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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当代最具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之一，詹姆逊的文化理论中始终保持着深切的人道关怀，通过密切关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文化发展的新动向，追踪全球化带来的文化领域的新变化，他揭示了后现代多元化的表象下所掩盖的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新殖民主义的事实，告诫第三世界国家要警惕西方现代化霸权和现代性话语的蒙蔽，要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进程中至少保持文化上的独立和清醒。这对我国的现代化和现代性的健康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现代性；后现代性；全球化
中图分类号：D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2）06001205
正如国内外许多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虽然在詹姆逊（1）的著作中，只有《单一的现代性》一书是直接探讨现代性问题的，但对现代性问题的思考，却“时隐时现”地贯穿于詹姆逊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中国正处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与现代化相关的现代性问题逐渐凸显，并亟待得到理论的澄明。重温詹姆逊的现代性理论，对我们准确理解和把握现代性问题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对中国现代化和现代性的健康发展也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单一的现代性”
2002年8月，詹姆逊在上海演讲，主题就是讨论现代性问题。在已被宣扬差异性的后现代话语侵染的语境下，詹姆逊居然大谈“单一的现代性”，称“世界已经被一种普遍的市场秩序殖民化了”[1]前言24，演讲还被冠以《现代性的幽灵》为题在中国的报纸上刊出。当时，这在我国学界（特别是文论界、美学界）激起强烈反响甚至几乎是公愤，有学者言辞激烈地批评詹姆逊的演讲又引来了西方霸权的幽灵。
那么，詹姆逊为什么要在宣扬差异性的后现代语境中大谈现代性问题？他的上海演讲真的不合时宜吗？其内在学理究竟何在？
当前，几乎无人否认全球化的趋势。全球化进程几乎使每一个国家都进入了它的轨迹；自治的民族-国家的生产和市场正被纳入到某种单一的范畴，世界各个国家被迫统一到一种新的全球性的商品生产、销售及分工的体系中。跨国资本正以其处于强势地位的意识形态和技术在全世界消除差异，把一致性和标准化强加给人们的意识、情感、想象、动机、欲望和兴趣。而为了获得外国的资本和技术援助，后发国家正在为资本主义牺牲它们的自然环境、资源、传统和文化遗产。于是，全球化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标准化的现象，一种被迫进入世界制度的现象，而且这种情况似乎不可逆转。比如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了经济政治利益，各个国家竞相加入，而一旦加入到这些组织，这些国家就必须按照它们的规则行事，从而进入一种单一或标准化的领域。这种情况与人们欢呼差异和多样性的观点相比，显然是一种不祥的预兆。
面对这种形势，经济全球化是导致文化霸权还是文化多样化？在全球化的今天，如果经济和文化是构成社会物质生产的两个方面，那么，当地方经济进行重构从而融入全球化的时候，地方文化如何能保持不变？詹姆逊认为，对这些问题的考虑都离不开资本主义及资本的全球扩张这个重要视野。某种程度上讲，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及其资本逻辑本身不可遏制的扩张趋势的产物而已。
在这种背景下谈论现代性，詹姆逊提醒说，我们万不可只关注文化层面上的事情而忽视现代性的另一层本质，即世界范围内的资本扩张。资本主义全球化在其制度的第三阶段或晚期阶段所透射出来的标准化，对所有关于未来世界的文化多样性的虔诚希望都构成威胁。
也许正是出于对资本主义及资本扩张逻辑的深刻把握及深度不信任，詹姆逊才会在上海演讲中提出“单一的现代性”这个问题。他的意图只是想告诉人们，不要对西方现代性话语抱有过高的期望。
二、作为叙事范畴的现代性
资本主义登上历史舞台，拉开了人类现代化的序幕，而作为现代化的内在核心价值诉求的“现代性”问题，自此也逐渐进入人们的文化生活视野。谈现代性问题，必然要牵涉现代化问题。正如詹姆逊说：“现代性概念无法逾越的一个方面就是现代化的概念”[2]。对于现代化，学界普遍将其理解为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表现为工业化、都市化、世俗化、市场化，等等。而现代性，简单地说，是对现代化（工业化）的反思，体现了人们对现代化实践的文化反省。作为对现代化的反思及反思的结果，“现代性”作为社会发展的整体性理念，所指称的是人、自然及社会的全面进步。如果说现代化为现代性的实现提供物质和技术上的保障，那么现代性则是为现代化的实现提供精神和文化上的保障。就像詹姆逊说的那样，若说现代性是一种新的历史情景，现代化则是我们到达现代性的一个过程。
那么，我们需要怎样的现代性来为现代化的实现提供精神文化上的支撑呢？
众所周知，世界现代化潮流源自西方；同样，对现代化进行反思的现代性话语也由西方发起并主导。詹姆逊认为，在谈论和思考现代性问题时，我们首要的任务是对以西方为主导的现代性话语进行意识形态的分析和批判。现代化在其展开的过程中，的确有其巨大的历史功绩，它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并与民主、自由、解放、进步、发展、主体性的弘扬等启蒙思想联系在一起，推进了人类的文明进程，因而西方现代性话语对现代化所带来的积极社会后果的赞扬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事实。但这种赞扬也掺杂有虚假的、甚至是欺骗的成分，目的是掩饰现代化的消极后果。尼采看到了现代化背后的虚无主义，马克思看到了现代化给人带来的异化，生态学研究看到了以现代资本为基础的现代化对自然的杀戮和伤害。詹姆逊指出，“‘现代性’在这种语境中是一个可疑的词，在社会主义受到怀疑之后，它完全被用来掩盖任何大的集体的社会希望或目的的缺失。因为资本主义本身没有任何社会目标。大肆宣扬‘现代性’取代‘资本主义’，使政治家、政府和政治科学家可以自称它具有社会目标，从而掩饰那种可怕的缺失。”[3]詹姆逊主张，我们应该把现代性话语看作是后冷战时代西方资本主义对社会理想缺失状态的掩饰与对某些实质性问题的歪曲和回避。
通过对现代性话语的仔细审视，詹姆逊认为，现代性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种叙事类型。我们知道，概念是人类认识和把握事物本质属性的范畴，是人们以抽象的方式从一类事物中提取出来的反映其共同特性的理性认识形式，其最基本的特征是抽象性和概括性。因为现实是复杂多变的，所以概念也应该是复杂多变的；如果想要正确地认识现实的辩证运动，概念也必须是辩证的，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特殊性与普遍性、抽象性与具体性的辩证统一。简单地说，概念应该是多样性的统一。但实际上，概念往往会为了统一而丢了多样性，导致其不能准确地反映客观现实。如果说概念的本质是逻辑理性，那么叙事的本质就是经验感性，因为叙事就是讲故事，包括真实的故事和虚构的故事。相对于概念而言，叙事强调的不是形式、规律，而是经验和人类现世的感性生活，人们正是通过叙事为自己提供某种身份认同和行为规范。因此，作为一种思维的模式、一种意义生成的承载工具和一种文化的表达模式，叙事重视每个个体的生活意义。 詹姆逊认为，如果我们要执着地从概念入手研究现代性话语，那么我们毫无疑问会陷入同一性的陷阱。因为如果我们将现代性视为一个概念，我们就会将其视为绝对的和普遍的，并且在研究现代性问题的过程中看不到事物的差异，就会把以西方为主导的现代化模式和现代性话语当作一种普遍性的东西去接受，其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詹姆逊引用德国政治家奥斯卡·拉封丹的话对此做了论证：“现代化和现代性这两个词已经堕落成时髦的概念，在这种概念下你什么都可以去想。如果你想弄清今天人们称作‘实施现代化的人’在现代性的术语下究竟知道什么，你会发现他们只知道从经济和社会方面去适应所谓的全球市场的约束。现代性的概念被变成了纯经济和技术的范畴。于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对解雇没有法律的保护，同样如果我们想成为现代的，我们就必须也摆脱在那个领域里的保护。在许多国家，社会保障系统严重萎缩，因此如果我们想成为现代的，我们也必须大量缩减社会保障。在许多国家，商业税收大量减少，以便企业家不至于离开该国而到其他地方，因此我们也必须成为现代的并减少税收……现代性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服从这种经济制约的词。我们如何一起生活和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社会的问题，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非现代的问题，而且根本不再提出这种问题。”[1]前言20-21
而如果从叙事的角度入手，将现代性视为一个叙事范畴，视为对历史事件或历史问题所作的解释，就会有助于排除一些人为设置的虚假问题并踏上一条更有效的探索途径。例如，民族国家确实需要推进工业化、政治民主和全民教育，亦即需要实现现代化，它是社会进步和人类个体全面自由发展的重要条件，但现代化并不等同于资本主义的全球性自由市场秩序。退一步说，即使后发国家可以借鉴西方的现代化模式，甚至可以完全照搬，但他们的文化却不能复制西方，而是必须结合自身现代化实践的特殊历史语境，探索各自的现代性发展道路或者说文化发展道路。
三、后现代的诡计
詹姆逊认为，正因为现代性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种叙事类型，所以，那被我们天真地以为早已成为了古董的现代性才会在后现代的语境中起死回生，使我们无从回避。
这种情况下，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又是什么关系呢？究竟现代性也是一种后现代性，还是后现代性也是一种现代性？乍一看，这个问题显得有些奇怪，但它们的确代表了当前学术界的一种理论分野：有些人从后现代的视角谈论现代性，将现代性纳入后现代性；有些人则从现代的视角谈论后现代性，将后现代性纳入现代性之中。就哲学立场而言，前者采取的是一种差异性的立场，强调的也是后现代宣扬的差异性；后者采取的则是一种总体性的立场，试图将具有差异性的对象纳入一种总体性的框架之中。在这一问题上，詹姆逊本人的观点比较复杂。一方面，詹姆逊不同意将现代性纳入后现代性，不同意利奥塔等后现代主义者宣称现代性已终结的观点。詹姆逊说：“如果认为利奥塔的后现代性——一种不系统的‘现实’，充斥着偶然共存的、不可调和的、尼采式的时代现象——或者其他任何人的后现代性，标志着对过去的摈弃，或者对过去的彻底遗忘，那肯定是错误的。”[1]前言16另一方面，詹姆逊也不同意哈贝马斯、吉登斯等现代主义者宣称的后现代性不过是昙花一现的东西。吉登斯认为，后现代性是现代性后果的激进化和普遍化，因而后现代性的特征本来就包含在现代性之中，所以后现代性并不存在。在詹姆逊看来，吉登斯的这一立场与哈贝马斯常说的“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设计”有异曲同工之妙。
那么，詹姆逊持一种什么样的观点和立场呢？一方面，詹姆逊认为，利奥塔等人的观点夸大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正在经历的结构性变化，忽视了对这种结构性变化进行经济的分析。另一方面，詹姆逊认为，吉登斯和哈贝马斯等人的观点低估了我们目前正在经历的结构性社会变化以及它与现代性之间的某种不连续性。对待后现代性，詹姆逊主张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辩证法对之进行总体性观照，即通过现代性来认识和反思后现代性；而对待现代性，詹姆逊又认为，对它的研究不能离开后现代性这一参照系。詹姆逊似乎想尝试在两者之间建立关联，从而不仅解决现代性的问题，也解决后现代性的问题，并进而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中为未来探索一条可能的幸福之路。
在詹姆逊看来，不管现代性话语如何宣扬自由、平等与解放，也不管后现代主义如何推崇差异、多元与无中心，它们都有意无意间体现了现代化的资本逻辑，最终都没有逃脱资本逻辑的吸纳。在此，詹姆逊提醒说，我们既不能被现代性话语的美丽面纱所蒙蔽，也不能被后现代一味宣扬差异性的诡计所蒙骗，而是应该掀开面纱看到它们的真实面目。在分析全球化的时候，詹姆逊曾经指出，全球化有其经济的层面，也有其文化的层面，一个以同一性的面貌示人，一个以差异性的面目出现。虽然经济的层面和文化的层面毕竟不是一回事，但毋庸置疑的是，虽然一方面现代高声欢呼差异性与多元化，但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却大肆在全球范围内推行新殖民主义，而文化的差异性正面临着日益迫近的被标准化的危险或者正走在被标准化的路上。在上海演讲中，詹姆逊将这种担忧进一步凝缩为“单一的现代性”（single modernity）这一提法。“单一的现代性”绝非詹姆逊主张的东西，恰恰是詹姆逊担忧并提醒我们警惕的东西。
四、中国的现代性问题
比之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理论，詹姆逊的现代性理论在中国并不那么受欢迎。如前所述，在后现代这个充满差异性的语境中詹姆逊却大谈现代性的幽灵，这怎能令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的知识分子们所接受呢？在这些国家中，他们已树立起了“差异胜过赞同”的价值观念，他们正在憧憬着根据自己的文化塑造一种不同的现代性。而詹姆逊却声称“未来的世界正被一个普遍的市场秩序殖民化”，这怎能不令中国的知识界“一腔悲愤不能言语”。
但是，静心而论，詹姆逊的现代性理论真的有问题吗？笔者不这样认为。正如国内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需要反思的是中国，不是詹姆逊[4]。20世纪80年代，詹姆逊的确非常关注后现代性，正是他在北京大学为期四个月的演讲，给中国知识界带来了后现代思想。但是，二十几年过去，后现代性虽未全然烟消云散，但现代性却强势回归，不但在第一世界国家是如此，在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国家现代性也从未消失，甚至还未开始。这不能不令詹姆逊重新思索现代性即后现代性的问题。毫无疑问，詹姆逊的思索对深化中国现代性问题的思考是有重要启发意义的。 对于中国目前的现代性问题，国内学界大致持两种分立的态度：一种认为，鉴于中国尚未完成现代化的建设，现代性作为整体在中国也尚是一个目标，所以不宜在中国全面反思和否定现代性，我们甚至要不断回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启蒙主义理想，以使个体主体性和个体文化在中国获得充分的发展。另一种态度则认为，现代性是多元化的，现代性不是一个单数，而是一个复数，我们可以不按照西方的“既定方案”，作为在不同时空与不同社会文化条件下发展的国家，完全可以立足于自己的现实生活世界，完全可以有自己的独特品格，即要求对西方的现代性模式进行彻底的批判。
笔者认为，这两种态度都有失偏颇。一方面，我们不能抛开后现代性而一味强调现代性。诚如詹姆逊所说，后现代从本质上来看只是现代性的一种策略，而不是根本的对抗或者否定。这种策略意在针对现代性中出现的自反性开拓出某些缓冲的地带。这也就是说，后现代理论显然是有其历史合理性的。中国作为后发国家，怎么能够不顾现代性自身存在的自反性而一味强调现代性呢？现代性的自反性，如对人性的异化，对文明的压抑，对自然生态的破坏，都应当成为我们在建设现代性的过程中保持足够警惕的地方。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过分强调后现代性而忽视现代性的普遍意义和价值。也诚如詹姆逊所说，在后现代种种充满诱惑力的幻象背后，其实是“最无情的资本主义制度”；但恰恰也是这个最无情的资本主义制度，加速了世界文明的进程。詹姆逊当然认为，人类应该具备关于另外一种生活的想象力，保持有一种不同于西方特别是美国生活方式的可能性，但他更加坚信，如果我们真想要具备这种想象力和可能性，并实现这种想象和可能性，那么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全球范围内撒播现代性种子的资本主义。对于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它当然要基于后现代的视角适时地反思现代性，但它更为要紧的任务是，不要过激地站在后现代立场上批判现代性，而应该意识到西方现代性过程中形成的那些对于我们当前的现代化建设仍然具有普遍有效性的基本原则。毕竟，现代性对于我们来说，仍然是未完成的，甚至仍然是非常缺乏的。
从现实来看，情况也是如此。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然三十余年，随着现代化实践的展开，现代化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文化等现代性问题正日益凸显。2011年拷问每个中国人心灵的“小悦悦事件”，屡见报端的食品安全事件以及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毒胶囊事件，无不使人们胆战心惊地发出疑问：我们的社会究竟怎么了？在这种疑问中，对中国的现代性问题的反思和清理成为我们绕不开的话题。在全球化时代，中国需要现代化，但中国需要怎样的现代化也是头等大事，是亟待反思和澄明的问题。否则，若只顾埋头现代化，而不时时对之加以反思，结果必将是失之毫厘而谬以千里。在反思过程中，我们切不可着急忙慌地抛却现代性，抛却西方早在启蒙运动时期就确立起来而我们至今尚未确立起来的诸如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契约精神等现代文化的核心理念。
时时反思现代化，反思现代性，时刻注意全球范围内的资本主义，也不忘自己民族的特色，构建适合本民族的现代性发展道路，进而维护和构建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存在和发展，这正是詹姆逊的现代性理论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它也应该成为后发国家在推进现代化和建设现代性时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对于中国来说，詹姆逊现代性理论最重要的启发意义或许就在于，中国的现代性建设，惟有把民族性和世界性统一起来，才可能找到真正的出路。
注释：
（1）在国内，Fredric Jameson通常被译为“詹姆逊”、“杰姆逊”、“詹明信”、“詹姆森”等.鉴于国内哲学界的惯用译名及学术规范的要求，我们使用“詹姆逊”这一译名。同时为了一致起见，在本文中我们将“Jameson”的所有译名都统一译为“詹姆逊”。
参考文献：
[1][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单一的现代性[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
[2][美]弗雷德里克·杰姆逊.现代性的幽灵[N].张旭东，译.文汇报，2002-08-10（008）.
[3][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詹姆逊文集（第4卷）[G].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377-378.
[4]张旭东，胡亚敏，杨厚均，等.詹姆逊：尚未打开就已合上的书？[N].社会科学报，2002-12-26（006）.
关键词：现代性；后现代性；全球化
中图分类号：D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2）06001205
正如国内外许多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虽然在詹姆逊（1）的著作中，只有《单一的现代性》一书是直接探讨现代性问题的，但对现代性问题的思考，却“时隐时现”地贯穿于詹姆逊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中国正处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与现代化相关的现代性问题逐渐凸显，并亟待得到理论的澄明。重温詹姆逊的现代性理论，对我们准确理解和把握现代性问题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对中国现代化和现代性的健康发展也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单一的现代性”
2002年8月，詹姆逊在上海演讲，主题就是讨论现代性问题。在已被宣扬差异性的后现代话语侵染的语境下，詹姆逊居然大谈“单一的现代性”，称“世界已经被一种普遍的市场秩序殖民化了”[1]前言24，演讲还被冠以《现代性的幽灵》为题在中国的报纸上刊出。当时，这在我国学界（特别是文论界、美学界）激起强烈反响甚至几乎是公愤，有学者言辞激烈地批评詹姆逊的演讲又引来了西方霸权的幽灵。
那么，詹姆逊为什么要在宣扬差异性的后现代语境中大谈现代性问题？他的上海演讲真的不合时宜吗？其内在学理究竟何在？
当前，几乎无人否认全球化的趋势。全球化进程几乎使每一个国家都进入了它的轨迹；自治的民族-国家的生产和市场正被纳入到某种单一的范畴，世界各个国家被迫统一到一种新的全球性的商品生产、销售及分工的体系中。跨国资本正以其处于强势地位的意识形态和技术在全世界消除差异，把一致性和标准化强加给人们的意识、情感、想象、动机、欲望和兴趣。而为了获得外国的资本和技术援助，后发国家正在为资本主义牺牲它们的自然环境、资源、传统和文化遗产。于是，全球化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标准化的现象，一种被迫进入世界制度的现象，而且这种情况似乎不可逆转。比如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了经济政治利益，各个国家竞相加入，而一旦加入到这些组织，这些国家就必须按照它们的规则行事，从而进入一种单一或标准化的领域。这种情况与人们欢呼差异和多样性的观点相比，显然是一种不祥的预兆。
面对这种形势，经济全球化是导致文化霸权还是文化多样化？在全球化的今天，如果经济和文化是构成社会物质生产的两个方面，那么，当地方经济进行重构从而融入全球化的时候，地方文化如何能保持不变？詹姆逊认为，对这些问题的考虑都离不开资本主义及资本的全球扩张这个重要视野。某种程度上讲，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及其资本逻辑本身不可遏制的扩张趋势的产物而已。
在这种背景下谈论现代性，詹姆逊提醒说，我们万不可只关注文化层面上的事情而忽视现代性的另一层本质，即世界范围内的资本扩张。资本主义全球化在其制度的第三阶段或晚期阶段所透射出来的标准化，对所有关于未来世界的文化多样性的虔诚希望都构成威胁。
也许正是出于对资本主义及资本扩张逻辑的深刻把握及深度不信任，詹姆逊才会在上海演讲中提出“单一的现代性”这个问题。他的意图只是想告诉人们，不要对西方现代性话语抱有过高的期望。
二、作为叙事范畴的现代性
资本主义登上历史舞台，拉开了人类现代化的序幕，而作为现代化的内在核心价值诉求的“现代性”问题，自此也逐渐进入人们的文化生活视野。谈现代性问题，必然要牵涉现代化问题。正如詹姆逊说：“现代性概念无法逾越的一个方面就是现代化的概念”[2]。对于现代化，学界普遍将其理解为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表现为工业化、都市化、世俗化、市场化，等等。而现代性，简单地说，是对现代化（工业化）的反思，体现了人们对现代化实践的文化反省。作为对现代化的反思及反思的结果，“现代性”作为社会发展的整体性理念，所指称的是人、自然及社会的全面进步。如果说现代化为现代性的实现提供物质和技术上的保障，那么现代性则是为现代化的实现提供精神和文化上的保障。就像詹姆逊说的那样，若说现代性是一种新的历史情景，现代化则是我们到达现代性的一个过程。
那么，我们需要怎样的现代性来为现代化的实现提供精神文化上的支撑呢？
众所周知，世界现代化潮流源自西方；同样，对现代化进行反思的现代性话语也由西方发起并主导。詹姆逊认为，在谈论和思考现代性问题时，我们首要的任务是对以西方为主导的现代性话语进行意识形态的分析和批判。现代化在其展开的过程中，的确有其巨大的历史功绩，它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并与民主、自由、解放、进步、发展、主体性的弘扬等启蒙思想联系在一起，推进了人类的文明进程，因而西方现代性话语对现代化所带来的积极社会后果的赞扬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事实。但这种赞扬也掺杂有虚假的、甚至是欺骗的成分，目的是掩饰现代化的消极后果。尼采看到了现代化背后的虚无主义，马克思看到了现代化给人带来的异化，生态学研究看到了以现代资本为基础的现代化对自然的杀戮和伤害。詹姆逊指出，“‘现代性’在这种语境中是一个可疑的词，在社会主义受到怀疑之后，它完全被用来掩盖任何大的集体的社会希望或目的的缺失。因为资本主义本身没有任何社会目标。大肆宣扬‘现代性’取代‘资本主义’，使政治家、政府和政治科学家可以自称它具有社会目标，从而掩饰那种可怕的缺失。”[3]詹姆逊主张，我们应该把现代性话语看作是后冷战时代西方资本主义对社会理想缺失状态的掩饰与对某些实质性问题的歪曲和回避。
通过对现代性话语的仔细审视，詹姆逊认为，现代性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种叙事类型。我们知道，概念是人类认识和把握事物本质属性的范畴，是人们以抽象的方式从一类事物中提取出来的反映其共同特性的理性认识形式，其最基本的特征是抽象性和概括性。因为现实是复杂多变的，所以概念也应该是复杂多变的；如果想要正确地认识现实的辩证运动，概念也必须是辩证的，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特殊性与普遍性、抽象性与具体性的辩证统一。简单地说，概念应该是多样性的统一。但实际上，概念往往会为了统一而丢了多样性，导致其不能准确地反映客观现实。如果说概念的本质是逻辑理性，那么叙事的本质就是经验感性，因为叙事就是讲故事，包括真实的故事和虚构的故事。相对于概念而言，叙事强调的不是形式、规律，而是经验和人类现世的感性生活，人们正是通过叙事为自己提供某种身份认同和行为规范。因此，作为一种思维的模式、一种意义生成的承载工具和一种文化的表达模式，叙事重视每个个体的生活意义。 詹姆逊认为，如果我们要执着地从概念入手研究现代性话语，那么我们毫无疑问会陷入同一性的陷阱。因为如果我们将现代性视为一个概念，我们就会将其视为绝对的和普遍的，并且在研究现代性问题的过程中看不到事物的差异，就会把以西方为主导的现代化模式和现代性话语当作一种普遍性的东西去接受，其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詹姆逊引用德国政治家奥斯卡·拉封丹的话对此做了论证：“现代化和现代性这两个词已经堕落成时髦的概念，在这种概念下你什么都可以去想。如果你想弄清今天人们称作‘实施现代化的人’在现代性的术语下究竟知道什么，你会发现他们只知道从经济和社会方面去适应所谓的全球市场的约束。现代性的概念被变成了纯经济和技术的范畴。于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对解雇没有法律的保护，同样如果我们想成为现代的，我们就必须也摆脱在那个领域里的保护。在许多国家，社会保障系统严重萎缩，因此如果我们想成为现代的，我们也必须大量缩减社会保障。在许多国家，商业税收大量减少，以便企业家不至于离开该国而到其他地方，因此我们也必须成为现代的并减少税收……现代性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服从这种经济制约的词。我们如何一起生活和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社会的问题，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非现代的问题，而且根本不再提出这种问题。”[1]前言20-21
而如果从叙事的角度入手，将现代性视为一个叙事范畴，视为对历史事件或历史问题所作的解释，就会有助于排除一些人为设置的虚假问题并踏上一条更有效的探索途径。例如，民族国家确实需要推进工业化、政治民主和全民教育，亦即需要实现现代化，它是社会进步和人类个体全面自由发展的重要条件，但现代化并不等同于资本主义的全球性自由市场秩序。退一步说，即使后发国家可以借鉴西方的现代化模式，甚至可以完全照搬，但他们的文化却不能复制西方，而是必须结合自身现代化实践的特殊历史语境，探索各自的现代性发展道路或者说文化发展道路。
三、后现代的诡计
詹姆逊认为，正因为现代性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种叙事类型，所以，那被我们天真地以为早已成为了古董的现代性才会在后现代的语境中起死回生，使我们无从回避。
这种情况下，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又是什么关系呢？究竟现代性也是一种后现代性，还是后现代性也是一种现代性？乍一看，这个问题显得有些奇怪，但它们的确代表了当前学术界的一种理论分野：有些人从后现代的视角谈论现代性，将现代性纳入后现代性；有些人则从现代的视角谈论后现代性，将后现代性纳入现代性之中。就哲学立场而言，前者采取的是一种差异性的立场，强调的也是后现代宣扬的差异性；后者采取的则是一种总体性的立场，试图将具有差异性的对象纳入一种总体性的框架之中。在这一问题上，詹姆逊本人的观点比较复杂。一方面，詹姆逊不同意将现代性纳入后现代性，不同意利奥塔等后现代主义者宣称现代性已终结的观点。詹姆逊说：“如果认为利奥塔的后现代性——一种不系统的‘现实’，充斥着偶然共存的、不可调和的、尼采式的时代现象——或者其他任何人的后现代性，标志着对过去的摈弃，或者对过去的彻底遗忘，那肯定是错误的。”[1]前言16另一方面，詹姆逊也不同意哈贝马斯、吉登斯等现代主义者宣称的后现代性不过是昙花一现的东西。吉登斯认为，后现代性是现代性后果的激进化和普遍化，因而后现代性的特征本来就包含在现代性之中，所以后现代性并不存在。在詹姆逊看来，吉登斯的这一立场与哈贝马斯常说的“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设计”有异曲同工之妙。
那么，詹姆逊持一种什么样的观点和立场呢？一方面，詹姆逊认为，利奥塔等人的观点夸大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正在经历的结构性变化，忽视了对这种结构性变化进行经济的分析。另一方面，詹姆逊认为，吉登斯和哈贝马斯等人的观点低估了我们目前正在经历的结构性社会变化以及它与现代性之间的某种不连续性。对待后现代性，詹姆逊主张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辩证法对之进行总体性观照，即通过现代性来认识和反思后现代性；而对待现代性，詹姆逊又认为，对它的研究不能离开后现代性这一参照系。詹姆逊似乎想尝试在两者之间建立关联，从而不仅解决现代性的问题，也解决后现代性的问题，并进而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中为未来探索一条可能的幸福之路。
在詹姆逊看来，不管现代性话语如何宣扬自由、平等与解放，也不管后现代主义如何推崇差异、多元与无中心，它们都有意无意间体现了现代化的资本逻辑，最终都没有逃脱资本逻辑的吸纳。在此，詹姆逊提醒说，我们既不能被现代性话语的美丽面纱所蒙蔽，也不能被后现代一味宣扬差异性的诡计所蒙骗，而是应该掀开面纱看到它们的真实面目。在分析全球化的时候，詹姆逊曾经指出，全球化有其经济的层面，也有其文化的层面，一个以同一性的面貌示人，一个以差异性的面目出现。虽然经济的层面和文化的层面毕竟不是一回事，但毋庸置疑的是，虽然一方面现代高声欢呼差异性与多元化，但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却大肆在全球范围内推行新殖民主义，而文化的差异性正面临着日益迫近的被标准化的危险或者正走在被标准化的路上。在上海演讲中，詹姆逊将这种担忧进一步凝缩为“单一的现代性”（single modernity）这一提法。“单一的现代性”绝非詹姆逊主张的东西，恰恰是詹姆逊担忧并提醒我们警惕的东西。
四、中国的现代性问题
比之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理论，詹姆逊的现代性理论在中国并不那么受欢迎。如前所述，在后现代这个充满差异性的语境中詹姆逊却大谈现代性的幽灵，这怎能令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的知识分子们所接受呢？在这些国家中，他们已树立起了“差异胜过赞同”的价值观念，他们正在憧憬着根据自己的文化塑造一种不同的现代性。而詹姆逊却声称“未来的世界正被一个普遍的市场秩序殖民化”，这怎能不令中国的知识界“一腔悲愤不能言语”。
但是，静心而论，詹姆逊的现代性理论真的有问题吗？笔者不这样认为。正如国内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需要反思的是中国，不是詹姆逊[4]。20世纪80年代，詹姆逊的确非常关注后现代性，正是他在北京大学为期四个月的演讲，给中国知识界带来了后现代思想。但是，二十几年过去，后现代性虽未全然烟消云散，但现代性却强势回归，不但在第一世界国家是如此，在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国家现代性也从未消失，甚至还未开始。这不能不令詹姆逊重新思索现代性即后现代性的问题。毫无疑问，詹姆逊的思索对深化中国现代性问题的思考是有重要启发意义的。 对于中国目前的现代性问题，国内学界大致持两种分立的态度：一种认为，鉴于中国尚未完成现代化的建设，现代性作为整体在中国也尚是一个目标，所以不宜在中国全面反思和否定现代性，我们甚至要不断回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启蒙主义理想，以使个体主体性和个体文化在中国获得充分的发展。另一种态度则认为，现代性是多元化的，现代性不是一个单数，而是一个复数，我们可以不按照西方的“既定方案”，作为在不同时空与不同社会文化条件下发展的国家，完全可以立足于自己的现实生活世界，完全可以有自己的独特品格，即要求对西方的现代性模式进行彻底的批判。
笔者认为，这两种态度都有失偏颇。一方面，我们不能抛开后现代性而一味强调现代性。诚如詹姆逊所说，后现代从本质上来看只是现代性的一种策略，而不是根本的对抗或者否定。这种策略意在针对现代性中出现的自反性开拓出某些缓冲的地带。这也就是说，后现代理论显然是有其历史合理性的。中国作为后发国家，怎么能够不顾现代性自身存在的自反性而一味强调现代性呢？现代性的自反性，如对人性的异化，对文明的压抑，对自然生态的破坏，都应当成为我们在建设现代性的过程中保持足够警惕的地方。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过分强调后现代性而忽视现代性的普遍意义和价值。也诚如詹姆逊所说，在后现代种种充满诱惑力的幻象背后，其实是“最无情的资本主义制度”；但恰恰也是这个最无情的资本主义制度，加速了世界文明的进程。詹姆逊当然认为，人类应该具备关于另外一种生活的想象力，保持有一种不同于西方特别是美国生活方式的可能性，但他更加坚信，如果我们真想要具备这种想象力和可能性，并实现这种想象和可能性，那么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全球范围内撒播现代性种子的资本主义。对于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它当然要基于后现代的视角适时地反思现代性，但它更为要紧的任务是，不要过激地站在后现代立场上批判现代性，而应该意识到西方现代性过程中形成的那些对于我们当前的现代化建设仍然具有普遍有效性的基本原则。毕竟，现代性对于我们来说，仍然是未完成的，甚至仍然是非常缺乏的。
从现实来看，情况也是如此。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然三十余年，随着现代化实践的展开，现代化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文化等现代性问题正日益凸显。2011年拷问每个中国人心灵的“小悦悦事件”，屡见报端的食品安全事件以及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毒胶囊事件，无不使人们胆战心惊地发出疑问：我们的社会究竟怎么了？在这种疑问中，对中国的现代性问题的反思和清理成为我们绕不开的话题。在全球化时代，中国需要现代化，但中国需要怎样的现代化也是头等大事，是亟待反思和澄明的问题。否则，若只顾埋头现代化，而不时时对之加以反思，结果必将是失之毫厘而谬以千里。在反思过程中，我们切不可着急忙慌地抛却现代性，抛却西方早在启蒙运动时期就确立起来而我们至今尚未确立起来的诸如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契约精神等现代文化的核心理念。
时时反思现代化，反思现代性，时刻注意全球范围内的资本主义，也不忘自己民族的特色，构建适合本民族的现代性发展道路，进而维护和构建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存在和发展，这正是詹姆逊的现代性理论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它也应该成为后发国家在推进现代化和建设现代性时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对于中国来说，詹姆逊现代性理论最重要的启发意义或许就在于，中国的现代性建设，惟有把民族性和世界性统一起来，才可能找到真正的出路。
注释：
（1）在国内，Fredric Jameson通常被译为“詹姆逊”、“杰姆逊”、“詹明信”、“詹姆森”等.鉴于国内哲学界的惯用译名及学术规范的要求，我们使用“詹姆逊”这一译名。同时为了一致起见，在本文中我们将“Jameson”的所有译名都统一译为“詹姆逊”。
参考文献：
[1][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单一的现代性[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
[2][美]弗雷德里克·杰姆逊.现代性的幽灵[N].张旭东，译.文汇报，2002-08-10（008）.
[3][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詹姆逊文集（第4卷）[G].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377-378.
[4]张旭东，胡亚敏，杨厚均，等.詹姆逊：尚未打开就已合上的书？[N].社会科学报，2002-12-26（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