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9日北京市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将实施12年之久的“禁放”改为“限放”，2006年春节，全体北京市民将可以在规定的时限和地点燃放烟花爆竹除旧迎新。曾有北京、上海、广州、武汉、西安、深圳、福州、南京、长沙、苏州等282个城市立法禁放烟花爆竹，而“禁放”法规自出台之日起就遭到了民间的挑战，可谓“屡禁不止”，在十几年的较量中，已有一百多个城市有限度解禁，将燃放烟花爆竹的权利还“俗”于民。烟花爆竹“禁改限”的背后，乃是立法与民意、此民意与彼民意的碰撞、互动、交流、妥协。
　　
　　甲：“爆竹声中一岁除”是中国千百年来的传统习俗，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这一传统习俗是否需要“与时俱进”呢？
　　乙：传统习俗的价值在于其历史传承的稳定性和延续性，燃放烟花爆竹是中国人欢庆春节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果以“与时俱进”之名禁放烟花爆竹，还不如索性将春节也“与时俱进”取消算了，今后庆祝新年只庆祝元旦好了。
　　甲：传统习俗难道是一成不变的吗？春节燃放烟花爆竹原意在于驱魔，端午划龙舟吃粽子原为祭奠屈原，这些节日的最初意义如今还保留几分呢？
　　乙：传统习俗的初始涵义随着时间推移可能发生变化，但其仪式象征却保持长期稳定，你能想象春节不放烟花爆竹而放卡拉OK、端午不划龙舟吃粽子而跑马拉松吃蛋糕吗？
　　甲：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并不是烟花爆竹所能代表的，不宜对“禁放”反应过度。
　　乙：即使中国传统文化积淀再丰厚，如果今天禁一项，明天禁一项，恐怕下一代就不知传统文化为何物了。
　　甲：对于传统文化，我们应采取“拿来主义”态度。烟花爆竹，集造纸术、印刷术、火药于一身，四大发明占了三个，但它究竟是精华还是糟粕？我们玩爆竹，西方造大炮，这难道还不发人深省吗？
　　乙：我们谈的是节庆，不是战争，愉悦身心的烟花爆竹在你眼中居然成了糟粕？
　　甲：烟花爆竹愉悦身心吗？除夕之夜年尾接年头之时，城市上空硝烟弥漫，鞭炮噪音震耳欲聋，以这种恐怖的方式辞旧迎新，实在戕害身心健康。
　　乙：辞旧迎新总得有些狂欢的味道，许多城市禁放烟花爆竹之后，人们普遍感到冷冷清清，“年味”没有了！
　　甲：你知道每年春节有多少人被烟花爆竹炸伤吗？其中很大一部分是14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这“年味”的代价未免太大了吧？
　　乙：既然是未成年人，为什么放鞭炮时没有家长监护？
　　甲：不少人并非是自己放鞭炮被炸伤的，而是走在街上被飞来的烟花爆竹炸伤的。
　　乙：烟花爆竹燃放不当，能够成为禁放烟花爆竹的理由吗？我国每年死于车祸的人数超过10万，其中有自己驾车出了事故的，也有被肇事车辆夺去生命的，按你的逻辑，我们是不是也要立法禁止开车？
　　甲：除了人身安全问题，烟花爆竹还是严重的火灾隐患，每年春节期间，消防队都枕戈待旦，这需要支付多少社会成本？
　　乙：吸烟也会导致火灾，干脆厉行禁烟吧！
　　甲：如果说人身伤害和火灾还可以防范，燃放烟花爆竹产生的环境污染怎么防范？
　　乙：燃放烟花爆竹究竟有多大的污染？与汽车造成的污染相比如何？
　　甲：燃放烟花爆竹不仅造成空气污染，而且本身就是噪声污染。
　　乙：你觉得是噪声污染，我还觉得是美妙乐音呢。
　　甲：公民有要求安静生活的权利，这个权利高于要求声响娱乐的权利。
　　乙：如果你家治丧默哀，就不许人家结婚奏乐了？世上哪有这个道理！
　　甲：爆竹声会对老幼病弱人士的身体健康造成损害，难道法律不该保护弱者的权利吗？
　　乙：问题有那么严重吗？弱者为什么不采取一些自我保护措施？如果法律总是要求强者为弱者让路，那么究竟强者的权利又体现于何处呢？
　　甲：此次北京“禁改限”，实际上是多数人的意志压倒了少数人的权利。
　　乙：据社情民意调查中心的统计，86.3%的市民表示赞成政府放开对燃放烟花爆竹的限制，92.4%的市民表示赞成在春节期间燃放烟花爆竹，“禁改限”实乃民意所向。
　　甲：不能简单地以民意多寡作为立法基础，法律应能保护少数派的权利。
　　乙：此次立法是“禁改限”，而不是“禁改放”，已经保护了少数派的权利，而不是多数压倒少数。
　　甲：民意是变动不居的，今天“主放派”是大多数，而当初出台禁放令时“主禁派”却是主流。
　　乙：何谓主流？当初只是少数精英提出禁放议案，从影响立法和引导舆论来看，“主禁派”是主流，但就民意基础而言，当时它是主流吗？
　　甲：当时的确有很多人支持禁放，而并非只是少数精英的意见。
　　乙：那如何解释每年春节许多人“顶风放炮”、“屡禁不止”呢？
　　甲：失误在于“一边倒”，没能在“主禁派”和“主放派”之间达成妥协，结果每年安排几十万人执行“禁放令”，却抓不胜抓、罚不胜罚，既付出了高昂的执法成本，又大大削弱了法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乙：如果公众对某项法律的预期是“法不责众”，那么该法律实际上也就形同具文了。
　　甲：所谓民意，本义是公众的需求，而在当下这个利益分化的时代，民意也是高度分化的，而且流变无常，任何提案都有支持者和反对者，而且今天的支持者可能转变为明天的反对者，立法机关并不容易应对，失误也就在所难免。
　　乙：正因为民意本身是分化的，此民意与彼民意是冲突的，才需要立法机关综合各方面的民意，实现利益的平衡。此次“禁改限”之所以各方反应不错，原因在于“限”兼顾了“主禁派”与“主放派”的利益诉求，乃是一种折衷处理，而没有走极端。
　　甲：这次立法听证会上，双方辩论也够激烈的，甚至不乏火药味。
　　乙：这并非是什么坏事，一个法治社会，必须重视民意的表达，允许不同民意的碰撞。
　　甲：虽然畅所欲言，但双方还是没能达成一致意见。
　　乙：如果双方有了基本共识，一些原来所谓“原则性问题”其实可以转化为技术性问题，如“主禁派”担心烟花爆竹造成人身伤害，“主放派”可以承诺摒弃那些杀伤力过强、危险性过高的烟花爆竹品种；“主禁派”担心烟花爆竹吓着老幼病弱人士，“主放派”可以承诺不在医院、幼儿园、敬老院等场所燃放烟花爆竹；“主禁派”担心烟花爆竹影响学生复习考试，“主放派”可以承诺在高考、中考、四六级英语考试等重大考试期间不燃放烟花爆竹。
　　甲：在这次“禁改限”的立法过程中，有关部门通过网上调查、座谈会、民意测验以及听证会等，广泛深入地收集整理并充分吸纳社会各界的意见，这较以往是一个进步。
　　乙：这种“开门立法”的精神无疑是十分可贵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比长官意志拍脑袋决策不知要强多少倍。
　　甲：不过仍有一些人对政府某些做法不满，说什么“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乙：这主要是指政府有在特定时间燃放烟花爆竹的权利，而普通公民却没有这种权利，双方权利不平等。
　　甲：政府在节日、庆典等场合燃放烟花爆竹不是很正常吗？普通公民有必要在这方面攀比吗？
　　乙：对政府来说，国庆之夜举行焰火晚会有着特殊意义，而对普通公民来说，结婚典礼燃放一挂鞭炮意义也非同小可。
　　甲：前者是公共利益，后者是个人利益，二者不可比。
　　乙：前者是政府拿纳税人的钱消费，后者是普通公民用自己的钱消费，为什么前者反倒比后者享有特权？何况对一个普通公民来说，一生总有几十个国庆日，而结婚典礼却往往只有一次，你说在他心中二者孰轻孰重呢？
　　甲：每天都有人结婚，如果允许婚礼燃放鞭炮，那岂不是意味着全面开禁吗？
　　乙：即使你一再严禁，如果人们执意犯禁怎么办？
　　甲：罚款。
　　乙：罚多少？按现行规定罚款几百元，许多人甘愿为婚礼喜庆交这笔罚款，结果只是国家多了一点财政收入，而烟花爆竹该放照放，这岂不等于说该项法律只值数百元？如果将罚款金额调得很高，例如定在数万元，大多数民众肯定不会在婚礼上放鞭炮了，但少数大款却照放不误，这岂不等于以金钱标准决定权利多寡吗？罚款，只能威慑违规，却无法扭转民意。
　　甲：可是如果对此网开一面，那么整部禁放法律不就形同虚设了吗？
　　乙：其实问题没那么严重。不妨规定社区备案制度，新婚夫妇持结婚证明到当地社区备案，可以获得一次合法燃放烟花爆竹的机会。
　　甲：如果结婚典礼允许燃放鞭炮，那么送葬出殡呢？企业开业呢？厂庆店庆呢？这不又退回去了吗？
　　乙：一味封堵肯定不是办法，或者也规定类似备案制度，或者积极寻找烟花爆竹的替代物。
　　甲：釜底抽薪，政府从流通渠道控制烟花爆竹的市场供给如何？
　　乙：这是个馊主意，结果只能催生腐败和黑市。
　　甲：这个问题难道只能以主禁派的退让告终吗？
　　乙：“主禁派”也可以主动进攻，移风易俗，让大家感到放鞭炮没什么意思了，自然也就达到了釜底抽薪的效果。实际上，除夕之夜收看春节联欢晚会已经成了一种新民俗，受晚会节目吸引，人们燃放烟花爆竹的频率已经大大降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