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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服饰作为民族文化的视觉载体具有丰富的社会信息和文化内涵。新疆民族眾多，历史上多重文化在此交融化合，该地区服饰体系的构建经历了多重文化、多重审美的选择、固定与保留以及自个体生发至民众普遍认同的全过程，该过程也构成了新疆服饰艺术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基础。在纵向的历史和横向的空间纬度中交流、积淀为当前意义上的新疆服饰文化。
【关键词】 异质文化；交流与传播；民族服饰
【中图分类号】J5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198（2021）12-060-03
【本文著录格式】李楠，杨树文.新疆服饰在历史时空中的文化交流与积淀[J].中国民族博览，2021，06（12）：60-62.
基金项目：新疆社会科学一般项目《东疆维吾尔族服饰中民汉文化交融的历史与现状研究》（项目批准号：17BYS110）。
《说文解字》中“衣，依也”，衣物与人体属于依附关系，衣物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必需品。与旧石器时代的文身、绘面等人体装饰的原始信仰符号不同，服饰是源于人类生存的实际需要为目的的产物。衣物体系构建的完善过程亦是从单纯的实用功能到实用与审美相结合的过程，当然其中也包含着文化、信仰等其他因素。
距今大约2万年至1万年前的新疆地区，已有人类活动的痕迹。这里的远古居民主要生活在天山南北、塔里木盆地周缘及罗布泊地区，气候干燥，自然环境恶劣，当时的人们主要以兽皮遮盖身体进行保暖，各类兽皮衣物形成了新疆地区最初的服饰雏形。伴随着生存条件的改善，人们对服饰的功能产生了新的追求，有了朝着符合人体造型合度的审美方向发展发展的趋势①。
一、先秦——西域服饰艺术的本土发展
先秦时期的新疆民族服饰，形制粗犷、装饰古朴、色彩艳丽，有着明显的草原游牧文化特征。动物的皮毛、纺织（包括拼接或绘制）而成的彩色毛布，均成为当时主要的衣物面料。如1989年札滚鲁克墓葬出土了一件原白色斜褐幼儿上衣，圆领开襟。布料经疏纬密，为2上2下斜纹组织。衣物由五块整幅布料缝制，后背一块，左右襟各一块，两袖各一块，均保存有幅边。衣物采用不同规格的面料，不加剪裁，直接按部位缝接，多余部分折缝在衣内；1985年二号墓出土的同一时代的棕色斜褐长外衣，采用粗毛3上3下斜纹织法，衣物制作方法与白色斜褐幼儿上衣基本相同，衣物款型肥大厚重，毛织缝纫。此类衣物的面料织造方式、款式的制作手法都反映出当时该地区服饰的工艺特点与地域特色，其中以古代且末国服饰最为典型。
先秦时期的服饰织造工艺与形制的变化以及服饰上的纹样与色彩，说明了此时的新疆民族服饰除了实用功能外，已逐渐呈现出装饰审美特征。其中也不乏原始信仰在服饰之中的体现，在札滚鲁克古墓群出土的 “羊角帽”以及鸟头 “尖帽”，就是原始信仰与服饰文化的完美结合。
二、汉晋——丝绸之路与多重服饰文化介入
汉晋时期，随着张骞“凿空”，新疆地域的服饰结构产生了较大的改变，服饰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样貌特征。服饰种类方面，如：汉代于阗国的服饰，已有圆领套头的长衣、灯笼裤、缀织裙及形制丰富的各类帽饰，而精绝国人的窄袖、直领、对襟、下摆宽大的“胡服”都已具有明显的地域风格。此时各地不但有日常生活中所必须穿着的服装，还出现了大量用于装饰的物品，如锦袋、香袋、帛鱼、海螺、海贝、珊瑚珠等配饰及“面衣”等墓葬服饰用品。材质与工艺方面，除了原有的材料，还出现了中原地区传入的丝绸与印度传入的棉布等面料；毛纺织业的工艺水平明显提升，掌握了提花、染织和刺绣等工艺，甚至可以织造出罗、毛纱、罽、缂毛等高档面料。实物可见近年来出土的汉晋时期精绝人衣物，除了使用织造精美的毛布与印花棉布外，帽、袍、裤、衫、裙、袜等多采用丝绸制成。图案造型方面，不但有传统的各类“汉锦”纹样及适销的“汉字锦”，还出现了与西方文化交流所产生的“武士人像”及“人首马身”等纹样。如汉晋时期的“红地对人兽树纹罽袍”（尉犁县营盘15号墓出土），衣物长110厘米。罽袍双面显花，内有浅黄色的绢做里衬，面料表面黄色显花，分区呈对称图案，区域内部由石榴树作为中轴，左右两边形成两两相对的裸体人物及动物，以二方连续的构图形式横向呈现。再如武士人像缂毛灯笼裤与人首马身纹缂毛灯笼裤（洛浦县山普拉墓一号墓出土），此裤由壁挂改造而成，出土时仅残留裤腿部分，通经断纬织造，采用晕繝手法表现花纹，此类纹样的服饰仅出土一件，从纹样造型上看希腊、罗马文化的印记明显，但与史料所载的“于阗国其俗衣古贝布，作长身小袖袍，小口裤”所述但服装造型又极为相符。另外，民丰尼雅遗址的发掘中出土了一批汉晋时期的珍稀织锦衣物。如“世毋极锦宜二亲传子孙”面衣、“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臂、“德、宜、子、生铭文锦”帽、“金池凤”锦袋、“红地晕繝缂花靴”等物品，同时期吐鲁番阿斯塔那305号墓出土的“绛地丝履”与39号墓出土的“富且昌宜侯王夫（天）延命长”织成履等珍贵物品也同样显示了当时新疆地区服饰的精湛制作技艺与精美的纹样造型，上述物品均为汉晋时期新疆地区服饰的典型代表。
三、南北朝至盛唐——新疆服饰的繁荣与昌盛
南北朝至盛唐时期，新疆各族人民已经逐渐掌握了丝织技艺与棉织技艺，出现了“高昌锦”“丘慈锦”“疏勒锦”等具有地方特色的纹饰锦，增添了服饰面料的种类。公元640年，安西都护府建立，从阿斯塔那古墓中的彩衣人偶、绢画以及服饰都能够看出中原的典章礼仪制度在新疆地区服饰文化中的影响与文化交流的印记。如吐鲁番地区的男子所使用的幞头，妇女们外出需佩戴的羃、帷帽，武士所穿的盔甲战服等。此外，佛教、祆教、摩尼教等宗教文化也逐渐渗透，如典型的“龟兹装”就真实地再现了龟兹人的衣着风貌，可见于现存的佛教洞窟壁画，再如，当时佛教盛行的吐鲁番地区，服饰纹样中象、狮、鹿、孔雀等动物形象的加入，极大地丰富了新疆服饰纹样的题材与样式，并常与夔纹、云气纹、几何纹、联珠纹等结合使用，可见于阿斯塔古墓出土的南北朝时期的“狮象纹锦”“对狮对象联珠纹锦”等织锦，这类纹样在当时颇为流行。同样“宝相花”也是伴随着佛教的盛行而逐渐在中原及新疆地区流行开来的植物纹样。再如具有祆教意味的萨珊波斯“联珠纹”，在交流、融合的过程中也逐渐变异，“陵阳公样”就是以此为基础演变生成的。除此之外，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纹样也较为突出，如“胡人”②“骆驼”等纹饰在当时的服饰面料中也较为常见。 四、宋元时期——纳失失的织造与服饰形制的变化
宋元时期，新疆地区的服饰较盛唐时期有了较大的改变，主要体现在造型与纹样的图案结构及色彩搭配上。这与上层统治者的喜好与所实施的“诸教并蓄”的宗教政策分不开。如新疆洞窟壁画中的供养人服饰（包括出土的服饰）雍容华贵，信仰佛教的高昌男子依旧延续辫发的传统，并佩戴各类冠饰，身着长至脚踝的圆领长袍，脚蹬皮靴。长袍袖口窄小，下摆自膝部以下开叉，面料多为质地精美、色彩艳丽的红色锦缎，腰间系有挂有各种配饰的腰带；畏兀儿佛教徒则身穿黄色袈裟。③除此之外，据史料记载，称回鹘人善织④，其织造的“纳失失”织锦金，富丽华贵，非常符合元朝贵族的喜好，并设专局织造“大红纳失失”“素纳失失”“达那都纳失失”用于百官官服所需。⑤
五、明清时期——维吾尔族服饰的体系雏成
明清时期，新疆维吾尔服饰的形制与纹样已日趋完善。至公元15世纪，伊斯兰教在新疆地区盛行。信仰的改变对服饰的形制及图案样式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甚至改变了其原有样貌，展现出不同的风貌。明末清初，几何纹样与植物纹样逐渐替代动物纹样成为新疆地区所有穆斯林装饰的主体纹饰，此时维吾尔服饰体系雏成，延续喀喇汗朝以来的阿拉伯风格形制，进而成为新疆地区民俗文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如维吾尔族服饰在造型风格上已存在显著的不同，男性常身着对襟、无扣的“袷袢”，头戴各式花帽。在《西域番国志》中有关于吐鲁番地区维吾尔族服饰的记载：“有为回回体例者，则男子削发，戴小罩剌帽，妇女以白布裹头。有为畏兀儿妆束者，男子椎髻，妇人幪以皂巾，垂髻于额，俱衣胡服。方音皆畏兀儿语言，火州、土尔番、鲁陈三处，民风土产，大概相同。”⑥
明清时期新疆的民族纺织业发展迅猛，维吾尔族所织造的棉、毛服饰数量逐渐增多，且创造出色彩绚烂、质地柔软、具有浓郁民族文化和时代气息的扎染丝绸面料“艾德莱丝绸”。各地区的“艾德莱丝绸”在图案与色彩上存在差异。如黑色调“艾德莱丝绸”图案简洁，色调沉稳、庄重，为和田与洛浦生产，而喀什与莎车的“艾德莱丝绸”则常采用纯度较高且对比强烈的色彩进行设计，图案纹样艳丽活泼。艾德莱丝绸的创造与织造，表明了当时新疆地区的纺织业已逐渐趋于本土化发展。
六、近代——新疆民族服饰区域化构成
清末至民国时期，由于地域差异及所受不同文化的影响，各地之间的服饰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如和田地区的妇女服饰就有着明显的地域化特征，“外七内九”的箭服与碗型小帽是该地区所独有的服饰样式，哈密与吐鲁番地区的维吾尔族服饰，由于受到中原地区满汉文化的影响，多着双侧开叉的立领绣花长袍且所饰的花纹与该时期满汉服饰中的纹样极为相似，以写实的植物纹样为主，寓意吉祥。除此之外，纹样在装饰区域上同样借鉴了满汉服饰，在图式上也与中原绘画极为相似，由此也说明了该地区与中原在文化交流上的频繁，以及在民间底层层面的大范围的交流与融合。如在服装款式上，借鉴了中原服饰中的袍褂造型、右衽大襟、琵琶襟等样式，只是在维吾尔族的审美改造下，融入了自身的理解，装饰区域也较为明显的扩大化，一些中原传统绘画构图，如折枝、丛聚、清供等图式被使用其中，诸如“瓜瓞绵绵”“龙凤呈祥”“蝶恋花”等中原传统吉祥图案也深受当地人的喜爱，大量的使用在服饰之上。这里特别提出的是在清乾隆年间由东北迁入新疆伊犁地区的锡伯族，其民族传统服饰在满汉服饰造型的基础上进行演化，如察布查尔县的锡伯族服饰在造型上依然延续了传统，并在花纹样式与刺绣工艺上与当地的民族融合，形成了有别于其他民族的风貌特征。
上述新疆地区不同历史时期的服饰艺术，均为当下的新疆地区服饰文化的基础。由于历史的变迁、朝代的更替、信仰的转变、文化的交融等各种因素，如今所呈现出的服饰样貌与历史时期的服饰有着极大的差异。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不论是服饰的形制，还是图案造型均为一脉相承，积淀为当下新疆民族服饰文化的构成基础与源泉。
注释：
①天山北麓的木垒县四道沟与哈密五堡古墓出土的“骨针”，包括后来石纺轮的出现，以及在考古中发现的远古时期的装饰物穿孔砾石坠，均说明了古代先民已摆脱赤身裸体的状态，并根据人体进行量体裁衣，逐步走向了服饰面料的创造及服饰种类细化的文明化进程，进而发展为对服饰本身以外的装饰物品的创造及美化过程。
②自先秦始，胡汉界别认定，中原地区将有别于华夏主体民族的北方和西方异族统称为“胡”。《魏书·西域传》“自高昌以西，诸国人等深目高鼻，唯此一国貌不甚胡”中“一国”是指于阗国，而“自高昌以西”表明高昌地区的居民并不属于“深目高鼻”的“胡”之范畴。在对阿斯塔那古墓的发掘中，许多胡人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这包括胡人俑及丝织纹样中的胡人。通过对出土文书中的所涉及的胡人信息进行探究可以得出古代高昌地区的胡人有原居此地的车师人、邻近的焉耆人、龟兹人及南亚的天竺人，而最多的则是昭武九姓与石国（Tashkend）的粟特人。参见：伊斯拉菲尔·玉苏甫 主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论文集2005[A].吴震.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群考古资料中所见的胡人[C].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5：31-45.（注：回族石姓部分出自唐代西域回鶻人之后，昭武九姓石国人有臣服回鹘者，故回鹘人有石姓。）
③《西域番国志》中记载：“鲁陈城（今鄯善县）有为回回体例者，则男子削发，带小罩帽，妇女以白布皂巾，垂髻于额，俱衣胡服，方言皆畏兀儿言语，火州、土尔番、鲁陈三处民风土产大概相同。”
④ 洪皓在《松漠纪闻》中记载：“回鹘，自唐宋螓微……土多瑟瑟珠玉，帛有兜、罗、锦、毛、织锦、注丝、熟绫、斜褐……又善撚金线，别作一等。”
⑤参见：阿迪力·阿布力孜.新疆古代服饰研究[M].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08：15.
⑥杨建新，张毅，周连宽，等编著.古西域行记十一种[M].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13：468.
参考文献：
[1]杨建新，张毅，周连宽，等编著.古西域行记十一种[M].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13.
[2]李青.丝绸之路楼兰艺术研究[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1.
[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古代西域服饰撷萃[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
[4]李肖冰.丝绸之路服饰研究[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
[5]侯世新.西域历史文化宝藏探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论文集[C].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
[6]阿迪力·阿布力孜.新疆古代服饰研究[M].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08.
[7]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新疆通志·文物志[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7.
[8]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新疆通志·民族志[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5：119.
[9]武敏.从出土文物看唐以前新疆纺织业的发展[J].西域研究，1996（2）.
[10]李吟屏.洛浦县山普拉古墓地出土缂毛裤图案马人考[J].文物，1990（11）.
[11]武敏.新疆近年出土毛织品研究[J].西域研究，1994（1）.
[12]贾应逸.新疆丝织技艺的起源及其特点[J].考古，1985（2）.
[13]贾应逸.略谈尼雅遗址出土的毛织品[J].文物，1980（3）.
作者简介：李楠（1979-），女，江苏宿迁人，重庆师范师范大学副教授，山东大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民艺学研究、中国画创作与理论；杨树文（1980-），男，重庆师范大学副教授，天津静海人，中央美院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画创作与理论、近现代视觉文化。
【关键词】 异质文化；交流与传播；民族服饰
【中图分类号】J5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198（2021）12-060-03
【本文著录格式】李楠，杨树文.新疆服饰在历史时空中的文化交流与积淀[J].中国民族博览，2021，06（12）：60-62.
基金项目：新疆社会科学一般项目《东疆维吾尔族服饰中民汉文化交融的历史与现状研究》（项目批准号：17BYS110）。
《说文解字》中“衣，依也”，衣物与人体属于依附关系，衣物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必需品。与旧石器时代的文身、绘面等人体装饰的原始信仰符号不同，服饰是源于人类生存的实际需要为目的的产物。衣物体系构建的完善过程亦是从单纯的实用功能到实用与审美相结合的过程，当然其中也包含着文化、信仰等其他因素。
距今大约2万年至1万年前的新疆地区，已有人类活动的痕迹。这里的远古居民主要生活在天山南北、塔里木盆地周缘及罗布泊地区，气候干燥，自然环境恶劣，当时的人们主要以兽皮遮盖身体进行保暖，各类兽皮衣物形成了新疆地区最初的服饰雏形。伴随着生存条件的改善，人们对服饰的功能产生了新的追求，有了朝着符合人体造型合度的审美方向发展发展的趋势①。
一、先秦——西域服饰艺术的本土发展
先秦时期的新疆民族服饰，形制粗犷、装饰古朴、色彩艳丽，有着明显的草原游牧文化特征。动物的皮毛、纺织（包括拼接或绘制）而成的彩色毛布，均成为当时主要的衣物面料。如1989年札滚鲁克墓葬出土了一件原白色斜褐幼儿上衣，圆领开襟。布料经疏纬密，为2上2下斜纹组织。衣物由五块整幅布料缝制，后背一块，左右襟各一块，两袖各一块，均保存有幅边。衣物采用不同规格的面料，不加剪裁，直接按部位缝接，多余部分折缝在衣内；1985年二号墓出土的同一时代的棕色斜褐长外衣，采用粗毛3上3下斜纹织法，衣物制作方法与白色斜褐幼儿上衣基本相同，衣物款型肥大厚重，毛织缝纫。此类衣物的面料织造方式、款式的制作手法都反映出当时该地区服饰的工艺特点与地域特色，其中以古代且末国服饰最为典型。
先秦时期的服饰织造工艺与形制的变化以及服饰上的纹样与色彩，说明了此时的新疆民族服饰除了实用功能外，已逐渐呈现出装饰审美特征。其中也不乏原始信仰在服饰之中的体现，在札滚鲁克古墓群出土的 “羊角帽”以及鸟头 “尖帽”，就是原始信仰与服饰文化的完美结合。
二、汉晋——丝绸之路与多重服饰文化介入
汉晋时期，随着张骞“凿空”，新疆地域的服饰结构产生了较大的改变，服饰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样貌特征。服饰种类方面，如：汉代于阗国的服饰，已有圆领套头的长衣、灯笼裤、缀织裙及形制丰富的各类帽饰，而精绝国人的窄袖、直领、对襟、下摆宽大的“胡服”都已具有明显的地域风格。此时各地不但有日常生活中所必须穿着的服装，还出现了大量用于装饰的物品，如锦袋、香袋、帛鱼、海螺、海贝、珊瑚珠等配饰及“面衣”等墓葬服饰用品。材质与工艺方面，除了原有的材料，还出现了中原地区传入的丝绸与印度传入的棉布等面料；毛纺织业的工艺水平明显提升，掌握了提花、染织和刺绣等工艺，甚至可以织造出罗、毛纱、罽、缂毛等高档面料。实物可见近年来出土的汉晋时期精绝人衣物，除了使用织造精美的毛布与印花棉布外，帽、袍、裤、衫、裙、袜等多采用丝绸制成。图案造型方面，不但有传统的各类“汉锦”纹样及适销的“汉字锦”，还出现了与西方文化交流所产生的“武士人像”及“人首马身”等纹样。如汉晋时期的“红地对人兽树纹罽袍”（尉犁县营盘15号墓出土），衣物长110厘米。罽袍双面显花，内有浅黄色的绢做里衬，面料表面黄色显花，分区呈对称图案，区域内部由石榴树作为中轴，左右两边形成两两相对的裸体人物及动物，以二方连续的构图形式横向呈现。再如武士人像缂毛灯笼裤与人首马身纹缂毛灯笼裤（洛浦县山普拉墓一号墓出土），此裤由壁挂改造而成，出土时仅残留裤腿部分，通经断纬织造，采用晕繝手法表现花纹，此类纹样的服饰仅出土一件，从纹样造型上看希腊、罗马文化的印记明显，但与史料所载的“于阗国其俗衣古贝布，作长身小袖袍，小口裤”所述但服装造型又极为相符。另外，民丰尼雅遗址的发掘中出土了一批汉晋时期的珍稀织锦衣物。如“世毋极锦宜二亲传子孙”面衣、“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臂、“德、宜、子、生铭文锦”帽、“金池凤”锦袋、“红地晕繝缂花靴”等物品，同时期吐鲁番阿斯塔那305号墓出土的“绛地丝履”与39号墓出土的“富且昌宜侯王夫（天）延命长”织成履等珍贵物品也同样显示了当时新疆地区服饰的精湛制作技艺与精美的纹样造型，上述物品均为汉晋时期新疆地区服饰的典型代表。
三、南北朝至盛唐——新疆服饰的繁荣与昌盛
南北朝至盛唐时期，新疆各族人民已经逐渐掌握了丝织技艺与棉织技艺，出现了“高昌锦”“丘慈锦”“疏勒锦”等具有地方特色的纹饰锦，增添了服饰面料的种类。公元640年，安西都护府建立，从阿斯塔那古墓中的彩衣人偶、绢画以及服饰都能够看出中原的典章礼仪制度在新疆地区服饰文化中的影响与文化交流的印记。如吐鲁番地区的男子所使用的幞头，妇女们外出需佩戴的羃、帷帽，武士所穿的盔甲战服等。此外，佛教、祆教、摩尼教等宗教文化也逐渐渗透，如典型的“龟兹装”就真实地再现了龟兹人的衣着风貌，可见于现存的佛教洞窟壁画，再如，当时佛教盛行的吐鲁番地区，服饰纹样中象、狮、鹿、孔雀等动物形象的加入，极大地丰富了新疆服饰纹样的题材与样式，并常与夔纹、云气纹、几何纹、联珠纹等结合使用，可见于阿斯塔古墓出土的南北朝时期的“狮象纹锦”“对狮对象联珠纹锦”等织锦，这类纹样在当时颇为流行。同样“宝相花”也是伴随着佛教的盛行而逐渐在中原及新疆地区流行开来的植物纹样。再如具有祆教意味的萨珊波斯“联珠纹”，在交流、融合的过程中也逐渐变异，“陵阳公样”就是以此为基础演变生成的。除此之外，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纹样也较为突出，如“胡人”②“骆驼”等纹饰在当时的服饰面料中也较为常见。 四、宋元时期——纳失失的织造与服饰形制的变化
宋元时期，新疆地区的服饰较盛唐时期有了较大的改变，主要体现在造型与纹样的图案结构及色彩搭配上。这与上层统治者的喜好与所实施的“诸教并蓄”的宗教政策分不开。如新疆洞窟壁画中的供养人服饰（包括出土的服饰）雍容华贵，信仰佛教的高昌男子依旧延续辫发的传统，并佩戴各类冠饰，身着长至脚踝的圆领长袍，脚蹬皮靴。长袍袖口窄小，下摆自膝部以下开叉，面料多为质地精美、色彩艳丽的红色锦缎，腰间系有挂有各种配饰的腰带；畏兀儿佛教徒则身穿黄色袈裟。③除此之外，据史料记载，称回鹘人善织④，其织造的“纳失失”织锦金，富丽华贵，非常符合元朝贵族的喜好，并设专局织造“大红纳失失”“素纳失失”“达那都纳失失”用于百官官服所需。⑤
五、明清时期——维吾尔族服饰的体系雏成
明清时期，新疆维吾尔服饰的形制与纹样已日趋完善。至公元15世纪，伊斯兰教在新疆地区盛行。信仰的改变对服饰的形制及图案样式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甚至改变了其原有样貌，展现出不同的风貌。明末清初，几何纹样与植物纹样逐渐替代动物纹样成为新疆地区所有穆斯林装饰的主体纹饰，此时维吾尔服饰体系雏成，延续喀喇汗朝以来的阿拉伯风格形制，进而成为新疆地区民俗文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如维吾尔族服饰在造型风格上已存在显著的不同，男性常身着对襟、无扣的“袷袢”，头戴各式花帽。在《西域番国志》中有关于吐鲁番地区维吾尔族服饰的记载：“有为回回体例者，则男子削发，戴小罩剌帽，妇女以白布裹头。有为畏兀儿妆束者，男子椎髻，妇人幪以皂巾，垂髻于额，俱衣胡服。方音皆畏兀儿语言，火州、土尔番、鲁陈三处，民风土产，大概相同。”⑥
明清时期新疆的民族纺织业发展迅猛，维吾尔族所织造的棉、毛服饰数量逐渐增多，且创造出色彩绚烂、质地柔软、具有浓郁民族文化和时代气息的扎染丝绸面料“艾德莱丝绸”。各地区的“艾德莱丝绸”在图案与色彩上存在差异。如黑色调“艾德莱丝绸”图案简洁，色调沉稳、庄重，为和田与洛浦生产，而喀什与莎车的“艾德莱丝绸”则常采用纯度较高且对比强烈的色彩进行设计，图案纹样艳丽活泼。艾德莱丝绸的创造与织造，表明了当时新疆地区的纺织业已逐渐趋于本土化发展。
六、近代——新疆民族服饰区域化构成
清末至民国时期，由于地域差异及所受不同文化的影响，各地之间的服饰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如和田地区的妇女服饰就有着明显的地域化特征，“外七内九”的箭服与碗型小帽是该地区所独有的服饰样式，哈密与吐鲁番地区的维吾尔族服饰，由于受到中原地区满汉文化的影响，多着双侧开叉的立领绣花长袍且所饰的花纹与该时期满汉服饰中的纹样极为相似，以写实的植物纹样为主，寓意吉祥。除此之外，纹样在装饰区域上同样借鉴了满汉服饰，在图式上也与中原绘画极为相似，由此也说明了该地区与中原在文化交流上的频繁，以及在民间底层层面的大范围的交流与融合。如在服装款式上，借鉴了中原服饰中的袍褂造型、右衽大襟、琵琶襟等样式，只是在维吾尔族的审美改造下，融入了自身的理解，装饰区域也较为明显的扩大化，一些中原传统绘画构图，如折枝、丛聚、清供等图式被使用其中，诸如“瓜瓞绵绵”“龙凤呈祥”“蝶恋花”等中原传统吉祥图案也深受当地人的喜爱，大量的使用在服饰之上。这里特别提出的是在清乾隆年间由东北迁入新疆伊犁地区的锡伯族，其民族传统服饰在满汉服饰造型的基础上进行演化，如察布查尔县的锡伯族服饰在造型上依然延续了传统，并在花纹样式与刺绣工艺上与当地的民族融合，形成了有别于其他民族的风貌特征。
上述新疆地区不同历史时期的服饰艺术，均为当下的新疆地区服饰文化的基础。由于历史的变迁、朝代的更替、信仰的转变、文化的交融等各种因素，如今所呈现出的服饰样貌与历史时期的服饰有着极大的差异。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不论是服饰的形制，还是图案造型均为一脉相承，积淀为当下新疆民族服饰文化的构成基础与源泉。
注释：
①天山北麓的木垒县四道沟与哈密五堡古墓出土的“骨针”，包括后来石纺轮的出现，以及在考古中发现的远古时期的装饰物穿孔砾石坠，均说明了古代先民已摆脱赤身裸体的状态，并根据人体进行量体裁衣，逐步走向了服饰面料的创造及服饰种类细化的文明化进程，进而发展为对服饰本身以外的装饰物品的创造及美化过程。
②自先秦始，胡汉界别认定，中原地区将有别于华夏主体民族的北方和西方异族统称为“胡”。《魏书·西域传》“自高昌以西，诸国人等深目高鼻，唯此一国貌不甚胡”中“一国”是指于阗国，而“自高昌以西”表明高昌地区的居民并不属于“深目高鼻”的“胡”之范畴。在对阿斯塔那古墓的发掘中，许多胡人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这包括胡人俑及丝织纹样中的胡人。通过对出土文书中的所涉及的胡人信息进行探究可以得出古代高昌地区的胡人有原居此地的车师人、邻近的焉耆人、龟兹人及南亚的天竺人，而最多的则是昭武九姓与石国（Tashkend）的粟特人。参见：伊斯拉菲尔·玉苏甫 主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论文集2005[A].吴震.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群考古资料中所见的胡人[C].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5：31-45.（注：回族石姓部分出自唐代西域回鶻人之后，昭武九姓石国人有臣服回鹘者，故回鹘人有石姓。）
③《西域番国志》中记载：“鲁陈城（今鄯善县）有为回回体例者，则男子削发，带小罩帽，妇女以白布皂巾，垂髻于额，俱衣胡服，方言皆畏兀儿言语，火州、土尔番、鲁陈三处民风土产大概相同。”
④ 洪皓在《松漠纪闻》中记载：“回鹘，自唐宋螓微……土多瑟瑟珠玉，帛有兜、罗、锦、毛、织锦、注丝、熟绫、斜褐……又善撚金线，别作一等。”
⑤参见：阿迪力·阿布力孜.新疆古代服饰研究[M].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08：15.
⑥杨建新，张毅，周连宽，等编著.古西域行记十一种[M].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13：468.
参考文献：
[1]杨建新，张毅，周连宽，等编著.古西域行记十一种[M].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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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肖冰.丝绸之路服饰研究[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
[5]侯世新.西域历史文化宝藏探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论文集[C].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
[6]阿迪力·阿布力孜.新疆古代服饰研究[M].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08.
[7]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新疆通志·文物志[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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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李吟屏.洛浦县山普拉古墓地出土缂毛裤图案马人考[J].文物，1990（11）.
[11]武敏.新疆近年出土毛织品研究[J].西域研究，1994（1）.
[12]贾应逸.新疆丝织技艺的起源及其特点[J].考古，1985（2）.
[13]贾应逸.略谈尼雅遗址出土的毛织品[J].文物，1980（3）.
作者简介：李楠（1979-），女，江苏宿迁人，重庆师范师范大学副教授，山东大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民艺学研究、中国画创作与理论；杨树文（1980-），男，重庆师范大学副教授，天津静海人，中央美院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画创作与理论、近现代视觉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