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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何韫若、林孔翼作注本的《益州名画录》中出现了“玉局化”与“玉局寺”两处不同的建筑地点。玉局化出现在画家“常粲”条目中，玉局寺出现在画家“常重胤”条目中。该书中出现的一字之别的两处地点是否存在？在文中是否正确？笔者在解决此问题后粗略谈谈画学古籍整理的重要性。
关键词：玉局化；玉局寺；益州名画录
经过对相关史料的查询，《益州名画录》中“玉局化”与“玉局寺”两处地点在历史中都是存在的。
一、玉局化
宋人黄休复除了画学著作《益州名画录》外，还有一本记录蜀地奇闻异事之书《茅亭客话》，该书也谈到了“玉局化”。如《茅亭客话》卷二“崔尊师”：
王先主自天复甲子岁封蜀王伯盛之后，展拓子城西南，收玉局化，起五凤楼，门五门，雉堞巍峨，饰以金碧，穷极瑰丽，辉焕通衢，署曰得贤楼，为当代之盛。玉局化尊像并迁就龙兴观，以其基址立殿。[1]
该段言蜀先主王建迁移了玉局化，并在此地修建了五凤楼，并且将玉局化的尊像转移到了龙兴观。其实“玉局化”本名为“玉局治”，在唐代更名是为了避高宗李治的讳。“治”是道教用来祭祀神灵、修道、传教等与其相关活动的建筑物。玉局治是道教二十四治之一，对于玉局治的由来，《云笈七签》卷二十八有载：
“在成都南门内，以汉永寿元年正月七日，太上老君乘白鹿，张天师乘白鹤，来至此坐局脚玉床，即名玉局治也。”[2]
包括玉局治在内的二十四治产生于东汉后期，是传播道教的组织系统。在那个动乱、民不聊生的时代里自有产生的必然性。
二、玉局寺
玉局寺也是存在的，但是不在蜀地，而是在大理。
清鄂尔泰《云南通志》卷十五《寺观》载：
“玉局寺，在城南玉局峰麓，左有唐杜广庭祠。”[3]
元郭松年《大理行记》载：
“唐遣大匠恭韬、徽义所造。塔成，韬、义乃归。中峯之南有玉局寺，又西南有上山寺。凡诸寺皆有得道者居之。”[4]
大理的玉局寺是因与蜀地玉局化的关系得名，道教天师杜光庭的影响波及到了云南，遂有玉局寺的产生。这座寺院必定是道教氛围较为浓厚。明代刘文徵天启《滇志》卷二十九《艺文志》载有明杨慎《玉局寺》：
“仙是青城客，山留玉局名。
浑如故乡地，偏动故乡情。”[5]
此诗已清楚表明玉局寺与玉局化是有关系的，至于杜光庭与云南玉局寺的关系究竟如何？这不是本文所关注的。[6]我们只需要知道玉局化与玉局寺是两处不同的建筑地点并且处于不同的地域。
那么《益州名画录》中出现的两处“玉局化”与“玉局寺”是否有问题呢？两处地点出于画家常粲与画家常重胤摘条目中，现摘录如下：
常粲
常粲者，雍京人也。咸通年路侍中岩牧蜀之日，自京入蜀，路公宾礼待之......玉局化壁画道门尊像甚多，王蜀时修改后，颓损已换。今大圣慈寺《悟达国师知玄真》，粲之笔，见存。
常重胤
重胤者，粲之子也。僖宗皇帝幸蜀回銮之日，蜀民奏请留写御容于大圣慈寺......玉局寺写王蜀先主为使相日真容，后移在龙兴观天宝院寿昌殿上，大圣慈寺兴善院《泗州和尚真》、《华亭张居士真》、宝历寺《请塔天王》、宁蜀寺《都官土地》，并重胤笔，见存。[7]
种种迹象已表明此两处都应该为“玉局化”，因外地点都是在当时王建统治下的蜀地，没有任何线索表明此地在大理。况且在常重胤条目中还出现了将其壁画转移到了龙兴观这一事件。这正与《茅亭客话》卷二“崔尊师”条目中记载的迁移玉局化，并将尊像移于龙兴观这一事件相符合。
《益州名画录》中的“玉局化”与“玉局寺”问题倒不是一个太大的学术问题，但是从这件事例上引出的一些问题是需要我们注意的。
该《益州名画录》版本是何韫若、林孔翼作注本，并且是一本较为详细的注本。该注本总体而论是较为优秀的，我对老前辈的治学精神十分敬佩，瑕是掩不了瑜的。在该书出版说明中已言明此书所据底本是四川存古书局一九一五年刻本，参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一九六三年出版之《画史丛书》。在黄休复的画学著作《益州名画录》中，妙格画家常粲、常重胤是连在一起的，即画家常粲之后便是画家常重胤，并且他们正好是父子关系。常粲条目中出现了“玉局化”，紧接着常重胤条目中便有了“玉局寺”。两位同在蜀地的父子画家在内容中出现了这种一字之差的建筑地点情况是应当是引起校勘者的足够注意才是。以致于在后面的画家黄居寀条目中出现了：
“广政甲子岁，蜀王令居寀往葛仙山，修盖仙寺。”[8]
稍作斟酌，便可发现问题所在，做注者也言葛仙山传说是葛洪炼丹的地方。那么去此处修建仙寺是否有不妥呢？古本（湖北先正遺书本）此处为“修盖仙化”，这是没有问题的，同样是《茅亭客话》卷二“崔尊师”条目中便有佐证。
“崔曰：‘局必须复，非王氏不可也。’先主殂，少主嗣位。明年再起仙化，以为王氏复局之验也。”
这个关于“玉局化”与“玉局寺”地点问题到了于安澜编著张自然校订的《画史丛书》本《益州名画录》中就全部变成了“玉局寺”，“玉局化”被作为错误的地点了。不知“玉局化”才是正确的。也许是因为该词附近都有诸如大圣慈寺、宝历寺、宁蜀寺的干扰，遂直接改“化”为“寺”。如果我们对此类问题视而不见，那么错误还会出现在其它版本的《益州名画录》中，后来读此书人读到此处估计就会错误地认为当时蜀地是有“玉局寺”的。
三、结语
我们可以看到在古代画学著作中一个问题没有弄清楚，就可能在其它版本古籍或是引用中重复出现错误，即以讹传讹。要想渠清，就必须在源头上做工作。因此对画学古籍的校勘整理是很有必要的，校勘其实对于从事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方面的学者来说并不陌生，校勘的目的就是“存真去伪”。大量的画学著作是需要进行“存真去伪”工作后才能更好地进行较为深入的具体研究。
【参考文献】
[1][宋]黄休复.茅亭客话[M]卷二.
[2][宋]张君房.云笈七签[M].李永晟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3：645.
[3][清]鄂尔泰.云南通志[M]卷十五.
[4][元]郭松年.大理行记[M].
[5][明]刘文徵.天启《滇志》[M].卷二十九.
[6][8]张泽洪.杜光庭与云南道教[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10）.
[7][宋]黄休复.益州名画录[M].何韫若，林孔翼注.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40-44.
关键词：玉局化；玉局寺；益州名画录
经过对相关史料的查询，《益州名画录》中“玉局化”与“玉局寺”两处地点在历史中都是存在的。
一、玉局化
宋人黄休复除了画学著作《益州名画录》外，还有一本记录蜀地奇闻异事之书《茅亭客话》，该书也谈到了“玉局化”。如《茅亭客话》卷二“崔尊师”：
王先主自天复甲子岁封蜀王伯盛之后，展拓子城西南，收玉局化，起五凤楼，门五门，雉堞巍峨，饰以金碧，穷极瑰丽，辉焕通衢，署曰得贤楼，为当代之盛。玉局化尊像并迁就龙兴观，以其基址立殿。[1]
该段言蜀先主王建迁移了玉局化，并在此地修建了五凤楼，并且将玉局化的尊像转移到了龙兴观。其实“玉局化”本名为“玉局治”，在唐代更名是为了避高宗李治的讳。“治”是道教用来祭祀神灵、修道、传教等与其相关活动的建筑物。玉局治是道教二十四治之一，对于玉局治的由来，《云笈七签》卷二十八有载：
“在成都南门内，以汉永寿元年正月七日，太上老君乘白鹿，张天师乘白鹤，来至此坐局脚玉床，即名玉局治也。”[2]
包括玉局治在内的二十四治产生于东汉后期，是传播道教的组织系统。在那个动乱、民不聊生的时代里自有产生的必然性。
二、玉局寺
玉局寺也是存在的，但是不在蜀地，而是在大理。
清鄂尔泰《云南通志》卷十五《寺观》载：
“玉局寺，在城南玉局峰麓，左有唐杜广庭祠。”[3]
元郭松年《大理行记》载：
“唐遣大匠恭韬、徽义所造。塔成，韬、义乃归。中峯之南有玉局寺，又西南有上山寺。凡诸寺皆有得道者居之。”[4]
大理的玉局寺是因与蜀地玉局化的关系得名，道教天师杜光庭的影响波及到了云南，遂有玉局寺的产生。这座寺院必定是道教氛围较为浓厚。明代刘文徵天启《滇志》卷二十九《艺文志》载有明杨慎《玉局寺》：
“仙是青城客，山留玉局名。
浑如故乡地，偏动故乡情。”[5]
此诗已清楚表明玉局寺与玉局化是有关系的，至于杜光庭与云南玉局寺的关系究竟如何？这不是本文所关注的。[6]我们只需要知道玉局化与玉局寺是两处不同的建筑地点并且处于不同的地域。
那么《益州名画录》中出现的两处“玉局化”与“玉局寺”是否有问题呢？两处地点出于画家常粲与画家常重胤摘条目中，现摘录如下：
常粲
常粲者，雍京人也。咸通年路侍中岩牧蜀之日，自京入蜀，路公宾礼待之......玉局化壁画道门尊像甚多，王蜀时修改后，颓损已换。今大圣慈寺《悟达国师知玄真》，粲之笔，见存。
常重胤
重胤者，粲之子也。僖宗皇帝幸蜀回銮之日，蜀民奏请留写御容于大圣慈寺......玉局寺写王蜀先主为使相日真容，后移在龙兴观天宝院寿昌殿上，大圣慈寺兴善院《泗州和尚真》、《华亭张居士真》、宝历寺《请塔天王》、宁蜀寺《都官土地》，并重胤笔，见存。[7]
种种迹象已表明此两处都应该为“玉局化”，因外地点都是在当时王建统治下的蜀地，没有任何线索表明此地在大理。况且在常重胤条目中还出现了将其壁画转移到了龙兴观这一事件。这正与《茅亭客话》卷二“崔尊师”条目中记载的迁移玉局化，并将尊像移于龙兴观这一事件相符合。
《益州名画录》中的“玉局化”与“玉局寺”问题倒不是一个太大的学术问题，但是从这件事例上引出的一些问题是需要我们注意的。
该《益州名画录》版本是何韫若、林孔翼作注本，并且是一本较为详细的注本。该注本总体而论是较为优秀的，我对老前辈的治学精神十分敬佩，瑕是掩不了瑜的。在该书出版说明中已言明此书所据底本是四川存古书局一九一五年刻本，参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一九六三年出版之《画史丛书》。在黄休复的画学著作《益州名画录》中，妙格画家常粲、常重胤是连在一起的，即画家常粲之后便是画家常重胤，并且他们正好是父子关系。常粲条目中出现了“玉局化”，紧接着常重胤条目中便有了“玉局寺”。两位同在蜀地的父子画家在内容中出现了这种一字之差的建筑地点情况是应当是引起校勘者的足够注意才是。以致于在后面的画家黄居寀条目中出现了：
“广政甲子岁，蜀王令居寀往葛仙山，修盖仙寺。”[8]
稍作斟酌，便可发现问题所在，做注者也言葛仙山传说是葛洪炼丹的地方。那么去此处修建仙寺是否有不妥呢？古本（湖北先正遺书本）此处为“修盖仙化”，这是没有问题的，同样是《茅亭客话》卷二“崔尊师”条目中便有佐证。
“崔曰：‘局必须复，非王氏不可也。’先主殂，少主嗣位。明年再起仙化，以为王氏复局之验也。”
这个关于“玉局化”与“玉局寺”地点问题到了于安澜编著张自然校订的《画史丛书》本《益州名画录》中就全部变成了“玉局寺”，“玉局化”被作为错误的地点了。不知“玉局化”才是正确的。也许是因为该词附近都有诸如大圣慈寺、宝历寺、宁蜀寺的干扰，遂直接改“化”为“寺”。如果我们对此类问题视而不见，那么错误还会出现在其它版本的《益州名画录》中，后来读此书人读到此处估计就会错误地认为当时蜀地是有“玉局寺”的。
三、结语
我们可以看到在古代画学著作中一个问题没有弄清楚，就可能在其它版本古籍或是引用中重复出现错误，即以讹传讹。要想渠清，就必须在源头上做工作。因此对画学古籍的校勘整理是很有必要的，校勘其实对于从事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方面的学者来说并不陌生，校勘的目的就是“存真去伪”。大量的画学著作是需要进行“存真去伪”工作后才能更好地进行较为深入的具体研究。
【参考文献】
[1][宋]黄休复.茅亭客话[M]卷二.
[2][宋]张君房.云笈七签[M].李永晟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3：645.
[3][清]鄂尔泰.云南通志[M]卷十五.
[4][元]郭松年.大理行记[M].
[5][明]刘文徵.天启《滇志》[M].卷二十九.
[6][8]张泽洪.杜光庭与云南道教[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10）.
[7][宋]黄休复.益州名画录[M].何韫若，林孔翼注.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4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