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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金庸江南旧居
“这时潮声愈响，两人话声渐被淹没，只见远处一条白线，在月光下缓缓移来。蓦然间寒意迫人，白线越移越近，声若雷震，大潮有如玉城雪岭，际天而来，声势雄伟已极。潮水越近，声音越响，正似百万大军冲锋，于金鼓齐鸣中一往无前。”
这是金庸小说《书剑恩仇录》中的一段话，将世界奇观“海宁钱塘江大潮”的磅礴气势，写得淋漓尽致。而海宁这座“鱼米之乡”、“丝绸之府”，正是他的故乡。每年农历八月十八（今年公历9月15日）是海宁观潮的最佳时节，很多游客前来饱览“一线横江”的绝景。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也来到这里，不仅为观潮，更为踏上査氏家族600多年来生生不息的土壤，探寻金庸先生成为“侠之大者”的源头。
从海宁市区东行20公里，就来到金庸的出生地——袁花镇新伟村。小镇是典型的江南水乡，毛竹山巍巍耸立，花溪水潺潺流淌。顺着乡间小道一路前行，走到一片葱茏碧绿的桑树林，便可以望见一座黛瓦白墙的深宅大院，院墙上题写着“金庸旧居”4个大字。
金庸同父异母的弟弟査良楠，如今负责旧居的管理事务。他每天除了拿着毛掸清除灰尘，就是默默地坐在离大门最近的一张桌子后面，守着这座充满了悲欢离合的老宅子。
在査良楠的带领下，我们穿过前厅，沿着回廊往里走，拐角处有一间小屋，屋中是一张旧式木床和一个雕花梳妆台，金庸就是在这里呱呱坠地的。旁边的书房还保留着，少年金庸正是在这间书房里秉烛夜读，打下了最初的文学基础，如今人去楼空，只剩木桌。宅子最深处是一个主题为“走进金庸”的展示厅，陈列着金庸的全套作品，还有无数杂文短集。14部长篇武侠小说按照金庸自己取书名第一个字串成对联的方式排列：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査良楠和哥哥金庸都是海宁査家的第二十二代孙。采访中，他们的堂叔辈、长居袁花镇的査家第二十一代孙査建国，特意来到旧居，指着墙上的家谱图，给记者详细讲解：“我们家族出来的名人，尤其是文人实在太多了，历史上不曾间断。”
海宁博物馆地方史研究者吴德建，参与修订了最新一版査氏家谱。翻开这套6卷本的家谱，他感慨道：“査家是真正‘以文为业，书香传家’啊！这600多年的发展，可以分为3个阶段。兴盛期在明清，共出了22个进士，康熙年间创造了‘一门十进士，叔侄五翰林’的科举神话。雍正年间，海宁查氏传到第十一代和第十二代，因文字狱案，不准参加科举，家族进入静默期。到第十四代以后，重开科举，他们又中了进士，进入近代的复兴期。”
由此看来，金庸的横空出世并非偶然，而是家学渊源使然。
“一门十进士，兄弟五翰林”
“陈家洛到得家门，忽然一呆，他祖居本名‘隅园’，这时原匾已除，换上了一个新匾，写着‘安澜园’三字，笔致圆柔，认得是乾隆御笔亲题。旧居之旁，又盖着一大片新屋，亭台楼阁，不计其数。心中一怔，跳进围墙。一进去便见到一座亭子，亭中有块大石碑。走进亭去，月光照在碑上，见碑文俱新，刻着六首五言律诗，题目是‘御制驻陈氏安澜园即事杂咏’，碑文字迹也是乾隆所书……由西折入长廊，经‘沧波浴景之轩’而至环碧堂，见堂中悬了一块新匾，写着‘爱日堂’三字，也是乾隆所书……出得堂来，经赤栏曲桥，天香坞，北转至十二楼边……便是母亲的旧居筠香馆。只见馆前也换上了新匾，写着‘春晖堂’三字，也是乾隆御笔。”
金庸在《书剑恩仇录》中，借主人公陈家洛的眼光，详细描写了皇帝对海宁大家族的恩宠。这种皇帝题匾、题诗，在金庸旧居中随处可见，正是査氏家族曾亲身享受过的荣耀。
“査”姓来源于春秋时期。公元前676年，鲁庄公之子姬延被封为子爵，“食采于査邑”，便姓了“査”，在山东一带繁衍生息。五代十国时期，査氏出现了第一位名人，南唐军事将领查文徽。其弟查文徵一家迁徙到安徽婺源（今江西婺源）定居，直到元末天下大乱，后人査瑜带着妻儿老小，沿新安江、富春江、钱塘江，坐船躲到嘉兴。经朋友介绍，査瑜到海宁袁花镇一户人家当家庭教师。他欣喜地发现，袁花镇依山面水，土地肥沃，民风淳厚，跟婺源很像。更巧的是，婺源有个凤山岗，海宁有座龙山，合起来便是“龙凤呈祥”，正是吉兆。于是，査瑜举家定居这片“福地”，一边“勤恳耕作，敦睦乡里”，一边“以儒为业，诗礼传家”。
从迁居海宁的第二代开始，査家便成为有名的“文宦之家”。 第一位显达之人是查瑜之子查恕。他一心一意钻研医术，外号“査一帖”，只要一帖药就可治好病，且医德很高，为穷人免费治病，闻名江南。他深得明太祖朱元璋赞赏，被任命为太医院国医，获赏一品冠服。
大约过了100年，弘治三年（1490年），第五代查焕考中进士，成为查家登科甲的第一人。明朝一代，查家中进士6人，其中查秉彝、查志立、查允元祖孙三代连中进士，在当地传为盛事。
到清朝康熙年间，査氏家族人丁超过300人，进入全盛时期。十余人考取进士，5人进入翰林院，其中查慎行（原名査嗣琏）、查嗣瑮、查嗣庭更是亲兄弟三人同为翰林院编修。査家因此有了“一门十进士，兄弟五翰林”之誉。查舁（音同“鱼”）陪皇帝在南书房念书，成为康熙近侍，康熙亲笔题写了“澹远堂”的匾额赐予他，并赐予一副楹联“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寥寥十余字，勾勒出康熙对査家的盛赞。此外，康熙还陆续为査家题写了“敬业堂”、“嘉瑞堂”的匾额，恩宠冠绝一时。可惜的是，康熙御笔的匾额和楹联，已经毁于战乱。如今悬挂于旧居的是复制件。
两场文字狱的折磨
“黄宗羲神色惨淡，摇了摇头。顾炎武却自斟自饮，一口气连干了六七杯。吕留良道：‘二位此来，可是和《明史》一案有关吗？’……黄宗羲道：‘我二人来此，乃是为了伊璜先生。小弟和顾兄前日得到讯息，原来这场《明史》大案，竟将伊璜先生也牵连在内。我二人前日晚上匆匆赶到海宁袁花镇，伊璜先生并不在家，说是出外访友去了。炎武兄眼见事势紧急，忙嘱伊璜先生家人连夜躲避。’……顾炎武道：‘这次《明史》一案如此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当是鳌拜意欲挫折我江南士人之气。’”
这是金庸《鹿鼎记》开头一段文字。其中提到的伊璜先生，正是金庸先祖査继佐。善于科考的査家子弟靠八股文章走向了家族兴盛，然而同样是文字，给他们带来了不祥之兆：“明史案”牵连到了他们。
明末清初，浙江一户姓庄的大户人家编了本《明史辑略》，请了16位名士帮忙修订。査继佐也收到了邀请，但他生性谨慎，并未答应。书成之后，为了扩大名气，庄家自作主张，将査继佐的名字列在修订者之中。此书大量刊印，流传甚广。清初权臣鳌拜以书中有“讽刺朝廷”的内容为由，下令彻查，杀戮上百人，査继佐以“大逆罪”被判腰斩。幸好之前査继佐早早地就上书浙江官员，声明自己并不知情，再加上与康熙关系密切，几经周折，他才被放出来，海宁査家侥幸免罪。
几十年后，康熙去世，雍正即位，査家再也没有这样的好运气了。1726年，“科场案”爆发。礼部侍郎査嗣庭在江西主持乡试，出的考题中有一个“止”字，“止”，正是去掉了“雍正”之首，犯了“砍皇头”的大忌。査嗣庭入狱，査家300余名男丁被杀、被流放，女人全部罚为奴仆。比扼杀生命更狠辣的，是扼杀査家的科考机会。雍正以“出了査嗣庭这样的士林败类”为由，下令浙江6年之内不许进行会试。诗文尽毁，书生无路，这才是査家真正的灭顶之灾。
这场文字狱的背后，还有更深的政治恩怨。査嗣庭的才华，深受雍正舅舅隆科多的赏识。隆科多因为在雍正争夺皇位的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一直居功自傲。雍正坐稳皇位后，对这个跋扈的舅舅不能忍受，开始清算隆科多一党，受到隆科多赏识的査嗣庭自然在劫难逃。
“科场案”夺走了査家数人的生命，据说最后活着回到海宁的，只有査嗣庭哥哥查慎行一家4口，但它没有摧毁查氏的文气。査慎行从此不再入朝为官，一是醉心写诗，培育出一个新的査氏家族诗人群体，这批人出了100多部著作，到乾隆年间，其中一部分被收入《四库全书》。二是醉心藏书，査慎行建起的“得树楼”，加上査家历代传下来的“澹远堂”、“双遂堂”、“查浦书屋”等，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家族图书馆。
这也算因祸得福，査家不再把重心放在科举上，而是专注于文学，终于泽被后人。金庸就说过：“家中藏书很多，幼时虽然看不懂，但找书很方便，不仅有古书，还有新书。家人间的活动也很文雅，闲来多是下棋、看书。”
如今有文人，也有实业家
到了近现代，査家全面复兴，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面貌，既有诗人查良铮（穆旦），也有教育家查良钊、查良鉴，还有“纺织大王”查济民。
第十九代的查济民出生于1914年，少年时就对纺织工业有浓厚兴趣。他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的泱泱大国，纺织工业是大有出路的。他从第三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前身）染织科毕业，历任常州、重庆、上海等地纺织染厂的工程师、厂长、经理。1947年秋在香港创办“中国染厂”。
查济民不仅是一名实业家，也是知名的“政治智囊”。1992年，他担任首届国务院香港事务顾问，在《基本法》草案出台、香港回归等众多历史性事件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荣获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颁发的“大紫荆勋章”。
更难能可贵的是，査氏的家族亲情在查济民心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记。改革开放以后，查济民不顾古稀高龄，满腔热血，奔走于祖国各地，投资办厂。他在海宁筹建纺织企业，建起一系列具有国际水准的工厂。记者在海宁采访时，随便问一位乡亲，都能说出查济民名下的几家公司。查济民90岁高龄时，还主持重修査氏家谱，连接起了断裂百年的家族史。2007年3月，查济民辞世，家谱主编者之一吴德建对记者说：“他对家乡的感情可谓至诚至深。”
比查济民小4岁的晚辈查良铮（穆旦）是一位著名诗人，在大陆名气很大。他属于从海宁分衍出去的“北査”。明朝中期，海宁査氏第三代中有一支迁往北京、天津一带，经营盐业发家致富，成为有名的商人，被称为“北査”。这一支多以经商为主，很少涉足官场，因此在海宁査氏的两场文字狱案中得以幸免。查良铮正是“北査”的后代。他中学时开始写诗，翻译了普希金、雪莱、拜伦等文学巨匠的作品，被许多现代文学专家推为“现代诗歌第一人”。
因为南北两地，查良铮和查良镛一辈子都没见过面，但两人的生命中有着惊人的巧合。查良铮是把姓“査”拆开成“木”、“旦”，然后用“穆旦”做了笔名；而查良镛则是将名“镛”拆成“金”和“庸”，用“金庸”做了笔名。
在近代文坛，金庸还有一位近亲徐志摩。海宁徐家也是望族，和査家结为姻亲，金庸母亲徐禄是徐志摩的堂姑妈，金庸唤徐志摩表哥。小时候，金庸跟母亲回徐家，见过这位才华横溢的表哥。当时徐志摩已从英国留学回来，在剑桥大学写的《再别康桥》一诗已脍炙人口。70多年后，金庸以81岁高龄赴剑桥大学攻读硕士、博士，续写了家族文人的名校缘分。
靠文化延续了600年
《孟子》中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然而定居海宁600年来，査氏家族传承二十几代，历经时代变迁，却一直名人辈出，至今仍是江南望族。这个家族为何有着源源不绝的涵养与力量，获得如此傲人的成就？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了海宁名人研究会会长章景曙。
环球人物杂志：海宁查氏家族有什么特点？
章景曙：查氏迁到海宁时，就是从事教书工作的。家里就两件事：读书、耕种，从中归结出了“耕读为务”的家训，这是他们家族最鲜明的特点。
环球人物杂志：是什么支撑这个家族在后来的600年里几乎代代出名人？
章景曙：钱穆先生（历史学家）说过，如果以孔子的儒家思想为立家根本，就建立了“家风”。明朝海宁查氏第七代开始修订家谱，按照“秉志允大继嗣克昌，奕世有人济美忠良，传家孝友华国文章，宗英绍起祖德载光”作为字辈取名。这首八言诗，包含着浓重的儒家思想，从书面上确立了海宁查氏的家风。
立了“家风”就有凝聚力。查氏每一代都坚定不移地考科举，对文学和史学素有研究传统，形成了“家学”。一个家族有了“家风”和“家学”，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环球人物杂志：查家的文学和史学成就到底有多大？
章景曙：我举个例子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资料显示，《查氏海昌诗集》中，收入了200多名査姓诗人的诗。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查继佐，一个查慎行，他们奠定了查家在诗坛的地位。在查继佐家，不仅男的写诗，女的也写诗，甚至连家里的下人都会。文学对这个家族的熏陶可见一斑。
环球人物杂志：也就是说，查氏家族是“以文传家”？
章景曙：对，海宁查家是靠文化延续了600年。从文的就不用说了，就是从政的和从商的，代代都与文化脱不了干系。比如康熙年间，“北査”在天津建立了水西庄，天下所有文人都可以去水西庄读书，当时在北方的文化圈里非常有名。这说明海宁查氏即使外迁做了生意，没有“耕”，也不放弃“读”。
环球人物杂志：海宁这个地方，对哺育查氏家族有什么影响？
章景曙：在清朝有“海宁文风”一说。那时海宁几个大家族互相通婚，形成了自己的文化链，这在当时的中国十分罕见。出了3个宰相的海宁陈家，是这个链条里的关键一环。乾隆六下江南，四次住在陈家，他一来，几大家族的文人就坐在一起读书、赏析、吟咏，慢慢形成了独步江南的“海宁文风”。这种独特的文化环境对海宁查氏影响极大。
环球人物杂志：反过来，查氏家族对海宁有多大影响？
章景曙：海宁至今流传一句话，“查诗、陈书、朱文章”，这三家共同奠定了海宁的文学基础和文化基础，使海宁成为文化之乡。另外，查氏给海宁留下了许多藏书楼，这对海宁的影响很大。今天，藏书文化、名人文化、潮文化和灯文化，被称为“海宁四大文化”。
环球人物杂志：在查氏家族名人中，金庸对海宁的影响有多大？
章景曙：金庸是一个家族感很强的人。查氏的“家风”和“家学”，对他的影响是深入骨髓的。金庸曾说，家族对他有两个影响，一是使他知道外国人欺负中国人，二是懂得了要多读书。这对于金庸能成为今日之金庸至关重要。
结束采访时，我们特意来到看潮的观塘，“海宁潮”已如约而至。水声喧哗，一如几十年前那个夜晚，还在做童子军的青年金庸就在这里露营。滚滚浪潮打破了他的梦境，也流泻在了他多年后的笔端。他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和最后一部武侠小说《鹿鼎记》，都是以海宁为背景，仿佛是对家族的遥遥致敬。“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曾经灿若星辰的文人名士，不过是浪花一朵，只有家族血脉和文化传承像永不干涸的源头活水，你永远不会知道，它还将孕育多少传奇。
“这时潮声愈响，两人话声渐被淹没，只见远处一条白线，在月光下缓缓移来。蓦然间寒意迫人，白线越移越近，声若雷震，大潮有如玉城雪岭，际天而来，声势雄伟已极。潮水越近，声音越响，正似百万大军冲锋，于金鼓齐鸣中一往无前。”
这是金庸小说《书剑恩仇录》中的一段话，将世界奇观“海宁钱塘江大潮”的磅礴气势，写得淋漓尽致。而海宁这座“鱼米之乡”、“丝绸之府”，正是他的故乡。每年农历八月十八（今年公历9月15日）是海宁观潮的最佳时节，很多游客前来饱览“一线横江”的绝景。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也来到这里，不仅为观潮，更为踏上査氏家族600多年来生生不息的土壤，探寻金庸先生成为“侠之大者”的源头。
从海宁市区东行20公里，就来到金庸的出生地——袁花镇新伟村。小镇是典型的江南水乡，毛竹山巍巍耸立，花溪水潺潺流淌。顺着乡间小道一路前行，走到一片葱茏碧绿的桑树林，便可以望见一座黛瓦白墙的深宅大院，院墙上题写着“金庸旧居”4个大字。
金庸同父异母的弟弟査良楠，如今负责旧居的管理事务。他每天除了拿着毛掸清除灰尘，就是默默地坐在离大门最近的一张桌子后面，守着这座充满了悲欢离合的老宅子。
在査良楠的带领下，我们穿过前厅，沿着回廊往里走，拐角处有一间小屋，屋中是一张旧式木床和一个雕花梳妆台，金庸就是在这里呱呱坠地的。旁边的书房还保留着，少年金庸正是在这间书房里秉烛夜读，打下了最初的文学基础，如今人去楼空，只剩木桌。宅子最深处是一个主题为“走进金庸”的展示厅，陈列着金庸的全套作品，还有无数杂文短集。14部长篇武侠小说按照金庸自己取书名第一个字串成对联的方式排列：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査良楠和哥哥金庸都是海宁査家的第二十二代孙。采访中，他们的堂叔辈、长居袁花镇的査家第二十一代孙査建国，特意来到旧居，指着墙上的家谱图，给记者详细讲解：“我们家族出来的名人，尤其是文人实在太多了，历史上不曾间断。”
海宁博物馆地方史研究者吴德建，参与修订了最新一版査氏家谱。翻开这套6卷本的家谱，他感慨道：“査家是真正‘以文为业，书香传家’啊！这600多年的发展，可以分为3个阶段。兴盛期在明清，共出了22个进士，康熙年间创造了‘一门十进士，叔侄五翰林’的科举神话。雍正年间，海宁查氏传到第十一代和第十二代，因文字狱案，不准参加科举，家族进入静默期。到第十四代以后，重开科举，他们又中了进士，进入近代的复兴期。”
由此看来，金庸的横空出世并非偶然，而是家学渊源使然。
“一门十进士，兄弟五翰林”
“陈家洛到得家门，忽然一呆，他祖居本名‘隅园’，这时原匾已除，换上了一个新匾，写着‘安澜园’三字，笔致圆柔，认得是乾隆御笔亲题。旧居之旁，又盖着一大片新屋，亭台楼阁，不计其数。心中一怔，跳进围墙。一进去便见到一座亭子，亭中有块大石碑。走进亭去，月光照在碑上，见碑文俱新，刻着六首五言律诗，题目是‘御制驻陈氏安澜园即事杂咏’，碑文字迹也是乾隆所书……由西折入长廊，经‘沧波浴景之轩’而至环碧堂，见堂中悬了一块新匾，写着‘爱日堂’三字，也是乾隆所书……出得堂来，经赤栏曲桥，天香坞，北转至十二楼边……便是母亲的旧居筠香馆。只见馆前也换上了新匾，写着‘春晖堂’三字，也是乾隆御笔。”
金庸在《书剑恩仇录》中，借主人公陈家洛的眼光，详细描写了皇帝对海宁大家族的恩宠。这种皇帝题匾、题诗，在金庸旧居中随处可见，正是査氏家族曾亲身享受过的荣耀。
“査”姓来源于春秋时期。公元前676年，鲁庄公之子姬延被封为子爵，“食采于査邑”，便姓了“査”，在山东一带繁衍生息。五代十国时期，査氏出现了第一位名人，南唐军事将领查文徽。其弟查文徵一家迁徙到安徽婺源（今江西婺源）定居，直到元末天下大乱，后人査瑜带着妻儿老小，沿新安江、富春江、钱塘江，坐船躲到嘉兴。经朋友介绍，査瑜到海宁袁花镇一户人家当家庭教师。他欣喜地发现，袁花镇依山面水，土地肥沃，民风淳厚，跟婺源很像。更巧的是，婺源有个凤山岗，海宁有座龙山，合起来便是“龙凤呈祥”，正是吉兆。于是，査瑜举家定居这片“福地”，一边“勤恳耕作，敦睦乡里”，一边“以儒为业，诗礼传家”。
从迁居海宁的第二代开始，査家便成为有名的“文宦之家”。 第一位显达之人是查瑜之子查恕。他一心一意钻研医术，外号“査一帖”，只要一帖药就可治好病，且医德很高，为穷人免费治病，闻名江南。他深得明太祖朱元璋赞赏，被任命为太医院国医，获赏一品冠服。
大约过了100年，弘治三年（1490年），第五代查焕考中进士，成为查家登科甲的第一人。明朝一代，查家中进士6人，其中查秉彝、查志立、查允元祖孙三代连中进士，在当地传为盛事。
到清朝康熙年间，査氏家族人丁超过300人，进入全盛时期。十余人考取进士，5人进入翰林院，其中查慎行（原名査嗣琏）、查嗣瑮、查嗣庭更是亲兄弟三人同为翰林院编修。査家因此有了“一门十进士，兄弟五翰林”之誉。查舁（音同“鱼”）陪皇帝在南书房念书，成为康熙近侍，康熙亲笔题写了“澹远堂”的匾额赐予他，并赐予一副楹联“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寥寥十余字，勾勒出康熙对査家的盛赞。此外，康熙还陆续为査家题写了“敬业堂”、“嘉瑞堂”的匾额，恩宠冠绝一时。可惜的是，康熙御笔的匾额和楹联，已经毁于战乱。如今悬挂于旧居的是复制件。
两场文字狱的折磨
“黄宗羲神色惨淡，摇了摇头。顾炎武却自斟自饮，一口气连干了六七杯。吕留良道：‘二位此来，可是和《明史》一案有关吗？’……黄宗羲道：‘我二人来此，乃是为了伊璜先生。小弟和顾兄前日得到讯息，原来这场《明史》大案，竟将伊璜先生也牵连在内。我二人前日晚上匆匆赶到海宁袁花镇，伊璜先生并不在家，说是出外访友去了。炎武兄眼见事势紧急，忙嘱伊璜先生家人连夜躲避。’……顾炎武道：‘这次《明史》一案如此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当是鳌拜意欲挫折我江南士人之气。’”
这是金庸《鹿鼎记》开头一段文字。其中提到的伊璜先生，正是金庸先祖査继佐。善于科考的査家子弟靠八股文章走向了家族兴盛，然而同样是文字，给他们带来了不祥之兆：“明史案”牵连到了他们。
明末清初，浙江一户姓庄的大户人家编了本《明史辑略》，请了16位名士帮忙修订。査继佐也收到了邀请，但他生性谨慎，并未答应。书成之后，为了扩大名气，庄家自作主张，将査继佐的名字列在修订者之中。此书大量刊印，流传甚广。清初权臣鳌拜以书中有“讽刺朝廷”的内容为由，下令彻查，杀戮上百人，査继佐以“大逆罪”被判腰斩。幸好之前査继佐早早地就上书浙江官员，声明自己并不知情，再加上与康熙关系密切，几经周折，他才被放出来，海宁査家侥幸免罪。
几十年后，康熙去世，雍正即位，査家再也没有这样的好运气了。1726年，“科场案”爆发。礼部侍郎査嗣庭在江西主持乡试，出的考题中有一个“止”字，“止”，正是去掉了“雍正”之首，犯了“砍皇头”的大忌。査嗣庭入狱，査家300余名男丁被杀、被流放，女人全部罚为奴仆。比扼杀生命更狠辣的，是扼杀査家的科考机会。雍正以“出了査嗣庭这样的士林败类”为由，下令浙江6年之内不许进行会试。诗文尽毁，书生无路，这才是査家真正的灭顶之灾。
这场文字狱的背后，还有更深的政治恩怨。査嗣庭的才华，深受雍正舅舅隆科多的赏识。隆科多因为在雍正争夺皇位的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一直居功自傲。雍正坐稳皇位后，对这个跋扈的舅舅不能忍受，开始清算隆科多一党，受到隆科多赏识的査嗣庭自然在劫难逃。
“科场案”夺走了査家数人的生命，据说最后活着回到海宁的，只有査嗣庭哥哥查慎行一家4口，但它没有摧毁查氏的文气。査慎行从此不再入朝为官，一是醉心写诗，培育出一个新的査氏家族诗人群体，这批人出了100多部著作，到乾隆年间，其中一部分被收入《四库全书》。二是醉心藏书，査慎行建起的“得树楼”，加上査家历代传下来的“澹远堂”、“双遂堂”、“查浦书屋”等，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家族图书馆。
这也算因祸得福，査家不再把重心放在科举上，而是专注于文学，终于泽被后人。金庸就说过：“家中藏书很多，幼时虽然看不懂，但找书很方便，不仅有古书，还有新书。家人间的活动也很文雅，闲来多是下棋、看书。”
如今有文人，也有实业家
到了近现代，査家全面复兴，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面貌，既有诗人查良铮（穆旦），也有教育家查良钊、查良鉴，还有“纺织大王”查济民。
第十九代的查济民出生于1914年，少年时就对纺织工业有浓厚兴趣。他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的泱泱大国，纺织工业是大有出路的。他从第三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前身）染织科毕业，历任常州、重庆、上海等地纺织染厂的工程师、厂长、经理。1947年秋在香港创办“中国染厂”。
查济民不仅是一名实业家，也是知名的“政治智囊”。1992年，他担任首届国务院香港事务顾问，在《基本法》草案出台、香港回归等众多历史性事件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荣获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颁发的“大紫荆勋章”。
更难能可贵的是，査氏的家族亲情在查济民心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记。改革开放以后，查济民不顾古稀高龄，满腔热血，奔走于祖国各地，投资办厂。他在海宁筹建纺织企业，建起一系列具有国际水准的工厂。记者在海宁采访时，随便问一位乡亲，都能说出查济民名下的几家公司。查济民90岁高龄时，还主持重修査氏家谱，连接起了断裂百年的家族史。2007年3月，查济民辞世，家谱主编者之一吴德建对记者说：“他对家乡的感情可谓至诚至深。”
比查济民小4岁的晚辈查良铮（穆旦）是一位著名诗人，在大陆名气很大。他属于从海宁分衍出去的“北査”。明朝中期，海宁査氏第三代中有一支迁往北京、天津一带，经营盐业发家致富，成为有名的商人，被称为“北査”。这一支多以经商为主，很少涉足官场，因此在海宁査氏的两场文字狱案中得以幸免。查良铮正是“北査”的后代。他中学时开始写诗，翻译了普希金、雪莱、拜伦等文学巨匠的作品，被许多现代文学专家推为“现代诗歌第一人”。
因为南北两地，查良铮和查良镛一辈子都没见过面，但两人的生命中有着惊人的巧合。查良铮是把姓“査”拆开成“木”、“旦”，然后用“穆旦”做了笔名；而查良镛则是将名“镛”拆成“金”和“庸”，用“金庸”做了笔名。
在近代文坛，金庸还有一位近亲徐志摩。海宁徐家也是望族，和査家结为姻亲，金庸母亲徐禄是徐志摩的堂姑妈，金庸唤徐志摩表哥。小时候，金庸跟母亲回徐家，见过这位才华横溢的表哥。当时徐志摩已从英国留学回来，在剑桥大学写的《再别康桥》一诗已脍炙人口。70多年后，金庸以81岁高龄赴剑桥大学攻读硕士、博士，续写了家族文人的名校缘分。
靠文化延续了600年
《孟子》中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然而定居海宁600年来，査氏家族传承二十几代，历经时代变迁，却一直名人辈出，至今仍是江南望族。这个家族为何有着源源不绝的涵养与力量，获得如此傲人的成就？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了海宁名人研究会会长章景曙。
环球人物杂志：海宁查氏家族有什么特点？
章景曙：查氏迁到海宁时，就是从事教书工作的。家里就两件事：读书、耕种，从中归结出了“耕读为务”的家训，这是他们家族最鲜明的特点。
环球人物杂志：是什么支撑这个家族在后来的600年里几乎代代出名人？
章景曙：钱穆先生（历史学家）说过，如果以孔子的儒家思想为立家根本，就建立了“家风”。明朝海宁查氏第七代开始修订家谱，按照“秉志允大继嗣克昌，奕世有人济美忠良，传家孝友华国文章，宗英绍起祖德载光”作为字辈取名。这首八言诗，包含着浓重的儒家思想，从书面上确立了海宁查氏的家风。
立了“家风”就有凝聚力。查氏每一代都坚定不移地考科举，对文学和史学素有研究传统，形成了“家学”。一个家族有了“家风”和“家学”，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环球人物杂志：查家的文学和史学成就到底有多大？
章景曙：我举个例子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资料显示，《查氏海昌诗集》中，收入了200多名査姓诗人的诗。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查继佐，一个查慎行，他们奠定了查家在诗坛的地位。在查继佐家，不仅男的写诗，女的也写诗，甚至连家里的下人都会。文学对这个家族的熏陶可见一斑。
环球人物杂志：也就是说，查氏家族是“以文传家”？
章景曙：对，海宁查家是靠文化延续了600年。从文的就不用说了，就是从政的和从商的，代代都与文化脱不了干系。比如康熙年间，“北査”在天津建立了水西庄，天下所有文人都可以去水西庄读书，当时在北方的文化圈里非常有名。这说明海宁查氏即使外迁做了生意，没有“耕”，也不放弃“读”。
环球人物杂志：海宁这个地方，对哺育查氏家族有什么影响？
章景曙：在清朝有“海宁文风”一说。那时海宁几个大家族互相通婚，形成了自己的文化链，这在当时的中国十分罕见。出了3个宰相的海宁陈家，是这个链条里的关键一环。乾隆六下江南，四次住在陈家，他一来，几大家族的文人就坐在一起读书、赏析、吟咏，慢慢形成了独步江南的“海宁文风”。这种独特的文化环境对海宁查氏影响极大。
环球人物杂志：反过来，查氏家族对海宁有多大影响？
章景曙：海宁至今流传一句话，“查诗、陈书、朱文章”，这三家共同奠定了海宁的文学基础和文化基础，使海宁成为文化之乡。另外，查氏给海宁留下了许多藏书楼，这对海宁的影响很大。今天，藏书文化、名人文化、潮文化和灯文化，被称为“海宁四大文化”。
环球人物杂志：在查氏家族名人中，金庸对海宁的影响有多大？
章景曙：金庸是一个家族感很强的人。查氏的“家风”和“家学”，对他的影响是深入骨髓的。金庸曾说，家族对他有两个影响，一是使他知道外国人欺负中国人，二是懂得了要多读书。这对于金庸能成为今日之金庸至关重要。
结束采访时，我们特意来到看潮的观塘，“海宁潮”已如约而至。水声喧哗，一如几十年前那个夜晚，还在做童子军的青年金庸就在这里露营。滚滚浪潮打破了他的梦境，也流泻在了他多年后的笔端。他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和最后一部武侠小说《鹿鼎记》，都是以海宁为背景，仿佛是对家族的遥遥致敬。“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曾经灿若星辰的文人名士，不过是浪花一朵，只有家族血脉和文化传承像永不干涸的源头活水，你永远不会知道，它还将孕育多少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