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是一个由渐进变革进入剧烈变革的大黄金时代。
　　那个时代，诞生了一个叫做“士人”的阶层。
　　士这个阶层，不是贵族，不是奴隶，不是工匠，不是商旅，也不是农夫。他们不是寻常的国人，而是“国人”土壤中滋生出来的一批以研修特定艺业与追求特定价值为人生目标的形形色色的流动者。如果非要找这些人的基本共同点，那么，知识技能与自由独立，大约是两个最大的基本点。
　　他们是这样的一群人——无论有没有固定的谋生职业，他们都在孜孜精进的奋争，都在特定的领域达到了当时社会的最高认知水准；无论生存状态如何，他们都有着昂扬饱满的生命力，都在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进行着最为顽强的追求；他们是一群精神本位者，自由独立的人格，笃定不移的信仰，尊严、荣誉与功业，对于他们比生命更为重要；他们分门别类地探究真理，分成了诸多形质各异的学派与专业，相互争辩相互征服相互砥砺，从而达到了最高状态的和谐共生；他们代表着专业知识，代表着社会良心，代表着社会理想，代表着普世价值，代表着涵盖面最为广阔的社会正义。
　　大体说来，他们是当时社会的中产阶级。无论是沦落的贵族，或者是平民的小康，甚或是先代奴隶的蜕变，他们大体都是不穷，不富，读得起书，游得起学，人人学有所长，个个都有争心。他们有资格有能力走进庙堂，但是，他们却没有先天的政治地位，不能对社会推行自己的主张。他们的前途，必须靠他们自己奋争。他们的价值追求，必须靠自己的顽强实践去实现。因为不富，他们只能身着布衣，故而通常自嘲为“布衣士子”。
　　久而久之，“布衣之士”便成了这一阶层的社会称谓。
　　布衣群体的轴心，是研修为政之学的各派士子。
　　正是这批布衣之士，鼓荡起了社会变革的浪潮。
　　在那个“求变图存”的时代，一大批布衣名士自觉地卷入了历史大潮，既强烈地追求着自我价值的最大实现，又自觉担负起了天下兴亡的重担。他们的生命，他们的信念，融入了当时的国家生存竞争，融入了当时的社会变革洪流，也融入了华夏文明史的发展进程。从这一意义上说，他们的个人命运，已经变成了国家命运与族群命运的缩影。他们的自我价值实现得愈是充分，他们融入国家命运的程度愈高，他们的命运自由度就愈是狭小，甚至最终完全地丧失了对自我命运的支配权。
　　纵然如此，他们死不旋踵义无反顾，推进着社会变革。
　　那个时代的布衣政治家风云辈出，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壮丽的一道政治文明风景线。这道政治文明风景线，世世代代地激励着我们，引领着我们，感动着我们。这些布衣政治家们的命运，大体可以这样概括——他们始则应时而动，以无与伦比的超前理念与惊世骇俗的才具节操，做了社会变革风暴的历史推手；最终，他们往往又被反变革风暴的回卷，推上了国家命运的祭坛，成为变革所激起的社会震荡的牺牲。
　　布衣政治家的鲜血，是战国大变革最为深刻的历史标记。
　　这种悲剧牺牲，往往是一个国家兴亡的历史十字路口——或以布衣政治家的牺牲，消弭了社会利益集团间的巨大裂缝，从而使国家变革获得继续发展的巨大空间，保持了国家的持续强盛；或以布衣政治家的牺牲，导致了变法势力的全面失败，国家命运日渐黯淡，乃至最终灭亡。
　　商鞅之死，是前者的典型。
　　吴起之死，则是后者的典型。
　　历史展示的法则是：某种社会变革愈是松缓平和，社会付出的种种代价便愈小，当然，社会发展的步伐也小也慢；某种社会变革愈是剧烈深彻，社会牺牲的种种代价便愈大，当然，社会发展的步伐也大也快。世间没有免费的午餐，历史依然如此。人类千百万年的变革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唯其如此，春秋时期相对松缓平和的渐进变革，发动并主持变革的政治家们的死难牺牲，便很少很少。整个春秋时期三百余年，直接因发端或介入变法而被杀者，大约只有一个半人。一个，是郑国“作竹刑”的邓析。半个，是越国实行平和变革的丞相文仲。文仲最终被杀的真实原因，基本面在于权力斗争与君主猜忌，而不在于推行变革。故此，文仲只能算得半个变法牺牲者。春秋时期更多的变法政治家，大都是执政到老而正常谢世的。齐国的大改革家管仲，郑国的大改革家子产等，都是强势而终的。
　　编辑/一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