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胜主动放下副县长职位和仕途前程，平调到冷清衙门，拥抱“桃源”意象和故纸堆生活，为当下进退失据的官场唤回一点“古意”，也仿佛为困扰于底线问题的官员掘出一条自持自守的“生路”。一千多年前的人和事，在一千多年后，依然做成官宦生活的底色：《桃源何处》有点穿越剧意味。
　　 在陶渊明时代，士子出处进退乃取决于心性所向，本身并不具有独立的意义。陶氏弃官不做，自得于田园，有文人心性作底子。历代文人之倾心于陶渊明者，史不绝书，他们看重的恐怕也是这一点。钟嵘奉陶氏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至苏轼，“独好”陶诗，评其曰“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过也。”——已把渊明抬举到至高地步！“五四”以后，余音犹在，京派文人如朱光潜先生，对陶渊明也是推崇备至。文人心性，高于官场仕进，陶渊明成为此中标识，张胜形象的意义，也主要在刻画这个传统。
　　 需要质疑的便是这个传统。
　　 陶氏出任彭泽县令，政绩如何，我不太清楚，日子难过，如入樊笼，那是他自己表白的。张胜任职清河县副县长，遭遇相似的困境，小说对此有明白交代。自古迄今，只要想认真做官，就没有好做的官;自古迄今，如果说官场黑暗，那么其他地方也好不到哪里去。套用一句流行语，所谓“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人间世界，任谁也走不出，逃不脱。如此而言，陶彭泽之弃官，张胜之调职，真正的意义在哪里呢？
　　 我把陶渊明看成一位圆融、圆通、圆滑的文人。虚构“桃源”，退守南山，为人乎？为己乎？洁身自好，明哲保身，这与其说是人生的智慧，不如说成处世之圆滑。圆滑者为己，——弃官的陶氏，与他所鄙弃的官场中人，其实没有实质性区别。对照孔夫子所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实行者，陶氏与之悬隔霄壤。可以说，陶渊明为文人开了一个坏头，不足为法的。
　　 再看看这个靠臆想构筑的“桃源”世界。它把坚硬的现实矛盾磨去棱角，在远离尘寰的高处幻化出一片海市蜃楼，做成精神的安乐窝，也释放着陶氏在现实生活中无处存放的政治热情。一个靠精神的自足、自得解决问题的方案，除了满足精神自娱，不会真正解决任何问题。陶渊明为千古文人筑了一个大梦。梦萦“桃源”，文人得意时可以自标高格，失意则自求安慰，左右逢源，自身身架子不倒，得失都不耽误。这就是陶渊明的“贡献”了。
　　 我不怀疑陶渊明的真诚，就像我不怀疑张胜的真诚一样。真诚的文人的价值，不能靠文人自身来界说;反过来，官场的底线在哪里，则要靠官场自身来说明。千年以来的陶渊明热，模糊了这两个问题的界限，此所以有“张胜”之“穿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