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近来，这一“钱学森之问”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杰出人才的涌现，需要我们的教育进行大力改革，成为人才的真正摇篮。但走出摇篮后，要最终成为钱学森式的杰出人才，还须“过五关，斩六将”。让我们回到关于“钱学森之问”的最详尽材料《钱学森最后一次系统谈话》。3000多字中，90％以上的内容是钱老讲自己如何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创新环境中成长。他说：虽然在鼎鼎大名的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硕士，却没有学到创新的东西。只有在加州理工，才开始了创新，历经20年。
　　这表明，钱老的成长分两步：一是打基础，二是在创新的环境中长期努力。
　　改革开放后，我国也出现了不少显示出卓越创新才能的年轻人，他们已经走到了钱老的第二步。可惜的是，有太多这样的例子：某某年轻人科研很出色，不久就听说当上官了，而从此也就听不到他在科研方面的新突破了。
　　这种“研而优则仕”或者说“一冒尖就当官”的现象，近年来愈演愈烈，已成风气。固然，“研而优则仕”体现了对人才的尊重，但此风对科研人才的成长，对造就大师级人物的危害，日渐显现。如果说教育不当会妨碍创新幼苗的出土，“研而优则仕”则使已长成中等大小的可造之材，不能最终成为参天大树。
　　有人说，科研人才当官后还在搞科研。不错!但成为大师的必要条件是什么呢?数学大师陈省身说：大数学家每天都工作十多个小时。对科学家来说，时间就是成果，没有长时间全力以赴的努力，能成为大师吗?
　　在数学界有两个久负盛名的大奖：菲尔茨奖和沃尔夫奖。在48位菲尔茨奖得主中，担任过所长、系主任、科研主管、院长、校长的有13人，其中9个人在得奖至少9年后任职，而任职大多只有3年。在48名沃尔夫奖得主中，担任过类似职务的17人，其中至少12个人任职时已超过50岁，甚至70岁。有一位同时获得这两项大奖的，只是在53至55岁时当过所长，还说他不适合这个位置。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这也说明科学大师是几乎不在创新高峰期当官的。进一步说，科学家当官与政治家当官不同。对政治家，当官有助于专业才干增长；而对科学家来说，则弊大于利。无疑，我们国家的确需要一批兼具管理才能的优秀科学家去做行政管理工作，但应审慎使用，珍惜科研人才，即使要用也最好在他们过了创新高峰期之后。
　　出现一冒尖就当官的现象，有长期“官本位”意识的作用，也与对“领军人物”的不当理解和使用有关。现实中，把“领军人物”混同于“官”的现象屡见不鲜。什么是科学界的“领军人物”?是以他们的学术思想和成就引领科学潮流的人物，而不是官位。
　　现在，社会各界都在热议教育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问题。在科研领域，这个问题的解决也迫在眉睫。“研而优则仕”现象的存在，污染了学术风气，严重阻碍了创新人才特别是一流科学家的产生，同时也很容易滋生学术腐败。如果不刹住此风，造就能与强盛国力相配的大师队伍将永无可能。对此，我们不能不深思，不能不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