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参加此次“玉帛之路文化考察活动”，我感到很荣幸。我虽然没有走完全程，但是几天的行程下来，有一点使我感受非常深刻，用我的话概括起来就是“在历史考察中，寻找历史，发现历史”。
　　第一，我认为这次考察很有意义，对这次考察的主题很感兴趣。首先，故宫的藏品中最多的是陶瓷，有36万件，对这些陶瓷的研究，我们聘请了海内外的一些专家。其次，故宫所藏书画比较多，有15万件。我们成立了古书画研究中心，这个中心是面向海内外的专家学者的。再次，故宫藏有青铜器1.5万多件，而这个数量也只是出土的、传世的、国内外收藏总数的1/10。其中，有铭文的有1500多件，台北故宫有440多件，我们两家曾联合召开过一个新闻发布会，以说明这些带有铭文的青铜器的重要性。最后，故宫博物院藏有3万多件玉器，对每一个时代的珍品都有所收藏，特别是明清时期的玉器，尤其是清代的玉器藏有很多。杨伯达先生多年来致力于玉文化的研究，我很支持，也很佩服，因为我们不能就器物而研究器物，还要研究其文化，研究器物本身所蕴含的历史、故事等，这也是我提出“故宫学”的原因。例如，有关玉玺，从秦始皇传国玉玺到明代帝王发号施令所用玉玺，这些真正国家的宝器一件也没有找到，而清代的二十五宝则完整地传下来了，它们主要是用玉制作而成的。我们所要关注的就是这些宝器和宫廷历史文化之间的联系，而不能孤立地看待它，杨先生将这一点提高到了玉文化的层面。杨先生视野非常宽广，他不仅关注这些清宫玉器，还和考古发掘联系起来，和中华文明的发展联系起来。因此，我认为，要推动“故宫学”的发展，对故宫藏玉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希望我们的学术活动以后能和故宫衔接，双方共同合作是很有意义的。齐家文化的研究是有关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国家为此立过重大课题，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去研究，这是更有利于学术发展的。
　　“大传统”的概念提出后，我也有所关注，这个概念是从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方面来界定的。这个概念最先是由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提出的，是一种二元分析的框架，目的是用来说明在复杂社会中存在的两个不同文化层次的传统，即以上层精英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大传统”，和以下层普通大众（主要指农民）为代表的“小传统”。我所提出的“故宫学”有四个关键词，第一个是“大文物”，它是指故宫的所有文物都是有价值的。第二个是“大故宫”，我们不能只看到72万平方米的故宫本体，还要看到与之相关的陵寝、坛庙、寺观、园囿等，它们与故宫一起都是受皇家统一设计、统一管理的文化统一体。第三个是“大传统”，我这里所指的“大传统”是从罗伯特·雷德菲尔德提出的“大传统”的本意上延伸出来的，特指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是明清这几百年的历史。当然，它是不能与中国文明的长河割断的，但它又有其特殊性。明清时期的皇家文化、故宫文化应该属于上层文化，现存的这些器物、宫殿等都是当时的观念、典章制度的物化存在方式。与此同时，皇家文化和民间文化有结合的部分，主流的汉民族文化和其他少数民族文化也有结合的部分，例如故宫中的园林。明朝的皇帝不是很注重园林，清代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后才带来了园林文化，修建了许多宫苑，并且将南方的建筑风格带到故宫，这就体现了多民族、多文化相互交流的作用，从这种文化的价值上就体现了“大文化”和“大传统”关系。第四个是“大学科”，这一点不言而喻。从实践来看，这个课题具有重大的价值，有关专家也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本次考察对丰富他们研究的成果、完善他们的理论观点将起到重要的作用。我相信这是一次很好的开端，对以后的研究是有积极意义的。
　　第二，我感到甘肃的同志非常重视这次活动，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文物局、西北师范大学，以及所到之处的地方党委及政府都很支持。我认为这是有多方面的原因作用的结果，包括大家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以及整个社会的文化氛围，但其中不能忽视的一点是，我们所研究的是甘肃当地的文化，是陕、甘、青共同构成的这片西北地区的历史、文化。西北地区在历史上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过重大的贡献，我们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子孙，有责任研究它。在座的一些专家学者可能和我一样，不一定对齐家文化有深入的研究，但是大家都抱着一种使命感来完成这项工作，我认为这是一种自信力，也是一种自豪感，更是一种责任感的体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更多的是学习。在本次活动中，让我非常感动的一点是，定西众甫博物馆的刘岐江馆长对于传统文化的热爱以及保护，并为之付出的巨大努力。刘先生是以企业发家，本可以从事其他相关的事业，但他却钟情于这些文物，不仅收藏，而且研究，他本人朴素得就像齐家的玉器一样，传达出了一种玉的精神。所以，我感到中华民族光辉传统的一面仍然在我们这片土地上传承，仍然是我们的主流，值得我们去发扬光大。热爱这片土地，热爱在这片土地上创造出的灿烂文明、优秀传统，这也是我们从事研究工作的最终宗旨和意义，是对中华文明精神的一种传续。
　　第三，我想就这次活动的组织方面的相关工作表达一点想法。我们的团队中有叶舒宪先生、易华先生、刘学堂先生等几位专攻这方面的有成就、有影响的专家，还有其他领域的朋友。我们这次的活动充分展现了学术的研究、传播，以及大众化。不同职业、身份的人承担着不同的责任，最终，将深奥、专业的学术内涵以通俗、生动的方式向大众传播，以达到更好的文化普及作用。另外，我深刻地感受到我们这次的考察活动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的一部分，而不是借着考察的名义游山玩水。参与者都是认真、严肃的，并按照既定的目标阶段式地举行研讨会。同时，新闻媒体也及时地发布了一些见解、成果，让我们的活动被社会大众所了解、关注。
　　我是在偶然的情况下认识了本次活动的组织者——冯玉雷先生。前年，冯先生到敦煌来聘请我当《丝绸之路》杂志的顾问，我欣然答应了。我认为“丝绸之路”这四个字代表了一种开放性的、国际性的、世界性的态度，其本质内涵就是文化的世界性交流，所以，我认为一定要将《丝绸之路》杂志办好。甘肃也有一些很好的其他刊物，比如《读者》，它是面向社会大众的，对读者的构成是一种开放的态度，但《丝绸之路》是相对“小众的”，它需要一定的文化品位。我认为一本杂志的大和小与其所处区位有关，但这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丝绸之路》可以立足于甘肃，最终将其影响扩展为世界性的。对此，冯主编也做出了很大的努力，组织了很多活动，虽然过程艰辛，但最终都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这也体现了冯主编的能力，希望这个刊物能越办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