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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德国一位4岁小男孩被父母按宗教传统送去割包皮。伊斯兰教和犹太教都有男童割包皮的传统，犹太教必须在男婴出生后第八天，伊斯兰教则在青少年前即可。但这名4岁男孩手术后不幸伤口不愈送医，治疗他的医生事后向警方告发——德国多数医师不赞成对孩童割包皮，他们认为这“不必要”的手术是违背医德宣言（The Hippocratic Oath）的行为。
科隆法庭对此案作出判决：对孩童施行割包皮礼是违法行为，因割包皮侵害了孩童身体完整不受伤害的基本人权。
法庭进一步说：割包皮永远且无法还原地改变了孩童的身体，此举违反孩童将来长大后自己选择宗教信仰的权益。
此判决不仅在德国境内掀起轩然大波，在各国新闻网站也引起热烈辩论，虽然这并非国际上首桩“孩童割包皮非法”判决，但显然仍是个众议分歧的爆炸话题。
根据德国Focus杂志的民意调查，56%民众赞同判决，35%反对。
此新闻在纽约时报网站上也引起大众激烈反应，意见分歧的症结在于：究竟父母是否有权因宗教信仰决定对男童割包皮？
反对者同意科隆法庭的看法，这侵害男童身体自主权的行为应等他长大后自行决定。激进者更提出质问：女童的割礼举世公认为不人道的酷刑，为什么在男童身上就能被包容接受？
赞成者认为割包皮的决定完全在父母的爱权范围内，有人将它与打预防针相提并论：打预防针也有风险，也没有得到孩童的认可。
虽然打预防针与割包皮实不能相提并论（不打预防针孩童会有感染危及生命的疾病，但不割包皮并无此危险），但这例子却明白显示我们从出生到成年自主前，的确有许多可能影响一生的大小选择来自父母。
这些选择许多属于父母对子女的基本教养，同时是爱权与责任；有些则来自父母所属的特定文化背景或社会阶层，甚至于他们个人的人生经验与心得。
属于基本教养的范畴天经地义毋庸置疑，但来自父母文化背景及个人生活经验的选择呢？
多年前，我有一个同事为了儿子学中文一事母子斗气。同事虽是个忙碌的职业妇女，但每周不辞辛劳地牺牲自己少得可怜的休闲时间，开车载儿子大老远地去补习中文。不料儿子却对学中文毫无兴趣，不领情地三天两头跟她“闹革命”。
“我同学放了学都可以做自己的事，没人去补习中文，为什么我偏偏就要去？”
“因为你不一样，你是中国人，你身为中国人不懂得中文不可耻吗？”
现在，我开始认同她儿子的观点：他生在美国，他为什么不能跟其他美国同学一样？是他父母而非他，选择移民美国，凭什么他必须背上传承父母文化背景的包袱？
另一美裔朋友是单亲爸爸，儿子从小不爱念书，进入青少年后开始叛逆坚持己见，高中没毕业便梦想带着吉他卖唱云游四海。
父亲不敢奢望他能念什么名校，但笃信大学文凭的重要。父子争战许久后，父亲下了最后通牒：若坚持不念大学，高中一毕业就必须搬出去自力更生。
儿子选择了后者。他说自己不在乎钱财虚荣，只想自由自在地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也许如今说来很难相信，但小时候我家真的是穷到没饭吃，念大学根本不要想，我还是靠自己去当兵后来才有机会念大学，我们祖先是苏俄流亡来美的难民，世代都是贫穷的劳工阶级，我是第一个念大学的……到头来竟生出这么一个想入非非、毫无志气的儿子，怎不让人痛心失望？”
我想大部分人都能同情这位父亲的心境，青少年通常思想未成熟，可能因一时固执犯下影响一生发展的错误，为人父母者哪能不心焦不干预？
朋友对儿子选择不念大学的反应其实不就是来自于他个人的白领阶层的价值观？他可能根本没考虑过，儿子也许并非思想不成熟一时固执，而是天生不属于白领办公族的人。
当然，纸上谈兵容易，当真面对子女做出可能影响一生发展的决定时，有多少人能冷静地分析出自己的反应，有多少来自对子女选择的客观评估，有多少来自自身背景及价值观的有色眼镜呢？
英国小说家Georgette Heyer的传记里有一段儿子回忆母亲常提的育子原则：Your morals are your own affair， but your manners are mine（你的道德是你个人的私事，但你的教养礼节却是我的责任）。
当年我读到时曾非常震撼，她大概相信一个人道德信念的形成，大部分来自他与所处社会环境互动经验的潜移默化，而非教授。她希望给儿子最大的自由空间去寻找他自己。
社会给予父母很大的爱权弹性空间，从Georgette Heyer这种近乎无为而治的一端，到另一端强调坚持族群文化的传承。我想这无所谓对错优劣，要看什么样的父母子女、他们之间的关系及所属的文化背景等。不管哪一信念都各有其成功失败的例子。真正重要的是，父母必须培养能力去衡量，自己的爱权能行使到什么程度？什么时候爱权会从对子女的帮助奉献变成功不抵过的束缚与包袱。
养儿育女，无论如何都需要极大的爱心与牺牲，若子女反而感到必须逃离才能真正自由地寻找他自己，那么，这番爱心与牺牲是多么令人悲叹的浪费呀！
如此看来，父母的爱权，似乎有个上限问题。
编辑 吴忞忞 [email protected]
科隆法庭对此案作出判决：对孩童施行割包皮礼是违法行为，因割包皮侵害了孩童身体完整不受伤害的基本人权。
法庭进一步说：割包皮永远且无法还原地改变了孩童的身体，此举违反孩童将来长大后自己选择宗教信仰的权益。
此判决不仅在德国境内掀起轩然大波，在各国新闻网站也引起热烈辩论，虽然这并非国际上首桩“孩童割包皮非法”判决，但显然仍是个众议分歧的爆炸话题。
根据德国Focus杂志的民意调查，56%民众赞同判决，35%反对。
此新闻在纽约时报网站上也引起大众激烈反应，意见分歧的症结在于：究竟父母是否有权因宗教信仰决定对男童割包皮？
反对者同意科隆法庭的看法，这侵害男童身体自主权的行为应等他长大后自行决定。激进者更提出质问：女童的割礼举世公认为不人道的酷刑，为什么在男童身上就能被包容接受？
赞成者认为割包皮的决定完全在父母的爱权范围内，有人将它与打预防针相提并论：打预防针也有风险，也没有得到孩童的认可。
虽然打预防针与割包皮实不能相提并论（不打预防针孩童会有感染危及生命的疾病，但不割包皮并无此危险），但这例子却明白显示我们从出生到成年自主前，的确有许多可能影响一生的大小选择来自父母。
这些选择许多属于父母对子女的基本教养，同时是爱权与责任；有些则来自父母所属的特定文化背景或社会阶层，甚至于他们个人的人生经验与心得。
属于基本教养的范畴天经地义毋庸置疑，但来自父母文化背景及个人生活经验的选择呢？
多年前，我有一个同事为了儿子学中文一事母子斗气。同事虽是个忙碌的职业妇女，但每周不辞辛劳地牺牲自己少得可怜的休闲时间，开车载儿子大老远地去补习中文。不料儿子却对学中文毫无兴趣，不领情地三天两头跟她“闹革命”。
“我同学放了学都可以做自己的事，没人去补习中文，为什么我偏偏就要去？”
“因为你不一样，你是中国人，你身为中国人不懂得中文不可耻吗？”
现在，我开始认同她儿子的观点：他生在美国，他为什么不能跟其他美国同学一样？是他父母而非他，选择移民美国，凭什么他必须背上传承父母文化背景的包袱？
另一美裔朋友是单亲爸爸，儿子从小不爱念书，进入青少年后开始叛逆坚持己见，高中没毕业便梦想带着吉他卖唱云游四海。
父亲不敢奢望他能念什么名校，但笃信大学文凭的重要。父子争战许久后，父亲下了最后通牒：若坚持不念大学，高中一毕业就必须搬出去自力更生。
儿子选择了后者。他说自己不在乎钱财虚荣，只想自由自在地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也许如今说来很难相信，但小时候我家真的是穷到没饭吃，念大学根本不要想，我还是靠自己去当兵后来才有机会念大学，我们祖先是苏俄流亡来美的难民，世代都是贫穷的劳工阶级，我是第一个念大学的……到头来竟生出这么一个想入非非、毫无志气的儿子，怎不让人痛心失望？”
我想大部分人都能同情这位父亲的心境，青少年通常思想未成熟，可能因一时固执犯下影响一生发展的错误，为人父母者哪能不心焦不干预？
朋友对儿子选择不念大学的反应其实不就是来自于他个人的白领阶层的价值观？他可能根本没考虑过，儿子也许并非思想不成熟一时固执，而是天生不属于白领办公族的人。
当然，纸上谈兵容易，当真面对子女做出可能影响一生发展的决定时，有多少人能冷静地分析出自己的反应，有多少来自对子女选择的客观评估，有多少来自自身背景及价值观的有色眼镜呢？
英国小说家Georgette Heyer的传记里有一段儿子回忆母亲常提的育子原则：Your morals are your own affair， but your manners are mine（你的道德是你个人的私事，但你的教养礼节却是我的责任）。
当年我读到时曾非常震撼，她大概相信一个人道德信念的形成，大部分来自他与所处社会环境互动经验的潜移默化，而非教授。她希望给儿子最大的自由空间去寻找他自己。
社会给予父母很大的爱权弹性空间，从Georgette Heyer这种近乎无为而治的一端，到另一端强调坚持族群文化的传承。我想这无所谓对错优劣，要看什么样的父母子女、他们之间的关系及所属的文化背景等。不管哪一信念都各有其成功失败的例子。真正重要的是，父母必须培养能力去衡量，自己的爱权能行使到什么程度？什么时候爱权会从对子女的帮助奉献变成功不抵过的束缚与包袱。
养儿育女，无论如何都需要极大的爱心与牺牲，若子女反而感到必须逃离才能真正自由地寻找他自己，那么，这番爱心与牺牲是多么令人悲叹的浪费呀！
如此看来，父母的爱权，似乎有个上限问题。
编辑 吴忞忞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