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南：
　　自上世纪90年代起关注与研究民国时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著有《从蔡元培到胡适》《陈寅恪与傅斯年》《南渡北归》等作品。
　　刘文典1943年的磨黑之行在西南联大校园掀起了波澜。
　　当时清华聘任委员会已召开会议，议决续聘刘文典为联大文学院中国文学系教授。但清华中文系代主任闻一多对刘氏的磨黑之行大为不满，认为此人的所作所为有失一位学者的操守，不足以为人师表，不但不寄发聘书，并以手中掌控的权力将刘氏解聘，革出清华。
　　消息传到磨黑，刘氏匆忙写长信向梅贻琦申辩，试图挽回颓局。
　　当时联大的状况是，三校合在一起上课，但又各自保持独立的建制。聘任制度是先由三校聘委会分别聘请，再由联大出面聘任，即刘文典必须在清华中文系聘请之后，才能由联大中文系聘用，若清华不聘，联大亦不能聘。罗常培当时是联大中文系主任，在清华方面决定不聘的情况下，他不能以联大的名义从炕直接跳到锅台，他所能做的只能是把信转给梅贻琦。
　　罗与梅相见后如何表现，不得而知，但梅贻琦接信后，一改一向平和的态度，手书一封口气颇为生硬的信回复刘文典。
　　梅氏此信，彻底定了刘文典不能回返联大的乾坤。
　　据1938年毕业于清华社会学系的鲲西回忆，闻、刘之积怨，发生于一次课间休息之时，在教授休息室内，刘文典直指闻一多读错了古音，当时在学界引起了极大反应。鲲西对此评价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令人难堪的羞辱。由羞辱而积怨，终于导致报复，贤者在所不免。”
　　鲲西所言并非空谷来风。刘文典之张狂和目中无人在联大众人皆知，他不仅大骂沈从文“该死的”“四块钱也不值”，对闻一多、朱自清、罗常培等辈压根儿不放在眼里，曾不止一次地公开宣称联大文学院只有三个教授，即“陈寅恪先生是一个，冯友兰是一个，唐兰先生算半个，我算半个。”在他眼里学美术出身的闻一多不是教授，自然看轻，对其偶尔念错古字古音不分场合地指责批评也就成为一种可能。
　　冯友兰在撰写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时，曾有“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之叹，倘不是亲身体验，难有此一说。
　　如此感慨者并非仅冯氏一人。西南联大组建时，中文系主任由清华教授朱自清担任。1939年底，朱由于身体健康原因辞职，中文系主任改由北大的罗常培继任。1943年12月22日，朱在给老友俞平伯的信中，曾这样道白自己的心境：“在此大教书不管行政。然尔来风气，不在位即同下僚，时有忧谗畏讥之感，幸弟尚能看开。在此大时代中，更不应论此等小事，只埋首研读尽其在我而已。”
　　处于激烈竞争的学界，相互攻讦排挤亦不是什么新鲜之事，在西南联大时期犹甚。
　　在刘文典的眼里，吴宓当然也不是他瞧得上的人物。在吴宓的眼里，刘文典并不是什么所谓的“国宝”，也当属于“尔尔”一类的庸人之辈。
　　但是，吴宓并没有因为刘氏“尔尔”就全盘否定其所长，相反地对刘在学问上的精进颇为敬佩，并有经常听刘演讲《庄子》、《红楼梦》，且伴有“高见甚是！”等等趣味性故事发生。当刘文典被强行解聘，驱逐出清华后，吴宓为其大鸣不平，并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四处奔走呼号，同时致函陈寅恪，请其予以设法挽救。
　　当时陈因赴英国讲学不得而逃出香港暂避桂林，得到吴宓的求救信后，权衡再三，感到大局已不可挽回，乃退求其次，快函云大校长熊庆来，力荐刘文典转云大任教，以挽狂澜于既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