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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算是我的丰收年。这年主要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绿色营已届十年，仍在继续。我做了一点工作，实际管得很少。一是忙于外出讲座；再是有意少做一点，绿色营是大学生绿色营，就应该让大学生来做。如果没有我，绿色营就办不下去了，那就说明绿色营没有生命力，也可以不办了。如果它确实拥有生命力，即使停办了也会有后来人继续办。这是百年后事，我只问耕耘，做好精神传递就是。
第二件事，今年写了几篇文章：
第一篇是《尊重自然是现代生态学的一面旗帜》。这篇名曰论战，实际是讲道理的长达15000字的文章，已在许多网站公布，为十二家报刊所刊载，也作为首篇放进了再版的《错错错》。
第二篇是应香港《良友》杂志约稿，文章的题目是《地球毁灭的第五种可能》。
第三篇是《黄河文明与黄河变迁》，还不能算是正式的文章。只是因为历年又多次访问过兰州、西安、洛阳、郑州、开封、济南等沿黄河流域城市，又参观和了解过丁村、半坡、仰韶、龙山等文化遗址，耳濡目染甚多，才获得一点灵感，一条思路，一个课题，即从华夏之路来看黄河流域的沧桑；反过来再从自然的变迁来看人类文明的历程。世界四大古代文明有其共有的规律：依傍大河最富庶的生态开创了古代的辉煌，但建设文明的同时却破坏了大河流域的生态，文明也就随之沉沦或消失。古埃及如此，古巴比伦如此，古印度如此，黄河文明也是如此。我们能不能用历史和生态的眼光，把远古的、近古的、现代的、生态的、人文的各种信息收集拢来，寻求文明和自然之间的内部联系，探索出一条新的天人共泰的生态文明的道路。这是一个严肃的、庞大的、有世界意义的主题，也可能就是我想完成的另一部重要著作的提纲。所以严格说来，这还只是一个草稿。真正写完，还得把华夏之路认真细致地走一趟，恐怕需要两三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还得财力上的支持和上帝恩赐我健康护照。
第三件事，全年中耗费时间和精力最多，从3月11日到12月7日期间，搞了一个全国性的巡回讲座。在十七个城市讲了130场，重点在96所高校讲了103场。如果按每场平均240人计算，则听我讲的人数是3万多人。如果把历年听讲的人数都累计在一起，就是一个可观的数字。作个夸大的比喻，孔子有弟子三千，我有听众十万。我相信这是一个巨大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因此我应当有所记述，并作为这篇文章的重点。
事情的缘起是这样，感谢绿色营营员、亲戚朋友和一些单位的赞助，我的《错错错》得以出版，并把这本层次较高、印刷精美、比较厚重的环保书的定价压到50元，初印了5000本。后来香港乐施会又赞助8万元，即以此为启动资金，又加印了5000本（实际投资是12.5万元，余款卖了书以后年底已经还清）。两次共印刷一万本，出版社只负责营销2000本，我们负责营销（包括赠送）8000本。能印出这么多书是个难题，要把这么多书传递到读者的手里，更是一个难题。我们多次商量，多方联系，始终没有找到可以营销的办法，唯一的“笨”办法就是搞巡回讲座。边讲座，边售书，既推销书，也推销环保理念。因此我在大家运作和帮助之下，引发了这个全力以赴的环保行动。一年下来，一共走了广州、深圳、厦门、泉州、福州、郑州、武汉、长沙、桂林、香港、南宁、昆明、重庆、成都、西安、兰州、珠海等十七个城市，做了130场讲座，售书2543本（同时赠书212本）。在目前信息泛滥、读书买书风气每况愈下，而且大学生消费越来越困难的情况下，我每场讲座最少卖2本，最多卖58本，平均是15本，也实属不易。但我更看重这是一种传播绿色理念、培养绿色人才、传播绿色文化的方式。
除掉寒假、“五一”、暑假、“十一”以及躲开学生的考试，我的活动非常集中，几乎是一天一讲，有时候不得已还得一天两讲，甚至是下了飞机就讲，或者讲完了就上火车。而且我没有组织机构，没有秘书，事情非常繁杂，要通盘联系衔接，要应酬各种社会活动，要接触不同情况的人，要接受报刊和电视记者的采访，要安排自己的衣食住行，要应付各种意想不到的问题，而我那个必需午睡和容易失眠的毛病，实在难以对付这种变换不断的日日夜夜，有时候就得靠吃安眠药和硬挺。这对一个75岁的老人来说，确实是超负荷了。但我喜欢这种生活方式，超越自我，挑战人生，每个讲座都是一种收获、一种欣慰、一种鼓励、一种鞭策，更何况此行之中，总有意想不到的情况与收获。
——厦门大学生物系李振基教授特别看重《错错错》，买了一百本送给全国的一百所高校的图书馆。这次还特别邀请我去厦门，担负了部分的接待费用。
这样的“铁杆”读者，我遇到过不少。长沙有位读者靠“低保” 为生，买不起书，就在定王台书城的书架前读完了我的《错错错》，还写来一封长信。也许他积攒在心中的想法太多了，信中也有不少偏激之辞，包括对我的一些批评。无论如何，我太感动了，立即回赠他两本书，并附了一封短信。
——每次讲座我都开门见山，以批评何祚庥 “人类无须敬畏大自然”的错误观点开头。我离开厦门大学不久，何祚庥也去讲演，有些同学就和他展开了辩论。何祚庥发火了，申斥这些同学：“你们不要受极端环保主义者的影响！”我不得不佩服这位何先生，真是一位帽子专家，“环保”加个“主义”，还加上“极端”。这更鼓舞了我在每场讲座中，都必不可少地毫不含糊地捎上这根导火线。深圳《南方都市报》在报道我的讲座的时候，就写了一个横跨两版的大标题：《回应何祚庥：人类在自然中算老几？》
——每次讲座，学生都会提出很多问题。不论答得好还是答得不好，对我都是学习。有时候时间太短，我答不了几个问题，或者因为耳背，我听不清楚，就请大家写条。现在我手上已经积累了上千的纸条，我认为这些问题具有现实的普遍意义和典型意义，是一笔精神资源。等有时间，我一定整理并认真回答这些问题，把它编成一本有的放矢的书。书名可以暂定为《回答大学生一百个环保问题》。
——我不是一个演说家，但讲的次数太多了，就会生成感悟和经验。我回绝大家的照顾，要求一定站着讲，这样才能面对面，和听众保持零距离，才能身心投入，全神贯注。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往台上一站，声情并茂地一讲就是两个小时，这本身就是一种思想动员。何况我讲的主要不是知识、资料、数据，而是环保的理念、绿色的感悟、人生的阅历、奉献的精神。我很少用字幕与幻灯，喜欢行云流水，酣畅淋漓，一泻千里。我爱人，也痛骂人类，我说人的数量太多，破坏自然太厉害，撞死南墙还不回头；我说人的脑袋是个很好的东西，也是个很坏的东西。我爱学生，也提醒学生：“你们中间要注意两种情况：一是独生子女越来越多；再是受市场冲击越来越大。所以公益心、事业心、独立性、人文精神和道德修养就越来越差。”我从生态的角度痛斥人类文明，我说：“文明只是对人类而言;对自然而言，可能就是破坏，就是野蛮!”同时我又热情洋溢地歌颂都江堰、灵渠和坎尔井，这才是体现了社会和谐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文明，金字塔、长城、兵马俑都无与伦比。真话有时刺耳，但能振奋人心。讲座中我还注意有的放矢，即景生情。在水利学院我一定要讲三门峡水库和怒江建坝; 在旅游学院我一定要讲黄山的塑料树和张家界的悬崖电梯；在昆明我一定要讲滇池的历史和现状；在成都我一定要讲都江堰和杨柳湖水库；在武汉、重庆我一定要讲长江及护卫长江的森林和湿地；在兰州、西安、郑州我一定要讲黄河文明与黄河变迁。虽然我不是这些方面的专家，但我到过这些地方，关注过这些问题，而且我把握了一个认识问题的钥匙——生态观点，我应该有发言权，我可能比没有生态观点的本行本业的人看得更高一点，更远一点。
——有的城市，通过系列的讲座与小型的座谈交流，有时也通过游园、登山、聚餐的形式，麇集了一批以绿色营营员、环保志愿者和学生环保社团负责人为骨干的环保核心，形成一股关注环保的社会力量，或者商议扩大和发挥环保组织的作用，或者筹划组建本地的绿色营，或者研讨本地的某个环保项目。用有些朋友的话说：“唐老师的到来，刮起了一股绿色的旋风，冲破了我们这里的闭塞与沉闷。”
这次巡回讲座时间很长，规模很大，但我从未寻求政府部门的帮助，完全依靠各地的环保骨干、绿色营营员和亲戚朋友。他们为组织和帮助这次活动尽了很大的心，出了很大的力，甚至受了很大的委屈。没有他们，就没有这个“系统工程”。所谓“民间性”，就是不用公家的钱，也不受公家的约束，我想到哪儿就到哪儿，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旅费、住宿、通信、交通找不来赞助，就从书的差价中解决，有节余还可以补助相关人员的费用，因为搞环保的都很穷，搞活动都需要钱。也因为如此，我必须随遇而安，适应各种情况，必须一个钱掰成几瓣花，有时候条件不错，有时候就没有条件。郑州偶遇一位不知情的教授，深感不平地说：“你这算什么讲学？既不报销路费，又无汽车接送，既不安排宾馆，又无宴请接待，还没有讲课费。”我自豪地回答：“这就叫环保。”确实，我住过没有窗户的小旅馆，吃过一元钱就饱肚子的午餐，也坐过公共汽车去讲课。为什么？这就叫环保。我高兴，因为环保的使命和朋友们的热情，使我没有必要去计较别的。
2005年对我个人来说，应该是丰收了，但对中国和世界来说，却是凋零一片的感觉。海啸、地震、暴风、矿难、冤案、乱伦、凶杀、恐怖、战争，搞得我心神不安。自私、欺骗、跋扈、强权仍是真理，核威胁、核竞赛、核讹诈十分盛行，是非被颠倒，人性被扼杀，正义被凌辱，真理被奸污……为什么人们习以为常，我却惶惶不可终日？是不是我太偏执呢？有人提醒我：“你看，现在高楼成片，汽车成群，高速立交，星罗棋布，北京已从三环四环发展到五环六环，难道不是进步、发展和文明吗？”这话正刺中我的痛处，因为我戴的是“有色眼镜”，以生态的观点来审视一切。我不认为这是进步、发展和文明，而是野蛮、掠夺和自杀。人类从树上迁徙下来，从爬行到直立，就开始破坏自然，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惟我独尊，目空一切，肆无忌惮，横行霸道。现代的人类是最有能耐的一代，也是最自私的一代，自私到傲视自然、数典忘祖、绝子绝孙、自毁家园、同归于尽，还刚愎自用，怡然自得，从不认错，永不回头。这就是我所说的“地球毁灭的第五种可能”。
许多年轻人问我：“唐老师，你这样做觉得苦不苦？”我说：“不苦。”真的不苦。但历历在目的现实，确实在揪着我的心，心灵深处确实浸透着丝丝血迹。张家界的悬崖电梯停了又开，穿越桂林岩溶地区的高速公路停了又建，已被搁置的怒江水坝又动工了，毁掉自然林遍种桉树的云南，现在又立项要把水电站建设在铜壁关保护区的核心区。我们不是没有斗争，但生态之争总是一场看不到胜利的战斗，屡战屡败，屡败屡战。难道我们的作为只是心灵的一种安慰，真的没有实际意义吗？
10 月10 日上午在首都机场候机，闲来无事，我给几个朋友发了一则短信：
“今日首途昆明，继而重庆、成都、西安、兰州、珠海，今年将走十七个城市，在一百所高校讲座环保。充满挑战人生，挑战自我的意义，也隐含着一丝绝望的感觉。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痛苦，当痛苦不属于自己时就更痛苦。屈原呵，我更理解了你。”
(责编：李 珂)
第一件事，绿色营已届十年，仍在继续。我做了一点工作，实际管得很少。一是忙于外出讲座；再是有意少做一点，绿色营是大学生绿色营，就应该让大学生来做。如果没有我，绿色营就办不下去了，那就说明绿色营没有生命力，也可以不办了。如果它确实拥有生命力，即使停办了也会有后来人继续办。这是百年后事，我只问耕耘，做好精神传递就是。
第二件事，今年写了几篇文章：
第一篇是《尊重自然是现代生态学的一面旗帜》。这篇名曰论战，实际是讲道理的长达15000字的文章，已在许多网站公布，为十二家报刊所刊载，也作为首篇放进了再版的《错错错》。
第二篇是应香港《良友》杂志约稿，文章的题目是《地球毁灭的第五种可能》。
第三篇是《黄河文明与黄河变迁》，还不能算是正式的文章。只是因为历年又多次访问过兰州、西安、洛阳、郑州、开封、济南等沿黄河流域城市，又参观和了解过丁村、半坡、仰韶、龙山等文化遗址，耳濡目染甚多，才获得一点灵感，一条思路，一个课题，即从华夏之路来看黄河流域的沧桑；反过来再从自然的变迁来看人类文明的历程。世界四大古代文明有其共有的规律：依傍大河最富庶的生态开创了古代的辉煌，但建设文明的同时却破坏了大河流域的生态，文明也就随之沉沦或消失。古埃及如此，古巴比伦如此，古印度如此，黄河文明也是如此。我们能不能用历史和生态的眼光，把远古的、近古的、现代的、生态的、人文的各种信息收集拢来，寻求文明和自然之间的内部联系，探索出一条新的天人共泰的生态文明的道路。这是一个严肃的、庞大的、有世界意义的主题，也可能就是我想完成的另一部重要著作的提纲。所以严格说来，这还只是一个草稿。真正写完，还得把华夏之路认真细致地走一趟，恐怕需要两三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还得财力上的支持和上帝恩赐我健康护照。
第三件事，全年中耗费时间和精力最多，从3月11日到12月7日期间，搞了一个全国性的巡回讲座。在十七个城市讲了130场，重点在96所高校讲了103场。如果按每场平均240人计算，则听我讲的人数是3万多人。如果把历年听讲的人数都累计在一起，就是一个可观的数字。作个夸大的比喻，孔子有弟子三千，我有听众十万。我相信这是一个巨大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因此我应当有所记述，并作为这篇文章的重点。
事情的缘起是这样，感谢绿色营营员、亲戚朋友和一些单位的赞助，我的《错错错》得以出版，并把这本层次较高、印刷精美、比较厚重的环保书的定价压到50元，初印了5000本。后来香港乐施会又赞助8万元，即以此为启动资金，又加印了5000本（实际投资是12.5万元，余款卖了书以后年底已经还清）。两次共印刷一万本，出版社只负责营销2000本，我们负责营销（包括赠送）8000本。能印出这么多书是个难题，要把这么多书传递到读者的手里，更是一个难题。我们多次商量，多方联系，始终没有找到可以营销的办法，唯一的“笨”办法就是搞巡回讲座。边讲座，边售书，既推销书，也推销环保理念。因此我在大家运作和帮助之下，引发了这个全力以赴的环保行动。一年下来，一共走了广州、深圳、厦门、泉州、福州、郑州、武汉、长沙、桂林、香港、南宁、昆明、重庆、成都、西安、兰州、珠海等十七个城市，做了130场讲座，售书2543本（同时赠书212本）。在目前信息泛滥、读书买书风气每况愈下，而且大学生消费越来越困难的情况下，我每场讲座最少卖2本，最多卖58本，平均是15本，也实属不易。但我更看重这是一种传播绿色理念、培养绿色人才、传播绿色文化的方式。
除掉寒假、“五一”、暑假、“十一”以及躲开学生的考试，我的活动非常集中，几乎是一天一讲，有时候不得已还得一天两讲，甚至是下了飞机就讲，或者讲完了就上火车。而且我没有组织机构，没有秘书，事情非常繁杂，要通盘联系衔接，要应酬各种社会活动，要接触不同情况的人，要接受报刊和电视记者的采访，要安排自己的衣食住行，要应付各种意想不到的问题，而我那个必需午睡和容易失眠的毛病，实在难以对付这种变换不断的日日夜夜，有时候就得靠吃安眠药和硬挺。这对一个75岁的老人来说，确实是超负荷了。但我喜欢这种生活方式，超越自我，挑战人生，每个讲座都是一种收获、一种欣慰、一种鼓励、一种鞭策，更何况此行之中，总有意想不到的情况与收获。
——厦门大学生物系李振基教授特别看重《错错错》，买了一百本送给全国的一百所高校的图书馆。这次还特别邀请我去厦门，担负了部分的接待费用。
这样的“铁杆”读者，我遇到过不少。长沙有位读者靠“低保” 为生，买不起书，就在定王台书城的书架前读完了我的《错错错》，还写来一封长信。也许他积攒在心中的想法太多了，信中也有不少偏激之辞，包括对我的一些批评。无论如何，我太感动了，立即回赠他两本书，并附了一封短信。
——每次讲座我都开门见山，以批评何祚庥 “人类无须敬畏大自然”的错误观点开头。我离开厦门大学不久，何祚庥也去讲演，有些同学就和他展开了辩论。何祚庥发火了，申斥这些同学：“你们不要受极端环保主义者的影响！”我不得不佩服这位何先生，真是一位帽子专家，“环保”加个“主义”，还加上“极端”。这更鼓舞了我在每场讲座中，都必不可少地毫不含糊地捎上这根导火线。深圳《南方都市报》在报道我的讲座的时候，就写了一个横跨两版的大标题：《回应何祚庥：人类在自然中算老几？》
——每次讲座，学生都会提出很多问题。不论答得好还是答得不好，对我都是学习。有时候时间太短，我答不了几个问题，或者因为耳背，我听不清楚，就请大家写条。现在我手上已经积累了上千的纸条，我认为这些问题具有现实的普遍意义和典型意义，是一笔精神资源。等有时间，我一定整理并认真回答这些问题，把它编成一本有的放矢的书。书名可以暂定为《回答大学生一百个环保问题》。
——我不是一个演说家，但讲的次数太多了，就会生成感悟和经验。我回绝大家的照顾，要求一定站着讲，这样才能面对面，和听众保持零距离，才能身心投入，全神贯注。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往台上一站，声情并茂地一讲就是两个小时，这本身就是一种思想动员。何况我讲的主要不是知识、资料、数据，而是环保的理念、绿色的感悟、人生的阅历、奉献的精神。我很少用字幕与幻灯，喜欢行云流水，酣畅淋漓，一泻千里。我爱人，也痛骂人类，我说人的数量太多，破坏自然太厉害，撞死南墙还不回头；我说人的脑袋是个很好的东西，也是个很坏的东西。我爱学生，也提醒学生：“你们中间要注意两种情况：一是独生子女越来越多；再是受市场冲击越来越大。所以公益心、事业心、独立性、人文精神和道德修养就越来越差。”我从生态的角度痛斥人类文明，我说：“文明只是对人类而言;对自然而言，可能就是破坏，就是野蛮!”同时我又热情洋溢地歌颂都江堰、灵渠和坎尔井，这才是体现了社会和谐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文明，金字塔、长城、兵马俑都无与伦比。真话有时刺耳，但能振奋人心。讲座中我还注意有的放矢，即景生情。在水利学院我一定要讲三门峡水库和怒江建坝; 在旅游学院我一定要讲黄山的塑料树和张家界的悬崖电梯；在昆明我一定要讲滇池的历史和现状；在成都我一定要讲都江堰和杨柳湖水库；在武汉、重庆我一定要讲长江及护卫长江的森林和湿地；在兰州、西安、郑州我一定要讲黄河文明与黄河变迁。虽然我不是这些方面的专家，但我到过这些地方，关注过这些问题，而且我把握了一个认识问题的钥匙——生态观点，我应该有发言权，我可能比没有生态观点的本行本业的人看得更高一点，更远一点。
——有的城市，通过系列的讲座与小型的座谈交流，有时也通过游园、登山、聚餐的形式，麇集了一批以绿色营营员、环保志愿者和学生环保社团负责人为骨干的环保核心，形成一股关注环保的社会力量，或者商议扩大和发挥环保组织的作用，或者筹划组建本地的绿色营，或者研讨本地的某个环保项目。用有些朋友的话说：“唐老师的到来，刮起了一股绿色的旋风，冲破了我们这里的闭塞与沉闷。”
这次巡回讲座时间很长，规模很大，但我从未寻求政府部门的帮助，完全依靠各地的环保骨干、绿色营营员和亲戚朋友。他们为组织和帮助这次活动尽了很大的心，出了很大的力，甚至受了很大的委屈。没有他们，就没有这个“系统工程”。所谓“民间性”，就是不用公家的钱，也不受公家的约束，我想到哪儿就到哪儿，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旅费、住宿、通信、交通找不来赞助，就从书的差价中解决，有节余还可以补助相关人员的费用，因为搞环保的都很穷，搞活动都需要钱。也因为如此，我必须随遇而安，适应各种情况，必须一个钱掰成几瓣花，有时候条件不错，有时候就没有条件。郑州偶遇一位不知情的教授，深感不平地说：“你这算什么讲学？既不报销路费，又无汽车接送，既不安排宾馆，又无宴请接待，还没有讲课费。”我自豪地回答：“这就叫环保。”确实，我住过没有窗户的小旅馆，吃过一元钱就饱肚子的午餐，也坐过公共汽车去讲课。为什么？这就叫环保。我高兴，因为环保的使命和朋友们的热情，使我没有必要去计较别的。
2005年对我个人来说，应该是丰收了，但对中国和世界来说，却是凋零一片的感觉。海啸、地震、暴风、矿难、冤案、乱伦、凶杀、恐怖、战争，搞得我心神不安。自私、欺骗、跋扈、强权仍是真理，核威胁、核竞赛、核讹诈十分盛行，是非被颠倒，人性被扼杀，正义被凌辱，真理被奸污……为什么人们习以为常，我却惶惶不可终日？是不是我太偏执呢？有人提醒我：“你看，现在高楼成片，汽车成群，高速立交，星罗棋布，北京已从三环四环发展到五环六环，难道不是进步、发展和文明吗？”这话正刺中我的痛处，因为我戴的是“有色眼镜”，以生态的观点来审视一切。我不认为这是进步、发展和文明，而是野蛮、掠夺和自杀。人类从树上迁徙下来，从爬行到直立，就开始破坏自然，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惟我独尊，目空一切，肆无忌惮，横行霸道。现代的人类是最有能耐的一代，也是最自私的一代，自私到傲视自然、数典忘祖、绝子绝孙、自毁家园、同归于尽，还刚愎自用，怡然自得，从不认错，永不回头。这就是我所说的“地球毁灭的第五种可能”。
许多年轻人问我：“唐老师，你这样做觉得苦不苦？”我说：“不苦。”真的不苦。但历历在目的现实，确实在揪着我的心，心灵深处确实浸透着丝丝血迹。张家界的悬崖电梯停了又开，穿越桂林岩溶地区的高速公路停了又建，已被搁置的怒江水坝又动工了，毁掉自然林遍种桉树的云南，现在又立项要把水电站建设在铜壁关保护区的核心区。我们不是没有斗争，但生态之争总是一场看不到胜利的战斗，屡战屡败，屡败屡战。难道我们的作为只是心灵的一种安慰，真的没有实际意义吗？
10 月10 日上午在首都机场候机，闲来无事，我给几个朋友发了一则短信：
“今日首途昆明，继而重庆、成都、西安、兰州、珠海，今年将走十七个城市，在一百所高校讲座环保。充满挑战人生，挑战自我的意义，也隐含着一丝绝望的感觉。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痛苦，当痛苦不属于自己时就更痛苦。屈原呵，我更理解了你。”
(责编：李 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