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诗人，这一点可以肯定。有次参加一个小型聚会，有个哥们感慨地说：“今天在座的可都是赫赫有名的诗人……”我赶紧猛饮两口酒，借此掩饰打心眼喷涌而出的惭愧。
　　我是个爱诗的人，这一点谁也别想否认。牙牙学语的时候，有次在院子里拉了一陀屎，这陀屎的形状让我浮想联翩，结果我兴奋得屁股都没擦就跑到我爸那儿说：“我拉了个北京白塔！”这件事情我引以为豪，童年的想象力给我的写作打下了第一块地基。


　　上大学以前我写的诗加起来不到十首，全是些见风流泪、感时伤怀的句子。我生活的那个小县城信息闭塞，以至于我高中的时候突然看到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惊讶得一塌糊涂。那是1994年，在那以前我一直以为全中国只有一个诗人叫汪国真。
　　从大学开始，我才接触到真正的当代诗歌。同时记住了北岛、顾城、海子、于坚、韩东这些名字，他们虽然活跃在不同时期，但是给我的冲击几乎是同时的。我一直想，像我这样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的写作者，在这样一个复杂的文化背景下，当我们脱离弱智的阅读习惯和能力的时候，中国的文化发展却一下子缓慢了，这可能是我们这代人一生中最大的遗憾。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复苏的时候，我们还戴着红领巾升国旗，在操场上甩烟壳、捡冰糕棒。每当看到别人回忆起白衣胜雪、长发飘飘的八十年代都唏嘘不已，那时候诗人的称号是一顶华丽的桂冠，等我写诗了，诗歌在世人看来却几乎成了一个烂得没边的草帽……
　　我总感觉自己生活在一个夹缝里，套用王朔的一部小说名：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不知道何时才能浮出来。
　　写诗也有一大好处，就是无论生活多么的痛苦，内心深处还有点情怀，还可以“在国徽上种植约会”，有了钱，就想着“用坚挺的美元，给这个世界戴一顶资本主义的绿帽子”，没钱，还可以“用大漠孤烟直的豪情，再绿一遍普希金的头顶”。
　　在学校举办个人小型诗歌展那年，我大学毕业了，老实说大学最大的收获就是诗歌，给我最大受益的是我的同桌郑伟。我的每首新作都会得意洋洋地拿给他看。他中学的时候就是全国小有名气的文学少年，有一双非常敏锐的眼睛和一张见了女孩就通红的脸。他的鉴赏力一度成为我进步的台阶。大学里他只写过一首短诗，是我们在搞一次爱情诗专题活动时，硬逼着他写的，题目叫《弃荒远置的爱情》，我不知道他的爱情是否真的弃荒远置过。那时候他偶尔收到一些来自郑州的信，看的时候坐在上铺表情诡秘，几年后我问他郑州现在怎么样，郑伟笑道：“什么郑州？那是你嫂子！”
　　我恍然大悟：“原来郑州已经解放了。”
　　回忆绝对是生活赐予我们的镐赏。我相信每一种气质都是天生的，但是否能去做某件事，取决于命运里的偶然。曾经以为离开校园，就再也不会写作，这种想法在毕业后的一年里一直没有改变。直到开始上网，开始到“榕树下”，我把过去那些寂寞的诗歌慢慢地贴出来，有一天发现竟没什么可贴的了，然后就开始写新的，然后知道并去各个诗歌网站发帖。
　　在上网之前，我的创作过程的确可以用“孤独”这个词来形容。所有的文本都囤积于一个个塑料文件夹中间，我不知道像我这样热爱写作的动物世界上还存活多少，是否濒临灭绝；上网后才发现，网上竟然有那么多都比我生猛。
　　其实我觉得最真诚的交流并不能在网上实现，我是一个不能没有朋友的人，因为我最向往“人生如梦，把酒当歌”的感觉。从小学三年级开始看《水浒传》，上面的好汉一进酒馆动辄“二斤牛肉，一坛好酒”。高中的时候有个弹吉他的哥们儿叫夏天，他想在县城利用暑假开个吉他班，因为过去有个弹吉他的前辈开过一个，据说虽然没赚几个钱，但天天晚上都可以啤酒羊肉串，所以那时候和县城的小兄弟们最向往的生活就是“啤酒羊肉串”。这种向往在大学毕业后有了形式上的实现，可没有人能再和你肝胆相照。2001年的冬天，我给同在一个城市却从未谋面的作家马知遥发了一封伊妹儿，有一句话他记在了心上，我写：“济南是一座干燥的城市，我想离开了。”
　　第二天，马知遥给我打电话，让我和他一起参加一个聚会，我认识了严冬。
　　那一天是2001年11月23日，农历十月初九，有北风，宜开光，忌掘井。我们三个人在经一路116号旁边的宝宝酒馆畅谈至深夜，后来，我们都写了一首同题诗《11月23号的晚上》。
　　那天本来还有谭延桐，因为他就要离开济南去南方了，忙于其他的事情，我在同题诗歌里有这样的描述：
　　给谭延桐打电话他正在吃饭
　　听说不久要去南方了
　　南方现在还暖和
　　这里已经有冬天来临的征兆


　　济南的冬天并不像老舍先生写的那样安详从容，不过在那个冬天，我感受到了来自诗歌的温暖。半年后，我去了上海，没有和诗歌相关的原因。
　　我们生下来，诗歌早就存在了；我们结束的时候，诗歌依然存在。我们是诗歌的过客，也是诗歌的孩子，在世界上无助地飘荡。唯一追求的就是此生能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诗意的世界。