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2月29日，南方周末第三个年末特刊和读者见面，时值世纪之交，故又名新千年特刊。这期报纸创下南方周末“史上最厚”纪录：48版。
　　不过和国内同行比，这个特刊还是显得有些“相形见绌”。引领“厚报时代”的广州日报，在黎元江任社长时的1997年，制作过厚达197版的香港回归特刊，轰动全国。2000年迎接新千年时，又见200版大手笔。报业活跃的成都，比拼更是热闹：商务早报的“新千年特刊”，刊面实长59.55米，宽42米，面积2501.1平方米，被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总部认定为新的世界之最。成都商报则派出24名记者，抵达温哥华、罗马、莫斯科、东京、伦敦等24个城市，见证新千年到来之际太阳升起的情景，名曰“新夸父追日”。
　　这是一次令国内媒体人使尽浑身解数的新年狂欢，因为“千年等一回”的缘故，所以郑重其事，乃至隆重其事。现在回过头看，那时的狂欢早已恍如隔世，当繁华落尽，关于新千年，读者的记忆还留下什么？

三请钱钢

　　至少，在我的报业生涯中，迎接新千年的第三个南方周末年末特刊，是一次很特别的体验，至今记忆犹新。这些记忆和这一期报纸有关，和这一年有关，也和一个人有关。他就是钱钢。
　　钱钢进入南方周末，有赖于时任主编左方“三顾茅庐”的莫大诚意，更有赖于南方报业领导者广纳贤才的开阔胸襟。老左在《南方周末是怎样炼成的》回忆录中，详细记载了“三请钱钢”的经过。
　　1995年，南方周末筹备办一份杂志，从中山大学历史系购买了《历史大观园》的刊号，刊名也想好了，就叫《新闻周刊》。为了物色杂志主编，老左请作家王蒙举荐人选，王蒙推荐了钱钢。
　　老左和钱钢素未谋面，却对他写的《唐山大地震》欣赏有加，就去北京邀请钱钢南下。谈起办刊思路，两人相见恨晚，但由于当时南方报业正紧锣密鼓筹办《南方都市报》，担心两个刊号同时申请不易批复，办杂志的事便搁置下来。
　　1998年，南方周末筹备扩24版，正是用人之际，老左提出再请钱钢，得到报社领导的同意。此时，钱钢已被借调到央视《新闻调查》栏目。
　　为了说动钱钢，老左特意邀请他参加了南方周末的业务研讨会。在那次研讨会上，钱钢的辩才和眼界令许多人折服，但南方周末年轻人不加掩饰的张狂却让钱钢打了退堂鼓。毕竟，军人出身的他和老左一样，更习惯于严肃和严谨。
　　老左三请钱钢，是应央视邀请赴京介绍南方周末办报经验，开完会，钱钢送老左去机场，临别时老左说了一句话：“不来南方周末，你会后悔的！”
　　正是这句话对钱钢触动很大，考虑再三，他终于下定决心。
　　接下来的故事，就是南方报业如何想方设法，从人事调动、职务安排到住房分配等开辟通道，终于在1998年9月，钱钢被正式任命为南方周末常务副主编。
　　我亲眼目睹了全过程的曲折起伏，亲身体会到从报社主要领导到人力资源部门，尊重人才爱惜人才的良苦用心和不懈努力，至今想起，仍心存感激。

规则与活力

　　在我担任南方周末主编期间，先后经历两任社长刘陶、李孟昱，包括后来的范以锦社长，他们都是成就这张报纸的幕后推手，而他们着力最甚的莫过于爱惜人才，惟才是举。遇到这样的领导是一种幸运。
　　钱钢显然有备而来。他希望这支充满开放活力的团队同时也是一支讲规则的团队，在内部充分享受民主的同时也学会自我约束。到编辑部不久，他就力荐大家读两本书，罗伯特的《议事规则》和孙中山的《民权初步》——他希望一起做事的伙伴们明白，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民主的养成需要经过艰苦不懈的努力，包括如何学会开会，如何学会妥协。
　　钱钢希望编辑部建立的规则不止于此。记者们有了更明确的地域分工，有了更严格的业务管理，他在知识界的深厚人脉也为这张报纸注入了更多思想活力。
　　更要紧的是，1999年适逢“五四运动”8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加上举世瞩目即将到来的新千年，各类策划接踵而来，钱钢和记者编辑们从年头忙到年尾。
　　我一直保存着钱钢起草的“五四策划案”，在此不妨摘录其中关于“五四与民主”版的操作要点，从中或可见其端倪：
　　“本版要回答‘德先生’在当时是怎样被提出的？包括‘民主’这个词的来历。自戊戌以来，中国人在宪政道路上历经哪些坎坷？推翻封建王朝后中国民主为什么难产？宪政、议会、政党、大选……这些‘橘’何以‘逾淮而枳’？从袁世凯违宪、废宪、称帝到袁死后的约法之争、复辟、护法以及‘安福系’玩议会于股掌之间，代议制民主的扭曲变形和五四的民众直接干预国事，其间有什么样的历史逻辑？”
　　15年前，这张报纸曾经试图回答这些追问。
　　继五四特刊后，1999年10月1日，南方周末推出了国庆50周年特刊。这期报纸虽然不及五四特刊来得厚重，但在我的心目中，由鄢烈山执笔的本报编辑部文章《从臣民社会到公民社会》，却是南方周末创刊以来最好的篇章之一。它代表了这些新闻人对这个国家及其未来的坚定愿望和美好期许。

纯粹和努力

　　1999年，最受世人瞩目和期待的，当然是新千年。即将到来的21世纪，令许多人浮想联翩，令许多人激动莫名，媒体人似乎比别的人们天然拥有更多奇思妙想——是呵，从1999年到2000年，不仅仅是一年的交替，不仅仅是百年的交替，而且是千年的交替！人类应该怎样迎接新千年的到来？
　　派出记者奔赴新世纪第一缕阳光最先照耀的国家，成为一些媒体不约而同的选择。于是汤加、新西兰、斐济等地变得热闹起来，加上创意迭出的各种精彩策划在同行中火热展开，媒体人的兴奋可想而知。
　　相比之下，南方周末似乎有点与众不同——一项名为“记者回家乡”的行动正在悄然进行，不知不觉中甚至给编辑部带去一些伤感和凝重。当我看这期特刊“记者回家乡”的八个版的大样时，也忍不住边看边掉眼泪。
　　这当然不是钱钢的本意——我指的是煽情。作为新千年特刊的总策划，钱钢把这一期“史上最厚”的南方周末分为五叠：“记者回家乡”“我们这1年”“我们这100年”“我们这1000年”和“我们的未来”。
　　其中，“我们这1000年”被定义为“思想盛宴”，约请了秦晖、李银河、葛剑雄、刘军宁、梁治平、朱学勤、王则柯等16位学者，分别以“食物”“性”“人口”“统治者”“法”“革命”“钱”等16个关键词语撰文，梳理这些词语所代表的事物在这1000年间如何演变，如何对人类生活产生至深影响。这无疑是特刊的重头戏。
　　“记者回家乡”则只占了特刊六分之一篇幅，记载15名记者重返故土的所见所闻，却不经意间触碰到了许多人心中最柔软的地方——郭国松的娘、迟宇宙的父亲、余刘文的小学老师……从这些记者笔端流淌出来的质朴和真诚，都是他们内心情感最真实的表达。
　　这种天然流露的真情实感，不是任何新闻策划能够策动得了的。
　　世纪之交的热闹转瞬即逝，随着时间流逝的，似乎还有传统媒体的好日子。
　　随后几年里，或基于个人理由，但更多是业内许多人都知道的原因，那些参与过“记者回家乡”的记者和编辑，大都先后离开了南方周末，包括钱钢。纵然已经离开，这些人在这张报纸打下的印记，或深，或浅，已经留在那里，再也无法抹去。
　　时隔多年以后，我越来越强烈感到，和纯粹的人共事，收获的是纯粹。我的幸运在于，为南方报业工作的31年里，总是能够不断遇到一些纯粹的人，他们不管职位高低、学识多寡、性格迥异，为了共同的价值理念走到一起后，就一起努力传递和推动彼此都认同的事物、彼此都认同的观念。
　　这样的纯粹和努力，不会因时间的流逝而消失，不会因新媒体到来而改变，更不会因各奔东西而中止。就像我收藏的南方周末新千年特刊，虽然如今报纸已经发黄，每次翻开它，那上面的作者和他们写下的文章，读来总如初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