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根到底，可信赖的产品，取决于企业界、乃至整个社会能否实现一次伦理的再造。市场意味着交换从熟人社会扩展到陌生人社会，而陌生人之间的信赖，更需要人们的伦理自觉，
　　
　　三鹿问题奶粉事件引爆乳品行业的惊雷：国家质检总局通报，全国婴幼儿奶粉三聚氰胺含量抽检结果，全国22个厂家69批次产品中检出三聚氰胺!不少知名品牌都在黑名单上。这一结果实在是触目惊心!整个中国乳品行业已经陷入最严重的信任危机。乳品行业有没有可能摆脱这场危机，摆脱危机之路究竟何在?
　　毫无疑问，过去三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是惊人的。在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过程中中国企业异军突起。乳品行业就是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典型。
　　然而，“萝卜快了不洗泥”，过于快速的增长过程本身就可能蕴涵着巨大风险。更何况，增长过程中存在的种种制度性与结构性问题，也影响着乳品行业各种产品的品质。这些问题包括，价格约束下企业面临的沉重成本压力，行业自治与政府监管的相对乏力，以及最重要的企业伦理的普遍匮乏。
　　中国的商业化起步于伦理短缺时代。经过20世纪对传统的持续摧毁、个人生活被国家全面控制的经验，很多人的道德自律意识已非常淡薄。由政府、媒体、经济学家共同营造的追求财富的全民狂热，更使人们只从财富的角度看待商业活动，完全忽视了其伦理的维度。生活在这种道德虚无主义环境下的企业家，在制造假冒伪劣产品、在使用有害添加剂的时候，缺乏负罪感。
　　当然，产品质量问题往往出在低端市场上。由于种种法律与政策原因，过去十几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伴随着贫富分化的扩大。其经济后果就是产业界形成明显的生产分层，技术最先进的企业生产出口产品及国内高收入人群的消费品。大部分企业面向农民等低收入群体，它们通常在赢利边缘上徘徊，为了利润，不惜粗制滥造、甚至制造假冒伪劣。
　　另一方面，各级地方政府多年来普遍倾向于重商主义政策。由于企业活动有助于增加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所以，地方政府与企业——不仅是国有企业、还有其他企业——之间产生了复杂的利益纠葛。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企业倾向于采取机会主义的短期经营策略。
　　更重要的是，这种制度环境导致行业无法有效自治。企业与政府关系过于密切，必然使企业“原子化”，缺乏与同行企业休戚与共的共同体意识。他们只看到同行间的竞争关系，甚至视之为你死我活的竞争关系，而没有意识到彼此之间的共同利益，而不能采取集体行动。乳品企业早就意识到了本行业存在的严重不公平竞争问题，但始终无法联合起来构造有序竞争秩序。整个行业陷入奔向底线的竞争，最后导致自我毁灭。
　　行业自治失灵的同时，监管体系也存在漏洞。目前质量、卫生、食品药品等领域的监管体系多少都存在缺陷，最大缺陷是监管部门地方化，基层、地方监管部门受制于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存在复杂利益关系，反作用于地方、基层监管部门对相关企业进行切实有效监管的意愿和能力。
　　凡此种种因素，导致部分企业的商品质量低劣、假冒伪劣盛行，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层出不穷。当然，任何一个经济体在发展过程中，都可能程度不等地存在这些问题，人们似乎也“容忍”了这些问题。
　　但这次三鹿问题奶粉事件触及了伦理底线，它直接损害了孩子的健康和生命，民众再也不能容忍这样的产品。与之同步，国家质监总局也毫不手软，毅然公布了诸多企业的名单。这表明，从民众到政府，都已经对乳品行业提出了新要求，乳品行业必须进行一次脱胎换骨的自我革新。
　　不光是乳品行业，很多行业可能都面临这样的伦理革新。经历了三十年的快速增长之后，这样一场革新是不可避免的。过去，整个社会在脱贫心理刺激下，追求的是增长的速度。今天，人们要求生活的品质。财富固然重要，但安全感、幸福感更为重要。而这要求一场全面的社会大转型。事实上，过去几年，民众的心理与舆论方向已经发生变化，政府也从单纯追求增长转向追求“科学发展”，政府财政开始注重民生投入。
　　所有这些，都要求企业、产品的升级、转型，这是人们的安全感、幸福感的物质基础所在。反过来说，上述变化也为产业界的自我革新创造了某种政治、社会条件。现在就看企业界的了，企业界能否意识到自己的责任，能否具备起码的职业伦理，能否有效进行自治。同时也需要看监管体系的再造。
　　但是，归根到底，可信赖的产品，取决于企业界、乃至整个社会能否实现一次伦理的再造。市场意味着交换从熟人社会扩展到陌生人社会，而陌生人之间的信赖，更需要人们的伦理自觉。我之所以敢吃千里之外的陌生人生产的食品，是因为我相信，他具有基本的企业伦理。因此，请以孩子的名义，重建商业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