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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基于“课证融通”产生的背景及有效性,探讨其在金融学专业教育教学改革中应用的可行性。在深入剖析金融学专业教育教学改革目标及重要举措的基础上,从机制层面上分析,“课证融通”是产学研、产教融合的结果,也可以反过来深化产学研、产教融合的效果;从操作层面上分析,课程体系重构与考核方式多元化为“课证融通”提供了重要的契机与抓手。鉴于此,“课证融通”培养模式有助于推动金融学专业教育教学改革,解决长期以来金融人才供需的结构性矛盾,提高复合型、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质量。
关键词:课程建设;专业建设;学历教育;职业资格认证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164(2021)11-0142-03
教育部《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中将“经济社会发展和学生职业生涯发展需求”作为深化高校供给侧改革的首要目标,着力提高课程体系的实践性和职业导向性。“课证融通”将职业资格证书有效融入本科教育教学中,使学生兼具专业理论素养和职业实操能力,有效适应了教学改革的目标,对新形势下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扩大就业创业、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具有重要意义。
金融业作为知识密集型和应用实践型行业,在人才培养方面具有更高要求。学生既要有扎实的理论知识,又要有熟练的实操能力。高质量的职业证书能有效提高金融行业毕业生的竞争力,正受到越来越多大学生的重视。随着国际金融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高校只有重视对人才综合素质和专业技能的培养,才能满足市场需求。本文基于文献综述的视角,对“课证融通”的产生背景进行分析,在梳理和总结其有效性的基础上,探究“课证融通”在金融学专业教学改革中的可行性。
一、“课证融通”产生的背景
目前学界对“课证融通”的内涵已基本达成共识。“课”与“证”均有两层含义。广义上,“课”表示专业人才培养,“证”表示职业岗位要求;狭义上,“课”表示具体专业课程,“证”表示具体职业资格 [1]。所谓“课证融通”,是指以市场所需的职业资格证书为导向,以实现毕业生充分、有效就业为目标,把职业证书所要求的理论知识、操作技能及职业素养等贯穿于专业课程教学中,并且将职业技能鉴定融入课程结业考试 [2-5]。
“课证融通”产生于高等职业教育,本质是将理论与实践结合,实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与职业岗位要求相融合、职业资格证书的“职业标准”与职业教育的“课程标准”相协调 [6-8]。当前,我国的高等教育政策正围绕“职业路径”进行重组,企业对于技能型、应用型人才的迫切需求、职业准入制度的确立以及教育理念的改革与转型促成了“课证融通”培养模式的产生与发展。
(一)技能型人才培养需求
所谓“技能型人才”,要求学生既要有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又要具备丰富的实践应用技能 [9-10]。高等教育体系是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社会需求与高校培养方式的错位导致技能型人才的供给与需求存在数量性短缺和结构性矛盾,毕业生冗余与人才短缺现象同时存在 [11-13]。隨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迫切需要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确立
职业资格证书是市场经济体制下配置和评价劳动力资源的重要手段,是建立健全劳动力市场的制度保障 [14]。近年来,高校流行“考证热”,学生纷纷加入“考证大军”,以期提高其在就业市场中的竞争力。国内外研究也证实了职业资格证书对劳动者就业质量以及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15-17]。但是,当前的职业资格认证体系也存在证书多头认证、社会认可度低,学生证书量多质差,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考核重复等问题 [18-20],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职业资格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增加了人才培养的成本。
(三)“能力本位”理念的推行
“能力本位”理念源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教师教育改革,伴随“社会效率论”的提出,适用范围逐渐扩展到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领域,体现了社会需求的变化,反映了人发展的本质规律,即知识-素质-能力的演变 [21-22]。新时代背景下,伴随经济全球化和社会的转型发展,“能力本位”被赋予了更丰富的时代内涵。构建以“能力本位”为逻辑引领的育人体系需要兼具“按需设计”的培养目标,“能力”贯穿的人才培养方案以及多元化的能力评价考核标准 [23]。
二、“课证融通”有效性分析
(一)职业教育有效性
高职院校在“课证融通”培养模式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与实践,并取得了一定成果。章安平和方华(2008)、郑美花(2013)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在“课证融通”的培养模式下,课程考试通过率和考证通过率均显著提高 [24-25]。陈育俭(2017)发现将考证纳入课程考核体系,可以避免证书学习与课程学习的时间冲突,更多学生在有机会考证的同时也提高了课程学习的积极性 [26]。杜怡萍等(2019)、徐平利等(2019)以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为例,研究结果表明“课证融通”的人才培养模式使很多学生在校期间就能通过华为HCIE顶级认证,数量居全国之首 [12,27]。此外,通过企业端调研发现,“课证融通”模式下的毕业生综合素质和职业素养均明显优于同期入职的毕业生,就业薪酬更高,毕业生对自己的工作岗位、薪酬和发展前景满意度也更高 [5]。
(二)学历教育有效性
“课证融通”虽然起源于高职教育,但是在本科教学改革的推动下,正逐步扩展到学历教育中。部分高校已将职业化培养纳入人才培养体系,在此基础上开设了针对国际职业资格认证的实验班,通过“课证融通”的培养方式实现高素质、国际化、应用复合型人才的培养目标,并取得了良好成效。
刘骅和张维(2013)、田高良等(2014)针对国际化职业资格认证(如ACCA、CFA和CIMA等)的研究发现,“课证融通”的培养模式在本科教学中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学生综合素质、英语水平和适应国际化能力显著提高 [28-29]。在课程学习方面,郭江华等(2019)发现“课证融通”迎合了更多学生的需求,课堂抬头率显著提高,课程通过率明显要高于同类班级 [30]。在国际化职业资格考试方面,“课证融通”模式下的学生本科阶段ACCA和CIMA的考试通过比率明显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31]。“课证融通”对于师资队伍国际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能够促进教师教学、科研和实践能力的有机融合 [32]。 三、“课证融通”在金融学专业教育教学改革中的可行性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正加快融入国际金融市场,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国际交流能力和良好的职业素质的金融专业人才成为人才队伍建设的重中之重。教育部《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将“经济社会发展和学生职业生涯发展需求”作为深化高校供给侧改革的目标,要求着力提高课程体系的实践性和职业导向性。本文基于本科教育教学改革目标及金融学专业的现实需求,从机制与操作层面阐释了“课证融通”的可行性。
(一)机制层面的可行性分析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将“深化产教融合,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结合”作为当前推进人力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迫切要求。产学研、产教融合顺应了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通过加强学校与企业、科研机构之间的合作,可以同时满足学生的知识诉求和职业需求,有利于促进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对接 [33-34]。“课证融通”以“培养高质量人才”为核心,抓住“课堂教学”与“职业认证”两个关键点,实现人才供给与需求的互联互通 [12]。因此,“课证融通”既是产学研、产教融合的结果,也可以反过来进一步深化产学研、产教融合的效果。
(二)操作层面的可行性分析
在操作层面上,“课证融通”主要包括课程体系或培养体系的建构以及考核机制的设计。首先,郭江华等归纳总结了部分院校课程教学体系重构的具体路径 [30]。在课程教学体系重构中实现“课证融通”可以通过两种途径:一是,以职业资格标准和资格证书要求的必备知识为主线,设置与职业资格考试相对应的专业课程,形成多个不同技能及相关知识的模块 [2,34];二是,通过将课程与考试对接,以职业资格考试用书为主要教材,进行操作技能性练习和实训 [36]。
其次,课程考核是教学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是检验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手段之一。人才培养目标的多元化要求建立知识、能力和素质多元化的综合教育质量评价体系 [37]。“课证融通”的培养模式提供了多方位、多渠道的考核办法,丰富了课程考核形式。目前主要有三种形式:(1)以职业资格认证考试代替课程考试,学生在完成专业核心课程后,参加与该课程相关的职业资格认证考试,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作为课程考核标准 [35];(2)由传统的“平时考核+期末考核”转变成“企业考核+过程考核+综合考核”的多样化评价,实现过程与结果考核相结合、校内与企业考核相结合,校内考试与职业考证相结合的综合评价体系 [24,38];(3)构建流动式课程考核机制,即学生完成阶段性课程学习后,进行总结性课程考核,毕业前进行综合课程学习考评 [39]。多维度考核方法不仅能够多方位的实现教学目标,也能够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和实践能力,使学生真正实现学以致用 [40]。
四、结论
本文系統梳理了“课证融通”的产生背景,并基于国内外相关研究,从职业教育与学历教育两个方面阐释了“课证融通”的有效性。在此基础上,以金融学本科教育教学改革为背景,从机制层面和操作层面探讨了“课证融通”的可行性。研究结果表明,“课证融通”培养模式能够同时契合本科教育教学改革目标以及社会对于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需求,有助于推动本科教育教学改革,解决人力资源供给侧结构性问题。本科教育教学改革为“课证融通”提供了基础平台和重要契机。“课证融通”培养模式仍然处于探索阶段,在培养方案架构,课程体系设计以及考核方式整合方面仍需要进一步完善,但其广阔的发展前景和日益增进的社会需求,对于培养复合型、专业型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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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汪旦旦)
关键词:课程建设;专业建设;学历教育;职业资格认证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164(2021)11-0142-03
教育部《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中将“经济社会发展和学生职业生涯发展需求”作为深化高校供给侧改革的首要目标,着力提高课程体系的实践性和职业导向性。“课证融通”将职业资格证书有效融入本科教育教学中,使学生兼具专业理论素养和职业实操能力,有效适应了教学改革的目标,对新形势下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扩大就业创业、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具有重要意义。
金融业作为知识密集型和应用实践型行业,在人才培养方面具有更高要求。学生既要有扎实的理论知识,又要有熟练的实操能力。高质量的职业证书能有效提高金融行业毕业生的竞争力,正受到越来越多大学生的重视。随着国际金融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高校只有重视对人才综合素质和专业技能的培养,才能满足市场需求。本文基于文献综述的视角,对“课证融通”的产生背景进行分析,在梳理和总结其有效性的基础上,探究“课证融通”在金融学专业教学改革中的可行性。
一、“课证融通”产生的背景
目前学界对“课证融通”的内涵已基本达成共识。“课”与“证”均有两层含义。广义上,“课”表示专业人才培养,“证”表示职业岗位要求;狭义上,“课”表示具体专业课程,“证”表示具体职业资格 [1]。所谓“课证融通”,是指以市场所需的职业资格证书为导向,以实现毕业生充分、有效就业为目标,把职业证书所要求的理论知识、操作技能及职业素养等贯穿于专业课程教学中,并且将职业技能鉴定融入课程结业考试 [2-5]。
“课证融通”产生于高等职业教育,本质是将理论与实践结合,实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与职业岗位要求相融合、职业资格证书的“职业标准”与职业教育的“课程标准”相协调 [6-8]。当前,我国的高等教育政策正围绕“职业路径”进行重组,企业对于技能型、应用型人才的迫切需求、职业准入制度的确立以及教育理念的改革与转型促成了“课证融通”培养模式的产生与发展。
(一)技能型人才培养需求
所谓“技能型人才”,要求学生既要有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又要具备丰富的实践应用技能 [9-10]。高等教育体系是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社会需求与高校培养方式的错位导致技能型人才的供给与需求存在数量性短缺和结构性矛盾,毕业生冗余与人才短缺现象同时存在 [11-13]。隨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迫切需要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确立
职业资格证书是市场经济体制下配置和评价劳动力资源的重要手段,是建立健全劳动力市场的制度保障 [14]。近年来,高校流行“考证热”,学生纷纷加入“考证大军”,以期提高其在就业市场中的竞争力。国内外研究也证实了职业资格证书对劳动者就业质量以及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15-17]。但是,当前的职业资格认证体系也存在证书多头认证、社会认可度低,学生证书量多质差,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考核重复等问题 [18-20],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职业资格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增加了人才培养的成本。
(三)“能力本位”理念的推行
“能力本位”理念源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教师教育改革,伴随“社会效率论”的提出,适用范围逐渐扩展到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领域,体现了社会需求的变化,反映了人发展的本质规律,即知识-素质-能力的演变 [21-22]。新时代背景下,伴随经济全球化和社会的转型发展,“能力本位”被赋予了更丰富的时代内涵。构建以“能力本位”为逻辑引领的育人体系需要兼具“按需设计”的培养目标,“能力”贯穿的人才培养方案以及多元化的能力评价考核标准 [23]。
二、“课证融通”有效性分析
(一)职业教育有效性
高职院校在“课证融通”培养模式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与实践,并取得了一定成果。章安平和方华(2008)、郑美花(2013)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在“课证融通”的培养模式下,课程考试通过率和考证通过率均显著提高 [24-25]。陈育俭(2017)发现将考证纳入课程考核体系,可以避免证书学习与课程学习的时间冲突,更多学生在有机会考证的同时也提高了课程学习的积极性 [26]。杜怡萍等(2019)、徐平利等(2019)以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为例,研究结果表明“课证融通”的人才培养模式使很多学生在校期间就能通过华为HCIE顶级认证,数量居全国之首 [12,27]。此外,通过企业端调研发现,“课证融通”模式下的毕业生综合素质和职业素养均明显优于同期入职的毕业生,就业薪酬更高,毕业生对自己的工作岗位、薪酬和发展前景满意度也更高 [5]。
(二)学历教育有效性
“课证融通”虽然起源于高职教育,但是在本科教学改革的推动下,正逐步扩展到学历教育中。部分高校已将职业化培养纳入人才培养体系,在此基础上开设了针对国际职业资格认证的实验班,通过“课证融通”的培养方式实现高素质、国际化、应用复合型人才的培养目标,并取得了良好成效。
刘骅和张维(2013)、田高良等(2014)针对国际化职业资格认证(如ACCA、CFA和CIMA等)的研究发现,“课证融通”的培养模式在本科教学中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学生综合素质、英语水平和适应国际化能力显著提高 [28-29]。在课程学习方面,郭江华等(2019)发现“课证融通”迎合了更多学生的需求,课堂抬头率显著提高,课程通过率明显要高于同类班级 [30]。在国际化职业资格考试方面,“课证融通”模式下的学生本科阶段ACCA和CIMA的考试通过比率明显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31]。“课证融通”对于师资队伍国际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能够促进教师教学、科研和实践能力的有机融合 [32]。 三、“课证融通”在金融学专业教育教学改革中的可行性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正加快融入国际金融市场,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国际交流能力和良好的职业素质的金融专业人才成为人才队伍建设的重中之重。教育部《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将“经济社会发展和学生职业生涯发展需求”作为深化高校供给侧改革的目标,要求着力提高课程体系的实践性和职业导向性。本文基于本科教育教学改革目标及金融学专业的现实需求,从机制与操作层面阐释了“课证融通”的可行性。
(一)机制层面的可行性分析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将“深化产教融合,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结合”作为当前推进人力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迫切要求。产学研、产教融合顺应了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通过加强学校与企业、科研机构之间的合作,可以同时满足学生的知识诉求和职业需求,有利于促进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对接 [33-34]。“课证融通”以“培养高质量人才”为核心,抓住“课堂教学”与“职业认证”两个关键点,实现人才供给与需求的互联互通 [12]。因此,“课证融通”既是产学研、产教融合的结果,也可以反过来进一步深化产学研、产教融合的效果。
(二)操作层面的可行性分析
在操作层面上,“课证融通”主要包括课程体系或培养体系的建构以及考核机制的设计。首先,郭江华等归纳总结了部分院校课程教学体系重构的具体路径 [30]。在课程教学体系重构中实现“课证融通”可以通过两种途径:一是,以职业资格标准和资格证书要求的必备知识为主线,设置与职业资格考试相对应的专业课程,形成多个不同技能及相关知识的模块 [2,34];二是,通过将课程与考试对接,以职业资格考试用书为主要教材,进行操作技能性练习和实训 [36]。
其次,课程考核是教学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是检验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手段之一。人才培养目标的多元化要求建立知识、能力和素质多元化的综合教育质量评价体系 [37]。“课证融通”的培养模式提供了多方位、多渠道的考核办法,丰富了课程考核形式。目前主要有三种形式:(1)以职业资格认证考试代替课程考试,学生在完成专业核心课程后,参加与该课程相关的职业资格认证考试,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作为课程考核标准 [35];(2)由传统的“平时考核+期末考核”转变成“企业考核+过程考核+综合考核”的多样化评价,实现过程与结果考核相结合、校内与企业考核相结合,校内考试与职业考证相结合的综合评价体系 [24,38];(3)构建流动式课程考核机制,即学生完成阶段性课程学习后,进行总结性课程考核,毕业前进行综合课程学习考评 [39]。多维度考核方法不仅能够多方位的实现教学目标,也能够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和实践能力,使学生真正实现学以致用 [40]。
四、结论
本文系統梳理了“课证融通”的产生背景,并基于国内外相关研究,从职业教育与学历教育两个方面阐释了“课证融通”的有效性。在此基础上,以金融学本科教育教学改革为背景,从机制层面和操作层面探讨了“课证融通”的可行性。研究结果表明,“课证融通”培养模式能够同时契合本科教育教学改革目标以及社会对于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需求,有助于推动本科教育教学改革,解决人力资源供给侧结构性问题。本科教育教学改革为“课证融通”提供了基础平台和重要契机。“课证融通”培养模式仍然处于探索阶段,在培养方案架构,课程体系设计以及考核方式整合方面仍需要进一步完善,但其广阔的发展前景和日益增进的社会需求,对于培养复合型、专业型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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