党某也曾贷过3万元高息贷款,那是“黑贷”,通过私人,从煤矿工人处贷的,年利率20%｡当时她根本不考虑利息多少,只要能把孩子先送走,啥都不顾｡就是“黑贷”,现在也贷不上了,因为有收不回去的现象｡党某的3个儿女都考上大学,至今共花去12万元,最多时欠外债六七万元,现在还欠四五万元｡为了节省几块钱饭钱,孩子们上中学时,党某送了7年的饭,特别是孩子们上高中,她每天中午提着面条､馍､菜,走1个小时的路到县城,来回就是2个小时｡2000年11月一天刮大风,吹得她直往后退,回来她就感冒了｡2002年冬天,孩子上学差四五千元,党某踏着冰雪,翻沟去亲戚家借钱,路上滑了几跤｡当到了亲戚家,她禁不住抽噎起来｡她的姨父见状,将养猪场刚给他发的1000元工资给了她｡
好好的家被拖垮了
党宪宗告诉记者,为了供养大学生,许多农户家庭被拖垮｡
坊镇东雷村1组,有63户,其中20多户供过大学生,这20多户,是小组家庭经济状况最差的｡1组是全村出大学生最多的小组,因此,这个小组整体显得房屋破旧｡
合阳人十分讲究住房,可被誉为“秀才村”的城关镇小郭村,群众房子似乎还在20年前｡该村原党支部书记范永禄告诉党宪宗,他们村只有500多人,但自恢复高考以来,全村出了100多名大学生｡别的村对考上大学的学生有奖励,他们村出的大学生太多,无法奖励｡这个村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先进村,自从恢复高考后,村民把挣的钱都用来供孩子上大学,所以与外村相比,新建房屋不多｡
党宪宗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个大学生不用按5万元算,就按4万元这100多名大学生就使小郭村村民支出了约500万元｡目前,农户盖院5间的砖混结构的平房约4万元｡由此推算,如果不是供大学生,该村可以多盖起100多院新房｡
学费挣够了母亲累死了
防虏寨乡定国村农妇黄某两个儿女都考上大学,最多时欠债10万元,现在还有8万元债,光一年利息就一两万元｡由于精神压力大和劳累,丈夫病倒了,因无钱治疗,在儿子上大学第二年离世｡
和家庄镇长洼村79岁老人王全胜说,上世纪70年代劳动时,他从拉麦秸的车上摔下来,受了重伤,长期不能生活自理｡大儿子智力有障碍,只能由他人带着干点出力活｡全家靠老伴支撑｡由于几个孩子都在上学,花费大,老伴又要种地､干家务,还要去拉煤挣钱,积劳成疾,又顾不得治疗,在二儿子考上大学第二年突然病故｡该村的乡土作家王治民为这位老太太写了副挽联,上联:学费挣够了;下联:母亲累死了;横批:死也值得｡
这副挽联,就贴在王全胜家门上｡
王全胜家的悲剧,没有就此罢休｡由于老伴去世,家里失去依靠,经济没有来源,家务无人能干,一时陷入困境,一年后,智力有障碍的大儿子承受不了这样的困境,喝农药自杀,大儿媳曾患有精神病,大约是治疗不当,智力和身体受到影响,无自理能力,身体虚弱,在大儿子去世1年后,也病逝｡就这样,在两年多时间里,家里添了3座新坟｡
党宪宗调查的110户农村大学生家庭,有11人因为孩子们的学费而累死､自杀､病逝｡供养大学生的家庭,平均每10户就有1人这样离世｡
姗姗来迟的回报
农民们为供孩子上大学付出巨大,家长得到回报了吗?
范某告诉党宪宗,农村没钱不要紧,有粮､有柴,饿不死人,娃们在城里,压力大,花销大,干啥都要花钱｡她的两个孩子已经大学毕业,但经济都紧张,要结婚,要买房,大女儿的孩子还生过病,医疗费花了3万多元｡所以她不敢要孩子的钱｡一次孩子要给她300元,她不要:“你给我钱,别人不知道,不如给我买身衣服,村里人看见都知道我娃孝顺｡”
黄某说,她的儿女毕业后,一直在还债｡本来女儿毕业时分配到机关工作,为了多挣钱,要求下到工地｡因长期在下面工地工作,已经28岁了,还没有解决婚姻大事｡同样,儿子已经30岁了,也没有结婚｡为了节省钱,儿子3年都没有回家｡
城关镇小郭村党治耀老人的儿子1978年考上大学,那时虽然学费少,但农民收入更少,一次儿子来信说要10元钱实习费,老人一下被难住了,不知从哪里弄这10块钱,四处转悠,看到地里生产队摘过的棉花杆,就和老伴去捡棉花壳里没有撕干净的棉花,捡了3天,才捡到5公斤,送到棉绒厂｡棉绒厂有个看门的老人说棉花絮,不值钱,不要卖了｡党治耀老人说缺钱用,没有办法,结果只卖了5元钱｡第二天,两位老人又到地里拔棉花秆,砍成节,送到纤维板厂卖了,这才凑够10元,给儿子寄去｡儿子读完大学后,又读硕士､博士､博士后,工作后又要自费出书,经济一直紧张｡尽管儿子要给老人钱,但老人一直不要｡近几年儿子经济状况好一些,老人才收下儿子给的钱,一年一两千元,老人说足够了｡
从合阳考上大学走出来的渭南市农业局干部王彪告诉记者,大学生毕业20年后,才能回报父母｡可这时候,父母已经老了,吃不动,喝不下,享受不了,有的可能早已不在人间｡
不求回报的父母
农民们如此含辛茹苦供养大学生的目的是什么?
党宪宗回答,是为了让孩子脱离农村,不再像父母一样辛苦｡城乡差别太大,他们要使孩子成为城里人｡
记者跟随党宪宗走访了7家,农民们的回答令记者肃然起敬｡
范某说,她小时候很想上学,可娘家穷,不让她上,让她在家干家务,她为了上学的事还挨过打,至今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得｡她发誓要让自己的孩子都上学,所以,她让孩子们全力以赴学习,不让干家务｡
党某说,她是文盲,年轻时在引黄工地劳动,干部给她一张单子,让她去宣传,可她一个字不识,当时窘迫､痛苦得无法说｡所以,她要让娃们读书,,学本事,国家指到哪,就能干到哪,不能再像她啥都干不了｡
记者问,供孩子上大学,经济上是否合算?
党某回答,不算那个账,就没有想让娃们把钱挣回来,只要娃们肚里有知识,到社会上能干事就行｡
范某说:“我不能向娃们要钱,让人家知道我家穷,连对象都不好找了｡”她还要给儿子在家里盖房,要给儿媳留个好印象｡
记者又问:如果孩子们大学毕业了,还回农村当农民,你们是否愿意供他们上大学?
党某回答:就算娃们回农村当农民,也要供他们上大学,农村也少不了文化,最简单的种植,也要有文化｡
党某回答:农村也需要知识,有了知识啥事业都能搞｡
农民们为供孩子上大学吃了那么多的苦,他们不仅不求回报,还心怀歉意｡
党某说,人家给孩子留遗产､留房子,而她给孩子留的是债务｡
党宪宗告诉记者,皇甫庄乡一家农民,为了孩子上学,丈夫砸石头,妻子炸石头｡一年暑假,上高一的二儿子为了挣学费,到石场砸石头,没有想到出现意外,二儿子被炸死了｡就是这样,他们将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供出大学｡儿子当了医生,至今没有买房;女儿毕业后找了一个很不理想的工作｡他们对党宪宗说,因为他们是农民,没有钱帮儿子买房,也没本事帮女儿找工作,对不起孩子｡
谁为农民解忧
党宪宗告诉记者,他做这个调查的目的,一是希望引起社会对供养大学生农户的关注,给贫困者以资助;二是希望从农村出来的大学生不要忘记养育自己的父母;三是希望高校降低收费标准,让农民的孩子上得起大学,给他们提供改变人生的机会｡
记者就农民供养大学生负担过重问题采访了有关人员｡
西安工程大学学生工作办公室副主任黄海峙说,贫困生的问题,已经受到国家､社会､学校的广泛关注,这一问题要通过多渠道来解决,单纯让国家和社会来承担相关责任,显然片面｡
西安科技大学组织部部长张立杰是从甘肃贫困农家走出的大学生,他创办的家族助学金使家族内3人上了大学,多人上了中专｡本报曾报道过他的事迹｡张立杰认为,农民供养大学生的难关,可以通过多种渠道来解决,除国家助学贷款以外,可以建立家庭､家族式助学金,或以村､组为单位设立助学金,分担家庭经济支出峰值｡只要有人出面倡导,就能做起来｡
省妇联“红凤工程”办公室主任助理说,首先要清楚一个问题,高中以上的教育,不在义务教育范围之内,不能完全依靠国家救助｡其次,要转变这些农家学子家长的观念｡孩子上大学时,年龄已经达到18岁,对于贫困的农家,大学学费不用家长操心,学校不会因为家庭支付不起学费而将他们驱逐于大门之外｡大学里有奖学金､补助金､助学金､助学贷款､减免学费等多种救助方式,而且社会上还有像“红凤工程”等许多救助大学生的组织,应让大学生自己去争取｡这样可以锻炼大学生独立生活和获取信息的能力｡家长不能什么都包办,否则培养出来的孩子缺乏责任心,一苦了自己,二害了孩子,三无益国家｡国家需要有能力的大学生,不需要那种连结婚都要家长包办的人｡
(据《西安晚报》)
放下生意搞社会调查
黄河西岸的合阳,地处渭北旱原,以农业为主,系“国家级贫困县”｡尽管经济落后,该县的群众对子女教育十分重视,高考升学率在渭南名列前茅,去年渭南市的理科高考状元,就由合阳县两名学生以699分的高分夺得｡该县40多万人,每年约有3000人升入高校上学,其中80%是农家子弟｡这些农家子弟背后的家庭,是怎样一种情况?
已经63岁的合阳县商会副会长党宪宗放下生意,投资5万元,搞了一份调查报告｡
党宪宗告诉记者,他之所以搞这份调查,是因为自出生到现在,除上中专时在西安呆过两年多,其余时间均在合阳,一直和基层的农民打交道,对农民的疾苦了如指掌｡他当过农民,任过中学教师,做过故事讲说员,写过诗歌,创办了合阳县“关雎诗社”,从1985年开始从事餐饮业｡1990年,高考生住进他开的旅馆,由此引起他对农民供养大学生问题的关注｡从此,每年高考时,他都到考场外与在那里等待的家长聊天｡1997年,阅读了反映在校贫困大学生的文章《落泪成金》后,产生良多思考｡党宪宗认为,最苦的还不是学子,而是学子身后在家里供养他们的父母｡他想为这些父母呐喊,让世人了解他们｡可是由于一系列事务让他无法脱身｡2003年高考时,党宪宗在考场外碰到了一名送儿子高考的老同学｡老同学视力衰退,几近失明,一头白发,满脸皱纹,为供养3名大学生经历诸多艰难｡党宪宗为之落泪,一种责任感油然而生:为这些父母呐喊的计划不能再拖延了｡这年7月,党宪宗放下自己的生意,带着照相机､录音机､录像机开始了为期3个月的走访｡他动用自己的亲朋好友,寻找那些供养大学生的家庭｡
当时,党宪宗已60岁,身患糖尿病17年,又正是盛夏,老伴对他的行为极力反对｡但党宪宗不为所动,有一次为见到一位老人,他等到天黑,回到县城已经11点了,第二天腰酸腿疼,身体发烧,但事先已和别人约好,他还是硬挺着下村访问｡
让父母惧怕的高额学费
走访时,大学生父母们给党宗宪说的最多的是让他们惧怕的高额学费｡
近5年,合阳县农民人均纯收入最低为1287元,最高1580元,这可是连烧火的麦秸秆都折价计算在内的,而一个大学生一年学费加生活费约1.2万元,4年近5万元,相当一个3口之农家10年的纯收入,也就是说,一个3口之家的农户不吃不喝不穿不用奋斗10年,才能支撑一个孩子读4年大学｡
党宪宗走进黄河边的合阳县坊镇东雷村范某家时｡范某抹着眼泪说,从1995年大女儿考上大学后,连续又有3个儿女上了大学,每个娃一年学费和生活费都要1万多元,至今为孩子上大学,共花去约15万元｡然而她和丈夫累死累活,一年也只有五六千元现金收入,买了化肥､种子等后,只剩下3000元｡为了多挣钱,他们想尽了办法,除了养鸡､羊､牛,范某一个四五十岁的妇女,跑到山沟里抓蝎子卖,常被蝎子蜇不说,一次还滚到崖下,摔伤了腿｡地边种了点芝麻,只值3元钱,但她也舍不得吃｡到黄河滩挖药材,一天仅能挣2元钱,范某也去｡在被迫无奈之下,曾贷过1万元高息贷款,光利息4年就8000元｡
城关镇小郭村党某也曾贷过3万元高息贷款,那是“黑贷”,通过私人,从煤矿工人处贷的,年利率20%｡当时她根本不考虑利息多少,只要能把孩子先送走,啥都不顾｡就是“黑贷”,现在也贷不上了,因为有收不回去的现象｡党某的3个儿女都考上大学,至今共花去12万元,最多时欠外债六七万元,现在还欠四五万元｡为了节省几块钱饭钱,孩子们上中学时,党某送了7年的饭,特别是孩子们上高中,她每天中午提着面条､馍､菜,走1个小时的路到县城,来回就是2个小时｡2000年11月一天刮大风,吹得她直往后退,回来她就感冒了｡2002年冬天,孩子上学差四五千元,党某踏着冰雪,翻沟去亲戚家借钱,路上滑了几跤｡当到了亲戚家,她禁不住抽噎起来｡她的姨父见状,将养猪场刚给他发的1000元工资给了她｡
好好的家被拖垮了
党宪宗告诉记者,为了供养大学生,许多农户家庭被拖垮｡
坊镇东雷村1组,有63户,其中20多户供过大学生,这20多户,是小组家庭经济状况最差的｡1组是全村出大学生最多的小组,因此,这个小组整体显得房屋破旧｡
合阳人十分讲究住房,可被誉为“秀才村”的城关镇小郭村,群众房子似乎还在20年前｡该村原党支部书记范永禄告诉党宪宗,他们村只有500多人,但自恢复高考以来,全村出了100多名大学生｡别的村对考上大学的学生有奖励,他们村出的大学生太多,无法奖励｡这个村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先进村,自从恢复高考后,村民把挣的钱都用来供孩子上大学,所以与外村相比,新建房屋不多｡
党宪宗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个大学生不用按5万元算,就按4万元这100多名大学生就使小郭村村民支出了约500万元｡目前,农户盖院5间的砖混结构的平房约4万元｡由此推算,如果不是供大学生,该村可以多盖起100多院新房｡
学费挣够了母亲累死了
防虏寨乡定国村农妇黄某两个儿女都考上大学,最多时欠债10万元,现在还有8万元债,光一年利息就一两万元｡由于精神压力大和劳累,丈夫病倒了,因无钱治疗,在儿子上大学第二年离世｡
和家庄镇长洼村79岁老人王全胜说,上世纪70年代劳动时,他从拉麦秸的车上摔下来,受了重伤,长期不能生活自理｡大儿子智力有障碍,只能由他人带着干点出力活｡全家靠老伴支撑｡由于几个孩子都在上学,花费大,老伴又要种地､干家务,还要去拉煤挣钱,积劳成疾,又顾不得治疗,在二儿子考上大学第二年突然病故｡该村的乡土作家王治民为这位老太太写了副挽联,上联:学费挣够了;下联:母亲累死了;横批:死也值得｡
这副挽联,就贴在王全胜家门上｡
王全胜家的悲剧,没有就此罢休｡由于老伴去世,家里失去依靠,经济没有来源,家务无人能干,一时陷入困境,一年后,智力有障碍的大儿子承受不了这样的困境,喝农药自杀,大儿媳曾患有精神病,大约是治疗不当,智力和身体受到影响,无自理能力,身体虚弱,在大儿子去世1年后,也病逝｡就这样,在两年多时间里,家里添了3座新坟｡
党宪宗调查的110户农村大学生家庭,有11人因为孩子们的学费而累死､自杀､病逝｡供养大学生的家庭,平均每10户就有1人这样离世｡
姗姗来迟的回报
农民们为供孩子上大学付出巨大,家长得到回报了吗?
范某告诉党宪宗,农村没钱不要紧,有粮､有柴,饿不死人,娃们在城里,压力大,花销大,干啥都要花钱｡她的两个孩子已经大学毕业,但经济都紧张,要结婚,要买房,大女儿的孩子还生过病,医疗费花了3万多元｡所以她不敢要孩子的钱｡一次孩子要给她300元,她不要:“你给我钱,别人不知道,不如给我买身衣服,村里人看见都知道我娃孝顺｡”
黄某说,她的儿女毕业后,一直在还债｡本来女儿毕业时分配到机关工作,为了多挣钱,要求下到工地｡因长期在下面工地工作,已经28岁了,还没有解决婚姻大事｡同样,儿子已经30岁了,也没有结婚｡为了节省钱,儿子3年都没有回家｡
城关镇小郭村党治耀老人的儿子1978年考上大学,那时虽然学费少,但农民收入更少,一次儿子来信说要10元钱实习费,老人一下被难住了,不知从哪里弄这10块钱,四处转悠,看到地里生产队摘过的棉花杆,就和老伴去捡棉花壳里没有撕干净的棉花,捡了3天,才捡到5公斤,送到棉绒厂｡棉绒厂有个看门的老人说棉花絮,不值钱,不要卖了｡党治耀老人说缺钱用,没有办法,结果只卖了5元钱｡第二天,两位老人又到地里拔棉花秆,砍成节,送到纤维板厂卖了,这才凑够10元,给儿子寄去｡儿子读完大学后,又读硕士､博士､博士后,工作后又要自费出书,经济一直紧张｡尽管儿子要给老人钱,但老人一直不要｡近几年儿子经济状况好一些,老人才收下儿子给的钱,一年一两千元,老人说足够了｡
从合阳考上大学走出来的渭南市农业局干部王彪告诉记者,大学生毕业20年后,才能回报父母｡可这时候,父母已经老了,吃不动,喝不下,享受不了,有的可能早已不在人间｡
不求回报的父母
农民们如此含辛茹苦供养大学生的目的是什么?
党宪宗回答,是为了让孩子脱离农村,不再像父母一样辛苦｡城乡差别太大,他们要使孩子成为城里人｡
记者跟随党宪宗走访了7家,农民们的回答令记者肃然起敬｡
范某说,她小时候很想上学,可娘家穷,不让她上,让她在家干家务,她为了上学的事还挨过打,至今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得｡她发誓要让自己的孩子都上学,所以,她让孩子们全力以赴学习,不让干家务｡
党某说,她是文盲,年轻时在引黄工地劳动,干部给她一张单子,让她去宣传,可她一个字不识,当时窘迫､痛苦得无法说｡所以,她要让娃们读书,,学本事,国家指到哪,就能干到哪,不能再像她啥都干不了｡
记者问,供孩子上大学,经济上是否合算?
党某回答,不算那个账,就没有想让娃们把钱挣回来,只要娃们肚里有知识,到社会上能干事就行｡
范某说:“我不能向娃们要钱,让人家知道我家穷,连对象都不好找了｡”她还要给儿子在家里盖房,要给儿媳留个好印象｡
记者又问:如果孩子们大学毕业了,还回农村当农民,你们是否愿意供他们上大学?
党某回答:就算娃们回农村当农民,也要供他们上大学,农村也少不了文化,最简单的种植,也要有文化｡
党某回答:农村也需要知识,有了知识啥事业都能搞｡
农民们为供孩子上大学吃了那么多的苦,他们不仅不求回报,还心怀歉意｡
党某说,人家给孩子留遗产､留房子,而她给孩子留的是债务｡
党宪宗告诉记者,皇甫庄乡一家农民,为了孩子上学,丈夫砸石头,妻子炸石头｡一年暑假,上高一的二儿子为了挣学费,到石场砸石头,没有想到出现意外,二儿子被炸死了｡就是这样,他们将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供出大学｡儿子当了医生,至今没有买房;女儿毕业后找了一个很不理想的工作｡他们对党宪宗说,因为他们是农民,没有钱帮儿子买房,也没本事帮女儿找工作,对不起孩子｡
谁为农民解忧
党宪宗告诉记者,他做这个调查的目的,一是希望引起社会对供养大学生农户的关注,给贫困者以资助;二是希望从农村出来的大学生不要忘记养育自己的父母;三是希望高校降低收费标准,让农民的孩子上得起大学,给他们提供改变人生的机会｡
记者就农民供养大学生负担过重问题采访了有关人员｡
西安工程大学学生工作办公室副主任黄海峙说,贫困生的问题,已经受到国家､社会､学校的广泛关注,这一问题要通过多渠道来解决,单纯让国家和社会来承担相关责任,显然片面｡
西安科技大学组织部部长张立杰是从甘肃贫困农家走出的大学生,他创办的家族助学金使家族内3人上了大学,多人上了中专｡本报曾报道过他的事迹｡张立杰认为,农民供养大学生的难关,可以通过多种渠道来解决,除国家助学贷款以外,可以建立家庭､家族式助学金,或以村､组为单位设立助学金,分担家庭经济支出峰值｡只要有人出面倡导,就能做起来｡
省妇联“红凤工程”办公室主任助理说,首先要清楚一个问题,高中以上的教育,不在义务教育范围之内,不能完全依靠国家救助｡其次,要转变这些农家学子家长的观念｡孩子上大学时,年龄已经达到18岁,对于贫困的农家,大学学费不用家长操心,学校不会因为家庭支付不起学费而将他们驱逐于大门之外｡大学里有奖学金､补助金､助学金､助学贷款､减免学费等多种救助方式,而且社会上还有像“红凤工程”等许多救助大学生的组织,应让大学生自己去争取｡这样可以锻炼大学生独立生活和获取信息的能力｡家长不能什么都包办,否则培养出来的孩子缺乏责任心,一苦了自己,二害了孩子,三无益国家｡国家需要有能力的大学生,不需要那种连结婚都要家长包办的人｡
(据《西安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