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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资源税的调整并没达到原先的预定目标，税收成本转化为普通消费者的负担，那么这样的税收改革难言成功，也很可能终结目前经济发展的好局面
紧急破题
《中国联合商报》：从1994年起的十几年时间里，中国资源税调整极少，但这两年国家对资源税在做密集调整，现行资源税与目前经济发展环境不相适应的地方在哪里？
刘桓：资源税的基本功能是调节级差收入，征收资源税是为了更加合理利用资源，事实上，政府对于资源税的开征始于1984年，当时只是对原油、天然气、煤炭、铁矿石征收，而其他矿产品暂缓征收资源税。1994年税制改革时，首次对矿产资源全面征收资源税。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个税种的相关税率几乎没有较大的变化。
近两年来，随着全球原材料使用量的扩大，资源类产品的价格上涨得很快，同时资源的消耗量不断扩大，以煤为例，按照目前我们国家的开采速度，现有探明储量只够使用30年，30年以后怎么办呢？所以说节约利用能源在以前还可以说是一种理念，但是现在已经是很现实的问题。所以税务部门对石油、天然气等部分资源性产品的税率进行调整，这是很必要的。
目前我国资源税税制不尽合理之处主要体现在税率过低，计征方式不合理。税率过低将导致资源价格进入市场的成本过低，不但无法有效发挥税收调节资源级差收入的功能，同时也不利于那些从涨价中获利的上游资源企业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将其所得通过资源税的形式“返还”给居民一部分，不利于企业和国家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量计征的征收方式，则不能凸显资源的稀缺性特征。目前，我国征收资源税所依据的是产量和销售量，实行定额税率，即从量定额征收，这是导致我国资源浪费严重的根本原因之一。
《中国联合商报》：如何评价这次的改革？
刘桓：这次改革，主要有两个重大的变动，一是扩大了征收的范围，二是改变目前的“量征”为“价征”，总体来看，是适合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以及资源利用中暴露出的矛盾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利用的是税收的杠杆而不是以前的行政手段，这也是积极的举措。
当前，税费低是加剧我国当前环境和资源压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导致了现阶段的高能耗、低产出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其带来的后果不仅使增长的实际效率低下，而且污染了环境，并且还带来了盲目投资的高增长。资源税改革一方面是改变当前严峻的资源形势与既少且低的资源税征收之间的严重错位，另一方面则是在资源从无价到有价的变动过程，对涉及重大利益关系的进行了重新调整。
但是，改革的力度还可以再大一些，比如这次把矿泉水增加到征收范围，应该是水资源都要征收这种资源税，而不仅仅是矿泉水。
压力派生的益处
《中国联合商报》：做出了这些调整，对资源性行业会带来些什么影响？
刘桓：理论上讲，资源税税额标准上调可能会提高生产成本，影响企业的利润，资源型企业将会普遍感到压力，但是在实际情况下，这要取决于企业如何去稀释税收增加带来的成本压力。主要受四个因素影响：资源税额标准上调的幅度，资源税占企业成本的比重，企业的税负转嫁能力，以及资源产品的定价机制。
从资源的合理利用方面来说，资源税政策调整有利于保护国内的矿产资源，有利于资源的有序开发和长久利用。我国是资源稀缺的国家，目前资源税率偏低导致资源价格进入市场的成本过低。现在提高部分资源税率，将提高资源型企业的生产成本，利润自然会减少，这反过来必然逼迫企业合理开采，不断提高资源的回收利用率，最大限度地利用宝贵的自然资源。客观上促使开采企业改变粗放式增长方式，推动资源开发走向集约。
《中国联合商报》：此次资源税上调会不会对当前敏感的物价形成上升的压力？
刘桓：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发展一直是在高增长、低通胀的轨道上运行，但从去年以来，国内的通胀压力开始增大，与这一过程相伴的则是能源产品的持续涨价，可以说，这一轮的物价上涨是能源涨价所推动。
资源税调整后，资源产品的价格上涨是必然的——要想改变资源过于廉价使用的现状，价格杠杆是必须发挥作用的，在现行的资源产品定价机制下，一些能源产业的主导者（当然也是垄断者）税负转嫁能力很强。这是我们要担心的，因此目前国家在资源税机制的改革方面非常慎重。
人们关心的是，资源税占资源型企业生产成本大不大？在资源性产品尤其是油气需求有着较强刚性的条件下，垄断企业是否还有动力通过加强技术进步和管理来消化上升的税收成本。如果资源税的调整并没达到原先的预定目标，税收成本转化为普通消费者的负担，那么这样的税收改革难言成功，也很可能终结目前经济发展的好局面。
但是严格说起来，资源税提高以后，其他税率会因此下降，比如所得税会下降，这样会有一个“对冲效应”，因此资源税上调对价格的拉动会有，但是不会太强烈，只要控制得好，应该问题不大。
国家、企业与中西部的共享
《中国联合商报》：有学者认为，资源税改革是国家向垄断企业分红的最优模式，你怎么看？
刘桓：我国许多重要资源，尤其是油气资源被国有企业高度垄断。随着企业的改制和上市，一些垄断企业已经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有企业了。企业有自己的投资权，国家对企业的财产也不能无偿调拨。因为没有适当的税收调节，垄断行业的超额利润很大程度上为企业所有。这使国家利益受到损失，而且拉大了行业之间的收入水平，造成了社会不公。因此，就中国的情况来讲，国有资源在市场化使用的情况下，通过资源使用费和资源税对垄断性的高收益进行调节，国家利益和垄断企业利益通过税收这个杠杆有望得到重新调整。
《中国联合商报》：资源税是一种共享税，长期以来都是中央占大头，这引起了地方政府尤其是西部地区的一些看法，这次的改革对西部资源开发有多少影响？
刘桓：目前我国的产业格局基本上是东部以加工为主，而中西部地区以能源或者资源供应为主，但是目前西部地区从资源开发和经济发展中获取的收益不大，全国性的大型矿产开发企业总部大多位于东部发达地区，而矿产资源多数集中在中西部地区。这种状况客观上造成我国资源收益分配格局不合理。一方面，因资源税赋过低，资源所在地分享的收益太少，甚至不足以补偿当地居民因开采资源而承受的损失(如土地沉陷、地表植被和地下水受破坏等)；另一方面，资源开采企业所得太多，从而导致了劫贫济富的区域转移支付。可以说，东部地区在经济发展中变相的盘剥了西部地区。
按理说，直接征税并提高税负对地方是不利的，会增加资源使用的成本，对企业的盈利能力产生重大影响，但在目前我国的财政体制下，中央会回补，资源税提高以后，可以通过中央政府把这部分收入转移给当地政府，这样一部分收益通过资源税提高后留在了西部地区政府，资源税调整的意义就在于此。
行政介入
《中国联合商报》：资源税改革对民资、外资来说意味着什么？
刘桓：我个人并不主张民企、外资进入资源开采行业，这主要是在我国目前市场还没有完全成熟之前，民企、外资进入资源行业有可能还会造成资源浪费，尤其是外资准入，更应该严格限制。资源行业是国家战略行业，在国外的很多国家，一般都限制外资开采本国的资源以及利用本国的资源。
民企为什么不适合进入资源行业，主要是因为一般资源行业的产业链比较长，投资巨大，投资的回收期比较长，进入风险比较大，再则是目前国内还没有形成有利于资源合理开采利用的制度环境，引入竞争，很可能会出现相反的结果。
《中国联合商报》：还需要配套改革？
刘桓：对，利用税收杠杆对对资源的使用进行调节，其目的还是为了合理利用资源，引入民企参与竞争，也是要达到这样的效果，这个总前提不能变。
但是要达到这个目标，只有税收手段还是不够的。资源税的基本功能是调节级差收入，因此同价格简单挂钩的方式并不适合资源税，至于其他的功能可能要由其他税种或者是其他来实现，比如未来可能开征的燃油税。
事实上，税收也不是万能的，征税只能在市场发生最大作用的情况下达到最优的使用效果，但是目前我国的市场状况下，还需要政府使用行政乃至法律的手段进行调节，一是政府要加大对资源替代性产业的扶持力度，增加在这些行业里的投资，从源头上减少对不可再生资源的依赖性，二是政府要对能耗高的企业实行行政限制。
紧急破题
《中国联合商报》：从1994年起的十几年时间里，中国资源税调整极少，但这两年国家对资源税在做密集调整，现行资源税与目前经济发展环境不相适应的地方在哪里？
刘桓：资源税的基本功能是调节级差收入，征收资源税是为了更加合理利用资源，事实上，政府对于资源税的开征始于1984年，当时只是对原油、天然气、煤炭、铁矿石征收，而其他矿产品暂缓征收资源税。1994年税制改革时，首次对矿产资源全面征收资源税。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个税种的相关税率几乎没有较大的变化。
近两年来，随着全球原材料使用量的扩大，资源类产品的价格上涨得很快，同时资源的消耗量不断扩大，以煤为例，按照目前我们国家的开采速度，现有探明储量只够使用30年，30年以后怎么办呢？所以说节约利用能源在以前还可以说是一种理念，但是现在已经是很现实的问题。所以税务部门对石油、天然气等部分资源性产品的税率进行调整，这是很必要的。
目前我国资源税税制不尽合理之处主要体现在税率过低，计征方式不合理。税率过低将导致资源价格进入市场的成本过低，不但无法有效发挥税收调节资源级差收入的功能，同时也不利于那些从涨价中获利的上游资源企业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将其所得通过资源税的形式“返还”给居民一部分，不利于企业和国家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量计征的征收方式，则不能凸显资源的稀缺性特征。目前，我国征收资源税所依据的是产量和销售量，实行定额税率，即从量定额征收，这是导致我国资源浪费严重的根本原因之一。
《中国联合商报》：如何评价这次的改革？
刘桓：这次改革，主要有两个重大的变动，一是扩大了征收的范围，二是改变目前的“量征”为“价征”，总体来看，是适合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以及资源利用中暴露出的矛盾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利用的是税收的杠杆而不是以前的行政手段，这也是积极的举措。
当前，税费低是加剧我国当前环境和资源压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导致了现阶段的高能耗、低产出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其带来的后果不仅使增长的实际效率低下，而且污染了环境，并且还带来了盲目投资的高增长。资源税改革一方面是改变当前严峻的资源形势与既少且低的资源税征收之间的严重错位，另一方面则是在资源从无价到有价的变动过程，对涉及重大利益关系的进行了重新调整。
但是，改革的力度还可以再大一些，比如这次把矿泉水增加到征收范围，应该是水资源都要征收这种资源税，而不仅仅是矿泉水。
压力派生的益处
《中国联合商报》：做出了这些调整，对资源性行业会带来些什么影响？
刘桓：理论上讲，资源税税额标准上调可能会提高生产成本，影响企业的利润，资源型企业将会普遍感到压力，但是在实际情况下，这要取决于企业如何去稀释税收增加带来的成本压力。主要受四个因素影响：资源税额标准上调的幅度，资源税占企业成本的比重，企业的税负转嫁能力，以及资源产品的定价机制。
从资源的合理利用方面来说，资源税政策调整有利于保护国内的矿产资源，有利于资源的有序开发和长久利用。我国是资源稀缺的国家，目前资源税率偏低导致资源价格进入市场的成本过低。现在提高部分资源税率，将提高资源型企业的生产成本，利润自然会减少，这反过来必然逼迫企业合理开采，不断提高资源的回收利用率，最大限度地利用宝贵的自然资源。客观上促使开采企业改变粗放式增长方式，推动资源开发走向集约。
《中国联合商报》：此次资源税上调会不会对当前敏感的物价形成上升的压力？
刘桓：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发展一直是在高增长、低通胀的轨道上运行，但从去年以来，国内的通胀压力开始增大，与这一过程相伴的则是能源产品的持续涨价，可以说，这一轮的物价上涨是能源涨价所推动。
资源税调整后，资源产品的价格上涨是必然的——要想改变资源过于廉价使用的现状，价格杠杆是必须发挥作用的，在现行的资源产品定价机制下，一些能源产业的主导者（当然也是垄断者）税负转嫁能力很强。这是我们要担心的，因此目前国家在资源税机制的改革方面非常慎重。
人们关心的是，资源税占资源型企业生产成本大不大？在资源性产品尤其是油气需求有着较强刚性的条件下，垄断企业是否还有动力通过加强技术进步和管理来消化上升的税收成本。如果资源税的调整并没达到原先的预定目标，税收成本转化为普通消费者的负担，那么这样的税收改革难言成功，也很可能终结目前经济发展的好局面。
但是严格说起来，资源税提高以后，其他税率会因此下降，比如所得税会下降，这样会有一个“对冲效应”，因此资源税上调对价格的拉动会有，但是不会太强烈，只要控制得好，应该问题不大。
国家、企业与中西部的共享
《中国联合商报》：有学者认为，资源税改革是国家向垄断企业分红的最优模式，你怎么看？
刘桓：我国许多重要资源，尤其是油气资源被国有企业高度垄断。随着企业的改制和上市，一些垄断企业已经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有企业了。企业有自己的投资权，国家对企业的财产也不能无偿调拨。因为没有适当的税收调节，垄断行业的超额利润很大程度上为企业所有。这使国家利益受到损失，而且拉大了行业之间的收入水平，造成了社会不公。因此，就中国的情况来讲，国有资源在市场化使用的情况下，通过资源使用费和资源税对垄断性的高收益进行调节，国家利益和垄断企业利益通过税收这个杠杆有望得到重新调整。
《中国联合商报》：资源税是一种共享税，长期以来都是中央占大头，这引起了地方政府尤其是西部地区的一些看法，这次的改革对西部资源开发有多少影响？
刘桓：目前我国的产业格局基本上是东部以加工为主，而中西部地区以能源或者资源供应为主，但是目前西部地区从资源开发和经济发展中获取的收益不大，全国性的大型矿产开发企业总部大多位于东部发达地区，而矿产资源多数集中在中西部地区。这种状况客观上造成我国资源收益分配格局不合理。一方面，因资源税赋过低，资源所在地分享的收益太少，甚至不足以补偿当地居民因开采资源而承受的损失(如土地沉陷、地表植被和地下水受破坏等)；另一方面，资源开采企业所得太多，从而导致了劫贫济富的区域转移支付。可以说，东部地区在经济发展中变相的盘剥了西部地区。
按理说，直接征税并提高税负对地方是不利的，会增加资源使用的成本，对企业的盈利能力产生重大影响，但在目前我国的财政体制下，中央会回补，资源税提高以后，可以通过中央政府把这部分收入转移给当地政府，这样一部分收益通过资源税提高后留在了西部地区政府，资源税调整的意义就在于此。
行政介入
《中国联合商报》：资源税改革对民资、外资来说意味着什么？
刘桓：我个人并不主张民企、外资进入资源开采行业，这主要是在我国目前市场还没有完全成熟之前，民企、外资进入资源行业有可能还会造成资源浪费，尤其是外资准入，更应该严格限制。资源行业是国家战略行业，在国外的很多国家，一般都限制外资开采本国的资源以及利用本国的资源。
民企为什么不适合进入资源行业，主要是因为一般资源行业的产业链比较长，投资巨大，投资的回收期比较长，进入风险比较大，再则是目前国内还没有形成有利于资源合理开采利用的制度环境，引入竞争，很可能会出现相反的结果。
《中国联合商报》：还需要配套改革？
刘桓：对，利用税收杠杆对对资源的使用进行调节，其目的还是为了合理利用资源，引入民企参与竞争，也是要达到这样的效果，这个总前提不能变。
但是要达到这个目标，只有税收手段还是不够的。资源税的基本功能是调节级差收入，因此同价格简单挂钩的方式并不适合资源税，至于其他的功能可能要由其他税种或者是其他来实现，比如未来可能开征的燃油税。
事实上，税收也不是万能的，征税只能在市场发生最大作用的情况下达到最优的使用效果，但是目前我国的市场状况下，还需要政府使用行政乃至法律的手段进行调节，一是政府要加大对资源替代性产业的扶持力度，增加在这些行业里的投资，从源头上减少对不可再生资源的依赖性，二是政府要对能耗高的企业实行行政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