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是孔学的基本范畴，是人性结构的理想。孔子把“仁”视为道德的最高准则，千百年来，“仁”这一思想已深入的渗透在广大人民的思想观念中，成为人类社会生活的深层基础和道德生活的一切原则和规范的起点。
　　一、“仁”之缘由
　　郭沫若曾经给仁下过这样一个定义“仁的含义是克己而为人的一种利他的行为------他要人们除掉一切自私自利的心机，而养成为大众献身的牺牲精神。”简单的概括，他所指的“仁”实际上说的就是无私利人。子曰：“仁者，爱人”。爱人必然利人，但利人不等于爱人。因为人的行为目的是自由的：既可以是无私利人，又可以是因为自私自利。而真正的“仁”，是一种不求名不求利真正无私利人的至高的道德境界。
　　那么，一个人为什么能够做到无私利人，究竟是什么原因在驱使着这种为善的行为？“仁”，从心理层面上来讲，最直接的原因正是一种感恩心与同情心，孝为仁之首，“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最基本的个人利益是父母给的，没有理由不以孝为先；个人利益是父母给的，但也要靠社会和他人来实现，只不过是父母给的多别人给得少，因而也没有理由不爱社会与他人。但是这种感恩心与同情心并不代表着孟子所说的的性善论，因为虽然仁的行为目的始终是自由的，但从本质上来说它的原动力是恒定的，那便是个人利益。一个人为仁行善最终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求。人而为仁，不为名不为利，但也是在追求心理深处的一种境界，或者说是在为自己寻求一种利人的满足与安慰，為自己摆脱一种可为仁而未为仁的罪恶感。
　　二、“仁”与人的解放
　　孔子的“仁”，爱人、利人，似乎在向世人昭示着民主与理性的光芒。然而，从政治角度来进行深层分析，孔子的阶级立场决定了他的仁不可能真正实现人的解放。孔子代表奴隶主阶级的利益，他的一系列思想的提出都是为了维护周朝的礼，维护奴隶主贵族的政治经济地位。由此，他所要实现的对奴隶制政权的维护，必然要建立在残酷的剥削与压榨的基础上。孔子的仁爱是有差别的爱，他认为庶人根本就谈不上仁义理智，只有奴隶主才有高尚的美德。他们这种被伪装了的仁，甚至成了广大劳动人民的一种精神枷锁，束缚了广大人民的思想，为统治者的剥削压迫提供了一种理论依据。
　　人的解放首先是对人的最基本的生存条件的一种呼唤与呐喊。不用说一般的劳苦大众，就看孔子的得意门生颜回。虽拥有近百亩地，却深受孔子仁学中安贫乐道、以固守奴隶制为乐思想影响，为了维护奴隶制的生产而日渐贫困，成了仁的牺牲品。安贫乐道使得人们失去了反抗的物质基础，然而连最起码的生存权利都保障不了，又谈何民主与理性。
　　人的解放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人的主体性的实现上，人的主体性意味着在政治上和法律上的人人平等的权利与义务，意味着对人的独立人格的尊重，也意味着人对自身主体地位的一种认识。与墨子的“兼爱”不同，孔子主张“己欲利而利人，己欲达而达人”，虽然体现了对人的一种尊重，但并不包含对人的主体性的一种承认。孔子的仁只是一种推己及人的施舍与同情，并没有给予人任何政治上或者法律上的保障。此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的划分，封建人伦思想，三纲五常思想的教化使更多的百姓越来越多地丧失了对主体地位的追求，更多地去盲从于统治。
　　三、“仁”所体现的实用理性
　　“仁“第一次被孔子列入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第一次把人、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作为中国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把哲学明确地从天、神那里拉到每一个人的身边。
　　儒学作为中国哲学思想的主流，一开始便将整个中国的文化心理引向了一种实用理性的倾向，这种理性不同于西方纯理论思辩的抽象，而是更重要的去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很多时候，言论、思辩不能完全说明问题，行动越来越受到重视。“听其言而观其行”重实用轻思辩、重人事轻鬼神，对待人生积极进取的精神和理性的思考，构成一个具有实践性格的心理模式。中国哲学，重视的是功用，强调的是物体的生活功能。例如《论语》，它更多体现了一些具体的做法，把思想直接宿诸于行为，更多了一些实践性。
　　实用理性以重视现实、经世致用的理性态度，乐观进取，舍我其谁的实践精神，赋予了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无比强大的生命力。千百年来，这一心理模式产生了许多积极的社会影响，并渗透在人的习惯与思维等方面，感染了不少的仁人志士，为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而不泄努力。从理论研究的角度来讲，实用理性所强调的重视现实，正与海德格尔的思想想一致。海德格尔曾经指出，“哲学活在活生生的个人生活之中”哲学要是与生活相离，那么这种纯理性的构建是毫无生命力的。由此推及到一切学科。没有一门学科是脱离生活的纯理性思考，也恰恰因为这个所有的学科才可以得到不断的更新发展与完善。
　　海德格尔对现代哲学的理解与把握，体现了现代西方哲学的新走向是更多地转向现实生活；而东方哲学在务实的同时又逐渐涉足了纯理论思辩的领域。正是在这东西文化的不断交融与互补中，人类必然将不断地走向更高的智慧殿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