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新中间路线”是一种走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中间的政治经济理念的概称，中心思维是不走左和右两个极端，既不主张纯粹的自由市场，亦不主张过度的福利社会。但这个词的引用并没有严格的标准和共识，很多人认为北欧的经济模式是新中间路线的典型，也有人把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维护自由市场价值和保守的财政政策，甚至中国的改革开放、脱离计划经济模式归结为中间路线。
　　我们用“新中间路线”这个词，主要是想描述在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政策如何在不同的目标或利益格局下有所取舍、取得平衡，从而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样的政策框架没有特定的意识形态，但也不是中庸之道，需要结合短期和长期、局部和整体的利益，而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需要在一系列领域进行深度的改革和政策调整。要突破经济发展的制度约束，防止经济增长大幅下滑，改善经济结构，控制和管理金融风险，需要结构改革和公共政策在公平与效率、政府与市场、上一代与下一代、金融与实体、供给与需求等方面取得平衡。我们的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公平与效率：经济社会环境和改革开放早期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应该把降低贫富差距放在相对突出的地位，尤其是既能增加效率又能促进公平的改革措施，包括降低行业垄断、增加竞争以改善要素分配，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财税制度以调节禀赋差异。
　　政府与市场：纠正公共部门的“越位”和“缺位”，政府主体应该退出竞争性经济活动，加快要素价格改革，放松管制以及推动利率市场化，但在市场失效的领域应加大公共产品的提供，并营造促进公平竞争的法规环境。在纠正市场失效方面，环境保护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必须切实加大政策干预力度。经济增长和空气质量并非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发达国家的经验显示，人均收入上升到一定程度，空气质量等环境指标会持续改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这一方面反映了经济结构的改善，服务业占比上升而工业占比下降，另一方面的关键是政府的介入。
　　上一代与下一代：人口的不均衡发展带来广泛而深远的社会经济影响，这种影响的上半场是红利，是经济繁荣的两大重要因素之一（另一个是经济体制改革）。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少儿比重下降的同时，我国社会老龄化进程加速。老龄化意味着未来年青一代的抚养负担将增加，从长远来看，根本的解决之道还是促进人口的均衡发展，应尽快放松计划生育政策，促进生育率提高；在改善同一代人之间的收入差距的同时，公共政策还应关注代际的收入转移问题，包括退休安排机制。
　　金融与实体：在进一步市场化、促进融资效率的同时，控制房地产泡沫、管理信用（银行与非银行）扩张带来的风险应是平衡实体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的着力点。在我国当前的形势下，加强对影子银行的监管是当务之急。这一方面需要提高影子银行尤其是金融机构中介的理财产品的透明度，让监管部门及时全面地把握相关风险敞口的总量和分布，另一方面，需要新的政策工具，比如一定的比例要求，来控制总量的增长。
　　需求与供给：以总需求管理为导向的宏观经济政策应顾及中长期对供给面的影响，改进财政政策逆周期操作的方式与载体；货币政策在平衡增长和通胀目标时，需要关注实体经济周期和货币信用周期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