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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湘西魅力：从地域概念走向意义概念
有人将目前国内兴起的旅游演艺产品划分为三类：“民族风情展示型、山水实景演出型、文化遗产演绎型”①，这是基于旅游演艺产品的文化主题、艺术表演特色等角度考量的，很有代表意义。但是，从旅游文化创意的角度看，张家界《魅力湘西》实际上毫无疑问既是少数民族风情的艺术展示，舞台美术上也借鉴了山水实景演出的技术规模，同样，它更加是大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走向产业化路径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探索。概言之，《魅力湘西》是作为国际知名旅游城市张家界实现从山水旅游走向山水-文化旅游立体化旅游市场转型过程中的开拓之作和成名之作。
与山水旅游一样，文化旅游成其为一种旅游形式，首先必然具备起码的旅游特质。在一般的理解中，基于一种实践性活动，“旅游”与“离开”密切相关，也就是说所谓旅游，是“有限度地与常规和日常活动分开，并允许自己的感觉沉浸在与日常和世俗生活极为不同的刺激中”②。简而言之，旅游的存在是以差异化的自然景观、生活体验、文化形式等为基础的。正如张家界黄石寨、天子山、天门山的山水是无可复制的绝版风光一样，张家界要作文化旅游，同样要完成一种精神层面上无可复制的文化样态的呈现。
然而，区别于山水旅游的天然性与不可修改性，文化旅游的核心要点在什么地方？澳大利亚学者克蕾克将“文化旅游”定义为通过“习惯性的旅行，使旅行者进入到另一个地点和文化中去接触当地居民，以及其生活方式，艺术和遗产；以直接的方式真正体验他们的文化及其在历史语境中的表现”③。这实际上提出了文化旅游的消费对象，即旅游地的文化资源、文化生态和文化艺术形式等等。但是，这一定义是否切中文化旅游的核心竞争力是值得商榷的。以张家界《魅力湘西》本身为例，这家于2001年入行的旅游演艺机构在它作为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重新开演的2010年之前，实际上在国内同类市场上名不见经传，几乎都是以湘西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作为艺术表现对象的旅游演艺产品，为何前后市场差异如此巨大？这说明，文化资源存量与文化旅游价值并非直接划等号。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文化旅游的独特魅力在于其符号价值的创造性开掘。也就是说，文化旅游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旅游地输出文化符号、旅游者收集文化符号的双向过程。只有通过创意过程，将文化资源存量的价值因子上升为具有典型性和不可复制性的文化符号，其文化旅游价值方可显现出来。原来的200个席位的小型《魅力湘西》剧场才能成为今天的2800个席位、影响力与张家界山水相匹配的今天的《魅力湘西》。
那么，是不是作为文化旅游演艺的《魅力湘西》是一场湘西民族文化的大拼盘？如果不是，《魅力湘西》中的湘西魅力到底何在？如何实现湘西文化资源深厚向文化旅游价值优势的跃进？这一系列问题，在《魅力湘西》的文化整合中得到一步步超越。所谓文化整合，既是既有文化资源的萃选，也是文化核心主题的精炼。
相对于不断涌入湘西的外来旅游者，湘西文化的异质性景观应该重新展示。《魅力湘西》实际上是在走一个“大湘西”的建构模式。
过去和今天都不处在大湘西核心腹地的张家界能打出“魅力湘西”的壮丽旗帜，正是在于其完成了一个地理湘西向文化湘西的转向。湘西一定是文化地域的湘西，而不仅仅是行政区划的湘西。“魅力湘西”专注的正是从文化意义去提炼一个全新的湘西形象。在这个层面上，它首先要打破的正是一直以来关于“湘西”形象的三个“套话”，即桃花源般的湘西、匪患不绝的湘西以及神巫鬼魅般的湘西。尽管这三个套话经由众多文艺作品的演绎在历史上已经为外界积累了影响较为深远的湘西刻板印象，但是，《魅力湘西》的主创们拒绝任何既有模板的阈限，而是切近大湘西文化的丰富现实中，倾听流淌于这片土地的坚忍不拔、顽强不屈的民族精神，淬炼出湘西人的“阳刚、坚忍、崇高、率真”，于是，就有了观众现在欣赏到的“浪漫湘西，神秘湘西，快乐湘西，激情湘西”。这一文化核心主题，显然是一种符合民族实际又不同以往的经典概括。二、艺术展演：从原生态走向文化创意
按照学者柯恩的划分，游客的旅游经验有五种模式，即再创造模式、转换性模式、经验性模式、实验性模式、存在性模式。对于来到张家界的旅游者来说，纵情山水的体验可以说是一种逃离城市生活节奏、回归青山绿水的转换性模式。而进入《魅力湘西》剧场，欣赏这样一台超过180分钟的民族文化艺术展演的体验，与浮光掠影式的观光不同，是一种更具深度化的经验性模式。这一模式“以寻求与自己不同的人民和民族生活的意义为目标，但游客并不会因此而改变自己原有的信仰和基本的生活价值观，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来自‘异文化’的经历和知识”④。正是出于以艺术展演的方式力图向游客呈现湘西山水背后的文化印象的深远目标，让游客获得一个生动立体的湘西文化感观，《魅力湘西》在艺术展演的路径上可谓下足了功夫。
毫无疑问，基于一种独特又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的考量，原生态表演成为《魅力湘西》音乐舞蹈呈现的首选语符。无论从演员的衣装服饰、舞台实景道具、还是背后巨型LED屏幕的背景图像，还是被着意突出的层次分明的文化主题，都直抵湘西少数民族的原始文化精神，力图呈现一个原始意义上的湘西文化景观。游客这个群体曾被学者描述为是“一只符号学大军”，也就是一个善于收集标志性景观的移动主体。以目前国内旅游地比较盛行的展演现状来看，原生态表演是一种被广泛采用、成效巨大同时争议也极大的展演形式。一方面，原生态表演更为便捷地有利于游客对“异文化”符号的采集与体验，另一方面，由于过分迎合了游客的这种符号采集心理，导致当下越来越千篇一律的原生态表演无形中在遮蔽本民族的原生特质，从而不断引来社会各界对原生态表演真实性的质疑。
戈夫曼借用商业大楼的“前台后台”的例证，描述发生在表演过程中的“建构性真实”问题。商业大楼有前后两部分：前面是举办会议、主宾会晤或者商业贸易场所，后面是业主以及相关服务人员休息的地方，也就是进行表演前准备和表演后放松的场所。“以具体的表演为参照，必然有基于不同功能的三个重要角色的划分，即表演本身，为观众的表演和那些既非表演者、亦非观众的局外人……表演者可以穿梭于前台和后台，观众只在面对台前区域，而局外者却被排除在前后台之外。”⑤我们认为，任何意义上的艺术真实都可能是戈夫曼所谓的建构性的真实。即在“同一个真实”面前因不同人群在接触和认识上的条件限制，而获得对“真实”不同的认知。和《魅力湘西》一样，所有以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为主打的旅游演艺产品毫无疑问是一场具备前后台结构的表演装置。在这种艺术装置中，完全意义上的复归本民族文化现实的表演是不可能的，作为表演艺术的原生态和作为文化现实的原生态显然存在差异（即使进入民族村落也未尝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作为表演艺术的原生态所建构起来的“真实”只是一种虚构和想象的真实。这中间最为关键之处在于创作的主体是少数民族本位还是观众本位。 《魅力湘西》的主创团队选择原生态作为表演形态，既是力图呈现一个真实质朴、有血有肉的湘西民族形象，更是希望通过文化创意环节的介入，让少数民族艺术特质在原生态展示中真实而不散乱，原始而不低俗，野性而不野蛮，通过原生态的艺术整合，不仅触及湘西少数民族的代表性文化符号，更能撞击到属于湘西少数民族的文化精神和民族灵魂。
别具匠心地在这台大型展演中设置了各种湘西少数民族的原始文化符号。比如，作为震撼性开场的序曲节目“火鼓”，将对“火”与“鼓”两个经典意象超离了一般民族风情（豪情壮汉、威风大鼓）式的展示，而是将火和鼓注入一种人类原型化的理解。将火与鼓所蕴藏的生命感、力量感和威严感与民族的宗教、生活乃至战争紧密联系起来。放在序曲部分，更具一种对湘西少数民族（此节目主打苗族）追根溯源的象征意义。在燃烧的火焰与震天的鼓声中，苗族这个视蚩尤为祖先的族群，接通了历史记忆的苦难、悲怆色彩和民族血性、刚毅、坚韧品格，精神性诉求得到了象征化的视觉表达，同时让观众获得的不是简单的震惊，而是对这个民族深深的敬仰。
与“火”“鼓”相类似，《魅力湘西》深切理解了湘西少数民族崇拜自然的本质特点。在音乐舞蹈中生动注入了自然化的元素。比如《千古边城翠》中贯穿始终的流水（生命之源、爱情之源的原始隐喻），比如《柔情马桑树》中被放大的满布舞台的树（灵性、再生、循环、永恒的原始隐喻），比如《追爱相思楼》中悬挂起来被闺中少女张望的月亮（女性的原始隐喻），等等。更遑论直接表现湘西少数民族原始风情的毛古斯、梯玛神歌等表演节目。各种“迎神”、“娱神”、“祭神”活动之中的原始宗教思想和巫术精神，在祈雨、求风，求多子多福、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祈祭表演中，传达了原始族群一种庄严和神圣、希望和理想的美丽对话。
《魅力湘西》的原生态节目主创，既考虑到了前台的可观赏性，也兼顾了后台文化事实的复杂，既站在少数民族本位的立场上输出本土文化，也考虑了外来游客对这些本土文化的亲近可能与理解可能。三、旅游产业：从娱乐文化走向文化娱乐
文化创意的过程，既是文化的深掘与整合，也是文化的价值再创造。《魅力湘西》作为一个文化创意的产品，在民族文化资源的整合和原生态艺术展演的魅力开掘上取得了十分成功的经验，同时，也给时下发展势头正猛的旅游产业一个极为明确的启示，任何文化意义上的包装、策划，都不能徒有其表、虚张声势甚至空手套白狼，而必须深深立足于文化的精神深处和灵魂高地。
换言之，文化旅游中的文化创意与文化消费实际上是一种人文性的对话。尊重文化的基本真实，同时尊重人的创造力。台湾学者李天铎认为：“文化创意产业是一种对人文主义精神的回归与再强调的新兴产业，其发展本质是以人类智识与创造力为基础，结合商业经营与产制思维，以提升非物质形式的文化或创意的价值。”⑥
正因为如此，与经济链条结盟的文化旅游不能在获取纯粹的经济利益的前提下放弃一切人文的维度，而走向一种浅表化的、模式化的、脸谱化的、为取悦观众而刻意营造奇异效果的艺术表演。出于一种转化体验的考虑，我们当然不能否认文化旅游演艺中的娱乐文化特征，在演艺节目中包装的哗众取宠、奇谈怪论、博君一笑的手法，固然有帮助游客逃离秩序化的日常工作生活的逻辑获得情感释放的功效。在此，作为娱乐文化的文化旅游往往凸显的不是娱乐的认知功能、教化功能、政治功能，而是强化娱乐的快乐功能、游戏功能、感性功能。这既是旅游所需要达成的一种轻松效果，也是旅游产业运作的基本动力。然而，我们必须看到，“娱乐文化注重娱乐快感，本能而直接，它也形成潮流和文化现象，但是紧紧牵连物质性的文化潮流；文化娱乐则是注重精神文化，娱乐是可能的表现手段，文化质地保存。文化娱乐是一定社会满足较好物质需求后的替代娱乐文化的对象。”⑦
从娱乐文化走向文化娱乐必然成为当下文化旅游产业的一个未来走向。也就是说，诉诸精神文化消费的文化旅游特别是旅游演艺产品的开发将是未来旅游产业的重要竞争点。张家界《魅力湘西》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抛弃过去那种轻松搞笑式的娱乐、煞有介事的神秘、没有核心主题的印象展览等浅表化模式，而依然去触及湘西少数民族的灵魂深处，全息而有节奏地展示湘西的文化精神。
《魅力湘西》首先改变的就是传统少数民族演艺某些已经成为模式的呈现方式，即将少数民族的形象特征完全限定所谓衣装艳丽、善歌善舞、甜言蜜语、安谧宁馨的这一固有套路中，在一种阴柔、和谐、平和的美学阐释框架中完成对少数民族的文化解读与展演。完全忽略少数民族历史中的充满冲突、苦难、血泪的漫漫征途。特别是那些与恶劣的自然环境，艰苦的社会环境争取生存权的同时，历练出来的坚韧、顽强、勇敢、达观的性格，一再被阴柔美学所遮蔽。正是在这一思路下，我们在《魅力湘西》中才可以看到雄强健硕的《火·鼓》，看到大胆的、纯洁的、火辣辣的《追爱相思楼》，看到真诚地祭奠祖先、热诚地祈望丰收、狂野地表达生殖崇拜和两性之间赤裸裸的追求的《狂野毛古斯》。
其次，《魅力湘西》大胆地将悲剧意识、崇高精神融入到旅游演艺消费的展演环节中，打破了旅游演艺的快乐至上、快感至上的消费惯性。《英魂归故乡》节目表演，有两个诉求点，一是湘西人不畏生死的爱国情怀，一是对“湘西赶尸”的文化解读。历史上湘西大地上为国尽忠的豪杰层出不穷。土司彭翼南、彭荩臣率六千士兵赴沿海一举荡平倭寇，立下“东南第一战功”；苗族将领杨岳斌平定台湾；国门虎将罗荣光战死大沽口炮台等等。单面的爱国情怀通过惨烈的搏杀布景并非难以表现，单面的湘西赶尸表演通过惊悚的情境设置也容易达到效果。但《魅力湘西》的震撼之处在于，主创人员基于对巫傩文化的深入研究，从湘西人“魂归故土”的故乡情结、赤子情怀出发，将“湘西赶尸”与著名爱国将领罗荣光及其属下的湘西抗倭壮士血染大沽口的真实故事相结合，将湘西少数民族的乐器表演、戏曲表演、音乐表演、舞蹈表演等有机穿插，演绎了湘西儿女“生命献于国家，躯体归还父母”的家国大爱。让观众不仅了解了湘西刚毅血性的一面，更能在忠臣牺牲、血洒疆场、魂归故里的悲剧体验中感受到民族大义。这一点，已然深度触及了湘西的民族品格。
我们并不取消文化创意的商业化维度。毫无疑问，文化旅游任何环节的创意策划都“是具有上层智能意识的功利性活动”⑧。同时，《魅力湘西》的成功也表明，作为一种文化娱乐的运作结果，任何旅游演艺中的娱乐精品必然会蕴涵广阔深厚的民族文化，回归复杂而生动的民族文化本色，必然是民族艺术、文化精神与娱乐体验的共同精粹。成功而卓越的文化创意和娱乐策划，也必然有助于弘扬民族文化、传承娱乐精神，并最终促进民族文化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注释：①徐世王：《旅游演艺的历史、形态、格局与类别》，《中国文化报》2009年5月15日。②尤瑞著，杨慧等译：《游客凝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③Craik，j.1997. The Culture of Tourism. In Rojek， C. & Urry， J. （ed.）TourirLg Cultures ： Transformation of Travel and Theory. New York： Rout-ledge，P121.④Cohen，E.1979. A Phenomenology of Tounist Experiences， In Sociology. 13 （2）.⑤Goffman，E.1959.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Garden City， New York ： Doubleday，P144-145.⑥李天铎编著：《文化创意产业读本：创意管理与文化经济》，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50页。⑦周星：《娱乐文化的到来与文化娱乐的危机》，《中国艺术报》2005年11月18日。⑧谢伦灿：《文化娱乐产业的评价与发展》，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年版，第97页。 *本文系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民族文化资源向旅游演艺产品转化研究”（项目编号：2010ZDB48）的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吉首大学文学院）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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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将目前国内兴起的旅游演艺产品划分为三类：“民族风情展示型、山水实景演出型、文化遗产演绎型”①，这是基于旅游演艺产品的文化主题、艺术表演特色等角度考量的，很有代表意义。但是，从旅游文化创意的角度看，张家界《魅力湘西》实际上毫无疑问既是少数民族风情的艺术展示，舞台美术上也借鉴了山水实景演出的技术规模，同样，它更加是大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走向产业化路径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探索。概言之，《魅力湘西》是作为国际知名旅游城市张家界实现从山水旅游走向山水-文化旅游立体化旅游市场转型过程中的开拓之作和成名之作。
与山水旅游一样，文化旅游成其为一种旅游形式，首先必然具备起码的旅游特质。在一般的理解中，基于一种实践性活动，“旅游”与“离开”密切相关，也就是说所谓旅游，是“有限度地与常规和日常活动分开，并允许自己的感觉沉浸在与日常和世俗生活极为不同的刺激中”②。简而言之，旅游的存在是以差异化的自然景观、生活体验、文化形式等为基础的。正如张家界黄石寨、天子山、天门山的山水是无可复制的绝版风光一样，张家界要作文化旅游，同样要完成一种精神层面上无可复制的文化样态的呈现。
然而，区别于山水旅游的天然性与不可修改性，文化旅游的核心要点在什么地方？澳大利亚学者克蕾克将“文化旅游”定义为通过“习惯性的旅行，使旅行者进入到另一个地点和文化中去接触当地居民，以及其生活方式，艺术和遗产；以直接的方式真正体验他们的文化及其在历史语境中的表现”③。这实际上提出了文化旅游的消费对象，即旅游地的文化资源、文化生态和文化艺术形式等等。但是，这一定义是否切中文化旅游的核心竞争力是值得商榷的。以张家界《魅力湘西》本身为例，这家于2001年入行的旅游演艺机构在它作为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重新开演的2010年之前，实际上在国内同类市场上名不见经传，几乎都是以湘西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作为艺术表现对象的旅游演艺产品，为何前后市场差异如此巨大？这说明，文化资源存量与文化旅游价值并非直接划等号。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文化旅游的独特魅力在于其符号价值的创造性开掘。也就是说，文化旅游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旅游地输出文化符号、旅游者收集文化符号的双向过程。只有通过创意过程，将文化资源存量的价值因子上升为具有典型性和不可复制性的文化符号，其文化旅游价值方可显现出来。原来的200个席位的小型《魅力湘西》剧场才能成为今天的2800个席位、影响力与张家界山水相匹配的今天的《魅力湘西》。
那么，是不是作为文化旅游演艺的《魅力湘西》是一场湘西民族文化的大拼盘？如果不是，《魅力湘西》中的湘西魅力到底何在？如何实现湘西文化资源深厚向文化旅游价值优势的跃进？这一系列问题，在《魅力湘西》的文化整合中得到一步步超越。所谓文化整合，既是既有文化资源的萃选，也是文化核心主题的精炼。
相对于不断涌入湘西的外来旅游者，湘西文化的异质性景观应该重新展示。《魅力湘西》实际上是在走一个“大湘西”的建构模式。
过去和今天都不处在大湘西核心腹地的张家界能打出“魅力湘西”的壮丽旗帜，正是在于其完成了一个地理湘西向文化湘西的转向。湘西一定是文化地域的湘西，而不仅仅是行政区划的湘西。“魅力湘西”专注的正是从文化意义去提炼一个全新的湘西形象。在这个层面上，它首先要打破的正是一直以来关于“湘西”形象的三个“套话”，即桃花源般的湘西、匪患不绝的湘西以及神巫鬼魅般的湘西。尽管这三个套话经由众多文艺作品的演绎在历史上已经为外界积累了影响较为深远的湘西刻板印象，但是，《魅力湘西》的主创们拒绝任何既有模板的阈限，而是切近大湘西文化的丰富现实中，倾听流淌于这片土地的坚忍不拔、顽强不屈的民族精神，淬炼出湘西人的“阳刚、坚忍、崇高、率真”，于是，就有了观众现在欣赏到的“浪漫湘西，神秘湘西，快乐湘西，激情湘西”。这一文化核心主题，显然是一种符合民族实际又不同以往的经典概括。二、艺术展演：从原生态走向文化创意
按照学者柯恩的划分，游客的旅游经验有五种模式，即再创造模式、转换性模式、经验性模式、实验性模式、存在性模式。对于来到张家界的旅游者来说，纵情山水的体验可以说是一种逃离城市生活节奏、回归青山绿水的转换性模式。而进入《魅力湘西》剧场，欣赏这样一台超过180分钟的民族文化艺术展演的体验，与浮光掠影式的观光不同，是一种更具深度化的经验性模式。这一模式“以寻求与自己不同的人民和民族生活的意义为目标，但游客并不会因此而改变自己原有的信仰和基本的生活价值观，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来自‘异文化’的经历和知识”④。正是出于以艺术展演的方式力图向游客呈现湘西山水背后的文化印象的深远目标，让游客获得一个生动立体的湘西文化感观，《魅力湘西》在艺术展演的路径上可谓下足了功夫。
毫无疑问，基于一种独特又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的考量，原生态表演成为《魅力湘西》音乐舞蹈呈现的首选语符。无论从演员的衣装服饰、舞台实景道具、还是背后巨型LED屏幕的背景图像，还是被着意突出的层次分明的文化主题，都直抵湘西少数民族的原始文化精神，力图呈现一个原始意义上的湘西文化景观。游客这个群体曾被学者描述为是“一只符号学大军”，也就是一个善于收集标志性景观的移动主体。以目前国内旅游地比较盛行的展演现状来看，原生态表演是一种被广泛采用、成效巨大同时争议也极大的展演形式。一方面，原生态表演更为便捷地有利于游客对“异文化”符号的采集与体验，另一方面，由于过分迎合了游客的这种符号采集心理，导致当下越来越千篇一律的原生态表演无形中在遮蔽本民族的原生特质，从而不断引来社会各界对原生态表演真实性的质疑。
戈夫曼借用商业大楼的“前台后台”的例证，描述发生在表演过程中的“建构性真实”问题。商业大楼有前后两部分：前面是举办会议、主宾会晤或者商业贸易场所，后面是业主以及相关服务人员休息的地方，也就是进行表演前准备和表演后放松的场所。“以具体的表演为参照，必然有基于不同功能的三个重要角色的划分，即表演本身，为观众的表演和那些既非表演者、亦非观众的局外人……表演者可以穿梭于前台和后台，观众只在面对台前区域，而局外者却被排除在前后台之外。”⑤我们认为，任何意义上的艺术真实都可能是戈夫曼所谓的建构性的真实。即在“同一个真实”面前因不同人群在接触和认识上的条件限制，而获得对“真实”不同的认知。和《魅力湘西》一样，所有以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为主打的旅游演艺产品毫无疑问是一场具备前后台结构的表演装置。在这种艺术装置中，完全意义上的复归本民族文化现实的表演是不可能的，作为表演艺术的原生态和作为文化现实的原生态显然存在差异（即使进入民族村落也未尝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作为表演艺术的原生态所建构起来的“真实”只是一种虚构和想象的真实。这中间最为关键之处在于创作的主体是少数民族本位还是观众本位。 《魅力湘西》的主创团队选择原生态作为表演形态，既是力图呈现一个真实质朴、有血有肉的湘西民族形象，更是希望通过文化创意环节的介入，让少数民族艺术特质在原生态展示中真实而不散乱，原始而不低俗，野性而不野蛮，通过原生态的艺术整合，不仅触及湘西少数民族的代表性文化符号，更能撞击到属于湘西少数民族的文化精神和民族灵魂。
别具匠心地在这台大型展演中设置了各种湘西少数民族的原始文化符号。比如，作为震撼性开场的序曲节目“火鼓”，将对“火”与“鼓”两个经典意象超离了一般民族风情（豪情壮汉、威风大鼓）式的展示，而是将火和鼓注入一种人类原型化的理解。将火与鼓所蕴藏的生命感、力量感和威严感与民族的宗教、生活乃至战争紧密联系起来。放在序曲部分，更具一种对湘西少数民族（此节目主打苗族）追根溯源的象征意义。在燃烧的火焰与震天的鼓声中，苗族这个视蚩尤为祖先的族群，接通了历史记忆的苦难、悲怆色彩和民族血性、刚毅、坚韧品格，精神性诉求得到了象征化的视觉表达，同时让观众获得的不是简单的震惊，而是对这个民族深深的敬仰。
与“火”“鼓”相类似，《魅力湘西》深切理解了湘西少数民族崇拜自然的本质特点。在音乐舞蹈中生动注入了自然化的元素。比如《千古边城翠》中贯穿始终的流水（生命之源、爱情之源的原始隐喻），比如《柔情马桑树》中被放大的满布舞台的树（灵性、再生、循环、永恒的原始隐喻），比如《追爱相思楼》中悬挂起来被闺中少女张望的月亮（女性的原始隐喻），等等。更遑论直接表现湘西少数民族原始风情的毛古斯、梯玛神歌等表演节目。各种“迎神”、“娱神”、“祭神”活动之中的原始宗教思想和巫术精神，在祈雨、求风，求多子多福、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祈祭表演中，传达了原始族群一种庄严和神圣、希望和理想的美丽对话。
《魅力湘西》的原生态节目主创，既考虑到了前台的可观赏性，也兼顾了后台文化事实的复杂，既站在少数民族本位的立场上输出本土文化，也考虑了外来游客对这些本土文化的亲近可能与理解可能。三、旅游产业：从娱乐文化走向文化娱乐
文化创意的过程，既是文化的深掘与整合，也是文化的价值再创造。《魅力湘西》作为一个文化创意的产品，在民族文化资源的整合和原生态艺术展演的魅力开掘上取得了十分成功的经验，同时，也给时下发展势头正猛的旅游产业一个极为明确的启示，任何文化意义上的包装、策划，都不能徒有其表、虚张声势甚至空手套白狼，而必须深深立足于文化的精神深处和灵魂高地。
换言之，文化旅游中的文化创意与文化消费实际上是一种人文性的对话。尊重文化的基本真实，同时尊重人的创造力。台湾学者李天铎认为：“文化创意产业是一种对人文主义精神的回归与再强调的新兴产业，其发展本质是以人类智识与创造力为基础，结合商业经营与产制思维，以提升非物质形式的文化或创意的价值。”⑥
正因为如此，与经济链条结盟的文化旅游不能在获取纯粹的经济利益的前提下放弃一切人文的维度，而走向一种浅表化的、模式化的、脸谱化的、为取悦观众而刻意营造奇异效果的艺术表演。出于一种转化体验的考虑，我们当然不能否认文化旅游演艺中的娱乐文化特征，在演艺节目中包装的哗众取宠、奇谈怪论、博君一笑的手法，固然有帮助游客逃离秩序化的日常工作生活的逻辑获得情感释放的功效。在此，作为娱乐文化的文化旅游往往凸显的不是娱乐的认知功能、教化功能、政治功能，而是强化娱乐的快乐功能、游戏功能、感性功能。这既是旅游所需要达成的一种轻松效果，也是旅游产业运作的基本动力。然而，我们必须看到，“娱乐文化注重娱乐快感，本能而直接，它也形成潮流和文化现象，但是紧紧牵连物质性的文化潮流；文化娱乐则是注重精神文化，娱乐是可能的表现手段，文化质地保存。文化娱乐是一定社会满足较好物质需求后的替代娱乐文化的对象。”⑦
从娱乐文化走向文化娱乐必然成为当下文化旅游产业的一个未来走向。也就是说，诉诸精神文化消费的文化旅游特别是旅游演艺产品的开发将是未来旅游产业的重要竞争点。张家界《魅力湘西》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抛弃过去那种轻松搞笑式的娱乐、煞有介事的神秘、没有核心主题的印象展览等浅表化模式，而依然去触及湘西少数民族的灵魂深处，全息而有节奏地展示湘西的文化精神。
《魅力湘西》首先改变的就是传统少数民族演艺某些已经成为模式的呈现方式，即将少数民族的形象特征完全限定所谓衣装艳丽、善歌善舞、甜言蜜语、安谧宁馨的这一固有套路中，在一种阴柔、和谐、平和的美学阐释框架中完成对少数民族的文化解读与展演。完全忽略少数民族历史中的充满冲突、苦难、血泪的漫漫征途。特别是那些与恶劣的自然环境，艰苦的社会环境争取生存权的同时，历练出来的坚韧、顽强、勇敢、达观的性格，一再被阴柔美学所遮蔽。正是在这一思路下，我们在《魅力湘西》中才可以看到雄强健硕的《火·鼓》，看到大胆的、纯洁的、火辣辣的《追爱相思楼》，看到真诚地祭奠祖先、热诚地祈望丰收、狂野地表达生殖崇拜和两性之间赤裸裸的追求的《狂野毛古斯》。
其次，《魅力湘西》大胆地将悲剧意识、崇高精神融入到旅游演艺消费的展演环节中，打破了旅游演艺的快乐至上、快感至上的消费惯性。《英魂归故乡》节目表演，有两个诉求点，一是湘西人不畏生死的爱国情怀，一是对“湘西赶尸”的文化解读。历史上湘西大地上为国尽忠的豪杰层出不穷。土司彭翼南、彭荩臣率六千士兵赴沿海一举荡平倭寇，立下“东南第一战功”；苗族将领杨岳斌平定台湾；国门虎将罗荣光战死大沽口炮台等等。单面的爱国情怀通过惨烈的搏杀布景并非难以表现，单面的湘西赶尸表演通过惊悚的情境设置也容易达到效果。但《魅力湘西》的震撼之处在于，主创人员基于对巫傩文化的深入研究，从湘西人“魂归故土”的故乡情结、赤子情怀出发，将“湘西赶尸”与著名爱国将领罗荣光及其属下的湘西抗倭壮士血染大沽口的真实故事相结合，将湘西少数民族的乐器表演、戏曲表演、音乐表演、舞蹈表演等有机穿插，演绎了湘西儿女“生命献于国家，躯体归还父母”的家国大爱。让观众不仅了解了湘西刚毅血性的一面，更能在忠臣牺牲、血洒疆场、魂归故里的悲剧体验中感受到民族大义。这一点，已然深度触及了湘西的民族品格。
我们并不取消文化创意的商业化维度。毫无疑问，文化旅游任何环节的创意策划都“是具有上层智能意识的功利性活动”⑧。同时，《魅力湘西》的成功也表明，作为一种文化娱乐的运作结果，任何旅游演艺中的娱乐精品必然会蕴涵广阔深厚的民族文化，回归复杂而生动的民族文化本色，必然是民族艺术、文化精神与娱乐体验的共同精粹。成功而卓越的文化创意和娱乐策划，也必然有助于弘扬民族文化、传承娱乐精神，并最终促进民族文化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注释：①徐世王：《旅游演艺的历史、形态、格局与类别》，《中国文化报》2009年5月15日。②尤瑞著，杨慧等译：《游客凝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③Craik，j.1997. The Culture of Tourism. In Rojek， C. & Urry， J. （ed.）TourirLg Cultures ： Transformation of Travel and Theory. New York： Rout-ledge，P121.④Cohen，E.1979. A Phenomenology of Tounist Experiences， In Sociology. 13 （2）.⑤Goffman，E.1959.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Garden City， New York ： Doubleday，P144-145.⑥李天铎编著：《文化创意产业读本：创意管理与文化经济》，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50页。⑦周星：《娱乐文化的到来与文化娱乐的危机》，《中国艺术报》2005年11月18日。⑧谢伦灿：《文化娱乐产业的评价与发展》，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年版，第97页。 *本文系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民族文化资源向旅游演艺产品转化研究”（项目编号：2010ZDB48）的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吉首大学文学院）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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